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楊增新？_風聞
西域都护-西域都护官方账号-新疆在地观察家。公众号：西域都护2021-01-02 22:57
“楊增新學問淵博，眼光遠大，心胸恢弘，手腕靈活，他如果生長在歐洲的社會，必是一個偉大人物。他是一個代表中國舊社會、舊文化、舊道德、舊傳統的最後一個典型人物。”也許，斯文·赫定對楊增新的評價最為全面。
1928年7月7日下午二時許，新疆省政府主席楊增新在出席新疆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典禮的午宴上遭刺客襲擊，身中七槍，只留下一句“你們想幹什麼”便當場身亡，時年64歲。
當日下午七時，政務廳長金樹仁等人組織衞兵反擊，活捉主謀前外交特派員樊耀南等人，未經審判便以酷刑處決了樊耀南。
4天后，《大公報》評論道：“新疆自民元以來已成獨立割據之勢。前任省長楊增新氏，更以閉關政策與中央相絕，其政治設施無一非滿清遺制，人民處於樊籠之中，備受壓迫之苦，但鳴怨無處，反抗無力，只有忍氣吞聲而受之。民國十七年北伐軍抵北平，楊仍猶豫觀望，有志之士樊耀南者，集合同志將楊擊斃，以為改革新疆之初步。”
《大公報》的文章為後世定下了評價楊增新的調子。無論是國民政府還是後來的紅色政權，多將楊增新身上貼上滿清舊官僚、割據軍閥、保守落後分子等標籤，將其意外身亡，視為阻擋了時代潮流的必然。
但歷史像是故意與《大公報》的樂觀開了個玩笑。楊死之時，“全省人民巷哭野祭，女人孺子亦相向而哭”。楊增新“我死後新疆必亂”的預言變成了殘酷事實。之後，新疆迅速陷入動盪戰亂，幾乎不為中華所有。這個動盪的歷史舞台成就了盛世才、馬仲英等傳奇梟雄後，楊增新反而少被人提起。
但楊增新並未在民間記憶中消失。1990年代出版的《維吾爾族歷史》一書，作者劉志霄在沿用楊增新是落後象徵的評價時，提供的事實資料卻與此相悖，並不斷提到“當地老百姓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繼續懷念楊增新本人和楊增新時期”，稱百姓提到楊時皆敬稱為“楊將軍”。
這個“相當長的時間”，也許大大超出我們通常理解的尺度——長期從事新疆研究的社科院研究員楊鐮談到一個故事，1986年他在若羌縣遇到百歲羅布人庫萬•庫都魯克，老人談到“老將軍”便淚水奪眶而出。楊在民間的聲譽甚至延續到了新世紀：2004年，網上一封昌吉州的上訪公開信，為強調今昔對比，第一自然段就以恭敬的語言提到“楊增新將軍”如何如何。
150年前誕生的這個人，為什麼會在新疆留下如此聲譽?
亂世崛起的獨裁者
楊增新強硬提出整個新疆必須“合治”，前伊犁將軍轄地塔城、阿勒泰統一劃歸新疆省管轄。
新疆近世亂源起於辛亥革命。1910年10月10日，武昌兵變，成立新政府，通電全國號召響應。震波傳到新疆，遍佈軍中的哥老會和革命黨人摩拳擦掌。
當時新疆是三塊互不統轄的行政區。今天的伊犁、塔城地區駐軍屬伊犁將軍管轄，今天阿爾泰地區和蒙古國巴彥烏列蓋省部分地區則歸阿爾泰辦事大臣主管，其餘部分才是新疆省，由巡撫管轄。
才上任新疆巡撫7個月的袁大化對愛新覺羅氏忠貞不二，不但拒絕向武昌政府表態，反與伊犁將軍志鋭(珍妃的哥哥)等地方大員策劃將皇室遷到庫侖(今蒙古境內)或阿勒泰(伊犁將軍轄地)。
12月28日夜，同盟會員劉先俊發動烏魯木齊起義，但第二天革命黨人就懸首城樓。1912年1月7日，楊贊緒率來自武昌的800新軍在伊犁起事，末任伊犁將軍志鋭被處決。
