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個年輕電影人和他們的海邊七日_風聞

文 | 張穎

編輯 | 吳燕雨

12月24日，冷空氣入侵北京，早上九點，我們到達約定地點，準備搭乘FIRST青年電影展（下稱“FIRST”）的大巴，前往秦皇島的阿那亞社區。

阿那亞之行的主角，是十幾位“名不見經傳”的青年導演、編劇，他們從FIRST徵選的365個項目裏脱穎而出。在接下來的一週裏，他們將帶着10個還處在劇本階段的電影項目，在五位資深編劇導師的帶領下，全力以赴地展開一場“磨劇本”的“實驗”。

9：15，距離約定出發時間已經過了15分鐘，車仍然沒有動，車上有一半人還沒到。這種遲到和拖拉，往往是他們在劇本創作階段常有的事。也正是因此，這場劇本拉練才顯得非常必要——

在接下來的7天裏，FIRST劇情片實驗室·劇作工坊為他們安排的訓練課程，每天早上九點開始，他們需要見導師、進行一對一的劇本“診療”，下午上“大課”、聽五位導師各自分享創作經驗，晚上有高羣書、陳建斌和劉浩良的分享課，中間穿插着論壇、看片和改劇本的“晚自習”。

“課程表”排得滿滿當當，一方面，青年影人創作上拖延的“習慣”將被打破，另一方面，所有的課程都直指劇本創作難題。“一切都是為了寫好劇本”，這成了此次劇作工坊的slogan。

對於青年電影人，要踏進競爭殘酷的電影市場，寫出一個好的劇本，是他們最重要的“武器”。但許多青年影人往還做不到這一點，也正因為此，FIRST在今年第一次把實驗室做成封閉、集訓式的，只聊創作、解決創作瓶頸。

從北京出發，毒眸與十幾位年輕電影人一起，在阿那亞的海邊經歷了“只為創作”的一週。在這海邊七日裏，有關電影和成長的故事，正在悄然發生。

劇本，年輕影人共同的“痛點”

“劇本不好，一切都免談。”這是幾乎所有投資人的共識。

在市場中，很多項目即使賣相不錯、幸運地拿到投資，但若劇本打磨得不過硬，夭折的概率也很高。王紅衞曾對毒眸表示，即使項目在創投中拿到投資的項目，因為劇本不夠紮實、前期打磨工作不到位，拍出來才發現是一個平庸的片子，對創作者和資方都是一種傷害。

創投可以給項目資金，但無法解決最核心的劇作問題。“每年創投會結束後，都有同時跟進這些電影計劃，進行持續的關注和跟蹤。但除卻融資和製片的困難，更多的其實是在大平台接觸了大量的製片公司之後，很多創作者會對自己的內容產生質疑和迷茫，”FIRST劇情片實驗室負責人之一朱文慧對毒眸表示：“這種情況的出現，其實也是因為前期劇本層面沒有做紮實。”

基於此，FIRST劇情片實驗室想解決本質問題，設立劇作工坊，專注劇本，用盡一切辦法，給創作者們提供劇本上的幫助。

而這種幫助，正是很多年輕電影人最需要的。

今年入選FIRST劇情片實驗室年度電影計劃、來到阿那亞參加集訓的項目有10個，分別是《阿飛野史》《春困》《地鵝》《郝懸沒失常》《河西》《河州》《腦海迷蹤》《上場》《她坐在那，像個普通人一樣》《太陽飯店》，儘管是從365個項目裏徵集出的佼佼者，但這些項目的身上，仍然有大大小小的劇作難題。

《太陽飯店》的劇本寫了三年，三位編劇夏超（也是該項目的導演）、張金帥和索健仍然覺得存在問題，“想要找到一種既能保留我們故事獨特風格和美學，又具有商業實操性的穩妥辦法。”他們告訴毒眸。

和《太陽飯店》不同，《上場》的導演黃琰對毒眸表示，雖然目前劇本完成度比較高，但仍然有個困惑了她很久的問題：“我現在的劇本要拍出來的話，片子會偏長，這兩個月我一直在尋找縮減時長的方法。”

