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税收法規讓黑人落後:多蘿西·布朗 - 彭博社
Ben Steverman
棕色
攝影師:佈雷倫·迪翁(Braylen Dion)為彭博商業週刊拍攝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布朗克斯長大,多蘿西·布朗 無法擺脱種族主義。它無處不在。她的父親詹姆斯,一名水管工,被禁止加入當地工會。她的母親多蒂不得不與充滿偏見的老師們鬥爭,其中包括一位為了不讓聰明的多蘿西的妹妹超越她的白人同學而給她打低分的老師。或者一位白人警察在巡邏車後座毆打一名被銬住的黑人男子,她曾在等待過馬路時目睹過這一幕。
作為一個十幾歲的少女,布朗認為她找到了一條擺脱美國種族主義的途徑——美國税法中的一個漏洞。在上會計課時,這位自稱數學怪才的女孩發現了美國税法,一個由複雜規則統治的世界,種族不會成為問題。在税法中,她認為,“唯一重要的顏色是綠色。” 這一假設支撐着她作為税務律師、投資銀行家,然後是喬治·H·W·布什總統政府的政治任命者的早期職業生涯。
然而,之後,布朗花了四分之一世紀來證明相反的觀點:儘管税法看起來可能是無視膚色的,但它們仍然歧視黑人美國人。現在是埃默裏大學阿薩·格里格斯·坎德勒法學教授的布朗正準備出版一本書籍,這是多年研究的成果,名為財富的白色:税收制度如何使黑人美國人貧困化以及我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在 Bloomberg Businessweek 中亮相,2021年3月15日。 立即訂閲。攝影師:佈雷倫·迪翁(Braylen Dion)為彭博商業週刊拍攝這是一個適時的到來。在這61歲的布朗表示,主流税收和政策專家“要麼忽視、要麼攻擊、要麼忽略”她數十年後,她的想法似乎開始受到關注。“人們開始更加關注她的工作以及她長期以來告訴我們的事情,”紐約大學税法中心執行主任黃琪青(Chye-Ching Huang)説。
去年夏天,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了全國各地的 抗議活動,布朗接到的記者電話比她整個職業生涯中接到的電話還要多。拜登總統上任的第一天承諾要識別並拆除所有聯邦部門制度性種族主義時,國會山的工作人員已經在諮詢布朗關於 國內税務局 對種族差異的影響。“突然間人們想要談論種族和税收,”她説。
通過 財富的白人特權,布朗將一個臭名昭著的無聊話題轉變為一本令人驚訝的、生動活潑的288頁書籍,依靠真實家庭的例子,包括她自己的家庭,引導讀者瞭解税法為人生中的每一個里程碑提供的規定 —— 教育、婚姻、擁有房產、生育、死亡和繼承。她認為,幾代立法者已經為白人優化了這個系統,結果在美國所謂的進步和種族中立的税法中,黑人的税負比同等收入的白人要高。
布朗研究面臨的挑戰更大,因為國税局在分析其龐大的税收數據時並不考慮種族因素。因此,她不得不費力地從數十個其他來源蒐集信息,以證明她書中的論點。證明這一系統對黑人不公平的最好證據是種族財富差距的巨大規模和持久性。白人家庭的淨資產中位數是典型黑人家庭財富的八倍。根據美聯儲的數據,儘管黑人個人收入增加、教育水平提高,並且包括個別黑人成功登上國家最高職位在內,但這一差距與1983年相同。八倍。