伊犁革命黨人宣佈“五族共和”，隨即各族大軍東進，與袁大化從烏魯木齊派出西進平叛的大軍烏蘇相遇並打成平手。
當時全疆駐軍在哥老會策動下紛紛譁變，袁手下已無兵可調。袁大化想起東邊還有個富可敵國的哈密王夏邁合蘇特，遂飛報求救。哈密王當然清楚一旦“共和”將喪失王位，立即從部屬中抽調500獵手，配發槍支馬匹後千里救火。
但哈密王曾鎮壓過“衝擊王府事件”，其貪婪吝嗇和殘暴早讓鄉民恨之入骨，這支民兵的領頭鐵木爾提出減少服役者家屬勞役，遭拒絕後，鐵木爾帶走了軍隊。巴里坤駐軍應邀鎮壓，結果遇伏全軍覆沒，鐵木爾被擁戴者稱為“鐵木爾哈里發”。
“哈密起義”碰倒了維吾爾人民大起義的第一塊骨牌，接着，吐魯番地區的二堡、火焰山、葡萄溝等地相繼發生農民起義。新疆已不可收拾。
這時，宣佈“反正”並出任大總統的袁世凱一紙“速停戰”的電報飛到烏蘇前線，袁大化只好“鹹與維新”，與伊犁方面的楊贊緒議和，袁巡撫變成袁都督。
但剛剛屠殺過革命黨的袁大化很難獲革命黨人信任，而此時各駐軍哥老會門徒謀殺長官之風如烈性傳染病。袁大化無力制止，心灰意冷下提出辭職，推薦袁鴻祐為繼任者，孰料還未得中央正式批准任命，袁鴻祐夫婦又被哥老會門徒殺害。於是，收拾新疆亂局的重任便落到了時任鎮迪道兼提法使楊增新肩上。
楊增新，字鼎臣，1864年3月6日出生於雲南蒙自，1907年任新疆陸軍小學堂總辦時，已在甘肅多民族地區歷練十餘年。
入疆後，在平息衝擊哈密王府事件中，楊增新展示了其熟悉邊地民情的經驗和靈活手腕。調任烏魯木齊負責掌管新訓練的警察後，他嚴密監控革命黨人，為迅速挫敗烏魯木齊起義立下大功。鑑於漢族軍中遍佈哥老會和革命黨，楊增新建議袁大化立即着手訓練穆斯林軍隊，以防不測。楊增新上台後，這支以回族為主的軍隊成為其權力籌碼。
楊增新擔任都督後，第一件事是解決與伊犁革命黨人的權力分配。他強硬提出：整個新疆必須“合治”，前伊犁將軍轄地塔城、阿勒泰統一劃歸新疆省管轄。
由於袁世凱做中央靠山，在楊增新施壓和分化下，伊犁革命黨人被迫與新疆省政府簽定《新——伊和議條約》。新疆與伊犁統一為一個整體。革命黨領袖楊贊緒被安排到喀什噶爾後，不久又被楊增新用回族軍官馬福興擠走。
楊增新用排擠和遣散方式解決了革命黨人的麻煩後，依靠臨時由當地穆斯林組建的“新軍”武力鎮壓哥老會。當時新疆各地有哥老會成員近10萬人，譁變會匪殺害長官後，失去約束，互相攻擊，騷擾地方無惡不作，不斷引發民族矛盾。省府對新疆大部分地區失去實際控制。從1914年始查禁哥老會，到1918年完全撲滅，楊增新共斬殺了哥老會頭目178人。
對新疆另一亂源維吾爾農民起義，楊增新的態度是安撫而非武力鎮壓。而當時官員多持相反意見，主張儘早剿滅，以免釀成1860年代的大混亂。
楊增新認為，只要解決伊犁起義，農民不滿當地貴族霸佔水源的吐魯番起義可順利平息。楊增新派員往鐵木爾營地傳達楊增新招撫之意，希望其部眾交出武器，投誠受撫，既往不咎。同時發函希望哈密王減少對部民的盤剝和壓榨。
雖然在居中調停反覆談判之時，楊增新深惡極端專制落後貪婪且反覆無常的哈密王室，但權衡利弊，只能遷就。楊調集軍隊向義軍施加壓力，派出手下穆斯林軍官再往鐵木爾軍中，手捧《古蘭經》發誓：鐵木耳部眾安全可絕對獲保障，成員全體編入楊的新軍，起義軍回鄉可每月只服2日勞役。哈密起義軍遂被集體收編，鐵木耳改漢名“鐵正元”。哈密義軍受招不久，吐魯番義軍隨即接受招安。
半年後，鐵木耳準備返回家鄉再次討伐哈密王。楊增新得知消息後，立即將鐵木耳逮捕處決。餘眾遣返，但這些人在半途遇伏，全部被殺。
1916年，袁世凱稱帝，蔡鍔在雲南起兵討袁，蔡鍔派人入疆勸説楊增新起兵響應，曾向袁世凱上過勸進表的楊增新置之不理。説客便遊説楊手下雲南籍的護衞軍營長夏鼎、督署衞隊營長李寅等人。