作為去年入選FIRST創投的項目，她調侃自己這次是“回孃家求助”的：“畢竟我們也沒有錢，平時很難找到這麼多大咖編劇來幫我們看劇本、從不同的角度給意見。”

黃琰所説的前輩，是FIRST為這次劇作工坊請到的5位資深編劇導師，包括《失戀33天》《閃光少女》的編劇鮑鯨鯨，中央戲劇學院副教授、《人山人海》編劇顧崢，《無名之輩》《第十一回》的編劇雷志龍，《驢得水》《半個喜劇》的編劇劉露和《金剛川》《革命者》的編劇張珂。

“這次來也不是想教大傢什麼，只是想把我在劇本創作上的一些失敗的教訓和寫作經驗，分享給大家，只要能對他們的創作有幫助，能解決哪怕一點點的小問題，我覺得這件事是有意義的。”雷志龍對毒眸説道。

帶着共同的心願，為了“寫好劇本”，這場為期一週的阿那亞海邊實驗便正式開始了。在開營儀式上，FIRST的CEO李子為説，做實驗室的初心，就是想讓好的電影拍出來。為了實現這一點，第一步便是集中一切精力，專心磨劇本。

“你手裏有什麼牌，要打什麼牌”

夏超、張金帥和索建在課堂上跟導師聊劇本的時候，都帶着保温杯喝熱水，下課後卻從相機包裏掏出兩瓶酒：“鏡頭的大小和酒瓶差不多，所以相機包裝酒很完美！”

三個人一起走路，説着説着就大笑起來，笑得方圓幾百米都能聽到。但只要一聊他們的《太陽飯店》，氣氛立刻變得嚴肅正經起來。

“我的製片人看完劇本後，説寫得缺少情感，就好像我是個沒有感情的人，在這個方面我確實不擅長寫。”第一堂課，夏超就跟導師雷志龍拋出了他的創作難題。

雷志龍也認為商業電影最重要的是情感落點，是一定要讓觀眾明白作者到底想表達一種什麼樣的感情。“所以寫劇本的時候就得想清楚了，最後是想讓觀眾哭着還是笑着，或是帶着温暖感動離開電影院。”

《太陽飯店》的故事發生在滿洲里，劇本有老中青少四組人物關係，帶着獵奇動作、幽默和奇觀元素，想探討尊嚴、自由和平等的議題。

雷志龍覺得元素太多，拎出重點很重要：“這是個商業片，故事、社會、奇觀、議題等等，都要放在商業維度去做取捨，選擇你必須要説的，和能吸引觀眾去看的點。”

在對每個不同的維度逐一分析討論後，雷志龍設想如果是自己來改劇本會怎樣做，怎麼才能讓故事距離觀眾近一點。“現在我們手上沒有牌，第一張牌就是你的劇本故事。”

有什麼牌，要打什麼牌，這一點幾位導師在不同的項目裏都不約而同地提起。

鮑鯨鯨在跟黃琰聊她《上場》的劇本時也表示，“現在故事的每一part都很重，如果説只有一個靶子的話，你的靶子是什麼，這一百二十分鐘的電影裏，我們要想清楚到底要打什麼牌。”

《上場》説的是一個少女只有靠打男籃才能改變命運，但卻無法“上場”的故事，鮑鯨鯨在看完劇本後，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跟黃琰玩起了“捏人遊戲”。

她問導演，故事的女主年紀多大、什麼星座、單眼皮還是雙眼皮、罵髒話的時候怎麼發音等細節，黃琰一一對答，邊分析邊表達……聊着聊着，女主的形象越來越清晰，通過這樣的方式，主人公形象的細節也越來越鮮活。

導師顧崢則更直言不諱。《春困》的劇本有好幾場重場戲，顧崢把問題一一指出來，“太多戲份在其他片子裏都看過了，觀眾會覺得沒新意，有的戲寫得差一點可能沒什麼，但是重場戲不可以寫這麼差，技巧方法得用對了才行。”

