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封美國家長信中,看是誰造成了“國會山縱火案”_風聞
海边的西塞罗-专栏作者,欢迎关注同名微信号《海边的西塞罗》2021-01-09 13:17
這個國家,為什麼再也不能有話好好説了。
2021年1月6日,是一個註定永載美國甚至世界史冊的日子。這一天,號稱西方現代共和制典範的美國,其國會大廈首次遭受到了自己國家公民的“入侵”。
配合這張圖和這起事件背後的重重迷霧,我覺得這件事不妨被稱為“國會山縱火案”。
1
美國中學歷史老師的“靈魂三問”
在上一篇文章《剛剛,美國讓世界見證了一場21世紀的“攻克巴士底獄”》中,我將這次突發事件,與1789年巴黎市民進攻巴士底獄進行了比擬。
沒想到文章發出後不久,我就接到了旅居美國的一位老師的來信,信中他説,他孩子的美國中學歷史老師,當天做了極其相似的比擬:老師在講述巴黎人攻克巴士底獄時,甚至放了一段國會山遭圍攻的視頻。甚至還給學生的家長們寫了這樣一封信:
這封信的中文譯文,我翻譯如下:
家長們:
下午好,
在今天的課上,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討論了發生在華盛頓國會大廈的抗議活動,在《西方文明3》這幾課當中,我們正在教授法國大革命的課程,並且從十二月初開始,就對三個問題進行了討論:
第一,什麼時候民眾才有權去推翻一個政府。
第二,(這種行動中)暴力是正當的手段嗎?
第三,一個理想的政府究竟是什麼樣的。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回顧了昨天發生的事情,然後對華盛頓發生的事情與法國大革命進行了比較。
學生們仔細研究了發生的事情以及它與我們歷史學習的相關性,他們完成了一件令人驚讚的工作,我為他們能做的如此之細緻而感到自豪。
我看過這封家長信之後的感受,首先是讚歎,其後是感到恐懼。
正如我之前文章所提到,我認為美國此次大選中,暴露了這個國家在制度層面已經出現了很深度的弊病,這種病不好改。
但讓我吃驚的是,美國人幾乎立刻開始對他們國家的問題進行了反思,而且這種反思,是從普通中學的校園裏開始的。
我對我的文章頗有幾分自負,堅信文章中的思維深度和達成這種思維深度的速度,在中文輿論圈中還是比較少有的。
但我沒想到的是,大洋彼岸的一位普通中學歷史老師,居然很輕易地就跟我想到一塊去了,而且還引領他的學生們在課堂上進行了探討。
與之相比,莫説這樣的探討在我們的中學歷史課上根本就是天方夜譚,即便是在成人主導的中文互聯網上,對於美國這次事件的探討又是在什麼層面呢?
有的號人云亦云、有的號吃瓜看戲、有的幸災樂禍、還有的製造偏激情緒騙流量、編織假消息騙粉……
兩相對比,我們真的有資格嘲笑美國人嗎?
所以,在這裏,我要修正我自己的觀點:
我之前説美國的制度已經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落,看來為時尚早。
是的,這個國家現在遭遇了很大的問題,而且其療傷之路註定非常艱難。
但從這些家長信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個國家自愈能力同樣是不可小覷的。這個國家並沒有完全喪失理性反思的能力。
兩百年前,當普魯士在戰場上被法國所擊敗的時候的,國王弗雷德里希三世曾經説:“德意志在戰場上輸掉的東西,將在課桌上贏回來。”
後來,德國人真的辦到了。
所以不要小看課桌的力量,更不要小看理性的力量。
基於對歷史的理想反思、做出對現實的判斷,這是任何強國賴以崛起最重要的法寶,而今,美國的這個法寶並沒有完全喪失。説它已經走向衰敗,似乎確實為時尚早。
但是這樣一個對歷史有着反思能力的國家,為什麼會走到今天這一步呢?
2
亞當斯與傑斐遜打的那一架
事實上,這位美國曆史老師的“靈魂三問”,美國早在建國之初,就有人提出過、爭論過,只不過答案從來沒有被爭論清楚,所以才把這些問題拖到了今天,讓老師在課上提。
你會奇怪,這麼重要的問題,美國怎麼可能都沒爭論清楚呢?
