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秉君：周恩來的情與愛_風聞

周恩來的情與愛

2017-04-24 14:47:35 《黨史博覽》 2017年4期

徐秉君

周恩來在人們的眼裏無疑是一位偉人。偉人一般是指歷史上重大運動的發起者和領導者。普列漢諾夫曾説過，只有偉人才能成為發起人，因為他們的見識要比別人遠些，他們的願望要比別人強烈一些。但是偉人又是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喜怒哀樂，有普通人的情與愛，周恩來就是這樣的人……

“革命就要獨身主義”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周恩來從日本回到天津，立即投入到反帝愛國運動之中。經過五四運動的鍛鍊，在天津形成了兩支學生隊伍：一支是以南開學校、官立中學、高等工業學校等男校為主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另一支是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為主的女界愛國同志會。這兩支學生隊伍成為天津學生運動的核心。但由於封建傳統觀念的束縛，這兩個組織從未在一起共同聯合行動過，更沒有一個統一的領導機構。於是，周恩來開始思考怎樣把這兩支隊伍整合起來並形成統一的力量。

9月2日，周恩來在赴北京請願後返回天津的火車上，聽取了大家的意見，認為應該儘快把兩會的骨幹分子先組織起來，形成一個比學聯會更堅強有力的團體，作為愛國運動的領導核心。這樣不僅有利於當前的鬥爭，而且這種做法本身就是對封建傳統觀念的一次挑戰。

回到天津後，周恩來立即着手組織成立覺悟社。一週後，兩個學生會分別提出了初步名單。女界愛國同志會最初提出了8人，天津學生聯合會提出了10人，為了體現男女平等，又請女界愛國同志會補充了2名女骨幹。經過緊張組織準備，天津愛國學生的進步團體——覺悟社，於9月16日在南馬路草廠庵天津學聯辦公室成立。

在成立大會上，周恩來發表了在覺悟社的第一次講話：“今天到會的，都是受了二十世紀新思潮的啓發，覺悟到對中國社會要從根本上解放……我們要組成團體，出版刊物，以改造學生的思想，進而喚起勞動民眾的覺悟，來共求社會的改造。”覺悟社一創立就成為領導反帝愛國運動的一個核心力量，併成為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之一。它作為中國人民覺悟的先鋒，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舊中國，與中外反動派進行了徹底的、不妥協的鬥爭。

覺悟社把天津學生聯合會與女界愛國同志會兩個團體合併在一起，積極吸收女社員，並使之與男社員享有平等的地位。在當時，男女在一起被認為是傷風敗俗的事。為了避免流言蜚語，覺悟社規定，禁止其男女社員有任何戀情的發生。因此，周恩來立志振興中華，獻身救國事業，並抱定獨身主義。同時，為了鬥爭的需要，覺悟社決定用抽籤的辦法，以號取名，作為通信和寫文章的筆名。鄧穎超抽的是1號，即叫“逸號”；周恩來抽的是5號，即叫“伍豪”。而另一位女社員張若名，抽的是36號，所以化名為“衫陸”。

1920年1月29日，周恩來率領千餘人去直隸省公署請願，要求廢除中日間一切不平等條約、釋放被捕代表。據《警廳拘留記》載：“演講半點鐘後，羣往省公署，推舉男女代表周恩來（南開大學學生）、於方舟（官立中學學生）、張若名（女師範學生）、郭隆真（女師範畢業生）四人求見省長。”四名學生當即被捕。在獄中，他們相互鼓勵，堅持鬥爭。一牆之隔，周恩來與張若名無法見面，但互相關心着彼此的情況。周恩來在日記中記載：“張若名病了幾天，今天才知道，去信問伊的病狀，接伊的回信知道好了點。”為防不測，周恩來把自己寫的兩篇手稿《獨身主義》《我的懺悔》交給張若名。後來，張若名也把她的獄中日記交與周恩來。他們彼此之間相互信任，甚至把自己的私密東西都交給對方。儘管他們在獄中患難與共，交情甚篤，但由於當時他們還堅持“革命就要獨身主義”的思想，誰也沒有把內心的情感挑明。

