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瘋狂中前進：一個駐美記者眼中的2020年
2019年底，當時央視新聞客户端的老師們找到我，説正在做一個策劃，希望全世界的駐外記者們一起祝福2020年。那是一個下雨的下午，我在雨兮兮的紐約時報廣場（Times Square）説，我希望這一年能夠“少一分瘋狂，多一分理解”。
站在2020年的尾巴回望這一年，我相信所有人的感慨萬千：這一年的瘋狂沒有絲毫消退，反而愈加猛烈。而我們這羣駐外記者就在這樣的瘋狂中，艱難地走到了2020年的尾聲。
△在時報廣場進行跨年直播時，怎麼會猜到2020年會如此瘋狂？
地緣政治衝突加劇
作為一個負責聯合國口的記者，還沒有從新年的歡樂氣氛中回過神來，1月7日晚上我和來紐約出差的同事們聊了好久，突然一個手機通知讓我慌了：
美軍1月3日在伊拉克冷不丁地暗殺了伊朗的高級將領蘇萊馬尼後，德黑蘭時間1月8日伊朗對美軍基地進行了導彈報復。
這件事情敏感的地方就在於：美國特朗普政府已經在脱離聯合國決議所保障的伊核協議路上越走越遠，而蘇萊馬尼本人在伊朗國內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如果美伊衝突持續升級，那麼整個中東緊張局勢也會跟着升級。
我還記得，1月7日是個週五，襲擊發生時已經是美國時間晚上了，不一會果然國內就來電話讓我準備電話連線，內容就是聯合國對此事件的回應。聯合國週末通常都在休息的情況下，我還是向秘書長髮言人杜加里克直接發了郵件，要求對此事進行評價。而我收到的回覆也很簡單：今晚沒有評論。（Nothing this evening. ）
所以最後，我硬着頭皮把過去幾天秘書長古特雷斯呼籲停止局勢升級、中方呼籲保持克制等內容進行了報道，算是“圓滿”完成了報道任務。
但是伊核問題卻成為了聯合國貫穿全年的問題之一，從美國單方面要求延長武器禁運，到蓬佩奧和十幾輛車的隨扈到聯合國大搖大擺要求恢復對伊朗制裁，再到伊核協議締約國外長會，幾乎每隔一陣就會有新的話題出現。
美國疫情失控
《紐約時報》説西方本來以為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結果卻成了美國的“滑鐵盧”。如果你在二月問我，我根本不敢猜美國新冠肺炎確診人數每天能達到20萬以上。
特別不幸的是，紐約是美國遭到新冠病毒衝擊最早的地區。三月初市長德布拉西奧還帶頭坐地鐵，説紐約感染病毒的“幾率很低”，到了三月中就封城了，而且大概是美國這麼多地方執行封城最嚴格的了，好多本來火爆的“網紅打卡地點”都空了。
△紐約新晉網紅地點哈德孫場（Hudson Yards）徹底空了
然而美國防疫物資在初期的匱乏，導致了我們這些做記者的也陷入了困難之中：一方面又想要去現場捕捉畫面，但是在紐約甚至連最普通的口罩都買不到；然而在家待着，反覆做着連線，卻又不能最直接説明現在的情況。
這場疫情也讓全世界看到了美國各級政府之間，在防疫一系列關鍵問題上的“荒誕表演”：口罩戴不戴，成了“言論自由”問題，好像戴了口罩就説不了話似的；聚會開不開，成了“年輕人體質”問題，好像年輕人就沒有家人似的；更遑論美國政客們精彩的“注射消毒液”這樣言論了。
所以第一撥美國東北疫情被壓制住後，第二撥南部疫情、第三撥中西部疫情，再到最近全國範圍總體暴發，可以説此起彼伏。
由於工作關係，我在今年經常出差。根據紐約市規定，出差人員回到紐約州以後，必須進行新冠病毒檢測——我今年前前後後進行了整整16次檢測——以至於我現在甚至可以告訴你，紐約州在什麼時候引入了快篩檢測、什麼時候對鼻拭子檢測進行了改進。
老實説，走了這麼多地方，根據我對美國的觀察，很多人期待在明年總統換屆後，美國政府的防疫措施能夠更加一致和科學，我對此持悲觀態度——原因和現在一樣，因為美國的聯邦制使得各州享有很大的自主權，戴不戴口罩是州長説了算。就算白宮頒佈了口罩強制佩戴的行政令，恐怕很多州都會進行上訴，要求撤銷——畢竟佛羅里達州長德桑蒂斯已經説了，“新澤西要求強制戴口罩，結果感染率還是這麼高，這説明口罩沒用”。
