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典範著作《論十大關係》為何20年後才公開發表？_風聞

來源：黨史博採

新中國成立後，經過幾年艱辛努力，到1956年初，一個新的國家和社會初步展現在人們面前。在政治方面，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等都建立起來。隨着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公有制佔絕對優勢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也在我國初步建立起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的確立，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和進步奠定了制度基礎。正如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的：“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實現了中華民族由近代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

毛澤東認為，在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之後，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為了迅速發展經濟，加快現代化進程，毛澤東開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艱鉅的歷史性探索，即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

為了迎接新的建設高潮的到來，1955年3月，黨確定在1956年召開第八次代表會議。毛澤東託付劉少奇準備八大的政治報告。從1955年底起，為準備黨的八大報告，劉少奇分別聽取了中央一些工業部門的彙報。一直堅持“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這種調查方法很有興趣，於是對薄一波説：“這很好，我也想聽聽。你能不能替我也組織一些部門彙報？”《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以下簡稱《九十年》）寫道：“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毛澤東分別聽取國務院35個部委關於工業生產和經濟工作的彙報，度過了緊張繁忙的43天。在毛澤東聽取彙報期間，正值蘇共召開二十大。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和錯誤，對於正在尋求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説，無疑是非常重要的警示。4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明確提出，要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開始我們模仿蘇聯，因為我們毫無搞社會主義的經驗，只好如此，但這也束縛了自己的積極性和創造性。”（466頁至467頁）

毛澤東的調查，既是為八大作準備，同時又超出了這個範圍，提出來一些對社會主義建設有長遠指導意義的思想。被稱為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開篇之作《論十大關係》，就是這次調查的直接成果。毛澤東後來回憶説：“那個十大關係怎麼出來的呢？我在北京經過一個半月，每天談一個部，找了三十四個部的同志談話，逐漸形成了那個十條。如果沒有那些人談話，那個十大關係怎麼會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起草八大政治報告幾經曲折。劉少奇開始指定陳伯達負責起草，但稿子不理想，決定換胡喬木負責。1956年4月的一天晚上近10點，劉少奇把胡喬木、陳伯達和起草班子的人找到他的住地，非常興奮地告訴他們，他從毛澤東那裏開會回來，毛澤東講了聽了三十幾個部門的彙報後，歸納出十個問題，就是十個關係。“有了毛主席的這個講話，我們這個報告的主調就有了。起草八大報告要以毛主席講的這個十大關係為綱，這樣把八大報告和十大關係就聯為一體了。”（楊勝羣 陳晉 主編《五十年回望 中共八大紀實》 三聯書店  2006 第21頁）

1956年4 月25 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從4月25日到28日，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還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集中討論這篇講話。根據討論中提出的意見，毛澤東進行修改補充，於5月2日向最高國務會議作了報告。

◆1956年5月2日，毛澤東在第七次最高國務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的報告。

但那時《論十大關係》只在黨內高中級幹部中作過傳達，沒有公開發表。1965年12月15日，劉少奇寫信給毛澤東，建議將《論十大關係》印發給縣、團級以上各級黨委學習。這次整理稿，以1956年5 月2 日的講話記錄稿為基礎，吸收了4月25日講話記錄稿中的部分內容。毛澤東看了整理稿後批覆：“此件看了，不大滿意，發下去徵求意見，以為將來修改之助。”

1975年，鄧小平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由胡喬木具體主持，將毛澤東兩次講話記錄稿重新整理，形成了一個新的整理稿。《鄧小平年譜 1975-1997》1975年7月13日記載 :就《論十大關係》講話整理稿事，致信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較成功，現連同原記錄兩份，以及喬木寫的幾點説明，一併送上。我們在讀改時，一致覺得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後，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對國際（特別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們有這樣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後即予公開發表，並作為全國學理論的重要文獻。此點，請考慮。”本日，毛澤東圈閲同意。隨後又批示：“可以印發政治局同志閲。暫時不要公開，可以印發全黨討論，不登報，將來出選集再公開。”19日，鄧小平批示：“政治局仍定於下禮拜二（廿二日）讀這篇。喬木、李鑫兩同志參加。”並將講話整理稿批給其他政治局委員閲。22日晚，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讀《論十大關係》整理稿。在江青等認為稿子整理得還不大夠，提出一些枝節問題時，説：主席已看過兩次，有什麼問題，待最後付印時再請示。晚十二時，致信毛澤東：“《十大關係》報告，剛才在政治局會議上讀了，大家沒有修改意見，會上當場擬了一個通知（原註解：通知指出：毛主席1956年4月《論十大關係》的報告，經過重新整理，主席已經同意，並決定印發全黨討論。主席的這個報告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全黨應作為當前理論學習的重要文件之一。望各級黨委注意指導這一文件的學習和討論），現送上，請批示。”8月5日，又批示：“《十大關係》這套文件，是經過毛主席看過的（一字未改），現退存中辦。以後，毛選第五卷定稿一篇，送存一篇。”1976年12月26日，《論十大關係》在《人民日報》發表。

