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秉君:周恩來的情與愛_風聞
徐秉君-新华社“瞭望智库”特约研究员-2021-01-08 07:09
周恩來的情與愛
2017-04-24 14:47:35 《黨史博覽》 2017年4期
徐秉君
周恩來在人們的眼裏無疑是一位偉人。偉人一般是指歷史上重大運動的發起者和領導者。普列漢諾夫曾説過,只有偉人才能成為發起人,因為他們的見識要比別人遠些,他們的願望要比別人強烈一些。但是偉人又是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喜怒哀樂,有普通人的情與愛,周恩來就是這樣的人……

“革命就要獨身主義”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周恩來從日本回到天津,立即投入到反帝愛國運動之中。經過五四運動的鍛鍊,在天津形成了兩支學生隊伍:一支是以南開學校、官立中學、高等工業學校等男校為主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另一支是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為主的女界愛國同志會。這兩支學生隊伍成為天津學生運動的核心。但由於封建傳統觀念的束縛,這兩個組織從未在一起共同聯合行動過,更沒有一個統一的領導機構。於是,周恩來開始思考怎樣把這兩支隊伍整合起來並形成統一的力量。
9月2日,周恩來在赴北京請願後返回天津的火車上,聽取了大家的意見,認為應該儘快把兩會的骨幹分子先組織起來,形成一個比學聯會更堅強有力的團體,作為愛國運動的領導核心。這樣不僅有利於當前的鬥爭,而且這種做法本身就是對封建傳統觀念的一次挑戰。
回到天津後,周恩來立即着手組織成立覺悟社。一週後,兩個學生會分別提出了初步名單。女界愛國同志會最初提出了8人,天津學生聯合會提出了10人,為了體現男女平等,又請女界愛國同志會補充了2名女骨幹。經過緊張組織準備,天津愛國學生的進步團體——覺悟社,於9月16日在南馬路草廠庵天津學聯辦公室成立。
在成立大會上,周恩來發表了在覺悟社的第一次講話:“今天到會的,都是受了二十世紀新思潮的啓發,覺悟到對中國社會要從根本上解放……我們要組成團體,出版刊物,以改造學生的思想,進而喚起勞動民眾的覺悟,來共求社會的改造。”覺悟社一創立就成為領導反帝愛國運動的一個核心力量,併成為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之一。它作為中國人民覺悟的先鋒,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舊中國,與中外反動派進行了徹底的、不妥協的鬥爭。
覺悟社把天津學生聯合會與女界愛國同志會兩個團體合併在一起,積極吸收女社員,並使之與男社員享有平等的地位。在當時,男女在一起被認為是傷風敗俗的事。為了避免流言蜚語,覺悟社規定,禁止其男女社員有任何戀情的發生。因此,周恩來立志振興中華,獻身救國事業,並抱定獨身主義。同時,為了鬥爭的需要,覺悟社決定用抽籤的辦法,以號取名,作為通信和寫文章的筆名。鄧穎超抽的是1號,即叫“逸號”;周恩來抽的是5號,即叫“伍豪”。而另一位女社員張若名,抽的是36號,所以化名為“衫陸”。