這本書還可以看作是關於美國財富運作方式的入門指南,展示了富人如何將資產傳給子女,以及為什麼那些從底層開始的人面臨如此艱難的攀登。布朗將最後一章專門獻給試圖在每一個轉折點中受到不利待遇的黑人讀者的建議。她寫道:“黑人美國人需要成為防守型球員,選擇教育、職業和家庭生活中的策略,以彌補壓迫性的做法和政策。” 她還推動進行重大税收改革,消除對白人的偏見,並幫助所有試圖積累財富的人,尤其是黑人。她説,政治家們在討論税收改革時再也不應忽視種族因素。 “我真的想改變美國關於税收政策的討論方式。”
美國税法中的深層種族偏見
90年代初的一個下午,布朗拿出了一篇她一直期待閲讀的文章,這篇文章是由她的朋友兼導師傑羅姆·卡爾普寫的,他是杜克大學法學院第一位獲得終身教職的有色人種教授。她在第一份學術工作中感到孤立,與那些她説起來對種族問題一知半解的白人同事們相處起來感到困惑。而這裏,卡爾普認為在法律的重要領域中不應再忽視種族因素。他以“可能存在一個收入税問題,如果從黑人的角度來看可能會有好處”為例寫道,“但在你看之前,誰會知道呢?” 布朗給卡爾普打了電話並承諾會嘗試。
她花了幾年時間發表了她關於這個問題的第一項研究,重點關注已婚夫婦的税收問題。黑人更有可能是單身,而如果他們結婚,雙方都工作的可能性更大。這些考慮在1913年所實施的所得税出台時並不重要,因為所有收入者無論婚姻狀況如何都被視為相同。但在1930年,一位富有的白人造船商亨利·西博恩説服了美國最高法院通過將他一半的收入歸咎於他的妻子來減少他的税單。最終,國會也同意了,自那時起,只有一個高收入者的夫婦支付的税更少。布朗意識到,這一政策意味着她的父母税單更高:税法實際上將一個付託兒童看護和通勤費用的水管工和護士,與一個銀行家賺取他們的合併工資,而配偶在家照顧孩子的情況一樣或更糟。
在接下來的20年裏,布朗繼續系統地歸檔了其他方式,當像她自己這樣的黑人家庭試圖提升經濟地位時,美國的税收制度將他們拖了下來。然而,她的絕大多數是白人的同事們表示懷疑。“多蘿西,每個人都知道你的工作是無關緊要的,因為黑人很窮,不交税,”她説,一位教授粗魯地告訴她,揭示了一個她無數次面對的假設。(五分之四的黑人家庭沒有低於貧困線。)
布朗的父親詹姆斯,與她的侄子賈馬爾在80年代初。來源:多蒂·布朗布朗早期發表的作品“給她帶來了很多職業上的痛苦,”她的朋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法學教授梅切爾·迪克森回憶説。“人們認為你只是想引起爭議——認為你只是在編造東西。” 左派的人問這是否與階級有關,而保守派則提出了一個不同的問題:如果黑人納税人像白人一樣行事,這些差距會消失嗎?
布朗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是,你的階級可能會改變,但你的種族不會,無論你的行為有多不同。“黑人大學畢業時揹負更多債務,不像白人那樣容易找到工作,不像同樣合格的白人同行那樣獲得同樣的工資,被引導去從事薪酬較低的工作,並且失業率是白人的兩倍——然而更有可能為擴展家庭提供經濟支持,”她在即將出版的書中寫道。
