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炎：特朗普的政治遺產——道德帝國的崩塌_風聞

來源 | 《讀書》雜誌（id：dushu_magazine）

作者 | 王炎

依稀記得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美國尚處在電視時代，互聯網還不普及，特朗普在電視屏幕上做節目，金黃的頭髮上下抖動，活靈活現地講段子。已想不起他説的是什麼了，只依稀記得當時的感覺，這個人很特別，一見難忘。身邊一位美國白人指點説：他是美國未來的總統。我當時並不知道特朗普是誰，他告訴我説是大西洋賭場的老闆。賭場老闆一般黑白兩道，怎能當總統呢？太不靠譜了。他辯解説：這是大眾偶像，人人都想做唐納德·特朗普。後來便很少聽過對此人的正面評價，政界沒這一號，精英根本不屑提他。二〇一六年，特朗普真成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我驚住了。保守白人也不都妄言痴語，滿腦子陰謀論。這算不算“沉渣”泛起，讓你領略一個不一樣的美國?

其實，美國本來就是多面的，族羣和階級之間相互很難交流，缺乏共識。我一直也沒拿“紅脖子”（Redneck——粗俗、沒見識的美國鄉下人）當盤菜，認為充其量不過是給美國人口充數，文化與精神生活與他們不沾邊。對全世界來説，美利堅乃自由女神的化身，代表進步、向上、創新和活力，滿滿的正能量；美國影視表現的底層“陰暗面”，不過是藝術創作或類型故事，好萊塢最具批判精神，這是美國文化的獨到之處，憤世嫉俗、自曝家醜。但作為一個整體，美國是世界燈塔。

一

然而，美國也有特朗普的一面，不過長期不入外部世界的法眼罷了。查閲資料偶爾發現八十年代對特朗普的報道。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七日美國《人物週刊》封面的大標題：《大亨唐納德·特朗普證明你可以富得離譜》（Tycoon Donald Trump Proves You Can Be Too Darn Rich）。年輕英俊的特朗普在封面的大照片，題圖文字為：“四十一歲的億萬富翁，有四個賭場、好多私人飛機、豪車和別墅——還有一個要吞下整個曼哈頓的ego。特朗普説太忙了，沒時間競選白宮，但已經花錢買下人類可能擁有的一切。”（Michael Ryan, “Too Darn Rich.” People Weekly. Cover story, December 7, 1987）文章從特朗普走出特朗普大廈的電梯説起，圍觀的羣眾爭先恐後擠到他身後，只想用指尖碰一下他藍色羊絨大衣的袖子，據説碰一下特朗普會帶來好運。然後文章追溯“大亨”（tycoon）的詞源，它源於中國或日本，這個頭銜封給特朗普，與形容東方王子一樣恰如其分（同上文）。八十年代，特朗普是美國普通大眾最狂迷的偶像。報道還説民主與共和兩黨爭相求見特朗普，為了拿政治獻金。記者採訪特朗普：你為什麼如此受人愛戴？他露出那經典的“我知道但不告訴你”的神秘微笑回答：“我愛人民，人民也愛我。”美國的大眾神話和英雄，這位億萬富翁其實是為媒體和大眾量身訂製的偶像。

《人物週刊》封面的特朗普（來源：google.com）

這是自由女神像陰影下另一幅美國圖景，如果早年間被譯介到中國，特朗普這副德行，可作資本主義腐朽沒落的反面教材；如今在消費文化大潮裏，他便是大眾偶像。但全世界看重的仍是精英化和理想化的美國，花花公子式的人物只配花邊新聞。

