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2020年“最美科技工作者”講述——謹守科技報國、創新為民的初心

編者按

近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作為2021年要抓好的重點任務之一。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科學技術解決方案，更加需要增強創新這個第一動力。

面對即將開局的“十四五”時期，廣大科技工作者如何以飽滿的精神狀態和昂揚的奮鬥姿態踏上新徵程？本期特邀四位2020年“最美科技工作者”講述他們謹守科技報國、創新為民初心，踐行科學家精神的奮鬥經歷，在早日建成科技強國的願景中共同迎接充滿希望的一年。

中國鐵建重工集團青年工程師在進行盾構機檢測試驗。新華社發

只為做好玉米育種這一件事

講述人：玉米育種專家、河南省鶴壁市農科院名譽院長 程相文

玉米育種專家程相文在田間授粉。 光明圖片

我是學農的，1963年大專畢業後來到河南鶴壁濬縣，從事農業技術推廣和研究工作。那時候糧食產量本來就不高，當地又遭遇了五十年不遇的洪水，這讓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對餓肚子有深刻體會的我，對老百姓的痛苦感同身受。一天，我在濬縣鉅橋鎮邢莊村瞭解玉米生長情況，鄉親們圍着我説：“你是學農的大學生，能不能想想法子，叫我們吃飽肚子？”鄉親們的眼裏含着淚花，那個畫面我一輩子都忘不了。“一定要讓鄉親們都能吃上飽飯！”我下定決心。

玉米是單交種，只有一代的雜交優勢，用二代的種子，畝產就會減產30%左右。為了讓農民朋友年年都可以種上新繁育的玉米良種，我主動請纓到海南島“加代”繁育玉米種子。當時交通情況很差，我第一次從河南到海南基地整整走了15天。

在海南，玉米授粉期正值春節前後，我就在試驗田裏過春節。當農民朋友用了我第一年從海南帶回的玉米雜交種子，畝產從百餘斤提高到700多斤，我的心裏甭提多高興了。之後，我有50多個春節都是在海南試驗田裏度過的。

現在推廣的玉米品種，高產品種很多，而我選育的目標是在黃淮地區，黃淮地區玉米和小麥屬於兩季，一般東北、西北是一季。我們選育的玉米品種不但要適合黃淮的氣候，而且要高產。隨着時代的發展和人民需要的提高，我們還要不斷選育出更優良的品種，高產、穩產、優質、抗逆力強。

農業發展，良種先行。種子是先導，也是基礎，就像現代農業的“芯片”。這次獲得2020年“最美科技工作者”稱號，我高興了好幾天，也很激動，感謝社會各界的支持和信任，特別是我們科研團隊的長期努力，這個成果不屬於我個人，應該屬於大家。

現在我已經85歲了，搞了一輩子玉米育種，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要和團隊一起選育出適合機械化收穫籽粒的玉米新品種，為保障糧食安全盡綿薄之力。

一粒種子可以改變一個世界，一個品種可以造福一個民族。一個民族有飯吃、身體好了，就有無限發展的可能。為了做好這件事，我會一直努力下去。

用智能產品賦能美好生活

講述人：科大訊飛股份有限公司輪值總裁 胡 鬱

20年前，我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同學們一起創立了科大訊飛公司，立志要將中文語音技術掌握在中國人手上。如今20年過去了，我們不僅將中文語音技術做到了世界第一，在機器學習、自然語言理解等人工智能關鍵技術上也做到了全球前列。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基於科大訊飛領先的人工智能技術，我帶領團隊開發的“智醫助理”“新冠肺炎影像輔助診斷平台”“停課不停學”標準解決方案等多個產品大顯身手。在中科院臨牀研究醫院應對疫情科技攻關聯合指揮部協調下，科大訊飛攻關團隊在三天內便快速實現新冠肺炎影像輔助診斷系統現場部署落地應用，並通過數據迭代與算法優化保證系統每日升級，為疫情防控提供了科技力量。