《春困》講的是小鎮女孩的故事，想呈現徘徊於都市和故鄉間的異鄉人困局，這對人物的塑造有很高的要求。

面對這樣的故事，導師劉露真誠地分享了自己和身邊人的經歷，試圖為導演史任飛從中提煉出幾種能為劇本服務的人物原型。每一次分享交流或者善意的“批評”，史任飛都一一記下。

張珂則屬於“一點點摳細節”的導師，《太陽飯店》的劇本有100場戲，他一場一場地講，講到48場的時候周圍的人都有些疲憊，但他的語速和表達並沒有慢下來：“你的戲裏有自己的一套文化審美邏輯，這個邏輯要讓觀眾get到，所以不怕多寫，一定要多寫、要強化。”

這種一對一的劇本“診療”對話從早上九點持續到下午一點，消耗着導師們、導演編劇們的腦力、體力。但等到每一天的課程結束後，有的導演回房間重開劇本會、根據課上意見修改討論，有人則敲開導師的房門、把沒弄明白的問題打破砂鍋問到底——

在這樣一場漫長辛苦的訓練裏，很多人一開始並不確定自己到底能獲得什麼實質性的幫助，但清楚的是，每個人都要紮在自己的劇本里，一遍遍地修補、調整甚至推翻重來。

沒過幾天，創作者們的煙開始不夠抽，酒也得再囤上幾瓶……從清晨到深夜，關於電影劇本創作的努力，一直在進行中。

“配套動作”也是為了更好地創作

劇作工坊進行到第五天晚上，鮑鯨鯨和王冉（《閃光少女》的導演）擺了一桌酒。

這是實訓課程環節，前面四天裏顧崢、張珂、雷志龍和劉露四位導師分別從故事、創作理念、劇作裏的觀影關係和演員排練等方面分享了經驗、技巧，但鮑鯨鯨的方式顯得比較特別：

她讓十幾位導演、編劇分組即興創作，簡短的人物描述、對話和故事，並組團表演出來。現場根據人物特徵調酒，用酒裏的滋味，投射進故事。“你們寫的人物會在酒裏發生化學反應，大家會嚐到這種反應的味道，咱們用這樣的方式，把你寫的人物具象化。”

這場“喝酒遊戲”進行了接近四個小時，十幾位創作者寫下來性格迥異的幾組人物，貢獻了搞笑、温情的表演，鮑鯨鯨覺得這事做得特別值：“這幾天我們都在自己的項目裏，努力尋找更快更有效的方式讓劇本變好。但這一刻我們短暫地抽離出來，與同伴產生碰撞，希望大家以後也鬆弛一些，多和身邊的人交流，讓這種狀態去幫助創作。”

除了鮑鯨鯨的酒，FIRST的劇作工坊還為年輕電影人提供了很多“配套動作”。

在阿那亞影院，有三場高羣書、陳建斌和劉浩良的分享課，創作者們先看三位前輩挑選的片子，然後展開與片子創作相關的分享交流。

在陳建斌和高羣書的類型分享課上，提及周防正行導演的作品時，陳建斌認為劇本寫得非常好，故事簡單但有意思，而這正是年輕創作者們應該學習的。

“我們做一個電影的時候，還是應該感受我們自己周圍的生活，從中抓到一些有意思的事、生髮出的屬於我們自己的電影，這個特別重要。”陳建斌説道。

高羣書也非常贊同這一點，特別是作為評審看完了台下年輕影人的劇本之後，他發現很多人在創作上已經有了迴歸生活的意識。“我們還是希望下一代，年輕導演寫作的時候，能讓電影迴歸對生活的關注，關注我們的感知、焦慮、憤怒、心疼或者是喜悦，讓電影迴歸電影。”

不止分享課，論壇也是FIRST劇作工坊另一項重要“輔助動作”。在阿那亞海邊的孤獨圖書館裏，FIRST辦了一場以“從教育到製作，市場需要這麼多類型片嗎？”為主題的論壇，分享嘉賓是高羣書、劉浩良和雷志龍，而所有參與劇作工坊的導演、編劇們也都一一到場“聽課”。