二

從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戰起，總統威爾遜便將列強瓜分世界的不義之戰闡釋為：“戰勝自利與專制的列強、以實現人民自由與自治的戰爭，打一場戰爭來結束所有戰爭。”威爾遜也的確踐行其進步主義理想，雖然搞不定巴黎和會上的列強，也左右不了國內輿論和眾參兩院，但威爾遜的世界圖景與國聯方案，卻激發了第三世界被壓迫民族對未來世界公理的無限憧憬,也為美國將來拋棄老歐洲的馬基雅維利主義，主張自由貿易、共同安全、以美國價值打造國際秩序，奠定了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打垮歐洲法西斯、戰勝日本軍國主義、組建聯合國、設立國際組織，讓世界告別十九世紀的舊秩序，迎來進步與意識形態對抗的新秩序。美國遂成為一新興的無形帝國，不以征服和佔領為己任，而以自由經濟、軍事威懾和民主價值影響世界。這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美國形象。

美國總統威爾遜（來源：google.com）

其實，美國一直在孤立主義與干預主義之間搖擺不定，只因“二戰”重創了老牌帝國主義的元氣，美國才一枝獨秀，一夜躥升為拯救世界的英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影響力擴及亞、歐、南美各大洲。戰後美國社會的主旋律是國際擴張，有一系列大動作：簽署聯合國憲章、杜魯門主義、柏林緊急空運、馬歇爾復興歐洲計劃，美國順理成章地當上“自由世界”的領袖。著名記者、作家戈弗雷•霍奇森（Godfrey Hodgson）曾評論説：“也許美國的主觀願望不是這樣，但實際已成為一個新型帝國；它不久前還實行孤立主義，如今卻開始國際干預了。”（Godfrey Hodgson, America in Our Time, Garden City, N. Y. : Doubleday, 1976, P. 17）

華盛頓恢弘的古典風格建築（來源：keloland.com）

五十年代，美國介入地緣政治的核心地帶中東的博弈。一九五六年七月，埃及總統納賽爾收回蘇伊士運河，英、法老牌帝國主義翻臉了，聯合以色列進攻埃及。在蘇伊士危機中，美國率先在聯合國提案，要求英、法撤軍。之後，艾森豪維爾政府對英國實施嚴厲制裁以實現停火。美媒紛紛發表反殖民的檄文，痛斥英、法帝國主義的大棒政策。國務卿約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表態説：“英、法的所作所為，屬於各種過時的殖民主義之中最赤裸裸的那一種。”（Donald Neff, Warriors at Suez: Eisenhower Takes America into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1, P. 391）在今天來看不可思議,英、美一貫沆瀣一氣，亦步亦趨的，勝似蜜月戀人，怎會在中東問題上成了死對頭？“二戰”後，美國一度奉行同情第三世界獨立、反對殖民主義的政策,就像威爾遜刻意與老歐洲切割，圖謀以新面孔取而代之。美國左翼史學家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嘲諷道：“以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Melani McAlister, Epic Encounters: Culture, Media, and U.S.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1945-20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 197）右翼政客則給艾森豪維爾的政策冠以“仁慈霸權”（Benevolent Supremacy）的雅號（同上書）。但仁慈霸權並不容易，對外要支持阿拉伯反抗歐洲殖民主義，對內則要從文化和輿論上同情第三世界解放。這對以白人為中心的美國文化來説，很難消受。當年威爾遜沒能做到這一點，如今美國要升格為世界霸權，就必須贏得第三世界新獨立國家的認同，此為後殖民帝國的核心利益所在（同上書）。

蘇伊士危機，1956年（來源：nationalinterest.org）

三

美國是個新教傳統至上、文化保守的國度，第三世界價值也難深入人心。但艾森豪威爾能調動一個極具動員力的外部威脅，消弭國內分歧，凝聚社會向心力，那就是蘇聯與共產主義。艾森豪威爾是個保守軍人，為順應大眾心理需求，必須找到“冷戰”宣傳的熱點——痛斥斯大林主義與無神論，這立即引來宗教團體的回應。教會意識到這是千載難逢之機，可待復興日漸頹勢的基督教。一時間，美國宗教話語盛行，去教堂的人數激增。電視直播總統夫婦週日教堂禮拜，國會一九五五年通過法案，在美元（紙幣和硬幣）上一律加印“In God We Trust”（我們相信上帝），沿用至今。一九五六年再次立法，把“我們相信上帝”立為美國格言（The U.S. Motto），不顧憲法不立國教的表述。