現在，我們研發的技術和產品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廣泛應用。比如教育中，語音評測可以幫助學生糾正發音；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能夠幫老師批改試卷，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可以給每個人推送不同題目進行練習，從而達到因材施教的效果。現在，越來越多的設備，包括車載電腦、電視機、智能玩具、智能音箱、穿戴式設備和智能家居等，都為人們的美好生活增添了色彩。

在過去20年中，我們逐漸意識到，光有技術是不行的，還要讓這種技術變成產品，並以合適的方式服務廣大消費者。在核心技術研究和產業化過程中，我們感覺到，要實現幾個創新的結合：首先要有系統創新的能力；其次是產品創新；當把技術做成了產品、把產品變成商品的時候，又需要商業模式的創新。只有把這三種創新結合在一起，才能形成比較完善的解決方案。

獲得“最美科技工作者”稱號，對我來説，是一種鼓勵，更是一種鞭策。現在，科技工作者實現自身價值的舞台更寬了。面向未來，我們必須在掌握科學態度和創新方法基礎上開展研究，用更多產品和服務，賦能人們的美好生活。

指引我前行的是國家發展需要

講述人：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郝吉明

在中國科學院新疆天文台慕士塔格觀測站，觀測員在户外工作。新華社發

我1946年出生在山東梁山的一個貧窮鄉村，1965年8月，揣着僅有的10元錢來到清華大學，從此，便把一生的壯志理想都留給了這所學校。1978年，經過層層選拔與考核，我坐上了改革開放後研究生教育和出國留學的“頭班車”。1981年1月獲碩士學位後，授業恩師李國鼎先生即刻把我派到太平洋彼岸繼續深造。雖然面臨着年齡偏大、語言障礙嚴重、基礎知識薄弱等問題，我還是依靠刻苦勤奮，3年後以優異成績完成學業並返回祖國，成為清華大學改革開放後第一位從美國回校任教的博士。在清華環境學科創始人陶葆楷先生的鼓勵和支持下，我肩負起推動清華大學“大氣污染與控制工程”學科建設的任務。

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大氣問題主要是燃煤排放二氧化硫導致的嚴重酸降問題，我帶領年輕團隊進行了廣泛的實地調研觀測，揭示了土壤和地表水酸化的關鍵過程，提出了酸沉降三維臨界負荷的新理論，為後來國家提出二氧化硫和酸雨“兩控區”劃分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撐。我們還制定了從源頭到末端的二氧化硫控制技術手冊，促進減排措施落地。

20世紀90年代，我國汽車製造業剛剛起步，未來機動車保有量勢必增多，機動車排放將成為北京最重要的大氣污染源，夏季臭氧超標的問題也越發凸顯。受北京市政府委託，我帶領團隊進行了北京市機動車污染的前瞻性研究，提出提高機動車排放標準是最有效的控制措施。當時這個觀點受到汽車行業的質疑和反對，然而，我們並沒有退縮，用細緻紮實的調研和可行性分析，率先在北京推動國一新車標準的制定和實施，並迅速在全國推行。從2001年7月全國實施國一排放標準至今的短短20年，我國機動車排放標準已經實現了從國一到國六的跨越，基本與世界上最嚴格的法規體系接軌，我們團隊也因此獲得聯合國環境署2018年“清潔空氣與氣候獎”。

2013年我國頒佈並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我們自主研發了燃煤電廠脱硝催化劑，產業鏈完全國產化，打破了國外的技術和市場壟斷，推動燃煤電廠實施全球最嚴的超低排放標準。在鋼鐵、水泥等非電行業，我們也取得了顯著成果，排放同樣達到全球同行業最低水平。2018年後，我國實施打贏藍天保衞戰三年行動計劃，我們團隊承擔京津冀“2+26”城市中9個城市的一市一策跟蹤研究，推動具體控制措施落實到每個企業。

我經常對團隊説，力量源於責任，精神貴在堅韌，勤奮鑄就精品，務實才能求真。青年科技工作者只有錨定國家發展需求，面向國際前沿，才能做好推動中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這件大事。