正如很多人提到的,同樣18世紀下半葉的美國獨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是一場“姊妹革命”,所以當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消息傳到美國之後,美國國父們立刻對怎麼看這場革命產生了分歧,甚至還為此掰了交情。
比如華盛頓的副總統、同時也是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就對法國當時發生的事情嗤之以鼻。
他認為這就是一幫烏合之眾闖進國家中樞,試圖染指他們根本無力操控的國家權力。所以亞當斯的名言是“民主制度從不會長久,它很快就會浪費、耗盡並謀殺自己,從來沒有一個民主國家不是死於自殺的。”
但亞當斯的這種説法,遭遇了另一位美國國父:傑斐遜的反對。
此時當時任華盛頓的國務卿並且後來成為了第三任美國總統,傑斐遜就認為法國當時正在發生的暴力革命非常正確,願意流血的民眾,就是有推翻暴政的權力,他的名言是:“自由之樹,必須用愛國者的鮮血澆灌以保常青。”傑斐遜甚至主張美國每隔幾十年就應該來一次暴力革命,以保證美國的制度不至於敗壞。
這兩人的思路是如此南轅北轍,於是很快為怎樣對待革命法國,以及美國是否應當效仿的問題吵做了一團,最終反目成仇。
到頭來還是華盛頓和了個稀泥,華盛頓在其告別演説中明確的亮明瞭自己的觀點:
我國獨處一方,遠離它國,地理位置允許並促使我們奉行一條不同的政策路線。……我們為什麼要摒棄這種特殊環境帶來的優越條件呢?為什麼要放棄我們自己的立場而站到外國的立場上去呢?為什麼要把我們的命運同歐洲任何一部分的命運交織一起,以致把我們的和平與繁榮,陷入歐洲的野心、競爭、利益關係、古怪念頭,或反覆無常的羅網之中呢?
換而言之,華盛頓認為,亞當斯與傑斐遜的爭議是無謂的,美國不需要在法國大革命的問題上亮明態度,美國也不會遭遇與法國類似的問題。
他的這種底氣何來呢?
但在後來美國歷史上,你發現華盛頓的想法居然應驗了:美國不僅在外交上沒有對歐洲事務明確表態,在內政上也沒有像法國那般糾結於“民眾是否有權用暴力推翻政府”的問題。反應亞當斯思想的美國憲法原文,與傑斐遜思想的修正案前十條(所謂《人權法案》)就那麼公然擺在一起,並行不悖,兩百年來,一直沒出什麼太大的亂子。
而與之相對應的是,法國一直在反覆糾結、調試這個問題。兩百年中,法國人相繼成立五個共和國、兩個帝國、兩個王國、外加一個公社,但直到今天也沒把這個問題調試好。巴黎人民酷愛起義革命,為點什麼小事兒都要上街起義。
為什麼基於同一套理念建立的兩個共和國,一個超級穩定、一個卻紛爭不斷呢?華盛頓的眼光又為何能高於亞當斯和傑斐遜的左右之爭呢?
這個謎,是直到1893年才揭曉謎底的。
3
特納教授的謎底
1893年夏季,一名叫做弗雷德裏克·J·特納的歷史學教授在威斯康星大學做了一次他最新史學研究成果的演講。
歷史學專業演講往往沉悶乏味,但特納教授的這次演講,卻數次被轟動、喧譁和討論聲打斷。因為這次演講的觀點,實在太開腦洞,太震撼了。所有被特納理論説服的聽眾,都震驚於兩點:
第一,原來美國人相比歐洲人,運氣好了不是一點半點,我們才是真正的歐皇!
第二,這種好運,看來馬上就要結束了,美國藥丸!
特納説了什麼這麼提神醒腦呢?