1920年1月29日,周恩來率領千餘人去直隸省公署請願,要求廢除中日間一切不平等條約、釋放被捕代表。據《警廳拘留記》載:“演講半點鐘後,羣往省公署,推舉男女代表周恩來(南開大學學生)、於方舟(官立中學學生)、張若名(女師範學生)、郭隆真(女師範畢業生)四人求見省長。”四名學生當即被捕。在獄中,他們相互鼓勵,堅持鬥爭。一牆之隔,周恩來與張若名無法見面,但互相關心着彼此的情況。周恩來在日記中記載:“張若名病了幾天,今天才知道,去信問伊的病狀,接伊的回信知道好了點。”為防不測,周恩來把自己寫的兩篇手稿《獨身主義》《我的懺悔》交給張若名。後來,張若名也把她的獄中日記交與周恩來。他們彼此之間相互信任,甚至把自己的私密東西都交給對方。儘管他們在獄中患難與共,交情甚篤,但由於當時他們還堅持“革命就要獨身主義”的思想,誰也沒有把內心的情感挑明。
“我的終身伴侶,必須是志同道合、經得起艱難險阻的戰友”
1920年7月,在鄧穎超等覺悟社社員的積極奔走下,又經多方營救,反動當局被迫於7月17日釋放了周恩來、張若名等人。覺悟社考慮到被捕社員的安全,一致主張他們赴法求學。11月,周恩來、張若名等人乘“波爾多斯”號郵輪從上海赴法留學,而鄧穎超則留在了國內。
1921年春,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周恩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直接參加中共旅法小組(後發展為旅歐支部),成為中共的創建人之一。1922年,郭隆真和張若名一起加入了由趙世炎、周恩來、李富春組織的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少共組織內,張若名化名“一蜂”。
在法國巴黎留學期間,隨着年齡和見識學識的不斷增長,周恩來逐漸認識到革命和戀愛並非對立,他在給表哥陳式周的信中説:“吾雖主無家庭之説,但非薄愛情者,愛情與家庭不能並論之見,吾持之甚堅。”這説明他的思想已經轉變,並開始放棄“獨身主義”。多年後,鄧穎超曾對侄女周秉德説:“那時覺悟社的人都説,如果周恩來放棄獨身主義,和張若名就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當周恩來和張若名放棄“獨身主義”思想後,這對患難與共的戰友,惺惺相惜,很快產生了戀情。初戀是美好的,對此周恩來記憶猶新。多年後,周恩來對侄女周秉德回憶他與張若名的關係時説:“開始的確不錯。在巴黎,我們先後加入中國少年共產黨,我們當年學習馬克思主義,主要採取互教互學的辦法。張若名的法文好,經常擔任主講人。”由於張若名法語口語比較好,又是女子,便於隱蔽身份,所以她還擔負與法共秘密聯絡的任務。
周恩來和張若名的戀愛關係,是他們到法國以後確定的。正如覺悟社社員先前所預料的那樣,一旦他們放棄“獨身主義”,兩人的戀愛也就成為必然。因為他們的戀愛基礎就在於起初兩人的志向相同,而且是並肩奮鬥的革命戰友。特別是張若名在鬥爭中表現出的激進、果敢及較強的組織能力,以及在生活中的淳樸、爽朗和待人以誠,使周恩來難以忘懷。同樣,周恩來的足智多謀、沉着堅定、嚴謹務實和對革命事業鍥而不捨的追求,也給張若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共同的革命理想紐帶一樣把他們的心靈聯結了起來。
然而,周恩來調離後,張若名與當時的接任者、在法國的主要領導人任卓宣意見不合。此人作風粗暴,在他的激進指揮下,張若名在一次會議上完全暴露了身份,受到法國秘密警察的盯梢,險些被驅逐出境。多年從事革命工作,擔驚受怕的日子讓張若名產生了動搖,她做出了遠離革命和政治、專心做學術的決定。對此,周恩來反覆規勸也未能使她改變脱離組織的決定。
後來,周恩來與侄女周秉德談及與張若名分手時説:“秉德,初戀總是特別美好的,要斷,這個決心並不好下。起先,我也努力過,多次勸她,希望她能正確對待,能更堅強一些,不要因為受點委屈就退黨,可她聽不進去。她説自己累了,想從事文學研究工作,再不過問政治了。”
