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鴻達：伊斯蘭革命視域下的伊朗發展觀察_風聞

來源： 鴻觀中東

作者：範鴻達（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

內容提要：20世紀70年代末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巴列維王朝隨之被延續至今的伊斯蘭共和國取代。伊朗現政權視伊斯蘭革命是一個延續至今的存在。伊斯蘭革命帶有濃烈的意識形態色彩，革命後伊斯蘭什葉派教士成為伊朗的主宰，最高宗教領袖也隨之成為伊朗的頭號決策人物。伊斯蘭革命不僅在伊朗實現了教士治國的初衷，亦使伊朗擺脱了對外部大國的依附，實現了國家的獨立自主，在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也給民眾提供了不同程度的保障。另一方面，伊斯蘭革命四十年來伊朗與美國、以色列、沙特等多個國家的關係相當不理想，這嚴重影響到伊朗經濟的順利發展，並給民眾生活的改善造成重大困難。特朗普總統上台後給予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更嚴厲的所謂“極限施壓”，這加劇了伊朗本就已經存在的緊張態勢，其國家狀況進一步惡化。伊朗要跨越目前的發展瓶頸唯有進行大幅度的內政外交改革，這對伊斯蘭革命而言是生命攸關的挑戰。

伊朗德黑蘭自由塔（圖源：pixabay）

伊朗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突然遭遇伊斯蘭革命，並於1979年結束巴列維王朝的統治迎來延續至今的伊斯蘭共和國。伊斯蘭革命並非只是一時之舉，革命領袖霍梅尼認為它“猶如初生的嬰兒，尚需哺育、培養方能長大成人”，當下伊朗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仍然被稱為“伊斯蘭革命領袖”，伊朗現政權認為自己的伊斯蘭革命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伊斯蘭革命勝利四十週年前夕，哈梅內伊的官方網站推出其在不同時期講到的伊斯蘭革命取得的重大成績，包括“獨立自主、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和尊嚴”、“提升伊朗在世界的地位，激勵世界上追求真理的人”、“提高民眾自由度、鼓勵年輕人自由思考、自由討論”、“提高公共福利，改善基礎設施”、“精神文明建設”、“建立社會公正”、“打擊腐敗現象，嚴懲腐敗分子”、“堅決抵制世界霸權主義和強權勢力”、“科技與工業發展”、“醫學發展”、“和平利用核能”等。2019年1月底筆者受邀參加伊朗駐中國大使館文化處在北京舉辦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四十週年學術座談會”，會議資料上也清楚列舉了九十項伊斯蘭革命四十年來伊朗在文化、藝術、科學領域取得的成就。

儘管伊朗現政權認為伊斯蘭革命取得諸多成就並因此而繼續堅持，但過去四十年伊朗處境和發展之艱難是顯而易見的。革命後國內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相當激烈的鬥爭和殘酷的兩伊戰爭讓伊朗付出沉重代價，美國主導的嚴厲國際制裁是伊朗延續至今的發展桎梏，近年來伊朗在中東的勢力擴張更是令其深陷多國意欲聯手打擊的境地。國內民眾的不滿情緒日益提升，國外反對者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當下的伊朗可謂是內外交困、情勢緊張。歐美學者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多有負面評論或批評，一些久居國外的伊朗人、特別是因為伊斯蘭革命而離開祖國的伊朗人對伊朗現政權更是缺乏好感。顯然，伊朗（現政權）內外對伊斯蘭革命、對過去四十年的伊朗發展存在相當大的認知偏差，或者過度美化或者極力貶低，兩種視角的觀察都存在客觀性相對不足的特點。本文在對伊朗多次深度田野調查和在伊朗高校任教的基礎上，通過自己的觀察、訪談和體驗，擬對伊朗伊斯蘭革命和伊朗過去四十年的發展做一簡單梳理和評述，以求更為客觀的認知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和國家發展。

