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被朱元璋和讀書人聯手顛覆的大明_風聞
坏土豆-坏土豆官方账号-坏土豆,用不同的视角,陪你聊聊有趣的世界2021-01-11 10:23
文|壞土豆 陪我的國一起逆襲
公眾號|壞土豆不哭(htdcry)
注:本文為孤獨的皇帝,300年宿命姊妹篇,獨立閲讀,講述除土地兼併外王朝覆滅的第二大歷史規律-利益集團,並講解古代王朝的運行規律。
要支撐一個王朝的運轉,税賦是最主要的來源支撐,它直接決定了一個王朝的興亡,當一個朝代的税徵收不上來,或者徵收的税入不敷出,最終朝廷無法應付軍隊的開支與官員的俸祿,就離崩潰不遠了。
在我們通常的認知中,中國古代歷史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是因為中國古代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而最大的原因就是皇帝橫徵暴斂,苛政猛於虎;
諒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渾渾。
税賦太重了,除了揭竿而起,再沒其它活路了。
可是,在中國大一統的王朝時代,皇帝們從小飽讀詩書,都知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尤其從小讀史記,開篇就知道暴秦二世而亡的教訓,所以皇帝們動不動就説:永不加賦。
十税一都算高的,從漢到明,三十取一的税收才是常態。
3.3%的税收,老百姓怎麼就活不下去了呢?要知道,老百姓但凡有口飯吃,都不會提着腦袋去造反。
王朝的運行體系,到底是哪裏出了問題。
所有的皇帝都不敢收重税,但百姓就是沒活路,到底是怎麼了?
第一部分:趣味解讀王朝的運營;
第二部分:朱元璋與貪官的養成;
第三部分:大明人口之謎;
第四部分:讀書人的特權與利益集團;
第五部分:王朝的收益模型;
第六部分:被大家羣策羣力摧毀的王朝;
如果我們單純的看賦税,會發現税收並不重。
支撐王朝運行並和老百姓密切相關的賦税是四項:
田賦、丁税、徭役、鹽鐵税
首先是田賦;
田賦是支撐王朝運行的主項目,但我們經常能查閲到的各項資料,是從漢代就開始的三十税一到最重的時候也是十税一,而且皇帝動不動就説永不加賦,這裏都指的是田賦。
這個税收,怎麼看都是不重的。
要知道,同一時期的中世紀,不説領主,光教會就要收取什一税,即生產總量的10%,加上領主徵收的税,一般會達到徵收的50%左右;
對比中世紀歐洲,中國簡直是黃金時代了。
接着是丁税,丁指人口,丁税即人口税;
根據各朝代的不同,一般是從最早的「秦」7歲,最晚的「漢」23歲開始徵收。
人丁税,各個時代差別較大,一般相當於農業税收的1/5-1/10,我們就很難得到一個清晰的概念,即具體繳多少。
如在漢代,是規定一個青壯年男女每年繳納人丁税120錢。在晉朝,是每年應納絹三匹、綿三斤。
我反覆換算,只能給出一個模糊的概念,大約相當於現在每個人一年繳納300-1000元左右。
其實我們看古代税收,都是一個模糊的數字,因為在古代信息化的程度和今天是無法比擬的,即使是田賦,縣太爺也不可能讓衙役到每家每户去看,一年的收成是多少,而通常是根據當時的技術估算一畝地的產出大約是多少,根據平均產出來核算每畝地所需要繳納的田賦。
統計學和信息的落後,也是為什麼古代都重農抑商的重要原因之一。
畢竟農業人口和土地都是擺在那裏擺着的,但是商業税統計不出來啊。
那個時候又不像今天,所有的税務系統都聯網了,投資了多少賺了多少一下就查出來了,古代的商人到處跑,賺了錢換算成白銀就埋地窖裏了,朝廷怎麼算的出來?
