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梁祝》創作史的爭議風波説明了什麼？_風聞

1959年5月27日，在毛澤東的“百花齊放”和“洋為中用”方針指引下，歷時一年艱辛創作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在上海蘭心大戲院正式上演，引來掌聲如雷，好評如潮，並迅速紅遍大江南北。《梁祝》的出現打破了西洋作品一統小提琴樂章的歷史，鑄造了中國音樂史和藝術史上的經典。

《梁祝》首演成功後，報紙報道消息，電台播放音樂，上海剛剛組建的電視台前來拍攝電視新聞，使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很快成為中國老少皆知的最著名的音樂作品。後來行家們總結，這部作品的影響力表現在：它是全世界演出和錄音版本最多的中國管絃樂曲；是世界人民瞭解中國音樂的必聽曲目；被譽為“為中國創造民族化交響樂開拓一片綠野”的“不朽的中國民族音樂經典”；是“中國人民的驕傲”“整個東方音樂的驕傲”；是空前的中國音樂的高峯之作，更是中國傳統音樂和西方音樂完美結合的典範。在一次香港電台的民意測驗中，《梁祝》與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偉大作曲家的作品一起，被評為“千年最受聽眾歡迎的十部經典音樂作品”。

 這部以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為基礎創作的經典作品，是樣成為走向輝煌的呢？

                              毛澤東讚賞和推薦越劇《梁祝》

  新中國成立後，在1950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全國戲曲工作會議上，發生了京劇和地方戲以哪個為主的爭論。1951年4月，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毛澤東題詞祝賀：“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毛澤東對有深厚羣眾基礎的反封建內容的歷史劇非常欣賞。他以實際行動積極支持，把一個浙江地方劇種的劇目，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以下簡稱“《梁祝》”）推向全國，走出國門。

  1950年夏，以範瑞娟領銜的民間職業劇團上海東山越藝社，為了在戲曲改革中取得大發展，決定把流行在江浙一帶的《梁祝》等幾齣越劇，“帶到北京、帶到毛主席住的地方去演出”。

  首次亮相的劇目是《梁祝》。周恩來看了《梁祝》後，邀請了範瑞娟等四位演職人員到中南海他家作客，並合影留念。在吃中飯時，工作人員請周恩來去聽電話，周恩來聽完電話回來，高興地向大家宣佈：毛主席要看越劇，今天晚上請你們到懷仁堂演出《梁山伯與祝英台》，大家聽了興奮異常。

  範瑞娟後來回憶：毛澤東看完《梁祝》後，負責接待的中央辦公廳的鐘靈對大家説，毛主席看了你們的戲很高興，歡迎你們下次再來。他還代表毛主席請大家到瀛台吃了夜宵。這真是一個不尋常之夜，全團同志第一次進中南海為毛主席演戲，又親眼見到了人民領袖毛主席容光煥發的形象，都感到無比幸福。

  1951年8月，範瑞娟、傅全香等東山越藝社成員參加華東越劇實驗劇團後，接到政務院下達的任務，進京作國慶觀禮演出。10月7日晚，毛澤東又一次到場觀看《梁祝》。

  10月15日晚，劇團第三次進懷仁堂演出招待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的代表時，毛澤東再次蒞臨觀劇。在北京期間，範瑞娟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會間休息時，範瑞娟遇了毛澤東。範瑞娟回憶道：“毛主席非常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他見到我便問：‘你是《梁山伯與祝英台》中的梁山伯吧？’我有點不好意思低下頭。毛主席接着説：‘你去年演出我看過，今年又看過。’我連忙説：‘請主席多提意見。’毛主席接着説：‘你今年比去年演得好。’”

  1952年下半年，第一次全國戲曲觀摩大會舉行，指定範瑞娟、袁雪芬進京演出《梁祝》，上級明確地通知：毛主席指示，馬上要開拍彩色電影。

  這是新中國第一部彩色電影，不但投資巨大，技術和設備要求特別高，拍攝時經歷甚至過一次“起死回生”。毛澤東的如此重視，説明他對人民羣眾創作精神的尊重，更説明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高度自信。