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的背景

伊朗伊斯蘭革命的精神導師是伊斯蘭什葉派宗教領袖霍梅尼，革命的對象是親美的巴列維國王或巴列維王朝，1941年9月巴列維國王接替父王出任1925年建立的伊朗巴列維王朝的第二任國王。巴列維王朝的這兩個國王都嚴格限制伊斯蘭宗教勢力的影響力，大力推進國家的世俗化和西方化，利益和理念均受到傷害的宗教勢力因此對該王朝敵視有加。1962年伊朗政府針對地區選舉的某些規則進行了修改，取消候選人和選舉人一定為穆斯林的規定，當選者面對《古蘭經》就職宣誓也被取消，政府此舉在宗教界引起強烈反響，宗教聖城庫姆很有影響力的宗教學者霍梅尼等人迅速就以下事項達成共識：第一，直接向巴列維國王抗議；第二，寫信給各城的宗教領袖，呼籲他們加入到自己發起的抗議和運動；第三，安排每週會議以就接下來採取何種行動達成一致。之後政府和宗教學者進行了幾次電報溝通，庫姆、德黑蘭和其他城市也爆發了民眾抗議大遊行，致使兩個月後政府不得不取消先前做出的修改地方選舉的規則決定。

1963年初，巴列維國王開啓名為“白色革命”的全面社會經濟改革，霍梅尼視之為美國利益服務的計劃，呼籲人民要認清巴列維國王所謂改革的真實意圖，並以宗教領袖的身份簽署法令，禁止人民參加針對“白色革命”方案的全民公決投票。隨後庫姆出現民眾抗議活動，政府與伊斯蘭階層的對抗日益加劇，霍梅尼與巴列維國王政權之間的矛盾也不斷惡化。伊朗時間1963年6月5日國家情報組織和警察襲擊了霍梅尼住所，把他從庫姆帶到德黑蘭，這一事件立即招致庫姆和德黑蘭兩地支持霍梅尼的民眾的抗議，隨後設拉子、馬什哈德、卡尚等其他伊朗城市也給予響應。面對此景，近兩個月後政府於8月初從監獄中釋放了霍梅尼，改為軟禁，直到1964年4月初霍梅尼才被准許返回庫姆，他的迴歸受到當地追隨者的熱烈歡迎。

重返庫姆的霍梅尼利用一切機會向民眾表達自己對伊朗時局的看法，呼籲民眾要認清現實，比如6月29日在對到訪的教士們發表談話時霍梅尼説：“這些時間不是用來坐在家裏和禮拜的，這些時間是用來戰鬥的。”1964年10月13日，伊朗官方正式通過法案，授予在伊朗的美國人治外法權，也就是美國人在伊朗犯了法伊朗不能對其進行審判。霍梅尼稱此法案為“投降法案”，巴列維國王也因此被霍梅尼視為美國的走狗。霍梅尼認為，如果宗教領袖具有充分影響力，伊朗就不會成為從前英國、現在美國的奴隸，以色列就不會控制伊朗經濟、以色列的商品就不會出現在伊朗。霍梅尼的如是見解與主張激發了其支持者對政府的嚴重不滿，自然令政府大為不悦，霍梅尼遂在11月4日被捕，並被立即帶到德黑蘭，並在那裏的梅赫拉巴德國際機場（Mehrabad International Airport）登上流亡他國的航班。霍梅尼首先被流放到土耳其，在波爾薩（Bursa）市待了11個月。1965年10月5日霍梅尼離開土耳其進入伊拉克，在什葉派聖城納賈夫繼續其流亡生活。1978年10月4日霍梅尼又被伊拉克要求離境，遭到科威特的拒絕進入後霍梅尼流亡到法國，在巴黎近郊度過了流亡生活的最後歲月。