元宵節前日，楊大宴賓客，眾人正歡宴，楊突然高呼：“砍夏鼎!”衞兵閃出，當場斬殺夏鼎。楊增新又手指李寅：“砍李寅!”李又被亂刀砍死。楊談笑自若，其殺人不眨眼的惡名由此而來。
雖然楊增新用談判將伊犁地區併入新疆省，但當時阿爾泰地方(簡稱阿山)尚屬中央直屬。1919年春哥老會殘餘在阿山發動兵變，楊增新巧妙誅殺叛兵頭目，順勢將阿山併為新疆省的一個道。
新疆全省統一，楊增新成為塞外王國的絕對獨裁者。
力挽狂瀾三千里
1920年5月，新疆省與俄羅斯聯邦土耳其斯坦合眾國簽署的議定書，是中國與鄰國簽署的第一個平等條約。
楊增新上台後，最大的難題不是山頭林立四處戰火，而是沙俄。
雖然左宗棠收復新疆後，1884年新疆設省，但沙俄靠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基本上控制了新疆。最直觀的是其領事館護衞軍隊數量完全不受限制，如喀什噶爾沙俄領事館駐軍一度高達3000人，他們刻意在喀什噶爾大街人多時耀武揚威地出操，每天兩次。
根據中俄《改訂陸路通商章程》，俄商在新疆販賣進出口貨物可暫不納税，不但每年損失一百五十萬兩白銀的税源，更導致本土商人無法與俄商競爭。而英國根據最惠國待遇也享有此特權。不平等條約還帶來另一個嚴重後果，由於俄國僑民享有種種特權，不但誘使大量邊民改換國籍，且極易導致民間衝突。1912年6月，和田州策勒村爆發俄僑被殺事件。
所謂被殺的俄國僑民，其實只有一個原籍浩罕的烏茲別克人，靠代辦沙俄僑民證收取回扣發家。該俄僑貪得無厭，竟對拒絕購買僑民證的中國村民斷絕水源、上門毆打威脅。因為有沙俄領事館和商團保護，衝突中受傷的維吾爾村民只能集體上訪，當地漢族官員實地查訪，該俄僑閉門不出開槍打死數人。眾怒，搬來柴草將該俄僑住宅焚燬，30名購買了俄國僑民證的村民喪生火海。
沙俄聞訊立即派兵500侵入喀什境內，8月，俄軍炸開喀什城北門，入城挑釁，月底又增兵千人進駐喀什。
楊增新迅速派出道歉官員分頭出門，同時將地方官員全數撤職逮捕，但拒絕了沙俄提出的荒謬的殺人數字。俄國駐喀什噶爾領事竟直接帶兵，行軍千里到和田“追查兇手”。
最後，此案以逮捕審判了178人，賠償7萬餘兩白銀方才了結。以當時情形，引起英、俄兩國輿論巨大影響的事件，能不判處一人死刑而安撫沙俄怒火實屬不易。
1912年5月，剛獨立的蒙古國依仗沙俄支持，入侵阿山科布多，8月，攻陷科布多城。當時新疆尚未平定，且阿山並非新疆轄地，但接中央電令後，楊增新料蒙古人吞併科布多後意在併吞阿山，為此不惜傾盡全省財力，不斷抽調新疆省軍，防範蒙古兵。
1913年7月，新疆省軍兩次擊退蒙古軍入侵，斃300餘人。蒙古兵未再深入。由於財政窘迫缺少支援，楊增新只能守土。科布多未收復的失地，變成今日蒙古國巴彥烏列蓋省一部。
真正的考驗在後面。1916年7月，沙俄中亞爆發民族大起義，沙俄殘酷鎮壓導致當年秋出現大規模難民潮——30多萬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即中國的柯爾克孜族)越過中俄邊境強行進入新疆，其中伊犁一地就高達16萬人，而當時新疆人口不過300萬，根本無力阻攔安置如此之多的攜帶槍支的難民。
楊增新認為，解決難民的辦法是“釜底抽薪”，經反覆談判交涉，俄國同意“赦免”難民。1917年開始大規模遣返難民，但沙俄屠殺被遣返難民，又導致第二次難民潮，一直延續到年底爆發十月革命。
截止1919年3月，新疆共遣返難民30萬人，對那些不願回國的人，楊增新於1927年下令予以中國國籍。
