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來中國的世界上古史研究（下）_風聞

　　三、最近20年的趨勢

　　新世紀以來，隨着中國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資料的積累，古史研究日趨繁榮，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這裏摘要概述。

　　在資料積累方面，不少高校加大投入，購置了包括“羅伊布古典叢書”、“牛津古典文獻”和“託伊布納爾叢書”等傳統文獻。部分院校採購了《希臘銘文集成》和《拉丁銘文集成》等大部頭的銘文集，《保利古典學百科全書》和《新保利》等工具書也整套購入。學者們外出學術訪問、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更加頻繁。當今中國從事古代史的中青年學者中，多數人有海外進修經歷，部分人在海外大學完成博士學業，蒐羅和購置了不少古代文獻和近代專著。外文資料的大批購進，有效緩解了此前一直制約中國學者的資料短缺問題。新技術的採用，給中國世界古代史的研究者也提供了不少方便。各種專業數據庫使學者們不用完全仰賴於紙質文本資料從事研究。當今時代，任何一個有心的學者，都可以通過多種手段，得到開展研究工作必需的基本資料。如李劍鳴指出的，世界史研究要取得進展，還必須有足夠厚實的本土基礎。與前一時期比較，新世紀在翻譯和整理史料方面成績更加突出。古典文獻的翻譯日益系統，在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中，包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等的全部或大部分著述，希臘羅馬史家的大部分著作；其他文獻的出版日漸系統，如張竹明、王煥生等翻譯的《古希臘悲劇喜劇全集》包括了有完整作品傳世的所有希臘戲劇作品；《古羅馬戲劇全集》已經出版普勞圖斯和泰倫提烏斯；《古希臘演説辭全集》也已經出版伊索克拉底、安提豐等。斯特拉波的《地理學》、波利比烏斯的《通史》、格利烏斯的《阿提卡之夜》、集體著作《諸帝本紀》（中譯為《羅馬君王傳》）等，也陸續出版。翻譯和註釋工作更加規範，有些譯本系從古代原文直接譯出，更加可靠。如張強主編的《日知古典叢書》對照本（希臘文/中文、拉丁文/中文）已出版17種，凡26冊；“羅馬法翻譯系列”和“羅馬法民法大全翻譯系列”也採用了原文與中譯文對照的方式，已出版諸多卷冊。劉曉楓等主持的“西方傳統：經典與解釋”叢書中，也包括部分此前並未譯成中文的古典文獻。專題資料的整理和編譯工作獲得進展，古代東方史領域成績明顯，先後有《埃及歷史銘文舉要》、《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獻譯註》、《古埃及<亡靈書>》和《古代兩河流域楔形文字經典舉要》等。希臘羅馬史方面，北京大學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希臘羅馬史料集”。這套史料集的優點在於它一般選取僅有殘篇傳世的古代作家、銘文以及莎草紙文獻等。張強等譯註的《希臘拉丁歷史銘文舉要》和《古希臘銘文輯要》，彙集了最重要的歷史銘文，並對銘文涉及的官職與內容做了説明和註釋，有些銘文附有原碑照片或拓片，體現了嚴謹的治學態度。聶敏裏翻譯了基爾克等的《前蘇格拉底哲學家——原文精選的批評史》，該書包含了前蘇格拉底所有哲學家傳世殘篇的原文和譯文，並附有詳盡註釋。古典著作和基本史料之外，新世紀以來國內史學界對當代外國學術著作的譯介更為積極，僅古希臘通史就先後出版了伯裏、哈蒙德、波麥羅伊、莫瑞斯和庫濟辛等5種；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中增添了不少新成員，如芬利的《古代世界的政治》、林托特的《羅馬共和國政制》、塞姆的《羅馬革命》等；“探尋古文明叢書”出版了古代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和羅馬各冊；北京大學出版社的“西方古典學叢書”中，包括《奧德修斯的世界》、《希臘人的宗教生活》、《抄工與學者》、《古典學術史》、《羅馬法史》等古典學名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的羅馬法叢書中包括格羅索的《羅馬法史》等意大利學者的著述，為中國瞭解西方古典學術又打開了一扇窗户。上海三聯書店的“人文經典書庫”包括諸如《王權與神祇》、《希臘帝國主義》、《君士坦丁大帝時代》等。