在霍梅尼流亡海外的這十幾年內伊朗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藉助美國在冷戰視野下的幾乎全方位的幫助和石油收入的猛增，1960-1970年代伊朗經濟統計數字獲得快速提升，人均GDP從1965年的245.6美元激增到1977年的2146.6美元，以致有人驚呼“1960年以後的伊朗工業增長速度之快，在歷史上幾乎是獨一無二的”。但這只是伊朗發展的靚麗一面，在其背後巴列維國王已經在遭遇日益嚴重的統治危機，除了與宗教界越來越尖鋭的矛盾外，巴列維國王還不得不面對以下諸多難題：改革的宣傳目標與實際進展相差巨大，從而讓民眾產生重大心理落差；大量農村居民湧入城市，但沒有足夠就業機會從而導致嚴重城市危機；國家石油財富的激增沒能相應改善民生，國王把鉅額石油收入投入到軍事建設方面，而且國王家族和政府腐敗問題相當突出，民怨四起；情報組織對官員亦實施監控，這令巴列維國王面臨更多的牴觸情緒；巴列維國王外交的日益獨立與美國對伊朗的定位發生矛盾，華盛頓對他的支持逐級下降，甚至還和沙特一起推動了給巴列維國王帶來沉重打擊的1977年世界石油大降價。

這樣，到1970年代後期，反巴列維國王的情緒在伊朗內外不斷積聚蔓延，再加上石油價格的下降，內憂外患的伊朗國王在1977年初哀嘆：“我們破產了，似乎一切都註定要慢慢陷於癱瘓，同時我們已經計劃好的很多項目都要推遲……今後將會非常艱難。”1978年伊始伊朗就接連爆發反國王的羣眾性活動，進入9月份後抗議羣眾和政府的激烈對抗不斷髮生，即使先前搖擺不定的那些人也認可了霍梅尼關於推翻國王政權的主張，以霍梅尼為首的伊斯蘭激進勢力在反國王的羣眾運動中影響力不斷上升，“伊斯蘭革命”風生水起。隨着伊朗伊斯蘭革命的蓬勃進展，巴列維國王的統治已是日薄西山，1979年1月16日巴列維國王終於登上流亡海外的飛機，1979年2月1日霍梅尼結束超過十四年的流亡生涯回到德黑蘭，並很快就見證了伊斯蘭革命的勝利。

霍梅尼（左圖）；巴列維國王（右圖）

伊斯蘭革命兩大目標的實現

伊朗伊斯蘭革命能夠一舉推翻巴列維王朝，這説明它的爆發存在相當大的合理性。伊斯蘭革命的兩個最為流傳的口號是“打倒國王”和“打倒美國”，其藴含的兩大政治訴求是推翻巴列維國王並建立伊朗的伊斯蘭統治秩序，以及實現國家的獨立自主，伊朗伊斯蘭革命在這兩個方面均取得成功。

1. 伊斯蘭發展道路的確立

霍梅尼認為伊斯蘭革命首先是一場精神革命，其次才是政治和社會革命，因此意識形態色彩是這場革命的突出特徵之一。以霍梅尼為代表的伊朗宗教勢力對巴列維王朝充滿敵意，其中的核心原因是該王朝的締造者禮薩國王和繼任者巴列維國王均選擇了西方化和世俗化的國家發展之路——巴列維國王在這方面走的更遠——他們有意識地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領域排擠和打壓伊朗宗教勢力，利益受損的宗教勢力自然對巴列維王朝憤恨有加，更何況這還涉及到價值觀的問題。霍梅尼本人十分厭惡西方化，他認為“西方教育使人類失去人性……如果我們不擺脱西化的影響、不更換腦子、不重新認識自己的價值，那我們是不能獨立自主的，終將一無所有”。西方化是如此之可惡，霍梅尼顯然不認為它是伊朗所應該追求的，更何況在他看來伊朗本身就有適合自己發展的模式——伊斯蘭秩序。