十月革命造就了第三次難民潮。1919年5月開始，隨着紅軍節節勝利，白軍和俄眷不斷逃入新疆境內。1920年，白軍開始成建制逃入新疆，較大規模的有：1920年3月，巴奇赤率軍11000人，馬9000，難民8000自塔城地區入境;5月，阿連闊夫率3000人自伊犁入境;1921年5月，諾維闊夫率2000騎兵自塔城入境，並侵入腹地。
1918年，協約國決定武裝干涉蘇俄。新疆地理位置特殊，不但北京不斷下令，英、日來客不斷遊説楊增新，允諾出錢出槍，把新疆變成反蘇俄基地，日本更提出派一個師團駐紮新疆。駐伊犁的舊俄國領事館也儼然以臨時政府自居，號召新疆境內的俄國難民入伍參軍。
楊增新對俄國內戰的看法完全不同於北京政府，通過與蘇俄新政權非正式談判接觸，他認為布爾什維克必勝，對北京和英國公使要求他對經濟極為困難的蘇俄實施貿易禁運的命令，一概不予理睬。楊認為，新疆應對俄國內戰嚴守中立，遵循國際公法，絕不能給白軍提供各種方便。
對入境白俄武裝軍民，楊增新下令一律繳械，不得以新疆為基地攻擊紅軍。對解除武裝的白軍，想方設法將之拆散，就近安置邊境地區以便遣返。
1919年後，竄入新疆的白俄軍隊數量越來越多，而新疆省軍總數不足1萬。到了1921年，進入新疆境內的白俄軍隊數量已高達4萬餘人，集中在伊犁、塔城、阿山地區，未服從繳械命令且保持組織完整性者約2萬人，不斷騷擾地方，甚至公然策動蒙古上層貴族叛亂。
1920年5月，蘇俄紅軍照會要求入境剿匪，保證任務完成後立即退兵。楊增新認為“我國只可順天，不可逆天”，1921年初與紅軍秘密達成口頭協議，准許紅軍入境，雙方合作征討白軍。紅軍兩次入境作戰，10月，新疆有組織白軍被全數肅清消滅。紅軍果然守約迅速退出新疆。
對那些被分散安置留在中國的白軍，楊增新極為提防。可惜楊死後，繼任者金樹仁把白俄重新武裝起來，改為歸化軍，結果為日後新疆增添了新的亂源。
修改中俄不平等的通商條約是楊增新的夙願。由於條約規定修約不能晚於1920年8月24日，楊一再呈文催促，但北京承認的俄舊政權已經垮台，他轉而與新政權談判。楊增新利用與蘇俄新政權的合作歷史，以及蘇俄急於獲得承認的心理，以滿足蘇俄引渡要求換對方讓步，談判極為順利。
1920年5月，新疆省與俄羅斯聯邦土耳其斯坦合眾國簽署議定書，廢除了免税和領事裁判權等不平等條款，是中國與鄰國簽署的第一個平等條約。
1921年4月，楊增新通知英國，由於中俄修約，英國商人根據最惠國待遇免税的特權也被取消。
楊增新與蘇俄談判的另一收穫，是在中亞設置領事館。1916年，沙俄在鎮壓民族地區起義時，屠殺六千華人。為使中亞地區十餘萬華人得到領事館保護，楊增新提出沙俄在新疆有五個領事館，以對等原則，應允許在安集延等地設置五個領事館，沙俄以距軍事基地過近為由拒絕。
1921年，蘇俄要求恢復沙俄時代五個駐新疆領事館，楊乘勢舊事重提，經反覆談判，1924年雙方達成協議——互設五個領事館。
莫教“禍水”向西流
楊阻斷共產主義傳播極為成功，蘇俄在中國各地遍撒共產主義種子，唯獨在最近的新疆卻一無所獲。
楊增新較早預見到蘇俄新政權必將戰勝沙俄舊政權，並認為俄國革命，是由社會貧富差異巨大，權貴過於腐敗所致。但楊增新認為，蘇俄是對新疆社會安定的最大威脅。
新疆十月革命後，俄國境內有數千華人蔘加紅軍，蘇俄政權選拔部分有文化的人員在社會主義傳習所進行為期六個月的培訓，分別派往中國各地。
新疆毗鄰蘇俄，成為馬列主義對外主攻地區。1919年，新疆就在多地偵知蘇俄派出漢、回、維吾爾族骨幹滲透新疆鼓吹革命的消息。楊增新感嘆：“過激派之主義、社會黨之潮流，已駸駸乎輸入我國，馴至有不可遏之勢。”
為及時獲知蘇俄消息，楊增新委派在中亞經商的維吾爾族富商代為眼線刺探情報。