他提出了一個解釋美國曆史新假説:邊疆假説。
特納認為:美國之所以能在過去一百年中維持整體穩定、迅猛發展,而不像歐洲那樣頻繁陷入動亂和內耗,並不是美國製度高人一籌(像制度史學派所主張的),也不是因為以盎格魯·薩克遜為主體的美利堅民族天然優越(像種族主義者所主張的),也不是單純因為民族傳統中的保守主義使然,更不是單純因為“上帝保佑美國”。
特納説,美國之所以是美國,是因為美國的西部長期存在一條可開拓的邊疆:
“直到現在為止,一部美國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説是對於大西部的拓殖史。一個自由土地區域的存在,及其不斷的收縮,以及美國定居的向西推進,可以説明美國的發展。”
説的通俗簡單一些,任何一個國家在其發展中,都不可避免的產生內部的競爭,這種競爭將產生內向性的壓力,促使國家不得不它的政治體制,從而重新切分各階層間利益的蛋糕。
但特納指出,這個矛盾對於美國來説,很長時間是不存在的,由於美國有一條西部的邊疆可以開拓,社會內部的壓力可以不斷通過向西拓荒來消解。那些在東部核心區域競爭失敗的落魄者,失地的自耕農,可以不斷向西拓展的自己生存空間。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就去西部。
美國平民手中的槍,那年頭是用對外的。
從行政區劃上看,從美國建國到1893年,在美國向西推進的過程中,先後創建了31個新州(不包括佛羅里達),如果加上佛羅里達則是32個新州。每一個新州的憲法制定,都是一次拓荒到此的“邊民”羣體對制度的重新創新。美國就是通過這種向外拓展的方式,消弭了其內部的壓力。傑斐遜與亞當斯的左右之爭,因此始終沒有爆發。
簡單地説:美國內耗少,不是因為美國人脾氣好,甚至不是因為制度好,只是因為美國人有邊疆,不內卷。
然而,幾乎就在特納做這份報告的同時,美國已經將自己邊疆推到了太平洋邊。那個給美國擔當了百餘年“減壓閥”的邊疆終於消失了。特納和他開創的邊疆學派不無憂慮的暗示,自此之後,美國的歷史、美國的民族性,將發生改變。
4
新邊疆的拓展與消亡
但歷史的詭譎就在於,至少在其後一百多年中,邊疆學派的擔憂並沒有實現,因為美國在此後大部分時間裏,總能找到不同意義的“新邊疆”。
在大陸上地理邊疆消失後,美國曾經一度試圖效仿歐洲殖民主義國家進行海外拓展,其中突出代表就是麥金萊時代的美國。此時的美國四處出擊,佔領夏威夷、佔領古巴、佔領菲律賓,試圖將這些地方轉化為自己新邊疆。
但美國很快就醒悟了:殖民主義並不能給美國提供過去意義上的“邊疆”。不同美國過去的西部,這些殖民地上住滿了本土居民,舊有文化、政治傳統已經定型,美國統治這些地方,所付出的治理成本遠大於收益。
所以,最遲到一戰時期威爾遜總統上台,提出“民族自決”,美國就已經放棄了再以舊模式拓展新邊疆的嘗試。
而幸運的是,此時技術發展成為了美國的“新邊疆”,美國的20世紀20年代被稱為“咆哮的20年代”,摩天大樓、汽車、公路、電器等等技術的發展為美國創造了無數新機會,這個新邊疆重新扮演了美國社會的減壓閥。
但沒開心多少年,美國就迎頭撞上了“大蕭條”,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其分裂、矛盾激化程度應該是與今天最為相像的,傑斐遜與亞當斯的左右之爭的陰雲,突然浮現並籠罩在了美國頭頂,這個國家似乎已經走向了崩解的邊緣。
但美國的好運氣很快又來了,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加入二戰、並贏下了這場戰爭,二戰之後的美國,執行的是Pax Americana(美利堅治下的和平),將其兵鋒所及的整個西方,再度劃為了它的新邊疆。
北約、日美安保條約、佈雷頓森林體系、世界貿易組織。所有這些美國主導的戰後組織,都可以看做美國試圖拓展和維繫新邊疆的手段。美國不惜在其中投入了巨大的成本,因為他的領導人知道,可拓展邊疆的消亡,同時將意味着美國的消亡。
這個玩法,直到冷戰結束前一直是成功的。
但冷戰結束後,這個系統遭遇了問題。
美國在冷戰後主要將三個方向作為“新邊疆”進行拓展,中東、前蘇聯傳統勢力範圍和中國(經濟上)。