這些當前的差距疊加在黑人被故意排除在重要的聯邦立法和計劃之外的可恥歷史之上。“對於白人來説,政府的干預措施創造了一箇中產階級,”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達裏克·漢密爾頓説,他是2020年參議員伯尼·桑德斯總統競選的顧問,認為布朗是他的導師。他指出19世紀的《宅地法案》以及20世紀的《新政》和《退伍軍人援助法案》。“當黑人能夠積累財富時,這些財富往往容易被沒收、盜竊和恐怖襲擊,”他補充道,舉例説明了黑人社區遭受掠奪性次級貸款人帶來的破壞。
1976年高中畢業前的布朗。來源:多蒂·布朗布朗認為“税收政策雪上加霜”,放大了黑人所承受的財務損失。房屋的税收待遇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按揭利息是可以抵扣的,但對於房客來説卻沒有類似的優惠,而房客中黑人的比例較高。此外,白人房主往往在轉售時獲利,這些利潤基本上是免税的。相比之下,黑人房主很可能在投資中虧損,因為在被白人購買者回避的多元化社區,房屋通常不會升值。而這些虧損是不能抵扣税款的。
或者考慮一下聯邦政府提供的401(k)和其他類型的退休儲蓄計劃的税收激勵,根據税收政策中心的數據,這些激勵每年總共超過2千5百億美元。只有大約一半的美國工人擁有退休賬户,而他們中的白人比例較高。與此同時,黑人更有可能從事那些不提供401(k)和其他公司福利的工作,比如醫療保健和靈活支出賬户,這些福利受到税收法規的大力補貼。
這些不一致並不新鮮——布朗的父親在他的職業生涯的頭20年被排除在管道工會之外,被一家沒有提供退休金或醫療保險計劃的小型私營公司僱傭。然而,現在,隨着零工經濟的興起和企業將更多工作外包給承包商,不同階層工人之間的差距可能正在擴大。布朗對這一趨勢持謹慎態度,將其視為“一種新形式的職業隔離”,這種隔離捕捉到了大量黑人工人。
1971年布朗的母親多蒂在布朗克斯。來源:多蒂·布朗其他因素也阻止黑人美國人儲蓄並充分利用税收法規中的福利。白人父母給孩子寄支票用於大學學費或首套房的首付款。黑人家庭中的錢往往朝相反方向流動,這意味着成功的黑人專業人士更有可能支持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
布朗表示,這類問題如此普遍且頑固,以至於左派和右派提出的“靈丹妙藥”都無法解決。例如,針對提升黑人擁有住房的政策可能會將更多黑人儲蓄投入最終證明無利可圖的投資中。教育,經常被視為經濟進步的關鍵,確實可以提高收入,但也經常使畢業生揹負債務。(根據2019年美聯儲的數據,30%的非西班牙裔黑人家庭有學生貸款,而白人非西班牙裔家庭為20%。)在這裏,税收政策也雪上加霜。雖然房主通常可以扣除所有的抵押貸款利息,但學生貸款持有者只能扣除2500美元,或者如果他們的收入超過每年85000美元,則為零。
布朗經常被問到:這是否意味着這些税法的起草者是種族主義者?“意圖的問題實際上並不重要,”她説。“無論國會是否有意,它都在傷害黑人美國人。”
儘管布朗對種族主義的生活和學習有所瞭解,她仍然會對其造成的傷害感到震驚。
2018年的一個夏天下午,她在瑪莎葡萄園的三居室“夢想之家”裏,這個島嶼是許多黑人專業人士和名人的度假勝地。她正在追尋她的另一個夢想,那本她已經考慮了十年的關於税法的書,當她看到一個驚人的統計數據時。百分之六十的黑人美國人開始上大學後從未完成學業。看到這個數字後,她關閉了筆記本電腦,去了海灘,盯着海洋凝視了幾個小時。所有那些被拒絕的夢想以及與她自己經歷的對比,讓她感到震驚。“這比我知道的還要糟糕——我受不了了,”她想。她幾乎放棄了這個項目。
