我們為什麼懷念“中國通”傅高義？
視頻拍攝於2019年5月16日，傅高義在家中接受《環球》雜誌記者專訪
文／《環球》雜誌記者 楊士龍
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教授、著名中國問題學者傅高義當地時間12月20日在馬薩諸塞州的一間醫院去世，享年90歲。
1930年7月出生的傅高義，是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前主任、社會學家、漢學研究學者，是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和日本問題專家。在一般讀者看來，他是個才高學富、著作等身的權威學者。而和他有過個人交往的同事、朋友，都往往談及他的風趣、幽默和樂於助人。採訪過他的華文記者則有一個共識，傅老温文儒雅，可以説是一個把儒者風浸淫到骨子裏的美國學者。
最直接的，英文叫“Ezra Vogel”的他，給自己取了“傅高義”這個中文名，即可見其中國文化之修養。傅高義曾解釋，他父親是波蘭猶太人，姓“Vogel”，德語發音近“傅高”，名“Ezra”首字母“E”音近“義”，“我知道在中文裏，‘義’也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標準，這正是我想追求的。”
傅高義和家人在鄧小平雕像前合影。圖片由傅高義的兒子提供
“我父親熱愛中國和中國人民”
傅高義曾任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1995-1999年）和亞洲中心首任主任（1997-1999年）。2000年退休後，其研究方向轉向歷史學。2011年，他81歲時出版《鄧小平時代》。此書被視為向西方客觀介紹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的重要著作。2019年89歲時，他出版了《中國和日本：面對歷史》，回顧了中日兩國1500多年來政治和文化聯繫的歷史。
“我的父親熱愛中國和中國人民。他一直希望中國能與日本和美國建立更好的關係。為了實現這一願景，我們這三個國家的下一代人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傅高義的兒子、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教授史蒂文12月21日在接受《環球》雜誌記者電子郵件採訪時這樣説道。
上世紀80年代的一個夏天，史蒂文曾和父親、繼母夏洛特·伊克爾斯一起在廣州中山大學度過了一段時光。1978年中國廣東省率先進行經濟改革後，1987年傅高義應廣東省政府的邀請，花了八個月的時間研究該省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1989年他出版《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一書。
“80年代當然是見證中國轉型的一個不可思議的時刻……我父親説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夏洛特説一口流利的廣東話，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組合。他們可以跟不同行業的人、來自不同地方的人交流。”史蒂文回憶説。“我陪父親和夏洛特到當地的工廠和公社進行各種實地考察。夏洛特和我有時會抱怨那裏的條件，那裏沒有空調，只有簡單的食物，但父親毫不氣餒。他特別喜歡與人交流，追求新知。”
史蒂夫説，在俄亥俄州一個小鎮長大的傅高義是個好丈夫，也是個好父親。在過去的25年中，他每個假期都要辦家庭大聚會。2020年的家庭團聚活動原定於他去世的那一天通過Zoom進行。傅高義另外一個兒子大衞在馬薩諸塞州劍橋生活工作，女兒伊芙在馬薩諸塞州阿默斯特，他的姐姐費伊·布斯岡在馬薩諸塞州戴德姆，孫子輩總共有5人。
傅高義與姐姐費伊·布斯岡 BenRosser/攝
傅高義和夏洛特結婚41年來一直是互相支持的伴侶。兩人在前20年間堅持每天跑步。當傅高義的膝蓋開始變得虛弱後，他們在後20年間一同騎自行車。就在他去世前不久，他甚至一天騎四英里（約6.4公里）。
傅高義最初學的是社會學，研究美國家庭問題。1958年至1960年，他花了兩年時間在日本學習日語並開展研究，由此成為研究日本社會的專家。20世紀60年代，他開始學習漢語，為去中國旅行做準備，並在此之後成為研究中國社會的專家。傅高義很有語言天賦，精通日語和漢語，並終生對語言學習保持很高的熱情。面對面接受我們採訪時，他首選講中文。
“誰也沒想到中國發展這麼快”
傅高義是記者來美工作後的第一個專訪對象。那是2016年12月的一天，我和同事們趕到他位於哈佛校區的家裏時，夜幕已經降臨。房子是個兩層的小樓，一樓客廳佈置得很簡樸，洋溢着東方文化的氣息。儘管做了不少功課，但見到傅高義本人，我還是有一種對面坐的這位慈眉善目、中文流利的清瘦老人是個傳統中國文人的錯覺。當時談及新政府對華政策，老人認為，特朗普團隊執政經驗少，國際和外交知識有限，對中美關係情況不瞭解，兩國關係面臨挑戰。但他本人認為，美中應該選擇合作，“畢竟兩個國家的關係太重要了，對全世界的影響太大了，所以不能不合作”。
2019年5月16日，傅高義在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家中讀書。王迎攝
2019年5月16日，我和同事們再次去傅高義家訪問，那次談的時間比較長，話題也從世界形勢、中美關係、中國改革開放，談到了他個人成長和學術研究經歷。他還特別高興地預告説，自己的新書《中國和日本：面對歷史》即將出版了。大家不由得對老人肅然起敬，我們這些年富力強的人有什麼理由抱怨工作生活辛苦呢？在大家七手八腳佈置拍攝場景燈光時，傅高義又悄悄到隔壁看書去了。
“中國發展這麼快，我沒有想到，恐怕沒一個外國人能想到，甚至不少中國人也沒想到，”那次採訪中，他再次對中國發展之快表示讚賞。
“從（上世紀）80年代以後，我至少每年去一次中國，我發現中國人生活的情況越來越好。”2018年10月那次訪華期間，他還體驗了中國高鐵，“高鐵非常好，跟日本現在也差不多了”。
在傅高義看來，197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決策“了不起”，是它將中國推上了飛速發展之路。