“我的終身伴侶，必須是志同道合、經得起艱難險阻的戰友”

1920年7月，在鄧穎超等覺悟社社員的積極奔走下，又經多方營救，反動當局被迫於7月17日釋放了周恩來、張若名等人。覺悟社考慮到被捕社員的安全，一致主張他們赴法求學。11月，周恩來、張若名等人乘“波爾多斯”號郵輪從上海赴法留學，而鄧穎超則留在了國內。

1921年春，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周恩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直接參加中共旅法小組（後發展為旅歐支部），成為中共的創建人之一。1922年，郭隆真和張若名一起加入了由趙世炎、周恩來、李富春組織的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少共組織內，張若名化名“一蜂”。

在法國巴黎留學期間，隨着年齡和見識學識的不斷增長，周恩來逐漸認識到革命和戀愛並非對立，他在給表哥陳式周的信中説：“吾雖主無家庭之説，但非薄愛情者，愛情與家庭不能並論之見，吾持之甚堅。”這説明他的思想已經轉變，並開始放棄“獨身主義”。多年後，鄧穎超曾對侄女周秉德説：“那時覺悟社的人都説，如果周恩來放棄獨身主義，和張若名就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當周恩來和張若名放棄“獨身主義”思想後，這對患難與共的戰友，惺惺相惜，很快產生了戀情。初戀是美好的，對此周恩來記憶猶新。多年後，周恩來對侄女周秉德回憶他與張若名的關係時説：“開始的確不錯。在巴黎，我們先後加入中國少年共產黨，我們當年學習馬克思主義，主要採取互教互學的辦法。張若名的法文好，經常擔任主講人。”由於張若名法語口語比較好，又是女子，便於隱蔽身份，所以她還擔負與法共秘密聯絡的任務。

周恩來和張若名的戀愛關係，是他們到法國以後確定的。正如覺悟社社員先前所預料的那樣，一旦他們放棄“獨身主義”，兩人的戀愛也就成為必然。因為他們的戀愛基礎就在於起初兩人的志向相同，而且是並肩奮鬥的革命戰友。特別是張若名在鬥爭中表現出的激進、果敢及較強的組織能力，以及在生活中的淳樸、爽朗和待人以誠，使周恩來難以忘懷。同樣，周恩來的足智多謀、沉着堅定、嚴謹務實和對革命事業鍥而不捨的追求，也給張若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共同的革命理想紐帶一樣把他們的心靈聯結了起來。

然而，周恩來調離後，張若名與當時的接任者、在法國的主要領導人任卓宣意見不合。此人作風粗暴，在他的激進指揮下，張若名在一次會議上完全暴露了身份，受到法國秘密警察的盯梢，險些被驅逐出境。多年從事革命工作，擔驚受怕的日子讓張若名產生了動搖，她做出了遠離革命和政治、專心做學術的決定。對此，周恩來反覆規勸也未能使她改變脱離組織的決定。

後來，周恩來與侄女周秉德談及與張若名分手時説：“秉德，初戀總是特別美好的，要斷，這個決心並不好下。起先，我也努力過，多次勸她，希望她能正確對待，能更堅強一些，不要因為受點委屈就退黨，可她聽不進去。她説自己累了，想從事文學研究工作，再不過問政治了。”

兩人最終分手的原因在於雙方人生價值觀的不同。志向不同，兩個人就不會走遠。周恩來必須做出抉擇。張若名宣佈退黨之前，是有個“經過反覆痛苦的思想掙扎”的心路過程的。與此同時，周恩來對終止與張若名的戀情也有個複雜過程。最後，張若名還是宣佈退黨了。這促使周恩來最終下定決心，結束這段戀情。

多年後，周恩來是這樣回憶的：“張若名因為出身問題，在黨內受到審查。又因參加政治活動，遭到法國警察幾次跟蹤盤問。她感到委屈和不滿，決定退出黨組織，留在法國專心讀書。”