 美元上寫着“我們相信上帝”（來源：123rf.comphoto）

五六十年代，好萊塢進入史詩片時代。攝影廣角鏡頭和超大寬銀幕廣泛使用，給電影帶來了新希望，或可抵禦電視普及所造成的票房衝擊：以超大影像奇觀把觀眾從小屏幕拉回到電影院。大量的史詩電影中，宗教題材佔了相當的比例，其他古裝片也都與古代帝國有關。影響深遠的有《十誡》《暴君焚城錄》《聖徒妖姬》《埃及豔后》和《賓虛傳》等。要麼《聖經》題材，要麼是以古埃及、古羅馬帝國為背景。皇帝荒淫、腐敗和暴政，迫害臣民讓人人自危，黑暗的統治使人看不到希望。《賓虛傳》（《新約》題材）裏朱迪亞（Judea，古巴勒斯坦南）人民在猶太英雄賓虛的領導下，勇敢抗暴，迎接基督的到來，在黑暗中給人民帶來“新文明”的曙光，見證了羅馬帝國的衰落。

《十誡》（《舊約》題材）中摩西帶領古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正直、勇敢、無畏，意志堅定、魅力四射，上帝賦予他拯救人類的使命。這是位有美國自由精神和個人主義的古希伯來英雄，他既是上帝新選民美國人的化身，也代表着新興帝國戰勝古老帝國的歷史必然性。影片將宗教信仰政治化與美國化，觀眾在不知不覺間，把猶太復國主義與反殖民運動視為同等的革命，還把古埃及三千年前的排外暴政等同斯大林專制。所以，美國必將領導“自由世界”戰勝邪惡帝國，將自由價值推行到世界各地。這種非歷史的通俗演繹，符合美國大眾的歷史想象與政治認同。無論新、舊約影片，情節配方大都是：正義的人民——包括猶太人、基督徒和阿拉伯人，起來反抗腐敗的帝國——影射衰落的英、法老帝國，迎來基督的降臨——象徵先進的美國新文明。在舊歐洲殖民主義腐朽與衰敗的過程中，美國異軍突起，建立起世界新秩序（同上書，P. 199）。這已不是電影傳奇，而是戰後第一個十年美國自我定位調整的歷程，是其從一個區域性國家，躍升為世界霸主的真實寫照。

美國在五十年代還進行着另一場宣傳“聖戰”，即轟轟烈烈的反共口水仗，蘇聯被描繪成不信神而集權的邪惡帝國，是反基督的力量。共產主義成了“無神的物質主義”（godless materialism），它重利輕德，其國民是鐵腕下的奴役工具。教會乃共產主義的受害者，又是與之鬥爭的有力武器（Thomas Aiello. “Constructing ‘Godless Communism’: Religion, 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1954-1960.” Americana: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1900-present], Volume 4, Issue 1, Spring 2005）。美國是“后帝國”時代碩果僅存的仁慈霸權，為世人仰慕的自由國度，也是“二戰”的解放者。好萊塢隆重推出的神話版本是：道德帝國以悲天憫人的情懷拯救整個世界。

四

在炙熱的反共浪潮中，一件醜聞讓華麗的道德外衣下露出蝨子，美國全社會感受到徹骨的寒懼。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媒反共喧囂已登峯造極。麥卡錫不失時機地鼓吹陰謀論：共產主義分子已滲透進美國政府。公眾的目光轉向麥卡錫，情緒由憤怒轉而恐懼。連設計戰後國際秩序的國務卿艾奇遜，也被指為“國務院的紅色主教”：制定“馬歇爾計劃”的馬歇爾將軍被污名為騙子。美國人失去了對政府的信任，朋友和鄰里間相互猜忌，社會誠信受到前所未有的侵蝕。