公元7世紀阿拉伯人征服伊朗薩珊王朝後，伊斯蘭教便開始了在伊朗的傳播與發展，16世紀初期興起的伊朗薩法維王朝把什葉派伊斯蘭教確立為官方宗教，伊斯蘭宗教勢力在伊朗的地位因此有了明顯提升，伊斯蘭勢力在近代以來的伊朗民族民主運動中還發揮了不可忽視的正面作用，所以在巴列維王朝建立之前的相當長時期內伊斯蘭宗教勢力在伊朗的形象還是比較正面的。到巴列維王朝時期什葉派伊斯蘭勢力仍然是一個強大的存在，很多伊朗人特別是中下層人民傾向於選擇伊斯蘭生活方式，這些人和宗教勢力一樣不喜歡20世紀60-70年代伊朗日益西化的生活方式，特別反感70年代伊朗盛行的情色影視作品。

這樣，在70年代末期反抗巴列維國王的鬥爭中伊朗伊斯蘭宗教勢力並不孤單，他們有大量的穆斯林國民的配合與支持，這使得伊斯蘭勢力在與其他政治勢力角逐中佔得先機。1979年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宣告成立，伊斯蘭宗教勢力取得了國家控制權，在新政權中宗教領袖成為迄今伊朗的頭號決策者，伊朗伊斯蘭統治秩序得以確立，就推翻舊制度構建新制度這個角度來看，伊朗伊斯蘭革命顯然取得了成功，這也是當時伊朗對國家發展道路的探索與嘗試。既然是新的嘗試，與前王朝相比國家此後的發展就有三種可能——更好、更壞、持平。從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四十年來的發展來看，伊朗的現實國家發展距離人民的期望甚至是政權當初的承諾還有差距，這也直接導致伊斯蘭教法學家治國的政治體制遭受了日益嚴重的挑戰。

2. 國家獨立自主的實現

除了確立國家的伊斯蘭發展道路外，以宗教領袖霍梅尼為精神導師的伊斯蘭革命的另一個關鍵訴求是實現伊朗的獨立自主。歷史上伊朗命運多劫，公元前4世紀被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從而進入自身歷史的所謂“希臘化時期”；7世紀被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人隨之被迫拋棄自己的宗教信仰並逐漸改信伊斯蘭。雖然16世紀初薩法維王朝的崛起中興了伊朗，但是其後的愷加王朝卻淪為近代西方特別是英國俄羅斯對外擴張的犧牲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刺激下蘇聯、英國、德國、美國等世界豪強更是競相角逐伊朗。通過美國支持的伊朗1953年政變重新掌控國家後，巴列維國王對華盛頓感恩戴德從而開啓了親美外交，美國遂成為巴列維國王最重要的外部支持力量，華盛頓對伊朗的內政外交亦多有涉入。

事實上隨着國內地位的鞏固和伊朗石油收入的增長，巴列維國王本人也已經在追求外交和國家發展的獨立性了，但是並未成功，就像他在伊斯蘭革命後流亡時期所記述的那樣，“每當我獨立自主地幹些事情時，他們（西方國家）就要這樣鉗制我”，“每當我的政策與他們的政策相悖時，西方就結成一個有組織的陣線反對我”，“美國想把他（伊朗首相埃瑪米）趕下台而讓追隨自己的人擔任首相。此人就是阿里·阿米尼。當時，特別是在約翰·肯尼迪當選總統之後，我抵禦不了如此巨大的壓力……我終於給予阿米尼這個職位”。終其一生，巴列維國王也沒能擺脱對美國的依附和華盛頓對伊朗內部事務的干涉。

外族、外國的侵略干涉給伊朗人留下深深創傷，所以伊斯蘭革命力求擺脱外國特別是美國對伊朗的控制、實現國家的獨立自主。伊斯蘭革命提出“不要西方不要東方只要伊斯蘭”的思想路線，霍梅尼也曾説“我們不用美國庇護，不用蘇聯庇護，不用其他任何列強庇護”，這都是伊斯蘭革命對獨立自主訴求的鮮明體現。1979年至今伊朗儘管遭遇重重困難，但是期間沒有任何國家能夠控制甚至干涉伊斯蘭共和國內部事務，當下伊朗對世界大國也沒有了依附性質的言聽計從。就國家內政外交的獨立自主性而言，伊斯蘭共和國的確取得了明顯進步。但與此同時也必須要注意到，過去這四十年伊朗的國際處境相當險惡，與西方和以色列、沙特等周邊國家的糟糕關係嚴重製約了伊朗的國家發展。

