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青煙的大明王朝_風聞

原創：不得不言他

公眾號：言他君

年末了，説點嚴肅的。

“鄢懋卿，冒青煙”。

這是陳寶國飾演的嘉靖皇帝在得知鄢懋卿奉旨巡鹽巡出來的錢大半都入了鄢懋卿自己和大小閣老口袋裏後的怒斥。好笑的是，劇中那位以“四季常服不過八套”自吹自擂的嘉靖皇帝，卻是個為了聞開水燙新松木味道而洗一次腳就要換一次腳盆的奢靡皇帝。

當然了，在私有制農業社會的家天下體制下，鐵血強宋朝的文彥博説得好：“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大明王朝1566在開篇時，就基於部分歷史事實進行了一個劇集內的背景設定：國庫空虛，邊境戰亂，皇帝“垂拱而治”，內閣中嚴黨與清流則各懷鬼胎。在這樣的一個大背景下，大明王朝的熵值已經走在從量變引發到質變的“康莊大道”上了。

我們先來説外患。按照當下名為“內卷理論”的説法，一個沒有外界壓力的內卷社會，續命能力是很強的。

什麼意思呢？以當代史為例，美國民主黨人所推崇和主導的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以及全球（資本）主義，就是在不推翻舊制度（指法西斯主義建國）的前提下的一種“續命”，共和黨的非主流總統所推崇和主導的“MAGA”，則是一種更類似於“恢復周禮”的“續命”。

曾作為人類燈塔而“照耀”世界數十年的美國都在開始謀求續命的原因有很多，而基本上任何的分析都逃不開全球政治多極化這一事實。就是説，在以不重裝系統為前提的條件下，“內卷”的主要表現形式是現有制度系統的不斷細化與深化，而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社會組織系統是可以用“不斷深化與細化改革”來延續這個系統本身的。

因此，外部壓力在歷史轉折關頭中所擔當的，是一種改革/革命催化劑的角色，但外部壓力本身並不足以構成改革/革命，畢竟外部壓力本身是否具備正義性是個很大的問題。

回到明代嘉靖年間來看，圍繞嘉靖年間倭患戰爭進行的性質辯論就有很多，爭論的主要焦點在於明人的抗倭到底是反對外部侵略還是隻是封建社會內部的階級鬥爭。

認為是反侵略的正義戰爭的人認為，從倭寇的發生以及掠奪的行為來看，倭寇入侵明代沿海地區的戰爭毫無疑問是掠奪戰爭；認為是封建社會內部的階級鬥爭的人則認為，嘉靖年間到隆慶年間的倭寇海盜基本上是中國古代東南沿海地區的農民、手工業者、商人以及政治經濟上受到壓迫的各階層人民，他們的活動不僅不是掠奪戰爭反而是反對地主階級和海禁政策的階級鬥爭，因此則有真倭與從倭之分。

當然在言他君看來這兩種觀點顯然都是不足以全面描述嘉靖年間海寇戰爭的，現實上這兩種觀點必然是互相交織、互相衍生出更多變化的。

《大明王朝1566》是怎麼表現這種變化的呢？擔任浙江布政使、浙江巡撫的鄭泌昌夥同擔任浙江布政使兼按察使的何茂才，在處理因“改稻為桑”而激起的民變時用了個很低劣的手段——污衊活不下去而造反的農民和倭寇有聯繫，從而使反侵略的矛盾蓋過大田主兼併小田主、富農以及中農的階級矛盾。

問題在於，同樣是在浙江，之前擔任浙江巡撫總督的胡宗憲一直和戚繼光、俞大猷奮鬥在抗擊真倭的前線。實際上被抓農民的領頭人齊大柱也正是依靠作為“義軍”抗擊倭寇的軍功納入了軍事體系管理之後，才終於完成了階級躍升。這説明封建社會內部的階級鬥爭，與抗擊侵略的正義戰爭是同時存在於明代的。既然是同時存在，那麼在現實條件下雙方互相影響、互相接觸、互相糾葛是理所當然的事。

嘉靖年間，“大倭寇”爆發後，朝廷為了有效領導和組織抗倭作戰，新設總督，復設巡撫。其中總督負責南直隸、浙江、福建三省抗倭事務，浙江巡撫則是浙江一省抗倭事務的最高領導者，這倆職務到了“大倭寇”後期，則乾脆形成了二職合一的狀態。因此，胡宗憲在依然擔任浙直福三省總督一職時被嚴黨下屬官員、布政使鄭泌昌奪了浙江倭寇事務處置權就非常耐人尋味了——這一人事調動是在內閣小閣老嚴世蕃對胡宗憲不滿的情況下推動完成的。

明代布政使，司一省之行政、財政、人事、教育，可以看做一省之最高領導人。明代按察使，司一省之刑法，可以看做主管政法力量的二把手。按理來説，布政使也好、按察使也罷，都應該統一接受明廷中央政府的宣調，怎麼小閣老可以因為自己在嚴嵩面前不如胡宗憲受寵，就搞“門户私計”呢？

在基於史實改編的劇情中，和明太祖的殺伐果斷截然不同的，算得上放棄治療的明世宗實際上與各地藩王以及權臣達成了一個“君臣共治”的典範——我不在乎你們怎麼魚肉百姓，只要大明王朝內部的財政平衡維持在我六你四的分賬上，你愛找幾房小妾就找幾房；你愛花二十萬兩銀子買戲班子聽新小曲兒就聽新小曲兒；你愛跟能讓太監銷魂/做對食的姑娘睡覺就睡覺。