  果然，1954年《梁祝》在全國各地放映，立刻出現萬人空巷，一票難求的熱烈場面。電影作為當時最先進的大眾媒介載體，讓越劇有史以來第一次在全國範圍內的普及與傳播，既好聽又好看的《梁祝》，贏得了億萬觀眾的喜愛。

  1955年，周恩來總理在參加日內瓦會議期間，指示中國代表團新聞處放映彩色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200多名記者被這樣陌生而優美的文化刺激着，當時主要的國際輿論轉了風頭：“誰説共產黨不要文化？新中國建國不久，就拍出了這樣美麗的愛情彩色片。”該電影不斷地在國際上巡遊，並在若干電影節上獲獎。

   為了將中華文化推向世界，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毛澤東在1956年8月24日的《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指出：“音樂可以採取外國的合理原則，也可以用外國樂器，但是總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風格，獨樹一幟。”他還勉勵音樂工作者：“你們是學西洋的東西的，是‘西醫’，是寶貝，要重視你們，依靠你們。不要學西洋的東西的人辦事，是不對的。要承認他們學的東西是進步的，要承認近代西洋前進了一步。”

  2019年5月，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主創人員之一何佔豪再次應邀回杭州演出。杭州日報報道稱：“‘雖然《梁祝》首演在上海，但這首曲子的源頭卻在浙江。’這不僅因為何佔豪是浙江人，也不僅因為浙江是‘梁祝’故事發生地，還因為它與浙江最重要的地方戲越劇有着直接聯繫。發佈會上，何佔豪向媒體講述了這首經典名曲創作的來龍去脈。原來，他年少時曾學習越劇，還曾在浙江越劇團擔任演奏員。18歲時，他才開始學習小提琴。因為在杭州觀看了幾場國外交響樂演出，他立志創新，努力將西洋樂器與中國民族音樂相結合。後來《梁祝》中的一些旋律便演化自傳統越劇的曲調。”

  回顧這段歷程，可以看出，在毛澤東的親自推動下，越劇《梁祝》風靡全國，影響世界，從而為小提琴協奏曲《梁祝》走向世界打下了基礎。而毛澤東“洋為中用”談話的發表，更是為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創作，指明瞭方向。

                                  誕生在意氣風發年代

 1958年秋天，新學期開始了。那個年代正如權威黨史《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指出的：**是一個艱辛探索和積極進取的年代，是一個艱苦奮鬥和意氣風發的年代。**為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週年，上海音樂學院黨委向全校師生髮出了“解放思想，大膽創作，以優異成績向國慶1 0週年獻禮”的號召。這樣一個響亮的口號，在校園真是“一石激起千層浪”，把最好的作品獻給祖國，成為師生們的共同心願和最熱門的話題。當時，管絃系的何佔豪、俞麗拿、丁芷諾、沈西蒂、張欣、朱英等六位同學，已經成立了一個“小提琴民族化”的實驗小組，目的是在儘快創作出一批能受羣眾歡迎的、又有濃厚民族風格的小提琴作品，早日結束西洋作品一統小提琴樂章的歷史。儘管在當時，“小提琴民族化”在學院裏還飽受爭議。許多受西方音樂教育影響的教師和學生認為，用小提琴演奏中國傳統音樂，不中不西，難成氣候。但系領導給了何佔豪等同學很大的鼓勵，要求實驗小組鼓足幹勁，儘快創作出一首較大型的樂曲。

  何佔豪是浙江諸暨人，1933年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裏。新中國成立後，從小熱愛音樂的何佔豪考進浙江省文工團當了一個演員，後來轉入浙江省越劇團樂隊，開始學習小提琴。1957年夏天，又考入了上海音樂學院，在管絃系一年級小提琴專業學習。

