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淘金街到外賣村，時代的風吹過石牌村_風聞

冬夜來得早，下午六點鐘，珠江新城就開始流光溢彩。在它的正對面，一個叫石牌村的地方結束一天的平靜，開始熱鬧起來。

剛下班的上班族、做生意的、外賣騎手擠滿了小巷，廣場舞的古典、路邊店的粵語老歌、小販叫賣面線的吆喝聲交織在一起，確切無疑地在強調：這裏是石牌。

最近，因為一個曾經在這裏住過並寫過很多關於它的歌曲的樂隊——五條人，石牌村又變得引人注目起來。

沒有一個廣州人不知道它的名字，卻沒有多少人真的瞭解它。這片被高樓大廈、繁華商業區和學校圍起來的城中村，就像一個謎。

不是那些走出石牌村並揚名立萬的人回答了石牌是什麼，而是十萬也許更多沒有名字的人構成了真正的謎底。

時代的風吹過石牌

一個星期前，最新一期的《十三邀》裏，五條人和許知遠來到石牌村。

一行人從廣州塔的旋轉餐廳轉場至石牌燒烤店，五條人的仁科把這種落差感造成的驚異稱為現實裏的夢幻時刻。

無需像十三邀那樣去刻意設計，所有人都知道石牌村和一條黃埔大道之隔的珠江新城有多麼差距懸殊。

路的南面是那片叫珠江新城的區域，有廣州最高的摩天大樓，有廣州最高檔的商業體和最貴的小區，是廣州最靚麗的名片，也集合了廣州最有錢或收入最高的羣體。

路的北面是那個叫石牌村的迷宮，扭曲交織的小巷裏，房屋遮天蔽日，天光照不進。如今人們稱它作“美團村”，因為它裏面藏着數不清的外賣店，住着數不清的外賣騎手、打工人，城市食物鏈最低端的人們。

並不是説珠江新城和石牌村只有對比。

美團外賣、餓了麼等平台上嬌豔欲滴的美食大多是來自這條光線和衞生狀況一樣堪憂的村子。天河的上班族要是來到這條村子游走，定會不時發現眼前的腌臢小店正是中午剛剛吃過的“xx小碗菜”、“xx麻辣燙”、“韓國炸雞、飯糰”。

寫字樓中衣着光鮮的白領，與石牌街邊坐在電動車上歇息的外賣騎手吃的同樣是這些十來塊的快餐。

外賣店鋪聚集在這裏，大批的外賣騎手也租住在這裏——即使要付出比其它城中村貴30%左右的房租。每到飯點前後，外賣騎手就騎着電動車，以奪金的速度到一家家店鋪取餐，再搭載着滿滿的美食駛往寫字樓。

車隊從一條巷子裏鑽出來，又迅速鑽進另一條巷子，石牌村的小巷裏像流淌着河流，黃色的，藍色的，黑色的。

大量的外賣店之間，夾雜着堆放了一箱箱電子元件的臨街倉庫，提醒着這條村的過去。90時代末，民間有句俗話：“北有中關村，南有石牌村。”當時，在石牌村租住的大多是IT從業者，臨街的鋪面有很多被用作倉庫。

如今在石牌西路邊支一個帳篷做手機貼膜生意的老張回憶：“當時這裏很多電子產品，被人叫做‘淘金街’。在街邊擺地攤回收舊電腦、舊電子產品的阿姨一天都能賺3、400塊。”説的是90年代初，廣州毗鄰港澳，天河政府依靠高校打造科技新區，石牌迎上了IT熱潮。太平洋電腦市場、天河電腦城、南方科技廣場等電腦市場在崗頂一帶扎堆，全國各地許多人來這裏追逐財富和夢想，老張也是其中一個。

世紀之交，文化開放的風也吹到石牌，崗頂興起了賣打口碟的生意。自境外走私到內地的唱片從幾毛錢到上百塊不等，吸引了很多本土、外地的音樂發燒友來到石牌，像來到沙漠中的綠洲。

然而風繼續吹，不過十年時間，電腦城、打口碟就通通被電腦上的互聯網給打敗了。從21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電腦城就艱難地走在漫長的下坡路上。

石牌村倒沒有跟着衰落。外賣行業興起，石牌村距離市中心最近，租金和距離都適宜，外賣店進駐，村裏的租户從IT從業者置換成外賣騎手。

而過去做電子產品生意的，回老家的有，還有很多轉行做手機買賣，或者直接跨界做起外賣。

夜晚11點，老張轉身拉下鐵閘，像合上一個時代的帷幕。

沒有名字的人們

夜晚11點，是石牌村很多個體户的下班時間。

在路口樓梯底有一家小小的首飾回收店的李阿姨也準備收檔了。不足10平方的空間，李阿姨既做首飾維修、回收，也做配鑰匙的生意——在石牌村，“一店多用”並不罕見。“很多人會把自己結婚時長輩送的金飾拿來賣掉換錢。來的有時是兩夫婦，有時是一個女人。”