今年是打贏藍天保衞戰的收官之年，作為環境科技工作者，我們肩上的任務還很重。我已經到了古稀之年，但還要為美麗中國建設多貢獻力量。

以最好的技術，出最好的蘑菇

講述人：中國工程院院士、吉林農業大學教授 李 玉

李玉（左一）在指導學生實驗。光明圖片

“菌”字有乾坤，藴涵大學問。草字頭下的“囷”，古代指一種圓形的穀倉，意思就是裏頭藏了很多糧食。從1978年考取吉林農業大學微生物專業碩士研究生開始，我與蘑菇打了40餘年的交道，致力於食用菌科學與工程產業化研究，見證了我國食用菌產業從無到有、由小到大的發展歷程。回想起來，1978年全國食用菌產量只有5.7萬噸，2019年達到了3900多萬噸，實現了近700倍的增長，產值也達到3100多億元，已成為我國繼糧、油、蔬、果後的第五大農業種植業，我國成了世界上當之無愧的食用菌生產大國。

黃松甸是吉林省蛟河市的一個鄉鎮，是我最早進行產業化推廣的地方。這裏因地處長白山脈，地勢高，晝夜温差大，氣候條件特殊，十分適宜黑木耳生長。東北地區冬天寒冷，黃松甸鎮亦是如此，“地不多，半冬過，打點糧食夠吃喝”是過去當地農民生活的真實寫照。為了改變這樣的狀態，當地人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嘗試人工栽培黑木耳。機緣巧合下，我在出差途中看到了他們立出的“中國木耳生產最大的鄉鎮——黃松甸”牌子，便主動找上門。當時我只有一個念頭，就是用最好的技術教菇農種出最好的蘑菇。

那段時間，我只要有空，就去黃松甸。我和栽培户們一起培育新品種，探索地面全光間歇迷霧栽培、微孔出耳、米菇間作等技術。那時候還沒有高速公路，302國道路況較差，去一趟就得一整天。為了不耽誤學校工作，我就起早去、貪黑回。這樣堅持了幾年，我們終於攻克了蘑菇種植世界裏的一道道難關，蘑菇也像其他作物一樣從“地”里長了出來。如今，黃松甸鎮已經成為中國知名的黑木耳之鄉，老百姓靠種植黑木耳實現了脱貧致富奔小康。

陝西省商洛市柞水縣也曾是國家級貧困縣，當地村民一直有種植木耳的傳統，但產業發展小而散，傳統的種植方式技術不成熟、產量低，很難給百姓帶來富裕生活。2017年，由科技部牽線，我和團隊在千里之外的柞水縣開啓了科技扶貧行動。3年間，我們為柞水選育的5個黑木耳宜栽品種都實現了大面積推廣。柞水木耳已被認定為國家地理標誌證明商標和農產品地理標誌產品。2019年，柞水縣依靠木耳產業實現了脱貧摘帽。今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陝西考察期間，還點讚了柞水木耳，我的心裏甭提有多高興了。

這些年在科研中，我也會時常面對一些質疑，不少人覺得研究菌類意義不大。有些地方之前沒有種過食用菌，不太接受人工種植。我們就先做思想工作，給他們菌種，做出樣子來，然後培養種植骨幹，逐步推進。還有一些地方，比如柞水，本身有食用菌種植的基礎，會質疑我們帶去的食用菌品種。我就帶着我們的二十幾個品種，和當地品種一一對比，最終證明確實是我們的品種更好。這也讓我更加確信：只有菌種或產品自身過硬，才能在扶貧中發揮更大作用。

全國大部分貧困縣都將食用菌產業作為精準扶貧產業的首選，食用菌產業為打贏脱貧攻堅戰作出了重要貢獻。作為一名農業科技工作者，我始終堅持這樣的觀點：科學研究要主動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只要有利於農業農村發展的事情，我們就應該責無旁貸地去做。

（項目團隊：光明日報記者 張勝、詹媛、王勝昔、王斯敏 光明網記者 戰釗、蔡琳）

《光明日報》（ 2020年12月29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