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鐵：只有發展，大城市生活才能更美好

進入秋冬季後，個別城市出現零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流調軌跡公佈後，社會輿論在提高對疫情防控的重視之外，也從確診者一天的生活和工作路徑中體味到不易。實際上，我們身邊的打工者、創業者以及公務員羣體，相當一部分人對工作中“996”“白加黑”司空見慣。對於一個正處在上升期的國家來説，我們每個人無論是為了生活、就業，還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保持着這種與艱辛和拼搏並存的狀態，都有機會取得成功。也許這就是許多西方國家對我國的國際競爭力不解的根本原因吧。

有人談到，在大城市每天通勤要花這麼長時間，要為還貸努力，要解決孩子的教育問題等，生活中出現如此多的不方便，是不是因為我們的城市治理和規劃出了問題？

其實，瞭解中國的城市化道路，要了解兩個基本的事實：一是建立在14億人口基礎上的城市化進程，一是處於高速增長中的經濟發展進程。我們先不考慮發展路徑的問題，14億人口這個基數，其中8.5億的城鎮人口，一定會有各種不同規模的城市出現。由於我國特殊的體制原因，更多地選擇了大城市發展路徑，所以我國的100萬人口、500萬人口和1000萬人口以上城市都是世界上最多的。在後發城市化國家，人口大多上集中在一兩個超大都市，其他城市的人口規模要小很多。而我國的特點是，人口並沒有完全集中在少數幾個大都會城市，而是以各省級行政區包括部分地級市行政區為基礎，分別發展了數十個300萬人口以上甚至千萬人口級別的城市。人口成規模化的大城市已經是我國城市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也是中國特色城市化道路的重要選擇。

是不是我們的治理和規劃水平沒有跟上，導致諸多生活問題出現呢？城市房價、通勤時間、各種公共服務供給相對滯後、基礎設施改善等等，這些問題都是在高速增長過程中一定會產生的問題，都需要通過時間的延續、觀念的更新、體制和機制的調整來逐步加以解決。我們既對高速增長帶來的城市變化引以為豪，同時也需要面對與城市發展長期並存的問題。很多人都欣賞發達國家的城市治理和規劃管理。但是他們的城市化進程有的經歷過幾百年，有的經歷過七八十年，其城市問題都是通過制度調整和累積投入逐步完善的。而我們僅僅經過40年，雖然有很多問題尚未得到解決，但是在與問題共存的過程中，我們也看到城市治理在不斷改進，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大幅度提高。舉例來説，僅地鐵線路， 北京就已經從上世紀80年代的2條線路增加到現在的幾十條線路，通車里程也達到了近千公里。在發展互聯網經濟的過程中，很多市場化的探索和應用，已經完全超越發達國家，給城市治理提供了經驗和智慧。新冠疫情雖然給我們的大城市帶來嚴重挑戰。但是依靠中國特色的城市治理方式和國家強有力的動員和支持能力，我們還是在短短的兩個月中迅速遏制疫情的蔓延。而發達國家中的絕大部分城市因為自身治理能力和體制問題，至今仍淪陷在嚴重的疫情之中。這些案例説明，由於體制的優勢和特點，我們處理危機的能力勝過其他發達國家。我們可以不用為城市的大小而擔憂，因為在未來的發展進程中，還有無數個選擇來解決城市發展面臨的規模化治理及市場配置要素和資源的問題。

就城市發展本身而言，如果尊重市場規律，我們就可以看到以下幾個方面的規律會發生作用：一是人口密度高、規模較大的城市會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尋租過程就是人們向大城市集聚的過程；二是隨着人口密度的增加，土地以及住房甚至消費的成本也在增加，導致居住和生活成本上升，人們會自動在收入和成本間進行再次選擇；三是市場會根據成本遞減的規律，使得城市部分產業和人口向郊區或者遠郊區遷移；四是居住在郊區出租房，就業在主城區，將成為人口就業和居住通勤兩棲化的常態。發達國家的城市基本如此。隨着市場規律的作用，超大城市的主城區部分功能會逐漸向周邊小城市轉移，一些小城市會在城際軌道交通的延伸線逐漸形成，並達到一定的人口規模。也就自動在大城市周邊由原來的主城區虹吸模式，向“都市圈”或“城市羣”的疏解和輻射模式轉變，形成不同規模城市協調發展的空間格局。到那個時候，在城鎮就業的居民就會有更多就業和生活空間的選擇。可以繼續通勤兩棲化，也可以到郊區的小城市實現就業和居住一體化，甚至可以選擇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但即便如此，超大城市主城區還是能提供豐富的就業機會，以及各種優質公共服務資源和文化娛樂設施，人口在就業和生活的艱辛過程中，向大城市或超大城市流入仍是一個長期趨勢。而對於政策選擇來説，則是在周邊提供一個足可以降低成本，緩解人口過度集中壓力，並有利於防範過度聚集風險的小城市羣，來疏解主城區功能和人口。重點是在規劃和治理思路調整中要及早重視這個問題，做到未雨綢繆。（作者是獨立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