兩人最終分手的原因在於雙方人生價值觀的不同。志向不同,兩個人就不會走遠。周恩來必須做出抉擇。張若名宣佈退黨之前,是有個“經過反覆痛苦的思想掙扎”的心路過程的。與此同時,周恩來對終止與張若名的戀情也有個複雜過程。最後,張若名還是宣佈退黨了。這促使周恩來最終下定決心,結束這段戀情。
多年後,周恩來是這樣回憶的:“張若名因為出身問題,在黨內受到審查。又因參加政治活動,遭到法國警察幾次跟蹤盤問。她感到委屈和不滿,決定退出黨組織,留在法國專心讀書。”
這段戀情對周恩來觸動很大,促使他思考自己該找一個什麼樣的伴侶。經過反覆考慮,他選擇了尚留在國內的鄧穎超。後來,周恩來回憶這一轉變時説:“我是認定馬克思主義不變的,我的終身伴侶,必須是志同道合、經得起艱難險阻的戰友。於是我主動與張若名説清楚,開始與鄧穎超通信,還向她求婚。”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
在旅歐期間,周恩來與國內的覺悟社成員一直保持着通信聯繫,其中也同鄧穎超有鴻雁往來,但她一直沒往戀愛那方面想。鄧穎超知道周恩來主張獨身主義,後來也知道他在法國有一個長得很漂亮的女朋友,所以儘管兩人書信不斷,即使周恩來向鄧穎超發出含蓄的表示,她也不往那方面想。
1923年春的一天,鄧穎超收到周恩來從法國巴黎寄來的一張裝在信封裏的明信片。她拆開信封,不禁有些好奇。以前,周恩來從法國、英國、德國給她寄過許多張明信片,從來都是直接寄出,這次卻加了一個信封。鄧穎超仔細一看,這是一張印着油畫的明信片,畫面上是在鮮花盛開的春天裏,三個披散着金色秀髮的美麗姑娘正迎風奔跑。明信片背後,是周恩來蒼勁有力的筆跡:“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縛!勇敢地奔啊奔!”
鄧穎超突然感到一股從來沒有過的甜蜜情感在湧動,心靈也受到強烈震撼,她不敢相信眼前的這一切。鄧穎超的兩位好友李峙山和諶小岑把明信片拿過去仔細一看,不由得會心一笑。李峙山笑着説:“哎呀小超,你還不明白,這是伍豪在向你表示呀!”鄧穎超頓時心慌意亂,激動得一句話也説不出來。
鄧穎超平靜下來後,不免還是有些顧慮。她知道周恩來一向抱定“獨身主義”,怎麼會改變呢?她也知道張若名是和周恩來一起蹲監獄的患難戰友,如果放棄“獨身主義”,他倆才應該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啊。她不明白周恩來為什麼會對自己這樣表示,權衡再三,還是決定把原因搞清楚。她在給周恩來的回信中含蓄地問:“你不是一向抱獨身主義的嗎?現在有什麼新的想法?”
周恩來很快就回信了,信中回答了鄧穎超提出的疑問。到歐洲後,他認識到革命和戀愛並非對立的,獨身主義的主張已經改變。馬克思和燕妮、列寧和克魯普斯卡婭都是理想的革命伴侶。在法國,他的好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暢都戀愛結婚了。朋友們也希望他能選擇一個志同道合的終身伴侶。周恩來坦率地説,身邊是有一位比較接近的朋友,可他覺得對方經受不了革命的艱難險阻。而他已決定把一生獻給革命事業,唯有勇敢堅強的小超才能和他終身共患難、同奮鬥。他希望儘早得到她的明確答覆。
之後,鄧穎超又收到周恩來從法國寄來的一張明信片。在這張印有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畫像的明信片上,周恩來寫道:“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一樣,一同上斷頭台。”
鄧穎超被周恩來的真情深深打動了。她立即給周恩來回信:我們思想相通,心心相印,願相依相伴,共同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終生!長期純潔的友誼陡然昇華為美妙熱烈的愛情,促成了一樁絕世姻緣。
“深深地吻你!輕輕吻你!”