威斯康星州參議員麥卡錫是個傳奇人，曾是鄉下農場的養雞娃，十九歲因雞瘟而破產，搬到威斯康星州小鎮馬納瓦（Manawa）當雜貨店員。後來一路考上法學院，成為律師，僅三十歲便榮升威州最年輕的巡迴法官。野心膨脹讓他在仕途上不擇手段。一九四六年當選參議員，他來到政治漩渦的中心華盛頓。因名不見經傳，媒體曝光率很低，他不惜上演大跌眼鏡的政治鬧劇來吸引眼球。一九五〇年二月在一次共和黨的婦女團體集會上，他聲稱艾奇遜明知政府機構內有二百零五名共產黨員，卻姑息養奸。參議院只好成立調查委員會進行排查，發現指控子虛烏有。但鬧劇並未就此收場。

 威斯康星參議員麥卡錫（來源：historyonthenet.com）

一九五二年麥卡錫當選政府工作委員會主席和永久調查委員會主席，開始利用報刊、電視來提高知名度，用粗俗、下流的語言攻擊政敵，政見不同者均為共產黨。政客、媒體和公眾因怕指控而噤若寒蟬，甚至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兩屆總統都對他唯唯諾諾，艾森豪威爾這位沙場老將只敢私下抱怨。麥卡錫對媒體和好萊塢的恫嚇令人髮指，臭名昭著的黑名單讓許多電影導演、演員、編劇受到提審、關押和審訊，有的甚至被判刑，給自由左翼知識分子留下集體創傷。（詳見[美]納什等編著《美國人民：創建一個國家和一個社會》第六版，劉德斌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909頁）實際上，他們大多數與共產黨不沾邊，甚至政治傾向都不明確，不過作品與主流文化不和諧罷了（Daniel P. Franklin, Politics and Film: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Fil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6, P. 43）。

但麥卡錫最終栽在軍方手上，軍隊將他的得力助手徵兵入伍，麥卡錫託人照顧，結果這點把柄落給軍方，成了翻盤的機會。一九五四年四月“軍方訴麥卡錫”聽證會全程電視直播，軍方公訴人約瑟夫·韋爾奇（Joseph Welch）向狼狽的麥卡錫發難：“難道您不懂什麼是廉恥嗎？先生，您就沒有廉恥嗎？”（Have you no sense of decency, sir, at long last? Have you no sense of decency?）麥卡錫羞愧難當，抬不起頭來，只喃喃嘟噥些什麼。聽證會無果而終，麥卡錫卻名聲掃地，三年後抑鬱而死，時年四十八歲。

輝煌的帝國最黑暗的一頁，在體面外表下露出敗絮。電視評論員富爾頓·劉易斯當年評價説：“對許多美國人來説，麥卡錫主義就是美國主義。”（《美國人民：創建一個國家和一個社會》，第918頁）這一政治文化的陰暗面時不時會出現，讓民主政治的光環暗淡。斯坦福大學政治社會學教授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認為，“特朗普主義”（Trumpism）是當代版的麥卡錫主義。他同樣蠱惑對叛國歇斯底里的仇恨，鼓吹以一人之力對抗建制，救民於水火。（Larry Diamond. “It Could Happen Here: Democracy is facing setbacks around the world, but there hasn’t been reason to doubt America’s resilience—until now.” The Atlantic. October, 19, 2016）戴蒙德認為麥卡錫是戰後對美國民主的第一次嚴峻挑戰，雖然是至暗時刻，卻終被正義的美國人民戰勝；作為民主燈塔，美國在七十年代到二〇〇〇年間，曾激勵全世界人民大跨步邁向民主，只是在“九一一”之後，因對穆斯林的歧視，才使民主有所衰退（參見上文）。

