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flix的《魷魚遊戲》：理解韓國不平等和債務的指南 - 彭博社

攝影師：Noh Juhan/Netflix

Netflix公司的熱門劇《魷魚遊戲》可能是韓國娛樂業的一大勝利，但也向全球觀眾展示了該國更黑暗的一面。

數十年來，高速增長導致了一個嚴重分層的社會，高房價和社會流動性不足助長了過度借貸。對婦女、老年人和移民工人的歧視根深蒂固，許多年輕人發現生活如此艱難，以至於他們乾脆放棄了。

在這部讓該劇成為Netflix有史以來最成功的作品的令人震驚的暴力和怪異美學中，《魷魚遊戲》描繪了絕望的參賽者賭上生命贏得45.6億韓元（3910萬美元），而超級富豪VIP們則旁觀，其中包含許多真實反映韓國人日常掙扎的時刻。以下是一些關於這些問題的逐場指南（警告，全文含劇透）：

深刻的不平等

成基勳和他的母親。攝影師：Noh Juhan/Netflix

“這些天物價瘋了，這點錢什麼都買不了。”

該劇中的賭徒主角成基勳對他母親給他的2萬韓元（17美元）的反應概括了在一個不平等程度比日本、澳大利亞和西班牙還要糟糕的國家裏，無產階級的生活。

交換髮生在他們位於首爾北部的半地下室住所，直接地理和經濟上與富裕的江南地區形成對立。

這些狹小的公寓建在半地下層，2020年奧斯卡獲獎電影《寄生蟲》中的角色也住在這裏，這些地方已成為韓國底層人士的最後選擇，因為過去五年公寓價格飆升了70%，將首爾的公寓均價推至100萬美元以上。

這些所謂的“半地下”住宅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不斷增多，當時政府要求所有低層建築都必須有地下室作為防空洞，以備來自北方的軍事威脅。隨後，隨着城市化帶來了大量無處居住的工人湧入首爾，官方合法化了對這些地下住所的出租，以緩解住房緊縮。

越來越負擔不起

尤其是在首爾，房價已經變得無法承受

來源：KB國民銀行，彭博經濟學

國土部估計，截至去年，韓國有1.6%的家庭住在地下室或屋頂設置中，這一比例從2006年的4%下降。

半地下住宅已經成為一種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的象徵，這種不平等在疫情期間惡化。韓國銀行估計，基尼係數，這是一個全球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標，範圍從零到一，數值越低表示越平等，在2020年第二季度惡化到0.399，比一年前的0.379有所下降，因為低收入家庭失去了工作。

不平衡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該國龐大的家族企業財閥仍然控制着經濟的大部分，而那些不在財閥工作的人在經濟上基本被排斥在外。

韓國企業聯合會本月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大公司對新畢業大學生的基本工資平均為4320萬韓元（36900美元），而小公司（30-299名員工）的平均工資為2830萬韓元（24250美元），甚至更小公司（不到五名員工）的工資為2560萬韓元（21940美元）。

這意味着一個人的道路往往在年輕時就已經確定，以後很少有機會晉升。

債務危機

參賽者。攝影師：Noh Juhan/Netflix

“這個房間裏的每個人都生活在財務崩潰的邊緣。你們都有無法償還的債務。”

第一集明確表明，沉重的債務是《魷魚遊戲》的中心主題，Gi-hun欠債1.6億韓元（13.7萬美元）給放高利貸的人，另外還欠25.5億韓元（21.8萬美元）給銀行，這促使他加入遊戲。在那裏，他遇到其他455名也面臨無法償還貸款的玩家。

家庭債務在韓國是一個真實而嚴重的問題，尤其是那些在上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進入就業市場的中年人。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家庭平均欠款8260萬韓元（70173美元），比上一年增長了4.4%，而年收入僅增長了1.7%。

家庭擁有的總債務在第二季度激增了10%，這得益於新冠大流行期間廉價借貸成本以及多年來的政策失誤，導致房價不可及。這使得債務與可支配收入比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172%，促使央行在8月份首次提高利率，成為發達亞洲經濟體中的第一個這樣做的國家。

韓國銀行正處於兩難境地之中，一方面要阻止家庭進一步借貸，另一方面要防止已經負債累累的家庭在還款成本增加的情況下陷入更糟糕的境地——這正是《魷魚遊戲》中所有玩家所面臨的困境。

在這部劇中，Gi-hun在虛構的龍之汽車公司被裁員後，由於公司重組開始了賭博和債務問題，這明顯是對2009年陷入困境的雙龍汽車公司進行的參考。然後他因開設兩家失敗的餐館而負債累累，這對許多中年失業者來説是一條熟悉的道路。

雙龍汽車公司的罷工持續了兩個多月，並變得愈演愈烈，十多年後仍然作為金融危機造成的創傷的象徵留存在國家記憶中。

李昌根，一名被雙龍汽車公司解僱後最終被重新僱傭的工人，在Facebook的帖子中寫道，Gi-hun代表了超過2600名被解僱員工，他們努力維持生計：“一個在面對威脅生命的情況下不失尊嚴，仍然展現温暖的失業工人。”