對周恩來和鄧穎超來説,他們首先是一個戰壕裏的戰友,其次才是一個屋檐下的伴侶。無論是在危機四伏的白色恐怖期間,還是在險象環生的戰爭年代;無論是在奪取全國勝利的歲月,還是在艱難曲折的建設時期,他們都是最親密的戰友和伴侶,信念堅定、互敬互愛、生死與共、福禍同當。
1924年9月,周恩來回到國內。他先後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中共廣東區委常委兼軍事部部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等職,工作異常繁忙。
1925年8月初,鄧穎超也奉命從天津到廣州,就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婦女部部長,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和周恩來結婚。在船上,她憧憬着與周恩來分別5年後重逢的那一刻,可是到了碼頭卻不見他的身影。好在她有地址,便自行前往。周恩來那天確實很忙,便安排警衞副官陳賡去接鄧穎超,由於碼頭人多沒接到,返回住地才遇到她,便説明了緣由。鄧穎超顧不上休息,便急着要去看看大革命後的廣州,陳賡就帶她先去了文明路上的中共廣東區委,人家説周恩來剛走。陳賡又帶着她趕到省港罷工委員會,當時委員會的領導人正在開會,蘇兆徵、鄧中夏、陳延年、周恩來都在那裏。周恩來見鄧穎超來了,只是遠遠地點了一下頭,連一句話也沒顧得上説。開完會連個招呼也沒打,就和陳延年一起走了。
鄧穎超到廣州的第一天居然和周恩來沒説上一句話,她也因為宵禁提前回不了住處而在外面湊合了一夜。第二天,她就挑起了工作的擔子,協助何香凝開展婦女工作。直到晚上,鄧穎超下班後,走進住處才聽到周恩來的笑聲。他正同陳賡説:小超真積極,昨天剛到今天就急着上班,現在是我等她。這天晚上,周恩來特意領鄧穎超去了一家有名的老店太平館吃烤乳鴿,一來是歡迎鄧穎超到廣州工作,二來也是慶賀他倆重逢和結婚。他們沒有舉行結婚儀式,也沒請客人,兩人住到一起就算結婚了。他們既沒有蜜月也沒有婚假,第二天照樣分頭上班。周恩來正忙於組織指揮省港大罷工,鄧穎超則到廣東區委上班。就這樣開始了他們愛意深長、聚少離多、忠貞不渝、曠日持久的愛情。
艱苦危險的環境,磨礪錘鍊他們的愛情。然而,在革命的危急關頭,他們始終把黨的利益擺在第一位,其次才是個人的情感。為了革命事業,鄧穎超兩次懷孕都未能保住孩子。特別是第二次生產正值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白色恐怖時期,鄧穎超的身體因此受到嚴重損害。此後,他們便失去了做父母的機會,造成了永遠也無法彌補的遺憾。

20世紀30年代初,周恩來和鄧穎超同在上海堅持鬥爭。這時中共已經轉入地下工作,為了躲避特務的跟蹤,中央機關不斷變換駐地。鄧穎超總是扮成普通的家庭主婦,提着菜籃子四處奔走,以尋找安全可靠的駐地。她機智靈活,不斷總結秘密工作經驗,保證了中央機關的安全。
長征途中,周恩來和鄧穎超彼此很少見面,只是在鄧穎超重病和周恩來病危的時刻,他們夫妻才有幾次短暫的相聚。在紅軍攻克貴州黎平後,鄧穎超肺病發作,大吐血。周恩來非常着急,接鄧穎超到他住的地方進行照顧。當時中央在黎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紅軍進行整編,周恩來異常繁忙,實際上也沒能對鄧穎超好好照顧。後來,幹部休養連在貴州盤縣五里牌遭敵機轟炸,傷亡十幾人。毛澤東、周恩來半夜趕來看望休養連的同志和傷病員。周恩來順便看望了鄧穎超,只説了幾分鐘話就走了。這就是周恩來能給鄧穎超的安慰與關懷,他還有更多更緊急的軍務要處理。
紅軍連續作戰,以粉碎敵人的圍追堵截。其間,周恩來超負荷工作,緊張時甚至整夜不睡。到毛爾蓋後,由於糧食缺乏,周恩來便同大家一起吃野菜,身體終於支持不住了,一連幾天發高燒,不能進食,肝部腫大。鄧穎超急忙趕來後,看着病重的周恩來,不禁潸然淚下。起初認為周恩來患的是瘧疾,後經醫生檢驗,最後確診為肝炎,已變成阿米巴肝膿瘍,急需排膿。但受條件限制,醫生只能讓警衞員到30公里以外的高山上取冰塊冷敷在周恩來的肝區上方,控制炎症不再發展,引導向下排膿。