進入耄耋之年的傅高義對中美關係依然十分關注。2019年7月，美國百位專家學者及前外交官在《華盛頓郵報》網站上發表一封致總統特朗普及國會議員的聯名公開信，稱敵視中國對美國無益，“最終或將孤立（華盛頓）自己，而不是北京”。傅高義是五位執筆者之一。
2019年9月17日晚，傅高義又親赴紐約，參加華美協進社舉行的名為“中國是敵人嗎？”對話會。他明確表示，近年來美國政府中有些人一窩蜂地指責中國，甚至讓部分中國人覺得中國被美國視為“敵人“，但中國並不是。所謂中美”脱鈎“不可能實現，雙方應保持接觸和對話，積極解決雙邊關係中存在的問題。
2020年4月3日，美國智庫亞洲協會中美關係中心和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迭戈分校21世紀中國研究中心聯合發表題為《拯救來自美國、中國和全球的生命》的聲明。聲明得到93名美國前政府高官和專家學者的聯名支持，傅高義又名列其中。
除了當面採訪，四年來記者與傅高義一直保持着郵件往來，有問題就直接問他，老人家基本是有問必回。深感心痛的是，老人給我回的最後一封郵件是4月4日，就是上述公開信發表的次日。他這樣寫道：“這次（疫情危機）是中美合作的好機會，但我擔心短期內中美關係難有起色。”
傅高義多次指出，中美關係遇阻的一部分原因是美國人不知道怎麼應對中國的飛速崛起。中國影響力不斷擴大，有些方面甚至已經可以替代美國了。這讓習慣了做老大的美國人“很不習慣”。為此，他生前在哈佛大學等高校組織有關中國問題講座的同時，還與美國中美友好協會合作一個項目，為二三十名中文好、對中國研究有一定基礎的年輕學者進行定向培養。
他認為，中美兩國要從建交40年交往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還是要保持接觸，加強對話，談判解決雙邊關係中的問題。“中國不是一個會侵略別國的國家，也沒有顯露出過這類跡象”，“中國只想成為一個受人尊重的、強大的國家”。當然，中國也要善於聽取、妥善處理美國等國家的相關意見。
大師告別了舞台
傅高義喜歡與朋友、家人和同事保持聯繫，他珍視長期的友誼，定期回家鄉參加高中和大學同學的聚會。他與哈佛大學的研究生和年輕學者聯繫緊密，並定期在他家裏聚會、研究、學習。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他還接待過一批在中國工作的學生。他將《鄧小平時代》一書的全部版税都捐給了母校俄亥俄衞斯理安大學。
傅高義與兒子和女兒準備騎自行車圖片由傅高義的兒子提供
回想起來，傅高義身體變差是有跡象的。去年5月那次採訪，他反應依然很快，但表達顯然不如之前利索，不時要拿毛巾擦下嘴角的口水。對此，他還特別抱歉説要影響攝像效果了。但誰也沒有想到他會這麼快離開我們。
念此茫茫，斯人已去。
“他是我們中心的真正擁護者，一位博學的學者，一位很好的朋友。我們將真正懷念他，”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當地時間12月20日晚在一份宣佈傅高義去世的聲明中表示。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隨後連發推文，深切緬懷傅高義：“他一生致力於增進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瞭解，為兩國人民的友誼和中美關係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對中國的智慧和見解不僅對研究該領域的人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對整個世界來説也是如此。”
“我認識傅高義教授很久了，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我相信他的理念和承諾會一直對我們產生影響。我向傅高義教授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問，”崔天凱説。
美國庫恩基金會主席羅伯特·勞倫斯·庫恩12月21日對《環球》雜誌記者表示：“傅高義是一位巨人，他所寫的，他所推動的，他所指導的，為漢學這一重要領域和美中關係樹立了標準。儘管他不該現在離開我們，但他的理智和精神將與我們同在。”
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系全球政治與國際關係金駿遠也在接受《環球》雜誌記者採訪時説，傅高義去世是“一個令人震驚和極度悲傷的消息。一個巨人離開了舞台。”
金駿遠説，他在伯克利讀書的時候，教材就是傅高義的著作。“在隨後的幾十年裏，我只是通過他的作品認識他，直到我們邀請他到賓大發表關於鄧小平傳記的新書演講。”
金駿遠回憶，演講當然很精彩，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之後的晚餐談話。期間傅高義對在場幾位研究生的工作和觀點大為讚賞，並像對待在校老師一樣認真對待他們。“他是一個榜樣，正如俗語所言，他是‘君子學者’。”
著名國際關係學者、同樣在哈佛大學任教的約瑟夫·奈對此深表贊同。他12月21日在郵件中對《環球》雜誌記者表示，傅高義是一位偉大的朋友和同事：“他非常有耐心地向我解釋錯綜複雜的亞洲，我們在哈佛大學的許多學習小組裏一起工作，退休後還一起相約吃午飯。他總是為棘手的問題尋求答案，對每個人都持開放態度。”
位於華盛頓的中美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蘇拉布·古普塔表示，他雖然沒有機會與傅高義進行一對一的個人交流，但“他是美國知識界東亞研究的絕對支柱”。
古普塔對《環球》雜誌記者説：“他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擁有智慧，認識到文化的複雜性和力量所在。這些特質為不同文化、不同社會和不同人民之間，乃至國家之間進行更加豐富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奠定了基礎。”
“他的去世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一個時代的逝去。但是，正如他的貢獻將豐富和拓展一代又一代的學者的眼界和能力一樣，我也深信美中關係也能度過這些困難時期，長期保持穩定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