這年的秋末冬初，根據學校的統一安排，管絃系的同學們前往浙江温州農村勞動鍛鍊，同時進行慰問演出。在開往温州客輪的甲板上，實驗小組對創作的選題認真作了討論，形成了一致意見，要創作一部小提琴協奏曲。但在題材選擇上大家爭得面紅耳赤，尤其是情緒容易激動的何佔豪，更是滔滔不絕。最後他們確定了三個選題：一個是為了配合解放台灣的全民皆兵，一個是配合三面紅旗的大鍊鋼鐵，還有一個就是何佔豪提出的在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的音調基礎上的作品。因為他在越劇團樂隊工作多年，許多熟悉旋律就在他的腦子裏。

  這三個選題報到音樂學院領導後，曾當過著名音樂家冼星海的學生的黨委書記孟波，決定上《梁祝》。他對其他領導説：“何佔豪懂越劇，又會拉小提琴，這個選題有希望。”他還從專業的角度談到了小提琴的纖細、柔軟，適合表現《梁祝》這樣委婉動人的愛情故事。管絃系黨支部書記、同時也是教師的劉品鼓勵何佔豪：“要使小提琴為人民羣眾所喜聞樂見，就必須走民族化、羣眾化的道路。”

  這在當時不得不説是一種冒險的選擇。早前，何佔豪曾寫過一個四重奏版的《梁祝》，但這項任務依舊讓他膽怯。在院領導的鼓勵下、通過劉品的細緻的思想工作，使何佔豪和他的同學們增強了大膽探索和創新的信心。

  何佔豪與丁芷諾合作，開始創作《梁祝》協奏曲。慢慢地，《梁祝》愛情主題和三載同窗副題都寫出來了，但是小的合奏寫好後，大的管絃樂隊的配器他們卻不會寫。

於是，何佔豪找到一位同學XX來幫忙。1959年2月，何佔豪與他建立合作關係。

  在創作過程中，他們又遇了一些非議。針對這些非議，孟波親自找何佔豪和XX談話，告訴他們：“《梁祝》雖是愛情故事，但宣傳的並不是封建迷信，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悲劇，是對封建禮教的強烈抗爭。我們中國革命的任務之一，就是反對封建主義，推翻封建統治，反封建的主題是進步的。”聽了孟波的這番話，兩位年輕人表示了堅定了信念。

  2009年，在紀念《梁祝》首演50週年之際，何佔豪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越劇是哪裏來的?是袁雪芬、範瑞娟、傅全香、尹桂芳等等一大批表演藝術家，以及一大批琴師聯合創造的，他們都是農民的兒女，從小就唱山歌、小調，在農村的文化氛圍、父輩的薰陶下成長，十幾歲開始到上海闖蕩、在舞台上磨練，這才有了越劇。所以我説《梁祝》原始的創作者是農民。

  何佔豪還總結道：總的來説，我還是遵從毛澤東思想，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有些音樂形式我們本民族是沒有的，比如《梁祝》，小提琴協奏曲也不是我們民族的音樂形式，但我用民族內容“梁祝”故事，用民族的音樂語言，這就不一樣了。

                            回望六十年：煩惱、爭議和不開心

  2019年4月28日，第36屆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圓滿落幕，何佔豪等人代表60年前《梁祝》首演創作及演出團隊上台，領取了由“上海之春”組委會特別頒發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首演60週年特別榮譽獎”。

  5月7日，86歲的何佔豪再次受邀來到“孃家”杭州，準備連續三天在杭州劇院和浙江音樂學院音樂廳上演何佔豪師生音樂作品三部曲。

  在媒體發佈會上，何佔豪再次回顧了這首經典名曲創作的前前後後。他深情地説道：“沒有越劇就沒有《梁祝》，《梁祝》是中國農民、是中國戲曲界、音樂界幾代人的集體智慧的結晶。”

  此前，被故鄉人稱為“《梁祝》之父”的何佔豪，已經數次重返故鄉，在音樂講壇上多次從不同角度講述了《梁祝》誕生的過程。但他都沒有離開“文藝為工農兵服務”這個核心問題。在他開講的2018杭州國際音樂節的音樂講堂的第一課上，説：