連續三天三夜,周恩來昏迷不醒。鄧穎超當時也在病中,但誰勸她休息都不管用,一直守護在周恩來身邊。用冰塊從上午10點敷到傍晚,周恩來逐漸清醒,不時地呻吟着,隨即排出了大量的膿液,高燒才慢慢地消退了。
緊接着就要過草地。這時周恩來的身體十分虛弱,毛澤東非常着急,一再囑咐彭德懷:“周副主席不能再騎馬了,要組織力量抬着他順利過草地,不能有半點閃失。”彭德懷當即組織擔架隊抬周恩來過草地。擔架隊是從運送迫擊炮的戰士中抽調的。彭德懷下了死命令:“把帶不走的迫擊炮埋掉,寧可損失一百門大炮,也要把周恩來抬出去。”幹部團團長陳賡自告奮勇當擔架隊隊長,兵站部部長兼政委楊立三見人手不夠,也主動加入擔架隊。
鄧穎超在過草地時,因為急着跟上隊伍從馬上摔了下來,陷進泥潭動彈不得,過了好長時間才被後面趕上來的部隊救了起來。第二天她就開始發高燒,這時周恩來也在發高燒。可是醫生僅有一支退燒針,權衡再三,最後把退燒針注射給了周恩來。後來,周恩來的高燒奇蹟般地退了,鄧穎超也憑頑強的毅力挺過來了。
鄧穎超在1944年11月12日給前往重慶參加談判的周恩來寫了一封信,至今讀起來仍使人的心靈為之震撼!
來:
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太!
這回分別不比往回,並非惜別深深,而是思戀殷殷!這回我們是在愈益熱愛中分別的,何況在我還有歉意繚繞心頭呢!我真想你得太!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帶走了!……
你走了,渝辦寄來各件,已處理,你可勿念。……
深深地吻你!輕輕吻你!
周恩來和鄧穎超的一生都在為革命奮鬥,這種個人的悲歡離合只能服從於革命利益和大局。因此,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他們總是聚少離多,並把兩人之間的愛,無私地融入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大愛之中了。
“我們的愛情是深長的,是永恆的”
周恩來曾經説過,鄧穎超對他的愛是“熱情和理智交織着”。在實際生活中,他們更多的是相互理解、默默關愛和相互支持。偶爾,也不失浪漫。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擔任共和國第一任總理,日理萬機,工作比一往任何時候都繁忙,鄧穎超對他給予了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為了不影響丈夫的工作,她經常用小紙條表示關心,提醒工作和生活中需要注意的事情。
新中國成立初期,周恩來為開創新中國外交局面耗費了大量精力,並積極開展外交活動。然而,台灣特務機關千方百計加以阻撓破壞,甚至不惜用暗殺手段來達成罪惡目的。1955年4月,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亞非會議,台灣特務機關準備趁機策劃一起爆炸案,妄圖謀害周恩來和中國政府代表團其他成員。鄧穎超得知這一情況後,毅然提筆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囑咐他:“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人類進步崇高的事業,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須善於保衞你自己。”
1969年9月3日,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前往弔唁。當時越戰正酣,最令人擔憂的就是周恩來和代表團的安全。毛澤東對其安全也非常關心,直到周恩來率代表團平安返回北京後,他才鬆了一口氣。