古代的商業税,以明代為例,一般為1/15-1/30,根據商品過路過橋,和在市集上進行收繳,但是可想而知,偷税漏税的空間很大,多數王朝沒有將商業税作為國家的核心收入來源。
而除了丁税和田賦,真正對百姓造成沉重負擔的是徭役。
現代國家要搞大基建,會出錢找工人來修路蓋樓,這樣一個方面能沉積國家固定資產,另外一個方面還能解決就業率,工人拿到工資,還能促進消費。
但是在古代,要修路,要蓋衙門,包括運輸軍糧,修理河堤,都是無償徵調百姓來幹活。
碰到**「能作」**的皇帝,那老百姓就倒了血黴了,最誇張的是在秦代,全國人口為一千萬,服徭役「含兵役」的人就超過了兩百萬。
要知道總人口裏面還含了老人、兒童、婦女,幾乎成年男子每兩到三人就有一人在服役。
但是秦歷兩世而亡,包括大興土木修大運河的隋代也快速崩潰,這給了中國曆代王朝統治者鮮活的教訓,中國曆代帝王從開始接受教育讀書就開始學「暴秦無道、二世而亡」的道理,一般都不敢亂作,稍微明事理的皇帝都是輕徭薄賦。
如明代的成年男子每年須在本縣服1個月的無償勞役,從事地方的土木工程、造橋修路、治理河渠、轉輸漕谷等勞動。如果不想去,就繳税來進行替代,按照比例來換算,這個税率是1/12。
第四項是從春秋齊國開始的**「鹽鐵專賣」**,而其中和老百姓息息相關的是鹽税,因為每個人每天都幾乎要用到。
春秋時期,生產鹽的商人必須將食鹽賣給國家,由國家統一進行銷售,僅此一項,齊國大發其財,成為了春秋時期的第一個霸主。因此鹽鐵專賣被各個王朝所採用。
要麼是國家統一經營,要麼是在朝廷下發許可證後,由朝廷認可的鹽商進行銷售,國家統一收税。
到大唐末期,鹽的税收上漲了10倍,導致私鹽販子層出不窮,而最大的鹽販子黃巢,最終幹掉了大唐。
在明清時代,鹽税一般為15%-33%,因為鹽價本身較低,正常情況下並不能對百姓的生活造成嚴重衝擊。
所以綜合以上,田賦、丁税、徭役、鹽税這四項,形成了古代農業帝國的基本管理體系,支撐朝廷的運轉。
按道理來説,在多數大一統的王朝,以上都不算特別重,至少不至於讓老百姓活不下去去造反。
我們根據王朝的標準模型,開國皇帝的想法,是一個讓大家都HAPPY的治國模式。
假設有一個大的土豆村,村有200户人家,1000個村民,假定每個人5畝地,一共5000畝地,每畝地產糧折算10兩銀子,
每個村民的年收入是50兩銀子。
那麼根據國家的税法,理想狀態下是:
1、十税一,土豆村5000畝地每年上繳5000兩銀子的田賦;
2、每個人每年上繳2兩銀子的人丁税,一共2000兩;
3、每個人每年有30天的時間被縣衙徵調服勞役;
最終,國家在這個村子裏每年收税7000兩銀子;
而每個村民每年收入43兩銀子,每年抽一個月給朝廷打工,這樣的生活狀態,不説富貴,餬口至少沒問題,所以朝廷和老百姓相安無事。
可這是理想狀態,事實卻是,王朝經過100年,基本上就已經開始千瘡百孔了,民間往往是大量的人口食不果腹,飢寒交迫;而另一方面,帝國人口越來越多,徵收的税卻越來越少,到100年-150年左右如果不改革,就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我們在孤獨的皇帝中説過,在政府不干預的情況下,民間經濟必然是馬太效應,土地不斷以加速度進行兼併,窮人越來越窮,富人越來越富,如在張居正改革時,根據數據統計,已經是5%的人佔據了全國90%以上的耕地。
在理論上,任何一個政府,無論古今,都必須要避免財富的過度集中與兩級分化,否則,經濟必然發生崩潰,一方面有錢的人不僅消費能力有限,而且甚至有可能影響國家政策,讓國家更加收不上來税,如美國,伴隨資本對政權的控制,出現了倒掛,窮人多繳税,富人少繳税,加速馬太效應的發生,而且美國政府年年入不敷出;
另外一個方面窮人想消費沒有錢,富人消費能力有限卻集中了絕大多數的財富,最終經濟出現停滯。
可恰恰相反,古代王朝的各項制度不是不干預貧富分化,是客觀上促進貧富分化的不斷加劇。
這其中最關鍵的,就是權貴集團的不斷膨脹。
雍正1722年登基,此時大清不過建朝86年,且經歷了康熙盛世,但已經將各朝代的毛病全部體現了出來,國庫存銀不過800萬兩,已不夠支付國家的開銷,中央和地方長期虧空,貪污成風,大清感覺很繁榮,卻收不上來税,而且老百姓都已經勞苦不堪。問題出在哪裏?