1924年，新疆與蘇聯在通商談判時達成一致協議，雙方互相不支持任何以反對對方政體為目標的政治煽動行為。但直至1927年2月，共產國際才放棄向新疆派遣維吾爾族幹部的努力。
為阻斷馬列主義的傳播，楊增新1920年就開始採取嚴密的信息審查和阻斷手段。新疆與蘇俄只開放尼勘卡一個口岸作為人員和貿易往來通道，對過境人員，嚴格檢查，禁止一切包含鼓吹工人平民革命、社會均產、無政府主義等內容的資料進入新疆。同時四處派員對各地出現的宣傳活動嚴厲禁止並收繳材料。
楊增新在內地進入新疆的星星峽關卡設置稽查人員，施行嚴格的文化封鎖和信息檢查制度。楊阻斷共產主義傳播極為成功，蘇俄在中國各地遍撒共產主義種子，唯獨在最近的新疆卻一無所獲。
但信息封鎖政策也最為後世詬病。當時內地輸往新疆的郵件和印刷品皆需檢查，郵件甚至要拆開兩次，部分信件送楊增新親自過目。《大公報》、《申報》、《新聞報》禁止在新疆發行。
為研究瞭解馬列主義，楊增新曾請蘇俄領事館翻譯每週兩次見面，詳細講解《資本論》的內容，楊增新在歎服列寧事業之英偉的同時，更堅定地認為，煽動階級鬥爭的仇恨之論，有違中國人調和中庸精神，不適於中國國情。不過，馬列著作似乎也誤導了楊增新，他感慨“中國幸無大工廠，否則革命遍地。”
楊認為，只有專注社會治理才能有效俄防範共產主義，“非抱定民生主義，使國民皆注重實業，無以救天下窮乏，即無以止天下之亂，望政府兼籌並進，不宜偏重軍事一途。如至四海困窮……縱使兵滿全國，亦斷不能維持。”
1916年楊增新酒宴上當眾斬殺雲南籍軍官夏鼎、李寅後解釋其理由：內地政黨、國體紛爭一旦引入新疆，必引發不可收拾的禍亂。“誅一二不屑之子”，實乃不得已而為之。
1924年，為楊增新排擠革命黨立下大功的喀什噶爾長官馬福興，被楊增新突襲抓捕並處決。楊認為馬福興曾有的如下行為將禍亂新疆：擅自擴軍、隨意加税任免官員、與舊俄領事館密議出兵討伐紅軍、暗稱“喀什噶爾帕夏”、與北京政府曹錕暗中聯絡。
楊增新對內地主義、政黨紛爭頗不以為然，曾雲“窮兵黷武，寡人之妻，獨人父母……今之人開口言同胞，而無日不戕殺同胞”。
由於政權更迭頻繁，楊增新抱定只認廟，不認神的態度，無論中央政府何人上台，楊增新在表示“新疆以擁護中央為天職”的同時，對新疆事務一概我行我素，既不聽令，也不接受委派官員。
為防中原戰亂紛爭禍水西流，楊增新甚至命令，非經其本人同意，內地人不可從星星峽關卡入新疆。楊認為，內地社會動盪，民無恆產、恆心，新疆孤懸塞外，不遠萬里克服艱難入疆者，多半是膽大妄為的冒險家，而新疆多一不安分遊民，則多一禍亂種子。
老子的小政府
近代中國人普遍有興建大型企業標榜現代化成就的強烈衝動，唯獨楊增新是罕見的異數。
楊增新服膺儒家修身之道和老子“無為而治”的治國之道。與內地大小政權不斷加税、增兵、擴權相反，楊的治理之道是減税、裁軍、縮權。他曾自誇道：“十年以來，從未加賦税，從未借債，人民負擔尚輕，是以外人過激主義遂難輸入。”
當時環境下，新疆做到這點極為不易。
自左宗棠收復新疆始，新疆的國家機器運轉皆需仰賴內地協餉，庚子賠款後清廷財力不足，但每年也高達240萬兩(不含伊犁、阿山地區)。辛亥革命後，內地各自為政，新疆從此斷絕了內地財政支援。新疆維持財政平衡、保持物價穩定的難度，高於中國任何一地。
楊增新上台時，為平息戰亂、遣返革命黨人，新疆財政已造成鉅額虧空。1913年，新疆軍費支出為557萬兩，而財政收入僅80萬兩。後經系統清理財政，1916年財政收入上升到了330萬兩，但顧及人民負擔，財政平衡只能靠大幅削減支出。