布朗在成長過程中,種族主義是一個不斷存在的問題。考慮到銀行對待黑人購房者的方式,如果她的父親沒有得到他的白人老闆的幫助,購買房屋對她的家庭來説將是不可能的。如果詹姆斯和多蒂沒有決心給她們兩個女兒一個更美好的未來,那麼孩子們的教育進步可能會受阻。多蘿西和她的姐姐曾經在一個種族多元化的小學上學,她們表現出色。但在多蒂從另一個家長那裏得知多蘿西的姐姐沒有被公平評分後,她謊稱他們的地址,並將他們轉到另一所學校,在那裏他們找到了更支持他們的老師。
“我母親教導我們的一件事是,‘你不比任何人更好,也沒有人比你更好,’” 布朗説。“我並不覺得種族主義會限制我。我知道我會不得不面對它,但我並不認為這是沒有希望的。” 儘管如此,她放棄了成為像她的英雄瑟古德·馬歇爾那樣的民權律師的最初計劃。她不想讓種族主義也成為她職業生活的焦點。“這太私人化了,太傷人了,聽這些故事太痛苦了。我已經有足夠多的故事了。”
一次幸運的機會幫助她避免了許多其他黑人專業人士所面臨的學生債務負擔。她的父親最終被紐約市住房局聘為工會管道工,在該市70年代中期的財政危機期間短暫失去了工作。這次裁員幫助布朗(16歲高中畢業)獲得了一份全額獎學金,可以在家中生活的情況下就讀福特漢姆大學。之後她獲得了喬治敦大學的法律學位,以及紐約大學的税法學位。
一份聯邦法院職員工作帶來了一份在一家處理市政債券的精品律所的工作。然後在1987年,她被一家客户投資銀行德雷克塞爾伯納姆蘭伯特挖走。這家以殘酷和侵略著稱的公司在垃圾債券繁榮中獲得了鉅額利潤,後來在執行官邁克爾·米爾肯被定罪後陷入醜聞並倒閉。布朗回憶説,一位管理合夥人給了她這樣一條建議:“多蘿西,如果你想要忠誠,就買只狗吧。”
1989年,布朗搬到華盛頓特區,在第一屆布什政府中擔任政治任命的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工作。從1988年的總統競選中,她得出結論,兩黨在種族問題上都不好。她説她傾向於共和黨,因為共和黨呼籲縮小政府的角色,她認為政府是“最具種族主義行為的機構之一”。她與共和黨的曖昧關係持續了多年,直到她轉向支持巴拉克·奧巴馬在2008年的當選。
“我總是被稱為‘來自南布朗克斯的女人’。我非常直率。我不會容忍太多。我並不在乎你是否喜歡我的口氣”
布朗的第一份學術工作是在喬治梅森大學的右傾法學院,現在以已故最高法院大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命名。在主要是白人的校園工作,布朗説她曾遭受過來自教職員工的貶低評論、不尊重的學生,以及其他因為種族而受到不同對待的情況。2001年,當她申請華盛頓與李大學的工作時,這所以南方聯盟將軍命名的弗吉尼亞機構,她展示自己的工作時被打斷了很多次,以至於後來教職員工為他們同事的粗魯道歉。“多蘿西,你被搶劫了,但你設法保住了你的錢包,”一位在場的朋友説。
在過去的工作中,布朗説,利潤動機——她能夠幫助完成交易或解決税務困境——似乎能夠緩和她的同事們的種族偏見。但在學術界,情況有所不同,但她並不能總是確定摩擦是否與她的種族有關——如果是的話,何時該説些什麼,何時該忍氣吞聲。布朗稱之為“種族主義分診”——在那裏“你只為最糟糕的事件保留你的精力”。為了應對,她依靠其他學校的一小羣黑人女性法學教授的網絡,她會打電話給她們,問:“這是我的問題嗎?還是這很糟糕?”