這段戀情對周恩來觸動很大，促使他思考自己該找一個什麼樣的伴侶。經過反覆考慮，他選擇了尚留在國內的鄧穎超。後來，周恩來回憶這一轉變時説：“我是認定馬克思主義不變的，我的終身伴侶，必須是志同道合、經得起艱難險阻的戰友。於是我主動與張若名説清楚，開始與鄧穎超通信，還向她求婚。”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

在旅歐期間，周恩來與國內的覺悟社成員一直保持着通信聯繫，其中也同鄧穎超有鴻雁往來，但她一直沒往戀愛那方面想。鄧穎超知道周恩來主張獨身主義，後來也知道他在法國有一個長得很漂亮的女朋友，所以儘管兩人書信不斷，即使周恩來向鄧穎超發出含蓄的表示，她也不往那方面想。

1923年春的一天，鄧穎超收到周恩來從法國巴黎寄來的一張裝在信封裏的明信片。她拆開信封，不禁有些好奇。以前，周恩來從法國、英國、德國給她寄過許多張明信片，從來都是直接寄出，這次卻加了一個信封。鄧穎超仔細一看，這是一張印着油畫的明信片，畫面上是在鮮花盛開的春天裏，三個披散着金色秀髮的美麗姑娘正迎風奔跑。明信片背後，是周恩來蒼勁有力的筆跡：“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縛！勇敢地奔啊奔！”

鄧穎超突然感到一股從來沒有過的甜蜜情感在湧動，心靈也受到強烈震撼，她不敢相信眼前的這一切。鄧穎超的兩位好友李峙山和諶小岑把明信片拿過去仔細一看，不由得會心一笑。李峙山笑着説：“哎呀小超，你還不明白，這是伍豪在向你表示呀！”鄧穎超頓時心慌意亂，激動得一句話也説不出來。

鄧穎超平靜下來後，不免還是有些顧慮。她知道周恩來一向抱定“獨身主義”，怎麼會改變呢？她也知道張若名是和周恩來一起蹲監獄的患難戰友，如果放棄“獨身主義”，他倆才應該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啊。她不明白周恩來為什麼會對自己這樣表示，權衡再三，還是決定把原因搞清楚。她在給周恩來的回信中含蓄地問：“你不是一向抱獨身主義的嗎？現在有什麼新的想法？”

周恩來很快就回信了，信中回答了鄧穎超提出的疑問。到歐洲後，他認識到革命和戀愛並非對立的，獨身主義的主張已經改變。馬克思和燕妮、列寧和克魯普斯卡婭都是理想的革命伴侶。在法國，他的好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暢都戀愛結婚了。朋友們也希望他能選擇一個志同道合的終身伴侶。周恩來坦率地説，身邊是有一位比較接近的朋友，可他覺得對方經受不了革命的艱難險阻。而他已決定把一生獻給革命事業，唯有勇敢堅強的小超才能和他終身共患難、同奮鬥。他希望儘早得到她的明確答覆。

之後，鄧穎超又收到周恩來從法國寄來的一張明信片。在這張印有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畫像的明信片上，周恩來寫道：“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一樣，一同上斷頭台。”

鄧穎超被周恩來的真情深深打動了。她立即給周恩來回信：我們思想相通，心心相印，願相依相伴，共同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終生！長期純潔的友誼陡然昇華為美妙熱烈的愛情，促成了一樁絕世姻緣。

“深深地吻你！輕輕吻你！”

對周恩來和鄧穎超來説，他們首先是一個戰壕裏的戰友，其次才是一個屋檐下的伴侶。無論是在危機四伏的白色恐怖期間，還是在險象環生的戰爭年代；無論是在奪取全國勝利的歲月，還是在艱難曲折的建設時期，他們都是最親密的戰友和伴侶，信念堅定、互敬互愛、生死與共、福禍同當。

1924年9月，周恩來回到國內。他先後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中共廣東區委常委兼軍事部部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等職，工作異常繁忙。