1912年，楊增新改組全疆行政體系，將府、廳、州、縣一律改為縣治，裁撤了迪化(烏魯木齊)、伊犁兩府和霍爾果斯通判。新疆省設37縣，一等縣6個，二等縣17個，三等縣17個。一等縣全部科長科員12人(不含僱員)，二、三等縣全部科長科員6人。
裁撤下來的冗員，楊增新安排墾荒或改營經商，並在公文中提醒在職官員“從速自謀生路，不要存做官之心”。
1912年新疆戰事初平，楊增新開始大規模裁剪兵員。此舉深刻改變了新疆駐軍的構成——新疆駐軍多由內地漢人組成，大規模裁撤重組後，省軍變成了本地穆斯林為主的多民族混合軍隊。楊增新認為，“以本省之人為本省之兵，則招之來可以麾之去，他省之人為本省之兵，則聚之易不免散之難”，化解了新疆出現軍閥的可能。
到了1916年，新疆省軍編制3萬，實際常不足1萬。由於極度壓縮軍費，新疆省軍被稱為“叫化子軍”，甚至不少士兵所持槍支是塗墨染色的木製假槍。楊增新對百姓嘲笑省軍的破敗不但不以為意，反施行更靈活的寓兵於民的政策：農忙時節，放開營門讓士兵自行充任耕作勞力，農閒時節同樣打開營門，讓饑饉者以當兵為名混口飯吃。
在楊增新看來，對內施以善治，防止過激煽動，對外不妄生事端，信守公法，即便只有象徵性的軍隊，亦可保一方平安。反之，“自治潮流日盛一日，斷非快槍快炮所能壓制。”
經濟上，楊增新同樣奉行“無為而治”。他對經濟發展的注意力，主要在督導開渠墾荒，發展農業之利，而不在工業。楊任內值得一提的工業成就，多為維吾爾人興建的民營輕工企業，譬如阿圖什的穆薩巴尤夫家族皮革廠的產品成功打入歐洲市場。而通常是工業命脈象徵的官營重工業企業，則乏善可陳。
楊認為新疆投資重工業斷無法與蘇俄爭雄，只有農牧輕工業方才可行。但選派學生出洋留學，也不以回國後興建官營現代企業為目的，而是學成後讓他們回到民間自行改良傳統技藝。
楊增新認為官方只須教導百姓改良，官方投資辦廠應當審慎，不然近於壟斷且易造成虧損，於貧民生計無益。
新疆吉木薩爾、巴里坤兩個軍馬場的“企業改制”遵循的也是同一思路。歷代軍馬場皆屬官辦，但歷經反覆整頓，軍馬場依然虧損嚴重。楊增新決定將全部官馬租賃給土爾扈特牧民經營，施行“鐵畜制”，即每100匹官馬，每年報交仔馬10匹，只要保證基本馬品質數量，其餘歸牧民所有。此舉讓雙方均大獲其利。
近代中國人普遍有興建大型企業標榜現代化成就的強烈衝動，唯獨楊增新是罕見的異數。其任內現代工業的成就遠不如後來盛世才時代，這或許是楊被詬病為落伍保守的最大因素。只不過，盛世才的工業成就，建立在鉅額蘇聯外債、大量出賣國家權益和鉅額財政補貼的基礎上。
不過，楊增新雖勉力將小政府模式推到極致，仍無法真正解決財政平衡問題。
自1912年至1927年，新疆累計財政赤字4960萬元，解決虧空只剩超額髮行紙幣一途。楊增新也承認新疆人民的負擔並不輕，斯文•赫定提到，楊增新對他説，雖然新疆有300萬各族人民，但從總的税收情況看，這個省住着800萬人。
將各族人民揉成一團
楊增新是清代、民國新疆唯一一個將當地穆斯林武裝當作拱衞政權的統治者。
時人將楊增新的統治術總結為，讓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人互相牽制，楊則精心在各力量之間搞平衡。楊增新本人亦將此當作經驗傳授。處理民族事務時，楊增新最常用的關鍵詞是“羈縻”，比之盛世才時代“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代表”等讓人親切熟悉的詞，“羈縻”一詞帶有濃烈的陳腐氣息。
楊增新政府中，只有前清舊官僚，沒有“民族代表”，但卻是近世新疆唯一一個將當地穆斯林武裝當作拱衞政權的統治者。