鄧穎超的擔心更是可想而知,但她表現得非常平靜。當得知周恩來的專機安全降落在首都機場時,她心裏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那天,所有在家的工作人員都聚集在客廳迎接周恩來歸來。當周恩來一進門,鄧穎超就快步迎上,邊走邊説:“哎呀,老頭子,你可回來了,你得親我一下。我在電視上看到你在越南親吻了那麼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擁抱,同我親吻。”鄧穎超的話讓身邊的工作人員頓時目瞪口呆。周恩來哈哈地笑着,把鄧穎超攬到懷裏,温柔而又有風度地緊緊擁抱,接着深深地在妻子的額頭上吻了一下。這一温情浪漫的畫面久久地印在了大家的心裏。

至於家事大都是鄧穎超一手料理,對此,周恩來感念在心。一次,在與著名劇作家曹禺談起家事時,周恩來感慨地説:“小超忙,我更忙。我們周家是個大家族,親戚來找我的太多了,都是小超替我料理。我家的事,不叫我操心,真感謝她了。”
“文化大革命”時期,周恩來更是超負荷工作,嚴重地損害了他的健康。在鄧穎超的心裏,她深知丈夫肩上的擔子有多重,既不能阻撓,也不能去打攪他,只能用默默的關愛來支持他。1971年3月,在周恩來出訪越南前夕,鄧穎超又像往常一樣給他遞上紙條:“你從昨天下午六時起牀,到今天晚上十二時睡的話,就達卅小時,如再延長,就逐時增加,不宜大意,超過飽和點,以至行前,自制干擾,那你應對人民對黨負責了!!萬望你不可大意才是!!這是出於全局,為了大局的忠言,雖知逆耳,迫於責任,不得不寫數行給你。你應善自為之。”字裏行間既是關愛,更是責任。
1975年,周恩來病倒了,在三○五醫院他接受了第三次大手術,然而奇蹟並沒有出現,病情反而出現惡化的趨勢。這時,周恩來預感到自己時日不多,便對鄧穎超説:我對自己的病有所預料,還能活半年。在場的工作人員都忍不住流下了淚水。這次周恩來住院總共587天,卻沒有一天不心繫工作。鄧穎超每天到醫院照顧病重的丈夫,而且從來都不讓秘書陪同,都是自己一個人前往。
在周恩來病危期間,有一天他突然對鄧穎超説:“我肚子裏有很多很多話沒給你講。”鄧穎超看看他説:“我也有很多的話沒給你講。”兩人只是心有靈犀地深情對視着,最後還是鄧穎超説:“只好都帶走嘛!”周恩來沉默無言。
1976年1月8日9點57分,周恩來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他靜靜地走了。鄧穎超顫抖着雙手撫摸着周恩來的面頰,輕輕地吻了一下他的額頭,無限哀傷地哭着:“恩來,你走了……”
在鄧穎超的心底,最珍貴的情感是她與周恩來之間的戰友之情。周恩來去世後,鄧穎超特意定製了一個花圈敬獻在周恩來的骨灰盒下,並將她對周恩來的全部感情凝聚成四個字,在花圈潔白的緞帶上寫下“戰友小超”。
1988年春,當西花廳的海棠花再度盛開的時候,年已84歲高齡的鄧穎超撫花思人,秉筆直書,在《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一文中傾訴着她對周恩來無限的思念和真摯的情感:“我們之間誰也沒有計較誰的相貌,計較性格有什麼差異。為共產主義的理想奮鬥,這是最可靠的長期的基石和保證。我與你萍水相逢,不是一見傾心,更不是戀愛至上。我們是經過無意的發展,兩地相互通信的瞭解,到有意的、經過考驗的結婚,又經過幾十年的戰鬥,結成這樣一種戰友的、伴侶的、相愛始終的、共同生活的夫婦。把我們的相愛深化到人民中間,融化在同志之間,融化在朋友之間,融化在青年兒童一代。因此,我們的愛情生活不是簡單的,不是為愛情而愛情,我們的愛情是深長的,是永恆的。”
鄧穎超的這些心裏話,充分表達了她與周恩來相愛相伴的戰友之情、伴侶摯愛,這也是他們一生摯愛的總結。
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因病去世。根據她生前的囑託,身邊的工作人員用1976年盛裝周恩來骨灰的那個骨灰盒,再次盛裝鄧穎超的骨灰,運到海河,將其撒在16年前拋撒周恩來骨灰的同一個地方,讓他們在相識相愛的地方再度重逢,伴隨着默默流淌的海河走向永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