1925年8月初，鄧穎超也奉命從天津到廣州，就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婦女部部長，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和周恩來結婚。在船上，她憧憬着與周恩來分別5年後重逢的那一刻，可是到了碼頭卻不見他的身影。好在她有地址，便自行前往。周恩來那天確實很忙，便安排警衞副官陳賡去接鄧穎超，由於碼頭人多沒接到，返回住地才遇到她，便説明了緣由。鄧穎超顧不上休息，便急着要去看看大革命後的廣州，陳賡就帶她先去了文明路上的中共廣東區委，人家説周恩來剛走。陳賡又帶着她趕到省港罷工委員會，當時委員會的領導人正在開會，蘇兆徵、鄧中夏、陳延年、周恩來都在那裏。周恩來見鄧穎超來了，只是遠遠地點了一下頭，連一句話也沒顧得上説。開完會連個招呼也沒打，就和陳延年一起走了。

鄧穎超到廣州的第一天居然和周恩來沒説上一句話，她也因為宵禁提前回不了住處而在外面湊合了一夜。第二天，她就挑起了工作的擔子，協助何香凝開展婦女工作。直到晚上，鄧穎超下班後，走進住處才聽到周恩來的笑聲。他正同陳賡説：小超真積極，昨天剛到今天就急着上班，現在是我等她。這天晚上，周恩來特意領鄧穎超去了一家有名的老店太平館吃烤乳鴿，一來是歡迎鄧穎超到廣州工作，二來也是慶賀他倆重逢和結婚。他們沒有舉行結婚儀式，也沒請客人，兩人住到一起就算結婚了。他們既沒有蜜月也沒有婚假，第二天照樣分頭上班。周恩來正忙於組織指揮省港大罷工，鄧穎超則到廣東區委上班。就這樣開始了他們愛意深長、聚少離多、忠貞不渝、曠日持久的愛情。

艱苦危險的環境，磨礪錘鍊他們的愛情。然而，在革命的危急關頭，他們始終把黨的利益擺在第一位，其次才是個人的情感。為了革命事業，鄧穎超兩次懷孕都未能保住孩子。特別是第二次生產正值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白色恐怖時期，鄧穎超的身體因此受到嚴重損害。此後，他們便失去了做父母的機會，造成了永遠也無法彌補的遺憾。

20世紀30年代初，周恩來和鄧穎超同在上海堅持鬥爭。這時中共已經轉入地下工作，為了躲避特務的跟蹤，中央機關不斷變換駐地。鄧穎超總是扮成普通的家庭主婦，提着菜籃子四處奔走，以尋找安全可靠的駐地。她機智靈活，不斷總結秘密工作經驗，保證了中央機關的安全。

長征途中，周恩來和鄧穎超彼此很少見面，只是在鄧穎超重病和周恩來病危的時刻，他們夫妻才有幾次短暫的相聚。在紅軍攻克貴州黎平後，鄧穎超肺病發作，大吐血。周恩來非常着急，接鄧穎超到他住的地方進行照顧。當時中央在黎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紅軍進行整編，周恩來異常繁忙，實際上也沒能對鄧穎超好好照顧。後來，幹部休養連在貴州盤縣五里牌遭敵機轟炸，傷亡十幾人。毛澤東、周恩來半夜趕來看望休養連的同志和傷病員。周恩來順便看望了鄧穎超，只説了幾分鐘話就走了。這就是周恩來能給鄧穎超的安慰與關懷，他還有更多更緊急的軍務要處理。

紅軍連續作戰，以粉碎敵人的圍追堵截。其間，周恩來超負荷工作，緊張時甚至整夜不睡。到毛爾蓋後，由於糧食缺乏，周恩來便同大家一起吃野菜，身體終於支持不住了，一連幾天發高燒，不能進食，肝部腫大。鄧穎超急忙趕來後，看着病重的周恩來，不禁潸然淚下。起初認為周恩來患的是瘧疾，後經醫生檢驗，最後確診為肝炎，已變成阿米巴肝膿瘍，急需排膿。但受條件限制，醫生只能讓警衞員到30公里以外的高山上取冰塊冷敷在周恩來的肝區上方，控制炎症不再發展，引導向下排膿。

