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遙：是誰在發起“公眾輿論戰”

一段時間以來，美國一些人士頻頻對中國進行“有罪推定”與轉移視線的情緒化宣泄，致使中美之間長期積累的互信基礎與艱辛打造的交流機制嚴重受損。人文往來本是國家間關係的民意基石，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美方一些部門以“文化入侵”的罪名強令有關大學關閉孔子學院，並將部分在美中國媒體指定為“外交使團”。美國一些智庫發表毫無根據的報告，抹黑中國以“大外宣”對美國人“搞文化洗腦”。

作為公共外交概念的發源地，美國向來主張由政府主導公共外交，並始終賦予其“輿論鬥爭”的美國特色。早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方即在《美國公共外交與國際傳播綜合報告》中直言“公共外交對美國至關重要，有助於我們與敵對勢力開展意識形態鬥爭”。此後，原本以反恐輿論戰為職能的美國“全球交戰中心（GEC）”不斷擴大斗爭範圍，直接將鬥爭矛頭指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主權國家。2020年9月，美國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發表《公共外交與新的“舊”戰爭》報告，不但公開鼓吹要重拾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工具”，還提議在“全球交戰中心”之下設立反華、反俄、反伊、反恐四個輿論戰隊，並以此為名向美國國會申請財政經費，意圖從每年近4億美元的公共外交撥款中分一杯羹。若無威脅與敵人，何來撥款之名？美國一些政客“命定擴張”的戰略衝動常常與其代表的利益集團的經濟算計渾然一體。他們有必要了解的是，中華民族雖有數千年的文明賡續，卻並無文化擴張與對外傳教的歷史傳統，孔夫子強調對待自己要“人不知而不愠”，孟夫子主張對待別人要“往者不追，來者不拒”，這與一些美國政客所謂“天定命運”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

一言不合便對他國施以“逆我者亡”的封鎖制裁，歷來是美國一些政客的“看家本領”。1949年，眼見新中國“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國民政府時期承諾的美國在華利益不保，美方便對華採取拒絕承認、封鎖禁運的錯誤政策，致使中美關係陷於敵對。在中方推動下，1955年至1970年，並未建交的中美兩國於日內瓦和華沙舉行了136次大使級會談，其間中方多次提出關於促進中美人民往來和文化交流、關於中美兩國准許對方新聞記者前來進行新聞採訪的協議聲明草案，均遭美方拒絕。1966年3月，面對冷戰擴張帶來的國庫日空與世情劇變，美國參議院外委會主席富布賴特主持中國問題聽證會，費正清等知華派專家力主反思對華政策並放寬美國人員的訪華限制。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訪華時對毛澤東主席直言：“現在我們能坐在一起暢談，主要是因為我們認清了世界新局勢，也認清國家內部的政治思維模式沒那麼重要。”眼下，面對百年未有的世界變局與全球挑戰，美方一些人不思如何加強國際協調卻重走阻礙人民友好的錯誤老路，既不符合中美兩國人民利益，也不利於國際社會攜手共克時艱。

一段時間以來，美國一些政客出於思維偏見和一己私利，對包括孔子學院、對外友協以及一些中國媒體行之有年的中美合作項目粗暴干擾、橫加阻撓，2020年以來更宣佈停止了具有指標意義的“富布賴特項目”等對華人文交流機制。然而，正如美國知華派專家傅高義所言：美中聯繫緊密，難以人為分開。任何人都無法割斷中美民心相通的歷史長河，也無力阻擋中國和平發展的時代大勢。費正清與傅高義針對美國政客的苦口良藥言猶在耳：中國是不能僅僅用西方術語的轉移來理解的，它的政治必須從它內部的發生和發展去理解。如果試圖把對華政策定位在改造甚至顛覆中國，不僅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且必將撞上南牆。中方無意同美方打外交戰、媒體戰或其他什麼戰，兩國各界有識之士要共同抵制搞“人文脱鈎”的企圖，共同反對把人文交流污名化的做法，儘早搬掉阻礙中美兩國人員往來的各種“絆腳石”。

年關已至，現在到了決定中美關係巨輪下一步航線的時刻。中美兩國唯有相向而行，以堅持相互尊重為前提，以加強對話協商為途徑，以深化利益融合為動力，以夯實民意基礎為支撐，促使中美關係重啓對話、重回正軌、重建互信，才能在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正道坦途上攜手共進。（作者是外交學院國家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