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鐘敲響，一場人口“危機”正在東亞蔓延_風聞

資料來源：韓國行政安全部2021伊始，正當美國還陷在一片混亂之中時，太平洋對岸再次傳出不同尋常的信號。011月3日，韓國發布報告稱，2020年全年登記人口為5183萬人， 比上一年減少2.1萬人。注意，這是韓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的情況！警鐘已經敲響！其中，2020年韓國出生人口27.58萬，比2019年下降了10.65%，創下歷史新低。與此同時，死亡人數達到30.78萬人，比2019年增加3.1%。這也是韓國歷史上，首次出現死亡人數大於出生人數的情況。觀察上圖就能發現，韓國的出生人口數量從2012年就開始下降，2017年跌破40萬人，2019年僅比死亡人口數高了1.1萬人，直到2020年跌破30萬人，首次出現“死亡交叉”。所謂的“疫情生育小高峯”，在韓國並沒有發生。事實上，韓國的生育率情況，已經岌岌可危。2015年之前，韓國的生育率（即每個育齡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還在1.2上下起伏，而從2016年起便直線下降，直到2019年跌落到0.92。這就意味着，每個韓國育齡婦女平均生育不到1個孩子。這不僅是1970年以來韓國的最低記錄，在所有經合組織國家中也排在最後一位，更是世界上第一個進入“零生育率”的國家。國際上的通行標準，生育率達到2.1，才能正常維持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總數。顯然，韓國的人口形勢已經走向崩潰！02同樣的危機，也發生在中國台灣。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台灣出生人口降至16.52萬人，創下歷史新低。而死亡人口為17.31萬人，超過了出生人口，“死亡交叉”再現。注意！這也是台灣歷史上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同樣，台灣的生育率也不容樂觀。2016年以後，台灣的生育率逐步走低，直到2019年降至1.05，即每個育齡婦女生育的子女數量僅為1.05個。時間點、趨勢與韓國驚人的一致。生育率的下降，或許還能從結婚率來找到一部分答案。2020年，台灣結婚對數12.17萬對，是近48年來的第二低點。而最低點就發生在2019年，結婚對數僅11.7萬對。一個2300萬人的地區，僅有24萬人結婚，1%的結婚率，實在不正常。03其實，日本和中國，也面臨着同樣的危機。這裏面，日本的人口危機最早發生，也最嚴重。2009年，日本總人口達到歷史頂峯1.28億。但自此之後，便開始了長達11年的人口負增長，到了2020年7月，日本總人口已經下降到1.25億。尤其是2019年，日本人口比上一年減少51萬人，創下歷史新高。同樣，日本的生育率也沒好到哪裏去。2019年，日本總和生育率為1.36。一個一億人口的發達經濟體，全年總出生人數僅為86.5萬人，已經到了有點“可憐”的地步。雖然韓國的生育率比日本還差，但日本的痛點在於老齡化太高。2019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比已經達到28.4%，全球第一。如果以國際通行標準，14%是中度老齡化，那麼日本已經進入超級老齡化社會。如果把目光擴散到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生育率也都不樂觀。如果説現在的韓國是十年前的日本，那現在的中國人口形勢，不久便會達到韓國的狀態。這一點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中國各省老齡化盤點：上海最老，廣東仍年輕已經分析過，不再贅述。不可否認的是，一場人口危機正在東亞蔓延。04少子化危機的發生，其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婚姻推遲或不婚的比例正在擴大。比如在韓國，有高達六成的20-29歲年輕人傾向於不結婚，只有45.6%的韓國適婚女性認為，人在一生中是應該結婚的。因此，韓國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從1990年的24.8歲推遲到了如今的30.4歲。女性生育第一個子女的年齡也推遲到了31.6歲。而結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背後有着更深刻的社會原因。東亞地區都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傳統的家族文化和父權制，導致傳統的性別分工得以延續。比如男主外女主內、女人不得上桌這些傳統思維，仍被視為“潛規則”。但這與現代社會的分工，尤其是以服務業為主的社會分工，產生了嚴重的衝突。隨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開始主動要求工作權，要求升職加薪、獨當一面、“被認可”，而不想再被當做只能“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婦。2019年，一部叫《82年生的金智英》的韓國電影上映，講述1982年出生的女性金智英，每天囿於帶孩子、做飯和照顧家人之中，最終因內心苦悶導致精神分裂。電影一上映就引起熱議，韓國女性也藉由電影吐槽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她們站在婚戀、事業、家庭、孩子、父母、婆媳關係的分岔路上，一時找不到了自己。因此，她們選擇不結婚、不生孩子，去追求自己的事業和自由，也直接向傳統的父權社會發出挑戰。二是，養育孩子的成本太高，導致經濟壓力過大而不敢生育。不得不承認，亞洲地區，尤其是東亞地區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勤奮的一羣人，同樣也受傳統文化的影響，但如今卻成了另一個壓力的源頭。受益於海權經濟和工業革命的浪潮，“亞洲四小龍”迅速崛起，而中國從八九十年代接過了發展大旗，僅僅用了40多年時間就達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北上廣深，在香港，在首爾，在東京，每一個上班族步履匆匆，生活節奏被拉到最大值。而共同的成果就是，高度發達的城市經濟、中高等的收入、高昂的物價，以及高不可及的房價。生育孩子的成本，同樣被拉高。

在日本，一個孩子從幼兒園到高中的15年，其費用大概為523萬日元，然而日本人的年均收入僅僅在400萬左右，養育孩子已成為日本家庭最龐大的支出。

在韓國，一個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的20多年裏，養育費用超過3億韓元，平均每年1400萬韓元左右（約合8.3萬元人民幣）。而韓國普通員工的年均工資為4100萬韓元（約合24.5萬元人民幣），三分之一的收入花費在養育孩子上。

在國內，幼兒園、輔導班、興趣班，以及不斷上漲的房價，都成為阻礙年輕人生育的矛盾所在。

而在中國台灣，甚至有“台積電寶寶”一説。只因台積電的薪水待遇、福利都是最好的公司之一，這裏的員工生育率也普遍較高。2019年，台積電員工新出生人數2531人，佔整個台灣的1.4%，也就是説每100個新生兒中，就有1.4個台積電寶寶。

而這一切現象所產生的後果，是人們只能在階層固化的社會里不斷“內卷”。內卷，説白了就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後的存量博弈，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尋找另一種突破的嘗試。危機之下的無奈之舉。而對新世代的年輕人來説，已不再奢望“我命由我不由天”，而是選擇深陷遊戲、宅文化、單身共同營造的“小確幸”的虛假氛圍中。若危機繼續，東亞各方的未來只能在一層陰影中迷茫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