上海人民出版社除出版豐坦納古代史叢書中的《早期希臘》、《民主政治與古典希臘》以及《希臘化世界》外，還陸續出版了《羅馬的遺產》和《希臘的遺產》等。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外國考古文化名著譯叢”語言生動，史實準確，不乏學術性。“經典與解釋”叢書中，也按照專題編譯了諸如《索福克勒斯與雅典啓蒙》、《塔西佗的政治史學》和《愷撒的劍與筆》等。諸如此類的文獻拓展了古代史研究的基礎。最近20年中，老一輩學者煥發青春，繼續發表新成果，一批從國外學成歸來和在國內經過從本科到博士系統學術訓練的中青年學者成長起來，並逐漸成為古代史研究的主力，中國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形成老中青結合、梯次分明的學科隊伍。他們發表的論著，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較此前的20年大有提升。大多數著述都能夠做到以一手資料為基礎，綜合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努力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此過程中，中國的世界古代史研究逐漸得到世界各國學者的承認，南開大學和復旦大學先後舉行了第三和第四屆世界古代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此外，學者們還舉行了一些專題性的國際性學術會議。2007年，原由日本學者發起的日本和韓國西洋古代史論壇，首次正式邀請中國學者參加。此後的三屆論壇上，都有中國學者出席並發表學術演講，2013年的論壇還是在中國舉行的。這些事實表明，中國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正日益邁向世界，與國際學術界接軌。2012年，東北師範大學斥資設立“日知世界史獎”，主要獎勵在世界古代中世紀史領域的著述，世界史從此有了自己專門的獎項。在該時期古代史綜合研究方面，首先仍必須提到林志純先生。經張強、劉軍整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日知文集》彙集了林志純先生髮表的幾乎所有重要學術文章，以及部分專題著述，內容涉及人類起源、農業革命、城邦制度、東方專制主義等世界古代史幾乎所有重要領域，具有開創和奠基意義。他對比較研究的嘗試和建構中國世界古代史學科體系的努力，獲得學術界廣泛認可，在中國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領域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完成的多卷本《世界歷史》中，包括《古代國家的起源和早期發展》、《古代世界的民族與宗教》和《古代東方思想文化》等基本出自中青年學者之手的論著，論及幾乎所有與世界古代史有關的重大理論和學術問題，觀點平實可靠。　　

　　老一輩學者先後出版了個人的文集。如果按時間先後，分別是王敦書的《貽書堂史集》、廖學盛的《廖學盛文集》、劉家和的《史學、經學與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對於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思考》和《史苑學步》、李長林的《採蜜集》、馬克垚的《困學苦思集》和專著《古代專制制度考察》等。這些文集所討論的許多問題，如世界史體系構建、中外歷史比較、世界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生產資料所有制、階級社會中的城市、歷史理性、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學界對古代文明的瞭解等，都是我們今天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和研究的起點。西亞古代史取得進展。與前一時期比較，西亞古代史研究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重要擴展。從西亞文明的產生到近代西方人的考古發掘，從兩河流域的蘇美爾，到赫梯、亞述、希伯萊、埃蘭、波斯帝國和中亞，都有相關論著出版，且絕大多數論著都以楔形文字文獻為基礎，在廣泛汲取中外學者成果的基礎上寫成，有堅實的史料和史學基礎。劉家和如此評價拱玉書的《西亞考古史》：“不僅在國內是墾荒之作，在國外也未見有任何現成的外文的藍本……此書之內容結構與分期，均為作者自己研究之心得。”