移民工人

阿里攝影師：Noh Juhan/Netflix

“給我我的工資單。”

韓國社會中移民工人生活的殘酷現實反映在來自巴基斯坦的阿里身上，他向僱主要求數月的拖欠工資。

在這場絕望的交流中，他稱呼他的韓國僱主為“사장님”，這個詞在字面上意味着公司的董事長或總裁。阿里幾乎用這個尊稱稱呼他周圍的每個人，這説明了移民工人被期望接受的低地位，他們被貶低和歧視；有一次，他的僱主説“你敢碰我。”

隨着韓國經濟的發展，它依賴移民勞工填補本地人不願從事的低薪、體力勞動的空缺。截至2020年5月，韓國有84.8萬外國工人，其中略少於三分之一持有所謂的E-9簽證，或非專業簽證，這是柬埔寨、越南、尼泊爾和南亞等地工人常用的入境方式。

韓國先驅報報道稱，根據勞動部的統計數據，去年移民工人報告的未支付工資超過了1500億韓元（1.285億美元），是2015年的50億韓元的三倍。

在對移民工人的持久無知的意外反映中，扮演Ali的演員Anupam Tripathi是印度人，而不是巴基斯坦人。

老齡化危機

成基勳和吳一男。攝影師：Noh Juhan/Netflix

“我們只能相信像您這樣的老人整夜不睡覺工作嗎？”

該節目的早期劇集中反映了韓國老年人的困境，Oh Il-nam是玩家001，一個虛弱的老人被其他參與者推到了一邊。當Oh自願在夜間負責防範其他隊伍的襲擊時，玩家196拒絕了他的提議。

政府估計到2050年，韓國老年人口比例將達到39.8%，高於今年的16.5%——這是世界上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

進一步複雜化韓國的人口問題的是其老年人貧困率，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中最高的。雖然官方退休年齡是60歲，但許多工人在40多歲和50多歲時被迫提前退休，因為公司進行重組。

勞動力市場的僵化使得他們幾乎不可能在這個年齡找到另一份體面的工作，這意味着消耗他們的儲蓄或嘗試開辦小型食品企業——就像系列反派Cho Sang Woo的心碎母親在兒子失蹤後所做的那樣。

在統計局對今年55至79歲人羣進行的調查中，有68%的人表示他們希望繼續工作主要是為了生活費。自2015年以來，這一比例一直在穩步上升。

性別歧視，厭女症

韓美娘攝影師：Noh Juhan/Netflix

“其實我很聰明，只是沒有機會接受更高的教育。”

韓國存在的廣泛性別歧視和厭女現象是該系列中的一個主題，通過韓美娘這一角色生動展現出來，她的名字字面上翻譯為“美麗的女人”。儘管她不得不利用自己的性感來討好更強大的男性參與者，但最終她還是不得不乞求被納入他們的團隊。

這一場景引起了韓國女性的共鳴，在那裏，性別歧視雖然變得不那麼明顯，但仍然滲透在各種機構和日常生活中。儘管有政策努力，女性的收入比男性工作者低30%，遠遠超過了38個經合組織國家中的最大工資差距。

這種差距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被加劇，因為女性在受病毒限制最嚴重的行業中遠遠超過男性。

自2005年以來，韓國女性在進入大學方面表現優於男性，2018年女性入學率比男性高出7.9個百分點。然而，女性在30多歲和40多歲時勞動參與率顯著下降，這反映了同時兼顧事業和撫養子女的艱鉅任務。

在一個男性仍然幾乎不參與家庭生活的社會中，女性也越來越選擇退出：韓國的生育率去年降至0.84，是世界上最低的。

至於韓美娘無法接受高等教育的原因：高中之前的學費基本上是免費的，但韓國臭名昭著的“補習學校”是進入頂尖大學的巨大障礙。去年家庭花費了約80億美元在這種課外輔導上，而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通常無法承擔競爭。

朝鮮叛逃者

康世柏攝影師：羅周漢/Netflix

“我這樣做是為了有一個可以和我哥哥在一起的房子。”

康世柏是一名朝鮮叛逃者，她想贏得獎金來偷運她的母親越過邊境並把她的哥哥從孤兒院接出來。她的角色代表了一個不惜一切代價到達南方的羣體，卻在找工作和融入社會方面遇到困難。

根據韓國統一部的數據，截至2020年，朝鮮人的就業率為54.4%，低於2019年的58.2%，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60.4%。

叛逃者的失業率去年為9.4%，是韓國人的三倍。

他們在2020年的月薪為216萬韓元（1850美元），大約比韓國人的平均收入少了五分之一。

試圖逃離朝鮮、經由中國邊境——這是一個常見的途徑，因為相比分隔朝鮮半島的非軍事區，這裏的防禦較弱——的朝鮮人經常被中國當局發現，並被強制遣返，根據1986年與朝鮮政權達成的協議，以防止“非法越境”。

根據人權觀察組織在7月的一份報告，那些被遣返回朝鮮的人面臨着酷刑、監禁、性暴力和強迫勞動。該組織認為目前至少有1,170名朝鮮人被中國政府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