部分社會保障安排

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以來伊朗遭遇諸多發展困難，國家經濟形勢較為慘淡，在此狀況下伊朗仍然還是有一些值得提及的民生保障，比如教育、醫療保險以及對為國捐軀者的家屬保障等。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公立學校教育保障。革命後伊朗的學校分為宗教、非宗教兩大類，非宗教學校在數量上遠遠超過宗教學校，非宗教學校從小學到大學又分為免費的公立學校和收費的私立學校。伊斯蘭共和國公立大學的絕大部分學生是免費的，而且大學餐廳對這些大學生還有大幅度的優惠，2016年下半年筆者在伊斯法罕大學任教，發現學生花大約2元人民幣就可以在餐廳領取一份市價約為13元人民幣的套餐。值得注意的是公立大學並沒有因為不收學費而減少對學生提供的便利，比如校園廣大或有不同校區的公立大學有免費學校大巴運送學生和老師。目前伊朗質量好的高校基本都是公立大學，高等教育部所屬的公立大學有141所，此外還有48所隸屬衞生部的醫科高校，伊斯蘭革命以來只要認真學習成績優異，在伊朗學校教育方面花費甚少。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醫療保障。當下伊朗國民基本不用太擔心就醫費用問題，因為有全覆蓋的醫療保險。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醫院有兩個體系——公立和私立，在醫生、醫療器械、醫院環境等各方面私立醫院相對較好，當然其就醫費用也比公立醫院貴一些，醫療保險可以報銷的比例公立醫院也高於私立醫院。伊朗當下的醫療保險是分等級的，沒有工作的成年人只能購買最低等級的醫療保險。伊朗的醫療保險屬於即買即用型，2018年夏天一位沒有任何工作的伊朗朋友做一個胸部手術，她只提前一天購買了一份她只可以購買的最低等級的保險，結果保險費、在公立醫院的住院、就醫、手術費加在一起還不到人民幣200元。（當時伊朗平均工資水平大約是每月2000元人民幣。）

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政府對烈士及其家屬的尊重和贍養。伊斯蘭共和國誕生後不久伊朗就陷入了與伊拉克的戰爭，長達八年之久的兩伊戰爭造成數十萬伊朗人喪亡，大量烈士隨之產生。伊朗政府對烈士家屬提供足以讓其有相對不錯生活的保障，併成立專門的政府部門負責此事。筆者一位伊朗朋友的爸爸是在兩伊戰爭期間犧牲的有一定級別的軍官，爸爸犧牲後政府為她媽媽和她提供延續至今的月度現金補助，這可以讓她們過上至少不低於當地中等水平的生活，她在上學、就業等方面也享受作為烈士子女的特殊照顧，而且她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就讀專門的烈士學校。除了兩伊戰爭烈士外伊朗還有其他為國捐軀者，比如近些年來在敍利亞戰場上犧牲的伊朗人，他們的家屬也享受政府的保障。烈士榮譽的崇高和家屬生活的保障是增進伊斯蘭共和國愛國情操的重要因素。

除了教育、醫療和烈士家屬保障外，隨着世界石油價格的提升，內賈德總統時期伊朗政府還開啓直接向每個家庭發放年度現金的做法，伊朗的大餅、雞蛋等基本民生用品也以非常低的官方價格出售，這説明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讓利於民的。

經濟發展不理想

雖然伊斯蘭共和國在上述幾個方面做出了較好的制度安排，但是當下民眾面臨的總體生活壓力仍然很大，就業機會的匱乏和工資水平的低下是目前伊朗人特別是年輕人的夢魘。特朗普總統上台以來美國加大了對伊朗的打壓力度，這令伊朗的國際處境更加艱難，國內困難也明顯加劇，2018年以來伊朗貨幣里亞爾暴跌，包括肉類等在內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價格也有大幅度上漲，民眾生活的困難度增加，2019年3月伊朗當局甚至重提憑票供應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制度，這都鮮明表現出伊朗當下民生的艱難，也再次凸顯了伊斯蘭革命後伊朗經濟發展不力帶來的嚴重弊端。

