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如何避免了俄羅斯的經濟命運：彭博週六新經濟
Andrew Browne
中國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隊員穿着便裝在北京故宮行進，時間為3月3日。
攝影師：Qilai Shen/Bloomberg在20世紀末期，西方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後共產主義國家應加快轉變為市場經濟，通過推動“大爆炸”價格改革。
如果中國聽從了這些建議，很可能會像俄羅斯一樣陷入經濟災難，這是新書《中國如何逃脱衝擊療法：市場改革辯論》的作者伊莎貝拉·韋伯所主張的。
相反，中國選擇了漸進變革，一種謹慎和務實的方法，後來被稱為“摸着石頭過河”。但這個決定只是在一場激烈的內部辯論之後做出的，正如韋伯在她引人入勝的敍述中所展示的那樣，這場辯論本可以走向任何一邊。一個決定性的時刻是因通貨膨脹上升而引發的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最終導致大規模流血事件。
中國深圳鄧小平畫像廣場攝影師：Yan Cong/Bloomberg### 本週新經濟動態
- 中國建議讓人民幣升值以抵消價格飆升。
- 北京正在打擊比特幣礦工。
- 更多危重的非洲新冠肺炎患者正在死亡。
- 亞美尼亞領導人表示將簽署俄羅斯斡旋的阿塞拜疆邊境協議。
- 拜登會見韓國領導人，討論朝鮮、芯片議題。
我問韋伯，這些重大事件如何塑造了中國今天對世界的態度。
安德魯·布朗：你認為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強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無視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的建議實現的。這種經歷是否使中國不太願意屈服於西方的壓力，開放其經濟？
伊莎貝拉·韋伯：這並不是關於西方與中國經濟本身的對比，而更多地是關於自由市場與國家積極參與市場的對比。中國和西方經濟學家在辯論中雙方都有人支持，有些人主張激進的、類似衝擊的自由化，而另一些人主張更加務實的方法，從邊緣開始進行實驗。改革經濟學家常常受到二戰後從戰時經濟轉變的經驗的啓發——這種轉變在今天是相關的，因為美國準備通過類似戰時水平的政府支出來擺脱新冠疫情。
布朗：鄧小平事實上曾試圖進行“大爆炸”式的改革，結果導致腐敗、通貨膨脹和天安門廣場上的大規模抗議，幾乎讓共產黨失去對權力的控制。我們是否應該這樣理解中國對新自由主義的拒絕？
韋伯：20世紀80年代末，農業改革釋放了巨大的生產力。但當人們意識到並非每個人都會從市場化中受益時，對進一步市場化的抵制增加了。在這種背景下，大規模價格自由化的想法對鄧來説變得有吸引力。宣佈全面價格改革的電視公告引發了恐慌、銀行擠兑和耐用品囤積。鄧準備為市場改革和經濟進步做出巨大犧牲，但他不願冒社會和政治穩定的風險，最終不願冒共產主義國家的風險。因此，推動激進的價格自由化的嘗試陷入了停滯。這並不是説1988年後中國沒有新自由主義改革。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是中國最新自由主義的時代，但並沒有試圖一夜之間徹底改革整個體系。
伊莎貝拉·M·韋伯來源：伊莎貝拉·M·韋伯布朗：是否存在另一條道路？中國難道不能更像波蘭，既擁抱市場又擁抱民主嗎？
韋伯：在比較波蘭和中國時，我們必須記住中國在改革初期仍然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國家。1980年，中國的人均GDP仍然低於海地或蘇丹。它面臨着工業化和發展的挑戰，不僅僅是市場化。如果中國經歷了類似俄羅斯那樣的衰退，那可能會是一場難以估量的災難。在俄羅斯，幾乎每一個人類福祉指標都急劇下降，但起點比中國高得多。遺憾的是，但不幸的是，民主在一些經歷過形式衝擊療法的過渡經濟體中似乎也不是非常穩定的結果。
布朗：中國最終採取的方法將國家置於經濟核心。在某種程度上，這難道不導致了我們今天看到的西方經濟體和所謂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之間的衝突嗎？
韋伯：關於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或中國積極參與市場的問題讓我感到困惑的是，這並不是中國獨有的。其他國家也歷史上有相當廣泛的產業政策和國家參與。中國與西方之間的緊張關係似乎自中國從西方總部公司的工廠轉向試圖建立自己的公司以達到技術前沿以來一直在加劇。當然，這需要國家的支持，因為中國起點是相對技術落後的。
布朗：本地實驗佔據了中國早期經濟成功的很大部分。但如今，這種方法更多地是自上而下的。這是一個問題嗎？
韋伯：首先，我認為我們必須認識到上世紀80年代確實是一個在新範式確立之前非常開放的時刻。這有點像我們現在在美國環境中可能正在觀察到的情況，突然間我們過去在經濟學，特別是在經濟政策制定方面所持有的所有前提似乎都成為了爭論的對象。顯然，這種開放的時刻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最終，霧氣會散去，你會得到一個新的、更加鞏固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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