結婚時的定情信物落到現實裏，常常是打工一族最後的家當。在李阿姨的觀察裏，賣金飾換錢大多是為了生計，還有一些拿錢去賭博，“來的大多是年輕人，年輕人花費多。”

夜晚11點，也是另一個羣體開始工作的時間。

就像巷子裏那總是閃着曖昧燈光的成人用品店所暗示的那樣，一些濃妝豔抹、分不清年齡的女子出現在巷子深處，在黑暗中若隱若現。

五條人歌裏唱過的粉紅髮廊至今仍存，只不過大多站街女是在街上、而不是在店裏。有的穿粉色毛衣，黑色超短裙和過膝長靴；也有的獨自站在小巷裏，面向路人打探的目光會露出略顯曖昧的笑容，寒風吹拂，她抱着雙臂打了個冷顫。

五條人寫過一首歌《晚上好！春天小姐》：“親愛的春天小姐/那些最鮮豔的吻/最美麗的笑聲/市長先生把你給遺忘了嗎？”

對比起來，美團騎手阿誠有更靈活的作息時間。

阿誠每日上午11點工作到2點，下午4點做到9點，一個月休息6、7天，能有8000-9000的收入。即便如此，阿誠仍在在石牌租了一個800塊的單間方便休息。

居住環境差是村裏的租户對石牌的普遍感受。“如果不是在這邊工作，誰會租在石牌！”

工人自己搭建的“住所”

一個包租婆對前來租房的租户説，在石牌租房，就不要想着有陽光。

人來人往之間，他們並不知道，在90年代，石牌村走出過幾個有名有姓的人物。IT行業剛起步的時代，網易的老闆丁磊在石牌起家；南方音樂抬頭的年代，南方搖滾領頭人王磊也住過石牌；2005年，五條人也來到石牌做“走鬼”賣打口碟和盜版書。

王磊在《石牌村》裏回憶城中村的熱鬧生活：““我樓下是防盜門的加工廠/生意特別好/聲音特別響/吵醒了我和愛睡懶覺的姑娘/雞狗合啼着:歡迎來到石牌村莊。”

在五條人記載着石牌生活的《這首關於我們的歌謠》，他們回憶起在石牌晚上睡不着的時光：“那時候黃埔大道的過街隧道還是可以用來賣唱的”。

但創業故事或搖滾音樂中的那種浪漫並不是真的石牌，外賣騎手、站街女、附近店鋪的服務員、城市裏的清潔工、理髮店的TonyJackAngela……那些沒有名字的人，才是石牌的大多數。

風繼續吹

風繼續吹，石牌村繼續改變。

首飾店的李阿姨回憶，比起五年前，石牌村的人口少了三分之一，“崗頂電腦城裏很多店鋪都是空的，租金太高，做不下去。”留下的人多少也受到影響。李阿姨本來是在一家20平方的店鋪開檔，這幾年迫於租金壓力，才搬到樓梯底。

林立的外賣店之間，卻有不少店鋪拉上大閘，貼上“轉租”的字樣，憑着招牌還能辨認出這裏曾經是一家家“海南雞飯”、“港式茶餐廳”、“化州糖水”。——在外賣剛興起的時期，外賣店確實賺了兩年錢；其後過多的競爭者、越來越少的平台補貼在不斷擠壓着外賣店的生存空間。“好多店開幾個月就執笠咯”，一個坐在路邊的工人説。

今年的疫情更是促使外來務工人士離開廣州，選擇回到老家。外賣騎手阿誠本來是在石牌的超市裏的小攤位賣電話卡，因為疫情生意做不下去，才選擇外賣這一行。

從地圖上看，在一片疏密有致的建築之中，石牌村像一片色彩模糊的灰色泥潭。足夠的深度讓它在有限的空間內容納很多人：創業者、歌手、騎手、走鬼、個體户……但時代的寒風無孔不入，也毫不例外地吹向每一片像樹葉一樣的打工人。明天會不會變暖，無人知曉。

夜深時，石牌村一個房屋的燈光下，一個大叔在狹小的房子裏彈起吉他，如怨如慕，如泣如訴。

攝影：Uma、JASON

封面圖：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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