1977年4月，《論十大關係》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999年6 月，收入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以蘇為鑑

《論十大關係》中的前五大關係主要講經濟問題，後五大關係主要講政治等問題。“以蘇為鑑”是毛澤東在調查研究中得出來的主要結論之一。因此，十大關係的內容，有來自於對我國經濟建設的總結，也有來自於對蘇聯經驗的鑑戒。毛澤東指出了蘇聯存在的弊端，如片面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在國家和農民的關係上把農民挖得很苦；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都沒有；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關係很不正常，等等。

毛澤東在聽取國務院各部委彙報時，提的最多的問題之一是“以蘇為鑑”。

1956年2月15日，在聽電力工業部等的彙報時，毛澤東着重談了一長制問題。他説：你們為什麼對一長制那麼感興趣？黨委領導就不好？黨委的集體領導無論如何不會妨害一長制。可以找兩個廠子分別試一下看，一個是一長制，一個是黨委集體領導制，看後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麼壞。你們講一長制這一段，依靠黨的領導問題只有八個字。把黨的領導問題同依靠羣眾、精通業務等問題並列，這種提法不妥。蘇聯有些東西就不能學，內政部可以不受黨的領導，這樣一個武器不要黨的領導，那還得了！一個工廠幾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沒有黨的領導，很容易形成一長獨裁。任何情況下，黨的集體領導這個原則不能廢除，如果企業可以除外，那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就變成了有頭有肚子沒有腳。

2月16日和17日兩天，毛澤東聽取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彙報。毛澤東再一次批評一長制。他説：家庭也不能搞一長制，沒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廠總比家庭複雜些。工廠要有一定的紀律，按時、按量、按質完成任務。為達此目的，沒有集體領導、個人負責是不行的。單有一個集體領導不行，還要有個人負責，又對立又統一才行。兩者缺一不可。只統一沒有個人負責不行，是集體領導基礎上的個人負責制。單講集體領導，不講個人負責，或者單講個人負責，不講集體領導，都很危險。

毛澤東還説：學習蘇聯，要採取分析的態度。他説：要分兩類。一類按中國的，一類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地學。如土改，我們不學，不照它的。如財經方面有些建議，陳雲不學。對資本家的政策，我們也不學它。技術問題橫直一概照抄，比較好的，或者我們根本不知道的，學過來再説。

2月25日，毛澤東聽重工業部彙報。講到發展速度問題，他説：我國建設能否超過蘇聯頭幾個五年計劃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趕上的，工業也可以超過。中國有兩條好處，一曰窮，二曰白，一點負擔沒有。美國在華盛頓時代，也是白，所以發展起來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國的迷信，外國的迷信。我們的後代也要打破對我們的迷信。我國工業化，工業建設，完全應該比蘇聯少走彎路。我們不應該被蘇聯前幾個五年計劃的速度所束縛。我們可以超過它，理由有四：國際條件不同；國內條件不同；技術水平不同；中國人口多，農業發展快。同樣，即使在技術發展方面，在現代技術發展方面，也可以超過蘇聯，有社會主義積極性，有羣眾路線，少搞官僚主義。我們有羣眾工作的傳統，有羣眾路線，這是我們的好處。

當時中央其他領導人，如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也經常隨毛澤東一起聽彙報。有一次周恩來在參加時插話道：開始幾年學他們是必要的。經過這兩三年，我們也有些經驗了，就應該總結總結。毛澤東接着説：加上他們揭蓋子啦，我們開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這裏毛澤東所説的揭蓋子，是指當時正在召開的蘇共二十大批評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

最能體現毛澤東“以蘇為鑑”的，是他對“如果沒有蘇聯的援助，中國的建設是不可能的”説法的嚴厲批評。4月20日，毛澤東毫不客氣地説道：當奴隸當慣了，總是有點奴隸氣，好像《法門寺》裏的賈桂一樣，叫他坐，他説站慣了。後來在當年9月召開的八大上，蘇聯代表團團長米高揚在講話中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每一個進步，每一項成就都是“根據蘇聯的經驗”而來的。毛澤東對此很反感。在大會結束前幾天，毛澤東專門找米高揚談了一次話，“談話中，毛主席帶着不滿的口氣説：對當年共產國際和蘇共的做法我們是有一些意見的，過去我們不便講，現在就要開始講了，甚至還要罵人了。我們的嘴巴，你們是封不住的。”（《五十年回望 中共八大紀實》 第97頁）

運用普遍聯繫觀點闡述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典範

十大關係中的第一至第三條講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這三條涉及的實際上是開闢一條與蘇聯有所不同的中國工業化道路。第四條是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毛澤東在4月24日説：斯大林在這一條上犯了錯誤。毛澤東此前還警告説：現在的危險是忽視個人利益，基本建設和非生產性建設太多。應該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個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個人收入問題，就可能犯大錯誤。第五條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毛澤東提出：“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這也是針對蘇聯當時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而提出來的。多年後，毛澤東還提到過要借鑑美國發揮五十個州積極性的做法。