當事件發生時,布朗利用她在早期工作中學到的政治和戰略智慧進行反擊。在華盛頓與李大學,她最終得到了那份工作,並且蓬勃發展。她説那些反對她的人“早早地暴露了自己”。“我再也不用擔心他們了。”
2007年,布朗跳槽到亞特蘭大的埃默裏大學,這是一所聲譽更高的學校,也有着複雜的種族歷史。終身職位保護使她能夠大力推動法學院的多樣性。“我總是‘來自南布朗克斯的女人’,”她説。“我非常直接。我不會忍受太多。我並不在乎你是否喜歡我的口氣。”
2013年,布朗被挖角到埃默裏大學行政部門擔任重要職務,雖然不情願放棄自己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但她在那裏度過了三年充滿壓力的時光。在學生們要求增加有色教師等訴求的抗議活動之後,她發起了一個基金會來聘請多樣化的教師,並設立了指導計劃。同事們表示,他們認識到布朗直言不諱的一面可以與對重要且困難的工作採取審慎的態度相平衡。“她可能看起來很急躁,但她也相信一步一個腳印,”最近卸任埃默裏大學校長的克萊爾·斯特克説。最終,“她能夠提出一個讓人很難不接受的論點。”
拜登的當選可能會讓布朗將她的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就在1月20日宣誓就職幾個小時後,總統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成立了一個跨機構小組,旨在解決美國政府中的系統性種族主義問題。他們的職責將包括收集數據以跟蹤政策對弱勢羣體的影響。“這種情況不應該停留在黑暗時代,”布朗説。她補充説,應該制定嚴格的規定,以確保數據不被濫用。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她明確表示,她並不主張讓國税局在1040表格上增加種族選擇框。有變通方案,比如使用調查和匹配匿名數據集。
“我真的想改變美國關於税收政策的討論,”布朗説。攝影師:佈雷倫·迪翁,彭博商業週刊布朗表示,有了正確的數據和正確的優先事項,美國可以更好地利用其税法來幫助縮小種族財富差距。其他政策制定者也在思考同樣的問題。“你擁有這個潛在強大的工具來減少不平等,包括種族差距,”紐約大學的黃教授説。“她提出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它沒有發揮更大的作用?”
布朗自己的改革計劃將剝奪税法中偏向白人的豁免和扣除。她説,所有收入都應該納税。不再對禮物、繼承或財產銷售享有豁免。投資收益應該與工資收入以相同的税率納税,婚姻狀況不應影響税收。她只會在税法中增加一個扣除項:一個“生活津貼扣除”,可以防止或減少低收入者的税收。通過要求其他人對所有收入來源支付漸進税率,美國可以負擔得起降低税率並獲得相同的税收。
布朗表示,最高法院可能會否決任何以對奴隸後裔提供賠償形式的基於種族的税收抵免。因此,她的次優選擇是為財富低於美國中位數的納税人提供年度税收抵免。這項抵免將幫助所有試圖在一個越來越難以僅靠工作收入就能向經濟階梯上爬的國家中積累財富的較貧困的美國人。但由於典型的黑人家庭淨資產為24,000美元,而所有美國人的中位財富為122,000美元,這將不成比例地幫助黑人美國人。
布朗支持的任何方案都不太可能在一個民主黨僅佔微弱多數的國會中成為法律。但在看到去年有關種族正義的態度發生變化後,她對此表示樂觀。“我們現在有了開始提出像最富裕的白人美國人幾十年來提出的那種要求的良好位置,”她説。
與此同時,布朗的新書為黑人美國人提供了許多實用的建議:如果你有401(k)計劃,應該好好利用。如果你更願意在一個多元化的社區購買房屋——這是可以理解的——儘量不要把你的整個積蓄都投入到這個購買中。投資股票可能會提供更好的回報,儘管存在一個“種族主義的金融體系,沒有把黑人美國人視為潛在客户。”
最後,不要絕望或責怪自己未能在財務上取得更大進展。“普通白人美國人如何積累財富的現實是被隱藏起來的,”導致“黑人家庭對於無法實現與他們的白人同行們一樣的財務安全感到困惑,”她寫道。白人的財富在一生中不斷積累:爸爸支付的學費,家族企業的工作,祖母留下的一筆小遺產,很快即使是表面上看起來是中產階級的年輕人也積累了足夠的財富,以至於他們能夠在年老時回報給自己的孩子。這個體系已經運轉了幾個世紀。正如布朗所説,“白人本身,以及隨之而來的優勢遺產,是吸引財富的磁鐵。” 閲讀下一篇: 不公平的房產税如何阻礙黑人家庭積累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