連續三天三夜，周恩來昏迷不醒。鄧穎超當時也在病中，但誰勸她休息都不管用，一直守護在周恩來身邊。用冰塊從上午10點敷到傍晚，周恩來逐漸清醒，不時地呻吟着，隨即排出了大量的膿液，高燒才慢慢地消退了。

緊接着就要過草地。這時周恩來的身體十分虛弱，毛澤東非常着急，一再囑咐彭德懷：“周副主席不能再騎馬了，要組織力量抬着他順利過草地，不能有半點閃失。”彭德懷當即組織擔架隊抬周恩來過草地。擔架隊是從運送迫擊炮的戰士中抽調的。彭德懷下了死命令：“把帶不走的迫擊炮埋掉，寧可損失一百門大炮，也要把周恩來抬出去。”幹部團團長陳賡自告奮勇當擔架隊隊長，兵站部部長兼政委楊立三見人手不夠，也主動加入擔架隊。

鄧穎超在過草地時，因為急着跟上隊伍從馬上摔了下來，陷進泥潭動彈不得，過了好長時間才被後面趕上來的部隊救了起來。第二天她就開始發高燒，這時周恩來也在發高燒。可是醫生僅有一支退燒針，權衡再三，最後把退燒針注射給了周恩來。後來，周恩來的高燒奇蹟般地退了，鄧穎超也憑頑強的毅力挺過來了。

鄧穎超在1944年11月12日給前往重慶參加談判的周恩來寫了一封信，至今讀起來仍使人的心靈為之震撼！

來：

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太！

這回分別不比往回，並非惜別深深，而是思戀殷殷！這回我們是在愈益熱愛中分別的，何況在我還有歉意繚繞心頭呢！我真想你得太！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帶走了！……

你走了，渝辦寄來各件，已處理，你可勿念。……

深深地吻你！輕輕吻你！

周恩來和鄧穎超的一生都在為革命奮鬥，這種個人的悲歡離合只能服從於革命利益和大局。因此，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他們總是聚少離多，並把兩人之間的愛，無私地融入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大愛之中了。

“我們的愛情是深長的，是永恆的”

周恩來曾經説過，鄧穎超對他的愛是“熱情和理智交織着”。在實際生活中，他們更多的是相互理解、默默關愛和相互支持。偶爾，也不失浪漫。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擔任共和國第一任總理，日理萬機，工作比一往任何時候都繁忙，鄧穎超對他給予了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為了不影響丈夫的工作，她經常用小紙條表示關心，提醒工作和生活中需要注意的事情。

新中國成立初期，周恩來為開創新中國外交局面耗費了大量精力，並積極開展外交活動。然而，台灣特務機關千方百計加以阻撓破壞，甚至不惜用暗殺手段來達成罪惡目的。1955年4月，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亞非會議，台灣特務機關準備趁機策劃一起爆炸案，妄圖謀害周恩來和中國政府代表團其他成員。鄧穎超得知這一情況後，毅然提筆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囑咐他：“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人類進步崇高的事業，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須善於保衞你自己。”

1969年9月3日，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前往弔唁。當時越戰正酣，最令人擔憂的就是周恩來和代表團的安全。毛澤東對其安全也非常關心，直到周恩來率代表團平安返回北京後，他才鬆了一口氣。

鄧穎超的擔心更是可想而知，但她表現得非常平靜。當得知周恩來的專機安全降落在首都機場時，她心裏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那天，所有在家的工作人員都聚集在客廳迎接周恩來歸來。當周恩來一進門，鄧穎超就快步迎上，邊走邊説：“哎呀，老頭子，你可回來了，你得親我一下。我在電視上看到你在越南親吻了那麼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擁抱，同我親吻。”鄧穎超的話讓身邊的工作人員頓時目瞪口呆。周恩來哈哈地笑着，把鄧穎超攬到懷裏，温柔而又有風度地緊緊擁抱，接着深深地在妻子的額頭上吻了一下。這一温情浪漫的畫面久久地印在了大家的心裏。