  “誰啓發我寫《梁祝》？農民。”他講完這一句後，又回顧了上海音樂學院管絃系下鄉演出，面對農民聽不懂西洋樂，他決心要讓農民、工人和老百姓聽得懂的過程。

   “誰教導我寫《梁祝》？紡織廠女工。”何佔豪回憶，當年為了描摹祝英台少女懷春的心境，他跑到紡織廠女工當中，跟着她們上戲院，去了解她們真正愛聽的曲子。

  何佔豪還幽默地説道，他的譜曲是“從一代宗師尹桂芳（越劇尹派藝術創始人）那裏偷來的。”這也就是説，這部作品，最初還是源自於農民。經過他和同事們的努力創新，又回饋給農民，回饋給了廣大觀眾。

  難能可貴的是，六十多年來，何佔豪一直堅持這種實事求是的觀點。為此，他曾與昔日的合作者有過一次“不愉快”。

這位合作者的出身與何佔豪不同，他出生在一個音樂世家。其父喜歡寫什麼玫瑰啊、鳳凰啊這樣的歌曲。

  在《梁祝》問世50週年紀念前夕，這位合作者發表了一篇文章，把《梁祝》與他個人在初戀上的不幸遭遇聯繫在一起，凸顯出“傷痕文學”的特色。

文章中寫道：

“1959年春，我們懷着一顆赤子之心，為新中國誕生十週年獻上一份薄禮--小提琴協奏曲《梁祝》。這首樂曲的主線是刻畫祝英台對幸福的追求和對封建勢力的抗爭，這是個幾千年來糾纏着人類的不朽命題，但也同樣緊繫着作者的心。當時我和何佔豪還是兩個青年學生，寫的雖是古代傳説，卻傾注了我們的滴滴歡欣與縷縷悲情。特別是在寫到‘惜別’和在咆哮的封建勢力主題後出現的、令人斷腸魂消的‘樓台會’時，我們的心似乎亦被撕裂了！但是我怎麼也沒想到，自己竟會與主人翁同命運……”

接着是作者在與一位出生好的北京的女演員熱戀時，就因為作者的父親是右派，造成了“我是沒有愛的權利”，“這就是我們‘50年代式’的戀愛！”

這篇文章讓何佔豪格外生氣，他在接受某電視主持人採訪時是這樣説的：

何：説你XX（指那位合作者，下同）寫文章好像這蝴蝶啊，愛情啊，他的初戀啊，好像這《梁祝》是寫他的戀愛啊。我説不可能吧，他説那當然啊，你看啊什麼事情，我想當時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呢？

主持人：那這個寫的時候，跟他的初戀，跟你的戀愛都沒關係？

何：《梁祝》啊？一點關係都沒有!什麼關係？哪有關係啊？

主持人：那時候就你失戀了，所以你特別痛苦啊？

何：沒有！沒有!我剛剛不是跟你講嘛，“樓台會”是怎樣寫的？是這樣寫的呀。我想怎麼會全國這麼風行説是，好像是XX戀愛的縮影。XX他自己不承認這個事情，昨天報紙上就登出來，是人家誤會的。

主持人：我也看了文章，當然他也沒有明確説哪一個旋律是他失戀以後所寫成的。好像他沒有具體的説這個事情。

何：但是他寫的很具體的呀，就是寫“樓台會”的時候，寫《梁祝》的時候，這個眼淚，心絞痛，眼淚直下，這個有的呀。創作“樓台會”的時候我一個人在男生宿舍，我體驗，我寫的呀，那麼我拉給他聽的時候，他也沒有流淚呀，哪裏心絞痛，沒有絞痛呀。我覺得他炒作，你這麼炒作人家當然要誤會了，哦，是XX的戀愛。