李政的赫梯文明研究、於殿利對古代西亞文明的綜合研究、歐陽曉莉關於吉爾伽美什史詩以及早期兩河流域國家形態與社會經濟的探索、國洪更對亞述賦役制度的考察、李海峯關於古巴比倫時期不動產活動的著作、宋立宏的古代猶太史研究等，都在閲讀原文史料的基礎上，廣泛汲取了近現代學術成果，體現了相當高的學術水準。有些著述以德文或英文在歐美出版和發表，説明中國學者的研究正越來越多地得到國際亞述學界的認可。許多具體問題如古代西亞文明中人的地位、西亞法律的特點、蘇美爾的政治制度、烏爾第三王朝的國家形態、波斯帝國的統治方式等，都有諸多新成果問世。古代埃及史研究前期基本被劉文鵬統治。他的《古代埃及史》和《埃及考古學》代表着中國埃及學綜合研究的重大進展。《古代埃及史》“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依據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和古文獻學等多方面提供的資料，採用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從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等方面詳細論述了古埃及社會的發展演變。該書運用英、俄、日、德等語言的資料，充分吸收了西方學者和蘇聯學者的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在體例和分期問題上，都有重大創新。《埃及考古學》是“我國迄今為止出版的第一部專門而系統的埃及考古學著作”，“凸顯了劉先生對埃及考古學完善的體系建構”，且不囿成説，提出了眾多值得注意的看法。它“與《古代埃及史》互為補充，相得益彰，構成了我國埃及學研究的姊妹篇”。除此之外，埃及學領域也有若干新鋭成果。金壽福就埃及文明的起源及其與非洲內陸文明的關係，古代埃及宗教與記憶模式、法官與法律、價值觀的關係等眾多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郭丹彤的興趣在古代埃及的對外關係，特別是埃及與古代地中海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流。顏海英曾論及托勒密和羅馬時期埃及的奴隸制。王海利寫有一部比較系統的埃及學史，並涉及埃及婦女地位。　　

　　古代印度史研究儘管出現了人員隊伍不足的問題，仍取得了一定成就。劉欣如發表多篇重要論文，涉及古代中國和印度的文化交流、印度種姓制度、印度奴隸制的發展、古代印度共和國等。她反對種姓制度的種族起源理論，探討過種姓制度下的社會流動問題，打破了國人關於種姓制度源自雅利安人征服、不同種姓之間老死不相往來、印度社會階層基本固定的刻板印象。她證明不僅列國時代的印度存在數量不少的共和國，甚至在孔雀帝國之後的公元4世紀，那裏仍存在實行共和政體的國家。只是在笈多王朝以後，共和國才被完全淹沒在君主制的汪洋大海中。她的《印度古代社會史》始自遠古，止於莫卧兒王朝，大體採用時間順序，簡明扼要地敍述了古代印度的歷史和社會發展，在許多具體問題有精到的論述。林承節的《印度古代史綱》綜合運用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概要敍述了古代印度的歷史發展，是一部不錯的印度古代史入門書。古希臘史研究向來是中國學者的興趣所在，近20年來尤其成績顯著。從最早的克里特文明到希臘化時代，從雅典民主政治到斯巴達政制和馬其頓王權，從古代奧林匹亞賽會到雅典和斯巴達的婦女，從希臘人的族羣認同到腓力二世的泛希臘主義宣傳，從古代的犬儒主義傳統到阿波羅崇拜，從早期希臘的東方化革命到希臘化時代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都有篇幅不等的專著問世。如果勉強歸納一下基本趨勢，則以下四點值得注意。第一，不斷開拓新領域。一些過去很少碰觸的問題，如古代的喪葬儀式、荷馬社會與城邦的起源、馬其頓帝國主義與希臘人的族羣認同、希臘化世界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婦女地位、斯巴達政制、雅典城鄉關係以及希臘化時代的史學、希臘錢幣的演變等，都陸續有專著或論文問世，雅典民主傳統、古希臘史的學術史等，也獲得不同程度的關注。第二，是新理論和新方法被廣泛採用。在這方面，郭小凌和黃洋以及復旦大學的同行們發揮了突出作用。後現代概念對理解古代史的意義首次得到郭小凌教授的注意。希臘城邦的公共空間與政治運作、古典世界的東方主義、希臘主義和雅典民主政治研究背後的意識形態色彩，則基本是黃洋第一次引入到希臘史研究中，並且產生了重要影響。