大清已經是中國大一統王朝發展了近2000年的最後一個朝代,各種制度的漏洞被所有的官員摸得非常清晰,所有的制度在頒佈後都開始圍繞權貴集團進行旋轉,而且大清將大明的很多弊端幾乎完整的繼承了下來。
朱元璋是大明開國平民皇帝,對貪官污吏深惡痛絕,各項制度對官員苛刻,對百姓寬容,對各級官吏的要求之嚴格,達到了歷史的巔峯,但遺憾的説,正是因為朱元璋,讓大明的貪腐達到了古代王朝的巔峯。
大明之前的歷朝歷代,有貪官,但也有清官,而整個終大明一朝,幾乎就只有一個清官,就是海瑞。
因為在大明,要做清官,就需要做聖人,做苦行僧。
大明的縣一級縣太爺,年薪是各種銀兩、布帛、糧食折算為90石大米,到了後期張居正改革,折算成白銀是年薪45兩,折算下來,相當於2021年的生活標準是年薪15000元人民幣。
也就是説每個月掙1200塊錢左右;
注意,那個時候沒有醫保、沒有社保、各種福利補貼通通沒有,縣太爺夫人又沒工作,他一個人要養一大家子,怎麼才能活下來?
所以海瑞只有在他母親60歲生日的時候才能夠買兩斤肉,平時根本不進葷腥。
按照大明的税率和徭役,理論上,如果不被貪官剝削,普通農民的收入比縣太爺高多了;
然而培養一個縣太爺,成本要比農民高多了,10到30年寒窗苦讀,是不產生任何經濟收益的,就為了當官。
結果現在可好,吃那麼多苦,而且智商超羣,在至少10萬人裏面脱穎而出,幾十年虧本讀書,就找個連最普通百姓工資都不如的工作,這如果不貪污,誰當官誰不傻逼嗎?