但執行20多年之後的結果,發現蘇聯傳統勢力範圍是一塊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積累,中東地區則是一個他們無法理解的吞金黑洞。
與中國的“雙贏”合作對美國人來説則更具有諷刺意味。中國的市場、人力資源非但沒有像美國所預料的那般,成為它的“新邊疆”。相反,像美國當年向其西部拓展以獲得穩定性一樣,在與美國競合的當中,中國也不斷從這種合作中獲得穩定性。
其結果是,從某種意義上説,美國的資本和市場反而成為了中國賴以維持發展和穩定的“新邊疆”。
所以一圈算下來,美國人發現自己虧大了。
100多年前,特納曾作出過“邊疆消失”的警告預言。這100多年中,由於運氣和苦心經營,美國一直能不斷找到“新邊疆”,為自己內部的矛盾找到減壓閥。但如今,這條路終於還是走到了盡頭。
美國的內部矛盾開始不可避免的叢生,傑斐遜和亞當斯當年那個沒討論清楚的問題被重新提了出來,時隔兩百年,美國終於還是如同當年的法國一樣,遭遇了“攻克巴士底獄”。
説白了,這是一個曾經外向的國家,陷入內卷的故事。
5
伯利克里之死與雅典的終結
現在,請回頭再看特朗普與拜登此次大選中的爭執。你會明白他倆在爭什麼:
特朗普的思路其實很直接:既然“新邊疆”已經消失,美國的對外交往不再是“新邊疆”而是“出血點”,那麼就乾脆切斷並重新梳理一切外部性因素,重新選擇其中對美國有利的部分。
這個思路是簡潔明快、體現美國商業精英的那種傳統實用主義精神的。但它有一個問題,就是執行起來必須花費大量的時間,而執行過程中又必然遭遇阻礙的陣痛。在這個思路執行的前期,美國人更多看到,是他們的國家不斷退羣、斷交、喪失領導權。這個過程中美國的內部矛盾在加劇而不是減緩。這注定了特朗普的改革有一個“窗口期”很容易被擊倒。
相比之下,拜登所代表的民主黨的思路温吞水的多:裝作問題沒那麼嚴重,日子還是該怎麼過這麼過。
當然拜登會嘗試對那些“出血點”進行有限度的包紮,但這種包紮註定是不給力的,因為他要強裝這些“出血點”依然是美國值得開拓的“新邊疆”——哪怕美國最終會因此流血而死。
簡而言之,美國病了,特朗普大夫的治療方案是:做個大手術,徹底切除病患部位。手術做到一半,病人説太疼受不了,換上一位拜登大夫,又説手術咱不就做了,傷口包紮好,咱換姑息療法吧……
這樣的治療,毫無疑問是最遭的,它會最大限度的惡化病人的病情,而這就是美國的現狀。
這種現狀有點類似於在美國建國之初,讓一個劣化版亞當斯就立刻跟一個劣化版的傑斐遜打上一架。
這一次,沒有華盛頓居中調和,也沒有“邊疆”給兩派減壓。
法國大革命的例子告訴我們,
當華盛頓不在、邊疆消失,“不講武德”的殘酷內鬥往往會代替温文爾雅的程序正義。不管他們寫在紙面上的理想有多麼高尚。
這樣的國家,未來會怎樣呢?
……
我想再講一個故事。
2000年前的古希臘,曾經有一個以“民主”立國的強國:雅典,它跟半島上的另一個大國斯巴達打了一場伯羅奔尼撒戰爭。在戰爭初期,雅典的民選統治者伯利克里堅定執行了海上勇敢出擊,陸上堅壁清野的政策,幾乎快將斯巴達拖垮了。
但最後關頭,雅典城裏突然爆發了一場瘟疫,有人説瘟疫瘟疫就是兵臨城下的斯巴達人傳過來的。
瘟疫讓伯利克里原本就備受非議的堅壁清野戰術一下子更加難以接受,反對他的聲音四起,伯利克里最終在憂憤交加當中自己也感染瘟疫死去了。
伯利克里死後,民眾推選了一個叫克里昂的人執掌大權,此公完全推翻了伯利克里的政策,積極將戰爭打到外線去,支援盟邦,最終克里昂自己也在一場援外戰爭中身死。
雅典的民眾們一看主戰的克里昂也不行,趕緊換上了主和的尼西阿斯,每過多久,又再換上了主戰的亞西比德……
雅典民主的喪鐘,就在那種民意的搖擺不定當中的聲聲敲響了。
公元前404年,伯羅奔尼撒戰爭以雅典慘敗和斯巴達的完勝告終了。
我想,特朗普應該比伯利克里幸運些,
他感染了瘟疫、遭遇了非議、好歹不必死於任上。
美國麼,也許也會比雅典幸運些,
他們有很好的歷史課,老師和學生應該都會在課上探討,也許他們能記住這個教訓。
只不過在涅槃重生之前,這個國家會有很長的夜路要走。而世界將因此大不一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