張巍運用敍事學理論研究希臘思想史、史學史以及演説辭，成為中國希臘史研究中一個重要的支派。徐曉旭關於希臘族羣及其認同的研究，讓這個本來被納粹種族主義破壞的領域，重新獲得了重要的學術價值。第三，直接閲讀原文史料，包括碑銘和莎草紙文獻，成為希臘史學界的共識，在年輕一代的古史學者中，這一點表現得尤為突出。徐曉旭《腓利二世：霸權與泛希臘主義》廣泛利用了諸如伊索克拉底、德摩斯提尼、查士丁、狄奧多魯斯等古典文獻；張巍的《希臘古風詩教考論》深耕古典文獻，廣泛吸收國際學術成果，在敍事學理論觀照下，對古代希臘詩教的地位及其與哲學、智術的分野，做了非常精到的説明；李尚君《“演説舞台”上的雅典民主：德謨斯提尼的演説表演與民眾的政治認知》以對德摩斯提尼和埃斯奇奈斯等演説辭的解讀為基礎，討論了演説對雅典民主和國家形象的塑造；白春曉《苦難與偉大：修昔底德視野中的人類處境》則深入到文本之中，解讀修昔底德的修辭技藝及其對雅典形象的塑造；呂厚量對色諾芬的婦女觀以及希臘人記錄的波斯史料的價值等問題，做過深入的辨析。第四，研究的問題日益微觀具體。梭倫改革之類的大題目日漸退隱，梭倫的優諾米亞、泰奧格尼斯的印章、色諾芬的婦女觀、托勒密埃及某個村莊中埃及婦女與希臘士兵的糾紛所透露的族羣關係，中亞某個錢幣上的符號表達的文化交流信息，則日益走上前台。小問題大歷史正成為學者們普遍採用的方法論。與希臘史比較，羅馬史略顯沉寂。胡玉娟有關共和時代羅馬平民的專著回顧了貴族和平民的起源，分析了平民運動興起的原因、條件和特點，並涉及共和國中後期顯貴的產生和新平民的特徵。宮秀華的《羅馬：從共和走向帝制》的優點在於較多注意到近代學者的成果，並考慮到社會風尚的變化與羅馬政體變革之間的聯繫。晏紹祥比較系統討論了羅馬共和國政治運作的特點，觸及公民大會以及羅馬共和國不同機關之間實際的政治運作。厲以寧兩卷的《羅馬—拜占庭帝國經濟史》系統敍述了羅馬經濟從帝國時代到拜占庭時代的轉變。羅馬帝國史研究較之共和國似乎更加落寞，但羅馬帝國的繼承製度、共和制殘餘在帝國時代的作用、帝國時代的城市化等領域，也都有相當重要的論文發表。新近興起的古典晚期研究，也在中國學界引起了較多注意。關於基督教的起源及其演變，夏洞奇《塵世的權威：奧古斯丁的社會政治思想》討論了奧古斯丁在國家與教會、家庭與婚姻的關係，個人、社會對塵世權威和天國之望的態度等，是有關早期基督教思想史一部相當有分量的著作。羅馬史學的發展得到吳曉羣和梁潔的注意。在張廣智主編的《西方史學通史》中，吳曉羣用1卷的篇幅，系統敍述了史學從古代西亞萌芽，經希臘到羅馬的發展歷程。全書文采斐然，頗有可讀性。梁潔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完成了《撒路斯特史學思想研究》，在小心分析文本的基礎上，對撒路斯特史學的主題、方法和史學觀做了比較系統的論述，並論及撒路斯特史學對後世的影響。帝國後期史學書寫的轉型與羅馬形象的再創造，受到李隆國和呂厚量的注意。中亞史和中西交通史得到林梅村、餘太山、張緒山等人的注意。項英傑系統敍述了中亞遊牧民族包括塞種人、匈奴人和哥特人的歷史，並介紹了各個民族的社會經濟、政治體制、社會風尚和意識形態。林梅村系統考察過絲綢之路的大部分遺址，在文書整理、史實考訂等方面多有貢獻。雖然他研究的對象多屬中古時期，但對上古時期西域、中亞歷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價值；餘太山關於貴霜以及地中海與中國關係的專著系在大量前期具體研究工作的基礎上完成，文獻豐富，有非常高的學術水準。楊共樂更關心早期中西交通，認為蒙奇、兜勒並非如傳統所説為兩國，而應當是指馬其頓。張緒山涉及羅馬帝國與東方的海陸交通，對希臘神話傳入中國、羅馬帝國與東方的交往等，多有論述，代表着中國學者在這個領域的最新認識。

　　結 論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世界古代史研究走過了一條艱辛、曲折的道路。作為一門基本來自西方的學問，世界古代史研究的難度可想而知。古代文字生澀難學，令人望而生畏；堅持學一到兩年，也只能勉強掌握，要達到熟練使用，需付出更大努力。建國初的30年裏，學者們奮力拼搏，努力建設，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無論是原始資料的來源，還是近代二手著作的積累，都與西方先進水平差距甚遠。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新中國第一代的學者們初步建立了世界古代史的教學和研究體系，大學歷史系普遍開設了世界古代史課程，資料和教材建設都取得了一定進展，所謂墾荒播種，探古發微，此時之謂也。