後來，何佔豪在接受XX都市報的採訪中這樣説：

都市報： 《梁祝》風風雨雨 50 年，你跟XX好像也發生過一些 不愉快的事情？

何佔豪：我要説一句話，我與XX的不愉快，絕不是我跟他的名義之爭。XX在一段時間裏面把他自己的愛情和《梁祝》聯繫起來，這很不好。……50 週年前夕， 我跟他講，這個問題要澄清， 你哪天承認，我哪天跟你和好。然後他對報紙講了，沒有這個事情，跟我的戀愛沒關。電視台問他，有沒有關係，他説沒有關係。他説，這都是媒體宣傳的，這句話我不管，媒體跟他算賬去。你承認了，握手言歡（笑）。我們都是50年的老朋友、老戰友。現在中央電視台説我們一笑泯恩仇啊，都是有條件的，就是在XX承認《梁祝》 跟他的初戀沒關係之後，何佔豪一如既往跟他是好朋友。

 這個爭議終於平息下去。在10年後的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上，他們一起上台領了獎。

  然而，喜慶過後，何佔豪並不開心。下面是2019年10月官媒的報道：

  新華網北京10月16日電（記者 劉麗娜）何佔豪是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主創者之一。近日他接受記者採訪，談了自己對當前中國音樂教育的看法。他強調，音樂教育要重視中國自身的音樂特色，重視老百姓的口碑評價，音樂教育者要自我反思，真正培養出後輩人才。耄耋之年的何教授依然身姿硬朗，精神矍鑠，只爭朝夕地忘我工作，以自已的行動體現了老藝術家深深的家國情懷。以下為本次採訪內容摘錄。

記者：今年是《梁祝》創作60週年，回首這60年的創作與傳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何：我創作《梁祝》時的出發點就是讓更多老百姓喜歡，讓老百姓能聽懂。我越來越感到，中國音樂是有魅力的，我們的先輩是有創作才能的。這些美好的音樂都是老百姓創作出來的。幾十年最深的體會就是，這部作品是中國戲曲界、音樂界幾代人的勞動成果，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記者：您多次強調，要創作讓老百姓“聽得懂”的音樂，但要做到這一點其實並不容易。

何：音樂本身是美，是情，是用美的音樂來抒發感情。全世界的人們都喜歡有特色的音樂。中國音樂也要有自己的特色，才會受人喜歡。所謂百花齊放，我們也是花，是一朵大花。《梁祝》受到世界的喜愛只是因為它有特色。

記者：有人説，60年來，《梁祝》的影響力依然代表着中國音樂的巔峯水平？這個問題您怎麼看？

何：60年了，《梁祝》還那麼紅，其實我並不開心。如果十年能出一個精品，60年可以出6個精品。為什麼好的作品出不來？真正的經典老百姓才會傳唱。所謂金盃銀盃不如老百姓口碑，金獎銀獎不如老百姓誇獎。最好的評委是人民大眾。

我們的專家要把眼睛放下來，教育界和專家要自問，青年為何寫不出中國特色的音樂來。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的音樂人一直在努力創造無愧於我們時代的新作品。2019年，俞麗拿（第一位演奏《梁祝》的小提琴藝術家）藝術基金會在各界的支持下，以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為靈感改編的音樂劇場作品《真愛·梁祝》先後在上海、北京等地演出了五場。“封琴”10年、年近80歲的俞麗拿也重新登台演出。

  《真愛·梁祝》的主創團隊集結了老中青三代藝術家，除俞麗拿師徒及其他台前主創外，曾獲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電影音樂銀熊獎的中國香港作曲家金培達、美籍華裔作曲家房紹卿也“強強組合”擔任作曲，詩人、音樂製作人兼詞作家梁芒操刀為該劇“填詞”，青年作家、編劇傅踢踢創作劇本。

  儘管這部作品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力，但這個主創團隊的精神還是值得鼓勵的。但是同時也應該反思：為什麼這幾十年再也沒能創作出來象小提琴協奏曲《梁祝》那樣的好作品？十年前，中國文藝家評論協會的一位負責人在接受採訪時説：“…那個年代還產生了《我愛你，中國》、鋼琴協奏曲《黃河》、琵琶協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膾炙人口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也產生在‘大躍進’年代。起碼從音樂上説，改革開放30年，並沒有出現可以和以上三個協奏曲媲美的作品。”

   為什麼？是不是何佔豪已經道出了其中的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