過去四十年伊朗歷經了政權更迭、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嚴厲的歐美等國際制裁和劍拔弩張的“伊核危機”，再加上國家體制本身日益凸顯的問題，從而造成伊斯蘭共和國的經濟發展較為緩慢。儘管各國GDP統計存在一些問題，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可以反映各國、各時期的經濟發展狀況。表1是伊朗和韓國、中國、中東不同時期的GDP總量比較，以及各時間段這幾方GDP總量增幅的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在1960-1979年間，就GDP增幅而言伊朗傲視韓國和中國。但是1979年後情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期間伊朗不僅與中國、韓國的GDP增速相差甚遠，即使與1960-1979年間伊朗自身的發展速度相比也沒有優勢，而且1979年後它的GDP增速甚至還落後於中東的整體水平（見表1）。

從表1可見，不管是橫向還是縱向比較，都説明伊斯蘭革命後伊朗經濟發展速度的放緩，這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而言已經成為一個日益嚴峻的問題，因為人民已經從這種種比較中看到了當下伊朗發展的差距，更切身感受到自己生活的艱辛。目前在伊朗民眾之間瀰漫着相當明顯的額不滿情緒，這對政府來講是一大威脅，2017年底到2018年伊朗多個城市出現的民眾抗議已經説明了這一點，而很不樂觀的國際處境則進一步加大了伊朗面臨的發展困難。

國際處境困難

縱觀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迄今的對外關係，不得不説它的國際發展環境相當困難。伊朗伊斯蘭革命的鮮明特徵之一是反對美國，這主要是由巴列維國王對美國的依附以及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伊朗的控制所致。在伊朗伊斯蘭革命者眼中美國是一個惡魔般的存在，一定要竭力反對和打擊美國，伊斯蘭革命領袖霍梅尼就曾直言：“我們對美國不抱任何奢望，而是要把美國踩在腳下。”在仇視美國情緒的推動下，1979年11月伊朗青年學生佔領了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並把幾十位美國外交人員扣押長達444天，釀造了給美伊關係造成災難性影響的“美國人質危機”，這不僅導致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新生的伊朗政權實施強力制裁，而且也給伊朗的國家形象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在之後的兩伊戰爭、伊朗核等諸多問題上，美國均站在打壓伊朗的一邊，西方其他國家也基本追隨美國的伊朗政策。

迄今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仍處於美國非常嚴重的制裁下，伊朗與西方世界的關係發展依然相當困難。對伊朗尤其不利的是，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從參選到現在一直是伊朗現政權的堅定反對者，他上台以後美國對伊朗施加了更大壓力。另一方面，伊朗與俄羅斯、中國等非西方大國的關係也是不温不火。伊朗與俄羅斯、中國等大國的關係的確要比伊朗-西方關係更好一些，即使是在伊朗遭受嚴重國際制裁的情況下，中國也與伊朗保持較高水平的經貿往來，俄羅斯在敍利亞戰場上與伊朗也多有協作。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伊朗骨子裏面更傾向於和歐美而不是東方交往，這一點尤其體現在2015年伊朗核協議簽署後的一段時間內，那時本以為與西方關係的春天即將來臨的伊朗魯哈尼總統明顯降低了與中國交往的熱情，另外俄羅斯、中國等國家在發展與伊朗關係時也難免會受到美國因素的制約，所以迄今伊朗與俄羅斯、中國等世界大國的關係也並沒有深入發展。