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學者們以更大熱情投入學科和資料建設，建立了從本科到碩士和博士的人才培養體系，系統教授古代語言和歷史，培養了大批人才；積極採購外文文獻和資料為教學和科研創造條件。在他們的努力下，世界古代史研究的條件逐步獲得改善。80年代以後成長起來的一代學者中，不少人已經具備了閲讀和研究古代文獻的能力。在資料建設方面，學者們從一窮二白起家，利用各種手段充實着圖書館。電子時代數據庫的廣泛使用，讓我們大量接觸到歐美最先進的學術成果和基本文獻，開闊了思路。與此相適應，世界古代史的研究成果，也從50年代的語錄官司和唯蘇聯史學馬首是瞻，逐漸變成了史料比較紮實、文獻比較充分、觀點更加多元的學術論著。研究的領域，也從50年代的“五朵金花”向更廣大的領域擴展。特別是最近20年來，學者們學習和引進先進的理論和方法，社會史、婦女史、民族認同、思想史、基督教史等，都有不少新的論著問世，中國學者的著述也日漸為國際學術界認可。不過，本文的回顧也表明，世界古代史研究在中國的發展仍存在不如人意之處。首先，與西方豐富的藏書和文獻比較，我們的資料仍嚴重不足。其次，我們的研究成果在許多方面確實在進步，但我們的研究隊伍既小，整體質量也不免參差；在方法論和話語體系上，我們很大程度上仍是學步者。作為一門人文學科，缺少了中國學者特有的視角，一味追求西方的所謂新理論和新方法，有可能造成食洋不化的弊病。複次，古代史研究發展不平衡。從地域分佈來説，原始社會史基本被遺忘，有關人類起源和階級、國家的產生等問題，除少量著述外，基本被留給了考古學家；古代西亞和埃及史仍有許多空白需要填補，胡裏特人、米底、新巴比倫、腓尼基等的歷史，除教科書非常傳統的介紹，還很少進入學者們的視野；古代印度史最近幾年來少有論文問世。從各個文明內部的分佈來説，發展同樣不夠平衡。即使是研究成果最為集中的古代希臘史，也仍留有不少空白，色雷斯、馬其頓、西西里、意大利和黑海地區希臘人的歷史，還很少有人碰觸。羅馬史有限的著述基本集中在共和國時代，有關帝國和行省的研究屈指可數。後人對各個古代文明認識的歷史，即古代傳統如何作用於近現代，以及近現代人對古代的接受，雖然在西方早已成為顯學，國內卻少有人從事。最重要的是，隨着學術研究的深入，學者們越來越多地陷入到具體問題和史料的探討中，對古代史的諸多重大理論問題，諸如如何構建中國特色的世界古代史體系，如何認識古代國家和文明起源、發展的一般規律；奴隸制、城邦、城市、國家和帝國在古代各自扮演的角色，甚至如何評價和認識我們經常提及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新一代的學者似乎不是特別關心。我們對具體問題的研究取得了實在的進展，但我們能夠取用的理論資源，某種程度上仍仰賴於前輩學者的創建。毫無疑問，具體問題的研究需要深入，而且越具體越好；總體框架的構建，缺少了具體研究支撐，會猶如沙上建堡。但與此同時，我們是否也應分出部分精力，思考如何根據最新的研究成果，建構足以代表國際先進水平、但又帶有鮮明中國特點的世界古代史體系？林志純先生的城邦—帝國理論固然有可以討論之處，專制主義也許不一定如馬克垚先生説的那麼無害，但這些帶有普遍性的問題需要我們認真研究和思考，並根據最新的成果，使用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進行新的探索。正因如此，老一輩學者已經做出的理論建樹，值得我們特別珍惜，也需要我們更好地繼承和發展。必須承認，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中的這些不足，表明我們的古史研究要真正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不過，這些畢竟都是發展中存在的問題。70年來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進步，使我們有理由相信，隨着中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整體國民素質的提高和研究條件的改善，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強，中國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會更加繁榮，並在國際學術界發出越來越強的聲音。 

   （註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