所以後來明世宗動用錦衣衞殲滅嚴黨的心，不是他終於開始管事了，而是管不住嚴黨下屬的嚴嵩已經無法維持君臣之間的政治默契了。而之所以説明世宗只是放棄治療而不是這一切的罪魁禍首，是因為這一切都是從姚廣孝和搞出靖難之役的明太宗朱棣開始的。

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太子朱標早死，朱元璋本想立朱棣做新的皇太子，但是翰林學士劉三吾進言表示：你立了朱棣，要怎麼對待秦王和晉王？看過易中天品三國的人應該都對易教授在講台上表演的“賈詡對曹操表示他在想袁紹一家子”記憶猶新。

與之同理，朱標作為馬皇后和朱元璋的嫡長子，是名正言順的繼承人。就因為朱標早死而提拔某個藩王為皇太子，豈不是破壞了那個時代最受人認可的政治規矩？更不要説朱標自己的孩子，你明太祖的皇長孫還好好活着呢。

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宗室子弟為王，是對各地藩王給予厚望的，希望各地藩王能夠好好學習文武藝，保衞大明江山。因此明初，藩王地位極高：有軍權以及所謂“清君側“的權力。

倘若明太祖當真立了朱棣為新的皇太子，朱元璋在世時以他個人能力以及重整山河的威望，各地藩王不會妄動。但明太祖死後怎麼辦？聽了翰林的進言，明太祖自閉了好久才最終決定讓朱標的長子朱允炆當皇太孫。當然，如果歷史就是這麼走下去，那麼明朝的政治局面可能就和我們現在看到的截然不同了。

靖難之役開啓了藩王以破壞政治規矩為前提條件入京的先河，破壞了明朝政治體系有序交接的可能，直接導致明代一朝十六位皇帝裏以嫡長子身份，也就是傳統農業社會最被認可的權力交接制度身份繼承皇位的只有三位，而以藩王之身繼位的則有四位。説難聽一點，明朝十六帝裏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是按照政治規矩有序上位的。

既然是政變奪位，朱棣就不能不以更加謹慎的態度（相比於朱允炆的“在座的藩王都是垃圾”）去對待藩王。為了不重蹈覆轍，朱棣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就是朱棣剛登大位便宣佈“改革”建文帝的政治遺產，並以此進行自身統治合法性的建構。主要手段就是以各種理由大肆迫害建文朝遺臣。不少人都對那個“朱元璋把帶刺的棍子丟給朱標”的歷史故事耳熟能詳，故事的最後朱元璋對皇太子朱標説：自己把刺都拔了，後來人握着才方便。朱標早死，這些“拔了刺”的政治遺產自然就歸了建文帝，這也就是説朱棣乾的事絕不僅僅是迫害建文遺臣，更是迫害乃至廢除了明太祖的政治遺產。

這種“建構”下，理所當然會藏着各地政治勢力的暗流湧動。首當其衝的就是明太祖所封諸王對朱棣奪位這件事態度不一：有的表忠心，有的不屑一顧，有的蠢蠢欲動。出現這些情況是非常正常的，政變奪位意味着法統不穩、得國不正，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對於藩王們來説，你朱棣又不是嫡長子一系，你可以靠政變當皇帝，難道我就不可以嗎？

面對這一情況，朱棣並未簡單的實行削藩之策，而是予以優厚待遇的同時剝奪其權力，防止藩王做大威脅到朱棣的地位，這就是第二件事。具體怎麼做的呢？《明太宗實錄》記載：除常祿之外，明成祖朱棣賞賜給諸王的物品種類繁多，包羅萬象，僅以數量來看，光鈔錠一項數少者五千、一萬，多者超過十萬。不光如此，諸王的從官也被惠****及。

可以説，為了保障自己的帝位，太宗差不多是把太祖洪武朝的財政盈餘和政治遺產給“崽賣爹田不心疼”了。這樣的情況下，再不讓鄭和下西洋宣揚大明朝國威，等着藩王覺得你朱棣外強中乾，中華大地再陷戰亂？得虧朱棣在玩這一套的時候，明朝還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不然明代人民就要提前感受一下什麼叫三座大山了（注：三座大山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至於明成祖這一套削藩政策到底有用沒有，我們只需要看看歷史就可以了：英宗被俘與“奪門之變”、世宗入統與“大禮議”、熹宗病危與信王受詔，哪一個不是靖難之役開的“好頭”、哪一個不是各路權臣和藩王的身影交織在一起？

劇中，不管是搖搖欲墜的嚴黨，還是見縫插針的清流，沒有一個是真心實意為大明王朝謀復興，為大明人民謀幸福的。如果劇情裏只有這兩種人物，這片子就看的太讓人窩心了。

正因為如此，劇情裏還設置了一些以海瑞為代表的不同於嚴黨與清流的“青天”。這些人不畏權貴、兩袖清風還智勇雙全，終究是在錯綜複雜的朝局裏給百姓謀了一線生機。只是這歷史終究走到了人民共和國的時代了。人民共和國的時代，還非要依靠“海青天”去“為民伸冤”麼？畢竟，海青天再怎麼“青天”，他的階級地位是不會變的。

劇裏那句台詞怎麼説的？

“如果再鬧下去，那就是刁民，到時候我海瑞也救不了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