伊朗面臨的中東區域環境亦不理想，德黑蘭在這裏存在兩大強敵——沙特和以色列，美國的這兩個中東盟友都把伊朗視為自己的頭號敵人，它們還都不遺餘力的（推動美國）圍剿伊朗。鑑於美沙以三國在中東的實力和影響力，伊朗在本地區面臨的困難和壓力可想而知。此外，就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外交而言還必須要注意的是，霍梅尼的外交遺產還包括“我們反對任何企圖欺凌它國的國家，無論它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我們不能把自己與其他穆斯林們分裂開來”等。伊朗的此等外交的確有追求公平正義的一面，並且有時候會執着於此，這難得可貴，但是在自身已經是經濟發展嚴重放緩、國際處境不理想的情況下，伊朗的這些訴求只會給它帶來更多麻煩，比如有些國家會把伊朗的如是舉動視為德黑蘭包括意識形態在內的勢力擴張，從而會進一步惡化伊朗本就不理想的國際環境，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對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也門胡塞武裝、敍利亞阿薩德政權等的支持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這一點。

結語

伊朗伊斯蘭革命已經走過四十年，它在當時的爆發顯然具有強大的合理性，也取得一些發展成就，比如贏回了自愷加王朝以來伊朗就逐漸失去了的國家獨立自主，並且在國家相當困難的情況下仍然為國民推出教育、醫療等領域的值得稱讚的保障。但是顯然，伊斯蘭革命者的治國理政實效越來越無法令伊朗人民滿意，伊斯蘭革命繼續存在的合理性甚至合法性已經招致伊朗民眾日益加重的質疑，而且伊朗伊斯蘭宗教勢力在國家中的形象也有了一些變化。

儘管早在16世紀初期什葉派伊斯蘭教就成為伊朗的國教，但是宗教勢力成為國家當仁不讓的主宰在伊朗歷史上還是頭一次，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伊朗對巴列維王朝疏遠伊斯蘭教的一個過度反應。伊朗畢竟是一個穆斯林國家，而且歷史上宗教勢力也積極參與了捍衞民族國家利益以及爭取民主的鬥爭，巴列維王朝對伊斯蘭教的過分打壓給自己帶來麻煩。伊斯蘭革命後伊斯蘭宗教勢力掌控了伊朗，國家的伊斯蘭特徵也隨之有了顯著提升，比如教士階層在社會場景中的廣泛存在、婦女的着裝、大學之前教育的男女分離、人之行為規範等等都有鮮明體現。既然伊斯蘭宗教勢力成為了國家發展的主導者，那麼教士們就要承擔起領導國家的責任，就要為民眾福祉和區域甚至世界的和平負責，任務一旦無法較好完成，作為國家領導者的伊斯蘭宗教勢力就要飽受批評，甚至伊斯蘭教的整體形象也會隨之受損。

過去四十年伊朗歷經革命、戰爭、制裁，而且還有內部的派別爭鬥，但即使是在如此狀況下，相對中東很多國家而言伊朗整體的社會狀況也相當平穩和安全，就是在所謂“阿拉伯之春”席捲中東的時候伊朗也基本一如既往，這一方面説明了伊斯蘭共和國的控制力，同時也説明了伊朗人民具有洞察國家發展的能力。筆者近些年來對中東各主要民族國家均進行過深入田野調查，深刻感知到伊朗深厚的文化底藴，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人民的較高素質，這的確是伊朗國家的巨大財富，發揮恰當的話伊朗民眾的潛力是值得期待的。而且伊朗也具有發展國家的優良自然資源和條件，比如石油、天然氣、地理位置等。伊朗所具備的人力資源和自然條件本應該可以讓國家獲得更好的發展，但結果卻事與願違，這更凸顯了伊朗執政者在促進發展國家方面的短板。

目前伊朗國家的發展困難是顯而易見的，特朗普上台後日益加重的國際制裁以及隨之而來的日益惡化的國際處境，導致伊朗國內經濟發展更加不力和民眾的生活的更加困難，伊斯蘭革命政府在應對地震和洪災等自然災害方面的不力也令民眾不滿意。已經走過四十年的伊斯蘭革命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伊朗民眾現在渴求的是能夠帶來國家積極發展的根本性改革，伊朗當政者務必要對國家這個日趨緊迫的客觀需求做出積極、及時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