但我認為，特朗普與麥卡錫並無多少共通之處。麥卡錫主義屬體制內的小人得志，平步青雲、黨同伐異，致人人自危的經典故事，有普遍性，在任何地方都時有發生。類似事件還可回溯到約翰遜謊報北部灣事件、尼克松的水門醜聞等，都是政客濫用國家機器和政府公信力的腐敗案件。特朗普則不同，雖然表面他也少年得志，但與麥卡錫不是一類人物。特朗普年僅四十歲就集商人、明星、戲子於一身，一手打造財源滾滾的時尚帝國。他一生的絕大部分時間與公權無緣，靠社會上的黑白勢力，創造商業奇蹟。直至晚年入主白宮，仍積習難改，按娛樂界的商業邏輯追名逐利。

年輕氣盛的特朗普曾造勢競選白宮，但大家都認為他是給生意做廣告，未必真心從政。參看一九八七年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的採訪，四十一歲的特朗普説：“很難放下手頭上的生意去參政，我現在沒有競選計劃，也許將來會有。”他當時的夫人叫伊凡娜·特朗普（Ivana Trump），擔心自己的雙重國籍會是個障礙，但又説：“唐納德過去十年做了別人得做百年的事，他什麼都能幹成。”（Bill Powell and Peter McKillop. “Citizen Trump: A megadeveloper with a roaring ’20s lifestyle—and an ego to match his billion-dollar empire.” Newsweek. September 28, 1987）八十年代，美國流行炫富文化，崇拜膨脹自大的人，特朗普乃時代的產物。他恨天低、嫌路窄，永遠高調出場，招搖過市。特朗普（Trump，王牌之意）的名字有霸氣，所以總高懸在新開發的樓盤最顯眼處。身價帶來財富，特朗普最懂得曝光率可以創收。當年一本流行的連環畫《杜斯別裏家族》（Doonesbury），諷刺這個億萬富翁拿競選總統當試探綵球。媒體採訪特朗普讓他澄清，他説：“我不會競選總統，但如果競選就準贏。”

 40歲時的特朗普與當時的妻子伊凡娜（來源：businessinsider.com）

如果説特朗普有什麼政治抱負，那麼看看他在報上發表的一封公開信：“美國政客已成全世界的笑柄，花大錢保護我們不擁有的船隊，運送石油給永遠不會幫忙的盟友。”這是青年特朗普的外交立場，三十多年後他當上總統，真把這個樸素的立場付諸實踐。人們説特朗普是“公民凱恩”的幽靈附體，永遠無法滿足的慾望，是驅使他不斷追逐更高目標的動力。這一評價是準確的，無論是金錢、美女還是權力，對他來説，一切都是人生賭博，一切都是生意。

五

二十一世紀，美國曆史經歷重要的轉折——“九一一”，以及隨後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如果説入侵阿富汗是追殺恐怖元兇本·拉登，那麼攻打伊拉克則屬無理討伐。布什政府必須説服國內與國際社會，才不惜請來德高望重的科林·鮑威爾將軍到聯合國作證。二〇〇三年二月鮑威爾對聯大言之鑿鑿：薩達姆暗中支持基地組織，擁有大規模殺傷性化學武器。鮑威爾是誠信的象徵，美國人民和世界政要信任這位身經百戰、經驗豐富的軍人。但事實證明，他的證言是編造的，薩達姆既無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也不曾支持過拉登。以編造的理由向世界推銷戰爭，成為鮑威爾一生的污點。或許他本人矇在鼓裏。後來曝光的材料顯示，副總統切尼與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等人，為實現戰爭目的，蓄意編造了謊言。這不僅毀了鮑威爾一生英名，也使美國信譽受損，對國際政治的未來有深遠影響。

2003年科林鮑威爾向聯合國作證（來源：theatlantic.com）

伊拉克戰爭恰如鮑威爾二〇〇二年警告小布什的那樣：打掉薩達姆容易，陷入戰爭泥潭就難抽身了。這場戰爭拖得美國筋疲力盡，人民開始失去對建制精英的信任，世界漸漸不再仰慕民主燈塔。西方各國爆發大小規模的反戰示威，中東局勢失控，阿拉伯世俗政權相繼倒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重新抬頭，穆斯林與基督教之間的矛盾，空前撕裂。二〇〇四年，虐待戰俘的醜聞曝光，美軍極端殘忍、非人虐待俘虜的影像，扯下道德帝國的最後一塊遮羞布，美國顏面掃地。