至於家事大都是鄧穎超一手料理，對此，周恩來感念在心。一次，在與著名劇作家曹禺談起家事時，周恩來感慨地説：“小超忙，我更忙。我們周家是個大家族，親戚來找我的太多了，都是小超替我料理。我家的事，不叫我操心，真感謝她了。”

“文化大革命”時期，周恩來更是超負荷工作，嚴重地損害了他的健康。在鄧穎超的心裏，她深知丈夫肩上的擔子有多重，既不能阻撓，也不能去打攪他，只能用默默的關愛來支持他。1971年3月，在周恩來出訪越南前夕，鄧穎超又像往常一樣給他遞上紙條：“你從昨天下午六時起牀，到今天晚上十二時睡的話，就達卅小時，如再延長，就逐時增加，不宜大意，超過飽和點，以至行前，自制干擾，那你應對人民對黨負責了！！萬望你不可大意才是！！這是出於全局，為了大局的忠言，雖知逆耳，迫於責任，不得不寫數行給你。你應善自為之。”字裏行間既是關愛，更是責任。

1975年，周恩來病倒了，在三○五醫院他接受了第三次大手術，然而奇蹟並沒有出現，病情反而出現惡化的趨勢。這時，周恩來預感到自己時日不多，便對鄧穎超説：我對自己的病有所預料，還能活半年。在場的工作人員都忍不住流下了淚水。這次周恩來住院總共587天，卻沒有一天不心繫工作。鄧穎超每天到醫院照顧病重的丈夫，而且從來都不讓秘書陪同，都是自己一個人前往。

在周恩來病危期間，有一天他突然對鄧穎超説：“我肚子裏有很多很多話沒給你講。”鄧穎超看看他説：“我也有很多的話沒給你講。”兩人只是心有靈犀地深情對視着，最後還是鄧穎超説：“只好都帶走嘛！”周恩來沉默無言。

1976年1月8日9點57分，周恩來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他靜靜地走了。鄧穎超顫抖着雙手撫摸着周恩來的面頰，輕輕地吻了一下他的額頭，無限哀傷地哭着：“恩來，你走了……”

在鄧穎超的心底，最珍貴的情感是她與周恩來之間的戰友之情。周恩來去世後，鄧穎超特意定製了一個花圈敬獻在周恩來的骨灰盒下，並將她對周恩來的全部感情凝聚成四個字，在花圈潔白的緞帶上寫下“戰友小超”。

1988年春，當西花廳的海棠花再度盛開的時候，年已84歲高齡的鄧穎超撫花思人，秉筆直書，在《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一文中傾訴着她對周恩來無限的思念和真摯的情感：“我們之間誰也沒有計較誰的相貌，計較性格有什麼差異。為共產主義的理想奮鬥，這是最可靠的長期的基石和保證。我與你萍水相逢，不是一見傾心，更不是戀愛至上。我們是經過無意的發展，兩地相互通信的瞭解，到有意的、經過考驗的結婚，又經過幾十年的戰鬥，結成這樣一種戰友的、伴侶的、相愛始終的、共同生活的夫婦。把我們的相愛深化到人民中間，融化在同志之間，融化在朋友之間，融化在青年兒童一代。因此，我們的愛情生活不是簡單的，不是為愛情而愛情，我們的愛情是深長的，是永恆的。”

鄧穎超的這些心裏話，充分表達了她與周恩來相愛相伴的戰友之情、伴侶摯愛，這也是他們一生摯愛的總結。

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因病去世。根據她生前的囑託，身邊的工作人員用1976年盛裝周恩來骨灰的那個骨灰盒，再次盛裝鄧穎超的骨灰，運到海河，將其撒在16年前拋撒周恩來骨灰的同一個地方，讓他們在相識相愛的地方再度重逢，伴隨着默默流淌的海河走向永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