他對此的解釋，並沒有一句民族平等之類的漂亮話：“前清同治年間，回疆多事，官兵多用漢人以剿撫回纏，乃民國成立以來，纏回皆助共和，相安無事。而漢族則遊民會匪到處戕官，見猱升木，幾至不可收拾，非利用回纏不足以維持秩序而救目前之急況。”
楊增新也是清代、民國新疆統治者中唯一一個學習維吾爾語的。他能講不太流利的維吾爾語，並一再督促各縣知事學習維吾爾語，否則“不惟難以聯絡地方之感情，洞達人民之隱屈。”
為解決語言人才不足，新疆建立了一所學制為兩年的“纏文研究所”，為楊培養了一批符合其政治理念的雙語幹部。
歷任新疆統治者中，少有人像楊增新這樣重視少數民族語言問題，不但語言不通成為楊增新拒絕內地派遣軍校畢業生的理由之一，是否會説維吾爾語，也在後來成為楊增新整飭吏治的目標。他的一切目的就是“新疆至於今日其情形已極危險，須將各種族人民揉成一團，不使生心外向”。
楊增新以國家分裂的後果來提醒新疆官員身負特殊職責：“念西藏以自治，非獨藏人之罪也，我漢官之不肖，迫西藏以自治，而後英人得而乘之也。”，外蒙亦同此理。
漢官治理新疆，最棘手是宗教問題。但楊增新認為恰恰應當利用宗教：“查纏民篤信宗教，尊重阿訇為牢不可破之習慣，假使纏民不信宗教，不敬阿訇，便不免無所忌憚非專恃官法所能維持。”。
楊增新統治時期，新疆地下宗教法庭很快公開化，楊增新認為官方與宗教法庭的這種職能分工是好事：百姓發生刑事案多會找官府，而一般的民事糾紛、財產公證都會找伊斯蘭教機構。社會矛盾轉交給更熟悉民情民俗的宗教機構處置，反而減少了官方裁斷失誤和不必要的事務。楊增新很早就注意到，官府多次無法裁決的糾紛，經阿訇抱經盟誓，可當場解決。
對宗教機構和人士來説，公開化為其開闢了財源，其地位上升，對官方的態度會更加温和，是屬於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關係。楊增新本人在一切公眾場合刻意烘托宗教人士的地位，他的座位兩邊必然都是留給維吾爾族大阿訇和回族大阿訇的。
楊增新認為，新疆宗教情況遠比陝甘簡單，沒有教派門宦之爭。為保持這一局面，楊增採取了特殊的宗教干預主義——嚴禁西北門宦進入新疆，嚴禁私立道堂，以免陝甘寧地區悲劇在新疆重演。但楊增新的政策並不僵硬，對已在新疆取得勢力的門宦，則會加以籠絡控制。本着同樣的因素考慮，楊增新嚴禁聘請國外教員入境，禁止土耳其人講授古蘭經。
楊增新對新疆宗教問題的態度，並非全然出於“羈縻”之策。作為一個博覽羣書的孔孟弟子，他竟提出一神教比中國的多神崇拜更先進的觀點。因為儒家社會，只有天子才可祀天，百姓不得祀天，而基督教、伊斯蘭教人人可直接祭拜上天而有所敬畏。
有壞官無壞百姓
楊增新認為“有壞官無壞百姓”，可發動百姓直接監督現任官員，於是有了“郵稟”舉報制。
楊增新上台後，對新疆吏治曾如是評論：“查前清吏治以新疆極為腐敗，而新疆吏治又以南疆極為腐敗——南疆回纏紛紛投入外籍，其原因雖極為複雜，然多由官吏之虐民所致。”他認為民國新疆吏治腐敗的原因是，官員“多自萬里而來，其來既難，歸亦不易。一旦得官，即以回纏為魚肉，橫徵暴斂，為全國所無。”故楊增新認為西出陽關無好人。
楊增新整頓吏治的思路是：嚴懲、教化、監督、高薪。
從新疆設省到楊增新上台，近30年間無一基層官員因貪污被參。楊增新認為不嚴厲肅整便無法讓官員有基本的廉恥和畏懼，不制定標準則無從促進官員有所為。楊上任不久，親自制定了一套對基層知事區別良莠考核標準的評級制度，分甲乙末三等，據此獎掖提拔或予以懲罰。
1914年，經輿論準備，楊通報獎勵了三位知事，其中一人上報中央授予勳章。但更多官員受到懲罰。僅喀什下屬12縣就撤職11人，貪污虧空罪行最嚴重的迪化(烏魯木齊)、伊寧兩縣知事，遭槍決。至1918年，遭槍決、遣送出境的官吏多達17人。
