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利平：評估雙邊問題莫放大美國因素

筆者近來參加了許多學術研討會，談到中國與他國的雙邊問題時，不免談到美國因素，有時美國因素成為會議主題，似乎消除美國因素是解決雙邊問題的靈丹妙藥。其實，泛化美國因素或放大美國因素，不利於我處理雙邊問題。

我們已同世界上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建立了不同層級的夥伴關係，但不可避免我們同一些國家存在這樣那樣的雙邊問題。這些雙邊問題不外乎分為四類：領土或海洋權益爭端、貿易摩擦、歷史問題和人權等意識形態問題。

這四類雙邊問題並不是我們同他國關係的全部，而是雙邊關係的局部問題。它們大多數是長期歷史形成的，比如領土或海洋權益爭端、歷史問題；有的是結構性問題，比如貿易摩擦；有的則是認知落差，比如人權問題等。這些問題短時間難以徹底解決，我們需要戰略耐心，更多是通過雙邊渠道，而不是關聯第三方因素，比如美國因素來解決。

我們的鄰居——越南，曾經與我們存在陸地邊界領土爭端，但通過多輪友好協商談判，雙方在1999年12月30日簽訂《中越陸地邊界條約》，解決了這一爭端。雖然目前中越仍然存在南海島礁主權爭議，但這種爭議處於可控範圍之內。近年來，美國通過所謂自由航行計劃、防務合作、資金援助等手段，不斷拉攏越南在南海問題上對抗中國，但中越關係始終沒有偏離正常軌道。不僅如此，疫情期間，中越貿易不降反升。根據越南工貿部的統計，截至11月底，中越雙向貿易額達1170.9億美元，其中越南對中國的出口額為431.45億美元，同比增長16%；越南從中國的進口額為739.45億美元，同比增長7.9%。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0月和11月，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奧布萊恩相繼訪問越南，再度試圖拉攏越南抗衡中國，但未果。12月16日，美國財政部將越南列為匯率操縱國，試圖繼續迫使越南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顯然，越南不可能做到與中國“切割”，畢竟中越之間擁有更加廣泛的利益。

中越關係是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一個縮影。東南亞作為溝通亞洲與大洋洲、太平洋與印度洋的交通咽喉地帶，地緣地位凸顯，特別是在中美博弈日益升温的背景下，東南亞的角色顯得十分重要。對東南亞來説，美國因素只是對沖中國日益上升影響力的一張牌，但絕不是由美國因素決定東南亞的外交方向。

2020年是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大年。2020年是中國分別與緬甸、越南和印尼建交70週年，也是中國分別與泰國和菲律賓建交45週年，中國與新加坡建交30週年。受疫情影響，一些大型線下慶祝活動被迫取消，但是線上的慶祝活動辦得有聲有色。在疫情期間，中國與東南亞投資和貿易雙向逆勢上揚，雙方開創了“綠色通道”和“快捷通道”新模式，成為地區衞生健康合作的典範。同時，我們注意到，美國部分高官不斷訪問東南亞，拉攏這些東南亞國家與中國“脱鈎”，但收效甚微。

不可否認，中國與部分東南亞國家雙邊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但這些國家奉行大國平衡戰略，不選邊站隊符合自身國家利益。中國與這些東南亞國家打交道，秉持求同存異理念，聚焦合作，最大限度擠壓美國離間中國與這些國家的操作空間，降低美國因素的影響。

我們與印度也存在邊界領土爭端。自2017年中印發生洞朗事件以來，印度和美國各取所需，建立了2+2對話機制。但印度不可能完全倒向美國，因為不結盟是其外交重要原則，與俄羅斯關係是其外交傳統。針對爭端，中印兩國領導人都一再強調要有效管控和處理分歧，尋求公平合理和雙方都能接受的中印邊界問題解決方案。而構建合法、高效、穩妥的中印邊界爭端解決機制，是實現中印兩國領導人這一願景的重要保障。這一機制的建立有賴於中印雙方的共同努力，而不是美國因素。

總之，美國因素是中國與他國雙邊關係中的一個常數，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算是關鍵變量。這就需要我們在處理與他國雙邊關係的時候，更加聚焦對方的核心關切，真正構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