高羣書認真叮囑年輕導演們，一定要多向前輩們學習，因為他們有很多實踐經驗，可以在拍攝、場景處理和演員等各個維度給到新人們經驗、方法；另一點很重要的事是，新導演拍一個片子之前要有兩三個參照片，“要不斷地看、不斷學，同樣一個事兒一個景，一定要看看別人是怎麼拍怎麼處理的。” 高羣書分享道。

從一對一劇本診療，到圓桌討論、實訓課程、分享課和論壇，在劇本工坊的每一天，所有的活動都圍繞着給年輕電影人的創作提供幫助、建議展開。而十幾位年輕電影人，也在這個過程裏一天比一天更投入和專注：

幾位導師發現，在這七天裏，很多人比在學校讀書的時候還要認真；一天的課程結束後，總有人在白天上課的“教室”裏做筆記、改劇本，主動上“晚自習”；不放過任何一個與導師、前輩交流劇本的機會，所有人都把全部的時間和精力給了電影。

在一次次真誠的對話裏，在創作者們不斷調整修改劇本的敲鍵盤聲裏，很多人慢慢相信自己的劇本是“有救”的，也開始相信未來的自己一定不會拍出平庸的作品。

一週太短，電影的故事很長

在阿那亞的七天，有的創作者解決了來之前的訴求。

一開始黃琰就對毒眸提及的時長困境，有了可行的辦法。“兩次課上完後，我們在房間推演，基於鮑鯨鯨老師的建議，可以直接減掉15-20分鐘左右的戲量。雷志龍老師的方案也是能壓縮一些戲的，原本需要15場戲講清楚的事，有了在8場內解決的可能性。”黃琰説道。

《太陽飯店》在吸取了導師們的意見後，對原來劇本的進行了調整，從人物上、情感上、預算、拍攝技術難度幾個方面進行了改動，讓原本的拍攝難度和回報風險有了降下來的可能性；而之前他們覺得模糊的方向，也在雷志龍導師提出的建議下，清晰地明確為集中講“情感的不可替代與萬物皆可商品化的矛盾”。

但也有更多的人，需要在七天結束後，花更長的時間去理清楚來自不同導師的不同建議。

《春困》的導演史任飛，雖然在導師們的指導下，找到了三人關係寫法上的思路，但她覺得很多創作問題不是一時半會兒就能找到答案的，“導師們給了我方向，我需要放一放、仔細想一想。”

如多位創作者所言，七天太短，大家沒辦法立刻按照導師們的建議把新的劇本修改出來，阿那亞之行，更像是一個開始，真正解決劇作問題，還是要通過創作者們自身持續的努力，需要在接下來更長的時間裏繼續打磨劇本。

這同時也考驗着FIRST對項目的後續“跟蹤”，“對於FIRST經手的項目，我們會持續地跟蹤下去。”FIRST的創始人宋文在七天前的歡迎酒會上就表達了態度。

“跟蹤”體現在整個FIRST實驗室裏：七天的劇作工坊之後，FIRST會持續關注項目的劇本進展。第一個階段在2021年1-3月，給項目方修改劇本的時間，4月開始驗收進度，並設置競爭機制，從中選出三個優勝項目，給予資金進行樣片拍攝；

第二階段則集中在項目試聽、製作上的培訓，在4-5月展開“拍片季”，從實拍上給予年輕電影人培訓和幫助；第三階段從6月的FIRST市場公開周開始，延續到西寧影展中，根據項目進展來判斷，進入創投會或內部面對資方的提案陳述——

從劇本開始陪伴，阿那亞的七天只是一個開始，三個階段持續推進，便是FIRST實驗室對青年電影人扶持陪伴的長期計劃。在這個計劃裏，優秀的青年電影人，可以獲得從劇本創作到實際拍攝再到尋找資金的全方位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