 虐俘門（來源：rollingstone.com）

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整個世界進入一個不同以往的時代。金融風暴、倫敦暴亂、佔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拉美左翼浪潮、黃馬甲、MeToo、黑命攸關、特朗普支持者佔領國會山，運動的聲勢一次比一次浩大，結果卻一次比一次曇花一現。既無系統性綱領，也無嚴密統一的組織，抗議像無中心、無目的、碎片化的節日狂歡或街頭暴力。阿蘭•巴丟（Alan Badiou）説：“二十一世紀初發生的事件無法用現成的語言命名。”（Alain Badiou, The Rebirth of History: Times of Riots and Uprisings, trans. Gregory Elliott，Brookly: Verso Books. 2012, P. 1）他仍相信，羣眾運動必須服從系統性理念，應該有組織有紀律，才能將運動轉化成新的政治秩序。然而，無論美國還是歐洲，年輕人對西方民主的熱情和支持普遍低迷。與此同時，精英、政客、黨派越來越罔顧民主程序的合法性，拋棄基本政治倫理和價值觀，使用詭計和欺騙來實現政治利益。在醜聞與謊言的時代，誰還會願託付權利給精英黨？

 特朗普支持者圍攻國會山（來源：sweetwaternow.com）

另一個鉅變是互聯網的蒞臨，它滲透到生活所有方面，原子化的大眾更趨向於在社交媒體上發聲，在“朋友圈”裏討論，誰原意服從一個組織的領導？改天換地的社會願景已漸行漸遠。抗議那些瑣碎和切近的議題，或發泄對現行制度的不滿，很少有人要求嚴肅的制度性變革。“佔領華爾街”爆發時，曾一度燃起知識左派的一廂情願：歷史再次啓航，從偏離的航向轉回共產主義；“茶黨”的興起又讓共和黨右翼欣喜若狂，以為大眾嚮往古典自由主義。事實證明，草根運動不依循經典的啓蒙思想，相反，他們厭倦了系統化的意識形態，西方已失去宏大敍事，唯有身份政治、民粹排外有動員力。白人將一切弊端歸咎移民，保守人士痛斥非西方文化的入侵；移民團體彰顯少數族裔文化，緬懷祖先的輝煌，解構西方文明至上。黑人搞“黑命攸關”，渲染黑奴血淚史。代議民主的根基出現裂隙，草根民眾不再通過民主建制表達意願。

佔領華爾街運動（來源：occupydc.org）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特朗普崛起。他以另類的方式競選，動員下層白人，以網絡社交媒體攫取“隱藏票箱”，主張所謂“後真相”——不同意見的人各有其真相，利用網絡輿論的極化，煽動仇恨和恐懼。他上台後馬上改變美國利益全球覆蓋的帝國格局，宣稱“美國優先”，煽動直接、可感、實惠的民粹政治。這不僅讓美國國策轉向，連歐洲聯盟的格局也受到影響。英國脱歐、德語國家出現新納粹、法國極右翼喧囂，傳統意識形態已被具體議題吸納和消解，左、右之爭只剩下所得税、移民、環境、性別和種族問題的觀點不和。爭論是離心的、分散的，難以形成共識。政治忘掉了政治哲學，蜕變成治理術，政治學變成實證科學。西方民主不再是“燈塔”，西方文明盛極而衰。