這些對於我們今天如何科學處理“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關係”、“政府間、特別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乃至現在社會上反應非常強烈的兩極分化問題，都無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十大關係中的後五條主要討論政治關係。這五條對“以蘇為鑑”都有體現，但有兩條特別明顯，至今仍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一條是關於黨和非黨的關係。毛澤東説：“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 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就明確宣佈在進入社會主義的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搞蘇聯那樣的一黨制，確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要繼續存在，發揮作用。必須加強黨內團結，在處理黨內矛盾時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不贊成“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毛澤東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這個處理原則，在後來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中歸納成“六有”，即“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在十九大修改的黨章中，“六有”仍是其中的重點內容之一。

這裏強調的兩點是整個社會主義階段都必須堅持的。第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這是一種更廣泛、更有效的民主。但同時也證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不容挑戰的；第二，要使中國共產黨永葆活力，就必須堅持好黨內政治生活原則，朝着完全形成“六有”的理想政治局面而不懈努力。

另一條是關於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關於殺人，毛澤東首先指出：“那一次鎮壓反革命（即解放後的鎮反運動——引者注）殺了一批人，那是些什麼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億人民的大革命，不殺掉那些‘東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來的。如果沒有那次鎮壓，今天我們採取寬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贊成。現在有人聽到説斯大林殺錯了一些人，就説我們殺的那批反革命也殺錯了，這是不對的。肯定過去根本上殺得對在目前有實際意義。”毛澤東接着又指出：還有反革命，但是已經大為減少。今後社會上的鎮反，“要少捉少殺”。機關、學校、部隊裏面清查反革命，“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對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應當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有自新的機會。”

◆1956年，毛澤東與劉少奇、李維漢在一起交談。

毛澤東歷來反對極端政策。毛澤東本人多次捱過從蘇聯回來的 “欽差大臣”們的整，他深惡痛絕王明等人在莫斯科利用“大清洗”清除黨內持不同意見的同志的做法。因此，從延安整風開始，對清查出的“階級異己分子”，毛澤東指示要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在延安撤退過程中保衞部門擅自殺了一個王實味，毛澤東曾多次批評，他説：“人頭不是韭菜，割錯就長不出來了。”(參見 黃葦町《蘇共亡黨十年祭》轉引自《南方週末》2011年8月19日)

黨的十八大前後，習近平總書記圍繞黨史、國史和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史等問題，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他特別強調了正確對待黨的歷史，必須堅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和歪曲醜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

歷史虛無主義的要害，是以所謂“還歷史本來面目”“重新評價”等之名，行歪曲、顛倒甚至編造近代中國革命史、黨的歷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之實。毛澤東關於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的論述，對於我們反擊歷史虛無主義，是具有長期的“撥亂反正”的重要指導意義的。

 “以蘇為鑑”並不是不要向蘇聯學習，而是不能盲目地學。因此，在關於中國和外國的關係一節中，毛澤東明確提出了“向外國學習”的口號。他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 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

毛澤東還指出：“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於改進我們的工作。現在，學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學術論文也不譯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換了。這也是一種迷信。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説的對外國東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都對我們的事業不利。”

這段話再一次證明了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就一直以極大的誠意和努力對外開放的重要事實。更重要的是，毛澤東特地提到了“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

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説道：“ 開放以後，一些腐朽的東西也跟着進來了，中國的一些地方也出現了醜惡的現象，如吸毒、嫖娼、經濟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堅決取締和打擊，決不能任其發展。新中國成立以後，只花了三年時間，這些東西就一掃而光。吸鴉片煙、吃白麪，世界上誰能消滅得了？國民黨辦不到，資本主義辦不到。事實證明，共產黨能夠消滅醜惡的東西。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

因此可以説，“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都是有着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的。

在中國這樣一個貧窮落後、人口眾多、情況十分特殊的東方大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非常困難而複雜的問題。從馬列主義的書本上找不到現成的答案，照抄、照搬蘇聯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國國情，更不可能憑主觀想象去幹。要找到正確的道路，只能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砥礪前行。在這裏，最重要的還是要對實際情況進行系統而周密的調查研究。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就是這樣進行的。

《論十大關係》的發表，標誌着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開始形成一個初步的而且也是比較系統的思路。《九十年》指出：“《論十大關係》是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代表作。

毛澤東在報告中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提出的基本方針，反映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社會政治穩定的需要，對當時和以後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作用。毛澤東回顧這段歷史時多次説過，前幾年經濟建設主要學外國經驗，1956年論十大關係，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第469頁）

2019年5月，《求是》雜誌發表了習近平的重要文章《深入理解新發展理念》。習近平在文章中精闢地指出：“《論十大關係》是毛澤東同志運用普遍聯繫觀點闡述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典範。” 

這篇典範文獻，為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正確解決社會主義建設面臨的十種關係的戰略思考和哲學邏輯。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展現的極富前瞻性、革命性的重要思想以及藴涵的科學方法論，對解決這個主要矛盾，仍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