所以，現在唯一能“拯救”美國的恐怕真的只剩疫苗了。問題是，普通人要排到什麼時候才能得到接種機會？有多少人不願意接種，以及，最近的病毒變種是否會對疫苗有效性造成影響，這都是目前難以回答的問題。
而美國疫情，註定至少要持續到2021年中。
種族矛盾大爆發
5月25日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喬治·弗洛伊德遭警察“鎖頸”致死案，掀開了美國幾十年來規模最大的種族示威和抗議，而且是在美國疫情未結束的時候進行的。
△喬治·弗洛伊德遭“鎖頸”地點，現在被民眾該名為“弗洛伊德廣場”
種族問題是美國從建國以來持續了200多年的問題，特別是警察暴力和種族問題相結合，成為了一個似乎永遠解不開的結。
根據數據，到今年7月全美大約1500萬到2600萬人參加了抗議示威運動，40%的美國城市和縣都出現了抗議。紐約市為了平息愈演愈烈的街頭運動，甚至自1943年以來，首次實施宵禁。然而我跟着示威隊伍採訪連續5天，卻發現當時宵禁實際上並沒有太大作用，抗議依舊持續。
而我在波特蘭的經歷卻更加神奇。
大家在電視上看到了波特蘭持續超過100天的示威者與執法人員的對峙。今年7月底當我去波特蘭的時候，其實我對能拍到怎樣的示威是沒有底的。結果當晚我的飛機7點落地，和攝像把行李放到酒店後就直接去了示威現場——這也成了我這輩子頭一次催淚彈和橡皮子彈的體驗——凌晨一過，執法人員就開始一邊施放催淚氣體，一邊用散彈驅散人羣。
我真的太沒有經驗了，在被催淚氣體噴過後，感覺到眼睛裏不舒服想用手揉一揉，但是手上的殘留物順勢進入眼睛裏，徹底迷了眼。
△7月28日凌晨我在波特蘭示威現場進行新媒體直播
現在示威隨着部分地區市政府砍掉部分警察預算、天氣變冷等因素漸漸散去。但是如果回看歷史，誰也不知道這一次宣泄完不滿後，下一個引爆種族問題的“定時炸彈”會何時爆炸。
瘋狂中的那些温暖
2月6日，當中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際，我們聯繫到了副秘書長級別的負責聯合國成立75週年紀念活動秘書長特別顧問霍克希爾德，希望他能夠給中國人民，特別是當時封城的武漢人民加油打氣時，他二話不説就答應了。
在去錄製的時候，其實我們只是希望副秘書長能夠告訴大家，聯合國支持大家抗擊疫情的努力，但不一會我看到了他的助理給他拿來了一張紙，放在了攝像機下面，上面寫着“CHUNG GWO DJAYO！ WUU HAN DJAYO！”在拍攝的最後，説出了“中國加油！武漢加油！”
除了聯合國高級別官員外，在中國疫情最嚴重的二月，華人華僑們都在想盡辦法將防疫物資運回國內，特別是武漢大學紐約校友會，在大家都有工作之際，竟然抽出時間把從倉儲到清關，從航運到交付一整個物流體系在不到一週時間內就打通了。
雖然，我們並不知道這些物資最終為我們取得對抗新冠肺炎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多大的幫助，但這些温暖的支持和幫助，真的可以融化冰雪，讓人們更加團結抵抗病毒的擴散。
我記得有網友調侃着説，2020年最大的願望，其實是“活着”。這一年太多家喻户曉的名字離開我們，從傅高義到方守賢，從科比·布萊恩特到肖恩·康納利，從沈力到查德維克·博斯曼，似乎老天想要把各行業的頂樑柱都帶走。
當然，還有我們身邊的人，比如對我來説比上面所有人都重要的93歲的外公秦飛先。而因為疫情，我甚至都無法回國看上他最後一眼。
這一年，我們在瘋狂中如履薄冰地前進，終於來到了年底。2021年我有什麼祝福？在經過2020年後我希望，至少所有人能尋找到內心中，那塊平靜的避風港，不管世事變化，堅持自己的初心，繼續勇敢地走下去。
撰稿丨徐德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