楊增新認為，官員不肖，在新疆會有極大危害：“若以暴易暴，回纏雖愚，必不能束手待斃，以聽漢官之宰割。”根據1915年中央政府頒佈的《官吏犯贓治罪條例》，楊增新定下貪污公款達到500元者可處以死刑的規定，此數字成為新疆後世遵循的貪官量刑慣例。
楊增新雖然經常口稱“共和”，但又認為“共和與專制無優劣”，他對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的亂局失望已極。在他看來，西方的選舉制、政黨制均非良制，內心渴盼的理想是聖賢專制。
尊孔被楊增新視為官員教化的最重要手段，凡官員上任，必親率眾人在孔廟跪拜發誓，遵循聖賢教導，做好百姓的父母官。為了讓手下官吏德、才精進，楊增新親自輯錄清代一批政聲卓著基層州、縣官員的學治論文，彙編為《學治要言》，印發給各級官吏，後又編著《學治要言續編》。
新疆天高地闊，官員外放即為一方諸侯，外人無法約束，楊增新認為“有壞官無壞百姓”，可發動百姓直接監督現任官員，於是有了“郵稟”舉報制。
該舉報制規定：但凡官員遭舉報，輕則立即查辦，重則先撤後查，僅憑供詞雷厲風行，倘若查無實據，不追究控告者責任。漢族百姓控告官員，需面呈訴狀，維吾爾百姓控告官員，只需貼上郵票寄來，無需躬遞。
“郵稟”舉報制極大的震撼了官場風氣。以至於北京政府派往新疆考察財政的謝彬認為，新疆的肅貪運動有矯枉過正之嫌，以至於有刁民利用它來挾制基層官員。
楊增新雖然極為強調官員修身養性，但也認為新疆吏治腐敗的部分原因是薪俸過低不切實際。當時新疆財政雖然極為困難，但楊增新在一番裁撤懲罰後，力排眾議大幅提高官員薪資，將其整體水平提高到內地同級官僚的近十倍。
為造就一批符合楊增新政治理念的官員，1916年，楊設立“政治研究所”，主要任務是培養縣級主官，學員為即將上任的知事或縣佐，其必修課程有外交、財政、警察、實業、法律等，此外還有關於新疆地理、歷史、風土、人情的知識。將外交置於第一是因為新疆地處邊陲，毗鄰英、俄，外商、外僑遍佈全疆，稍有不慎即起釁端。
楊增始終認為內地客籍官員管轄本地土著不是長久之計，他也始終不肯信任內地派來的新派人物。他甚至認為，共和時代，自治是世界潮流，新疆穩定，全賴當地人民認為“代治”優於“自治”。“用新疆之人以守新疆，此增新素來辦事宗旨”，並非楊增新掛在嘴邊的漂亮話。
為實現“不致借材異地”的理想，1920年楊增新創辦了蒙哈學校，招收蒙哈上層子弟，準備造就一批忠於自己政權的蒙哈幹部。
1923年創辦俄文法政專門學校時，楊增新派代表告誡學生：“你們都是本地人，將來畢業後，都有做縣長的資格，你們要好好讀書”。該學校的學生被反覆灌輸“以本地人才治本省之事業”。楊增新非常重視這個寄託了他新疆未來的學校。不僅免收各種學雜費，學生每月還另發二十兩省票津貼。
但是，楊增新沒有等到他們成才的那一天。1928年7月7日，楊增新在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典禮上遇刺身亡。
也許，斯文•赫定對楊增新的評價最為全面：“楊增新學問淵博，眼光遠大，心胸恢弘，手腕靈活，他如果生長在歐洲的社會，必是一個偉大人物。他是一個代表中國舊社會、舊文化、舊道德、舊傳統的最後一個典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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