六

草根文化不是新生事物，拜金主義、追逐名利，是大眾文化永恆的訴求，只不過不曾體現在美國的大政方針上罷了。“上層建築”是有識之士馳騁的疆場，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奧爾布賴特、喬治•凱南等精英智庫，曾撐起美國外交的恢宏帝國氣象。就像華盛頓各個政府大廈的羅馬古典風格，莊嚴肅穆，超凡脱俗，走馬觀花者看不到市井流俗的基座。但二〇一六年一切都改變了，當選總統的特朗普不是傳統政客，也不是典型商人，在政、商兩界都屬另類。他倒有點“東方大亨”的氣質，還帶着意大利黑手黨的做派，用麥卡錫污衊敵手的詞最形象：“非美”（un-American）人格。特朗普做地產生意，以強行拆遷出名。同行評價説：“特朗普以恫嚇手段掃清生意上的障礙，虛張聲勢、閃電襲擊，直至壓垮對手的心理防線，然後漫天要價，大撈好處。要月亮沒有，總得給點什麼吧。”（Bill Powell and Peter McKillop，上引文）

一次他在大西洋城賭場Trump Plaza的背後，想建起一個大瀑布，以壯聲勢。但有家餐廳礙事，那是家九十年的老店，生意不錯。店主哈里·斯坦（Harry Stein）被迫與特朗普談拆遷賠償。特朗普的第一句話是：“我根本不想要你這塊地，這幾年地價跌到底了。你搬不搬我都一樣要建一座高牆，到那時你一分錢也拿不到。給我紐約辦公室打電話出個價吧。”説完拂袖而去。一位叫約翰·摩爾（John Moore）的律師，代理被拆遷的公寓租户，與特朗普打官司，這讓他心力交瘁：“特朗普是個危險人物，有朝一日他要是從政的話，會變成墨索里尼式的人物，讓意大利當年從不準點的火車，全部準點。”特朗普的強勢和獨斷，可謂有目共睹。他曾如此羞辱紐約市長，紐約市政規劃在鬧市建一個公共滑冰場，籌備了七年未完成，轉到特朗普手上只消四個月就建好了。黑手黨式的效率，為美國主流文化所不齒，但民間卻崇拜這種力量。

特朗普4個月建成市政7年未完成的溜冰場（來源：businessinsider.com）

特朗普還擅長幕後交易，明目張膽地給政府官員政治獻金，其他地產商人都捨不得在這上面花錢。他還僱用退下來但仍有影響的官員作顧問，疏通關節拿廉價地皮，與馬丁·西科塞斯的黑幫電影如出一轍。為他承包工程的建築商常常受氣，特朗普總在完工後雞蛋裏挑骨頭，説質量不合格、工期延誤等。承包商希爾弗斯坦（Silverstein）説：“明明沒這麼回事，但打不起曠日持久的官司，只好吞下苦果。”（同上文）因此，《新聞週刊》評論説：“無論特朗普多麼想從政，對一個賭場老闆實在太難了，無論你多有名，被選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特朗普的密友也説，“他倒真想當美國總統，但除非總統不是選的而是任命的。”（同上文）在八十年代，特朗普這樣缺乏政治倫理的人，根本當不上總統。可三十多年之後，他真一選成功。不是特朗普提高了自己，或晚年具備了遠大的政治理想，其實從四十歲到七十歲，他的思想未見得有多大變化。相反，倒是有一個東西貫穿他生命的始終，用他姐姐瑪麗安娜（Maryanne Trump-Barry）的話來説就是：“成功帶來成功，之後又會帶來更大的成功，得到的越多，他要的就更多。”這是特朗普一生的真實寫照。

特朗普僱用前官員為自己打通關節（來源：businessinsider.com）

但如果這三十多年間美國社會沒有發生鉅變，那麼《週刊》記者和他的密友也不會誤判。這三十多年到底美國發生了什麼變化？答案或許是通信技術革命、高等教育的衰落、知識民主化與政治進一步平民化，讓草根底層登上歷史的前台。特朗普支持者圍攻國會山極具象徵意味：國會這一代議民主的常設機構，負載着現代啓蒙運動的核心價值觀，從洛克、盧梭、孟德斯鳩到約翰·密爾，都一致強調“社會契約”和“被統治者的應允”，正遭受“巴士底”式圍攻。這是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轉折，美國民主的基本框架遭遇草根“直接民主”的挑戰。這正是特朗普崛起的歷史語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