朱元璋的惡政讓貪腐成為了大明官員的日常工作。
所以,在唐代,在宋代,要整頓吏治,是可行的,畢竟,王朝再怎麼腐朽,讀書人畢竟讀聖賢書長大,十個裏面總有兩三個信奉孔孟之道,有理想有追求的,尤其是宋代,官員俸祿足夠高,地方州縣官員,縣令每月二十千錢,祿粟月五至三石,這還是基本工資。
而基本工資就已經是明代縣令的5到10倍以上,不僅如此,正俸之外,還有各種補貼,如茶、酒、廚料、薪、蒿、炭、鹽諸物、餵馬的草料及隨身差役的衣糧、伙食費等均由政府埋單,數量也相當可觀。
結果到了明代,這下可好,制度就是告訴所有的官員:你們要奉公守法做青天大老爺,就要吃一輩子苦。
等於是牧羊人養了一隻牧羊犬,連伙食都不給它吃,讓它自己想辦法,牧羊犬沒吃的,根本打不過狼,這就是逼着牧羊犬去吃羊。
所以,從明代開始,官員的貪腐成為了正常,不貪腐才不正常,只要出一個清官,全天下都當他是怪物一樣看。
大清的初期,全面沿用了明代的俸祿制度,事實上就是鼓勵官員貪污:沒錢給你們發工資,你們自己去想辦法養活自己。
而從大明張居正開始的一條鞭法,有很多積極意義,但也產生了一個額外效應,就是將貪污從**「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
在一條鞭法之前,農民的上繳税收是各種雜七雜八的各種實物,有大米的繳大米,有布帛的繳布帛。
當法令沒有標準和規則的時候,是最容易有空子鑽的,官員藉此大發其財,各種手段撈錢,比如説農民繳納的布帛和糧食質量有問題,需要多繳納,比如農民不給官員好處,官員就各種挑刺。
從張居正改革開始,所有的納税大多直接折算成了白銀,別的東西不要了,農民也需要到市場上把米賣了換成白銀繳税,這樣一來,就把漏洞給堵死了,因為白銀的成色是標準品,地方官沒法挑毛病。
但是,很快的,大明的官員們就發現了新的漏洞。
因為成千上萬的老百姓都交的是碎銀,各個地方總不能把全國的碎銀都交到朝廷去,否則朝廷又得暈了,各級州縣需要將碎銀子熔鍊後再鑄成標準的銀錠即官銀,統一運往京城。
這樣張居正是省事了,但是官員們也找到新的發財門道了,由於老百姓的的碎銀子純度質量不一,加上熔鍊鑄錠的過程中一定出現損耗,
某個縣收了1000兩的碎銀,但是熔鍊成大塊銀錠,就只剩下960兩了,而剩下的40兩,當然地方官不會自己出錢去補貼。
所以,地方官可以多徵收一定比例的白銀作為熔鍊時候的損耗。
按照正常科學的角度來説,最多不應該超過2%-5%,但是朝廷並沒有給出標準。
沒有標準,就必然發生貪腐,如同徭役,縣太爺可以讓百姓幹一個月的活,也可以讓他們幹五個月的活,這都是縣太爺説了算。
很快,在整個官員貪腐的基礎上,誰的火耗收的少,誰就是傻逼,大明的官員開始變着法的多收火耗。
朝廷的税收本來是三十税一,但是短短几年的時間,火耗的收取已經超過了朝廷需要的田賦,根據記錄,正常一點的州縣,火耗是每兩銀子收4錢到5錢,即多收40%-50%,但是到了後期,更多縣城的火耗已經超過了朝廷要求的田賦,收到沒邊了。
十税一直接變成了十税二或者更高。
大明的後期,對火耗根本沒人管,大清的初期,康熙做過多次要求,但收效甚微,而康熙朝,南征北戰,從三番、台灣省到額爾丹,正是用人之際,所以康熙最後也不管了。
於是,火耗,成為了地方官名正言順的收入,遠遠超過了朝廷的收入。
這樣,百姓的負擔直線上升,但田賦造成的損失還是有限的,真正影響大的,是人丁税和徭役。
在王朝時代,讓老百姓叫苦不迭的往往是徭役,因為國家統一的徭役是有限的,國家型的大工程為數不多,但是到了地方上,做多少基建,搞多少建設,都是地方官説了算。
當腐敗與貪污已經成為慣例的時候,徭役成為了地方官剝削百姓最有力的工具,本來正常狀態下是一年老百姓服一個月的徭役。
現在可好,反正讓老百姓服役不需要自己花錢,那就可勁的用。
三月修橋,四月修衙門;
六月修河堤,八月蓋驛站;
你説要耕田沒時間服役,那就交錢,交了錢就可以不用來了。
徭役,成為了官府發家致富最有利的工具。
而人丁税,更是成為了官員的明面收入。
人丁税從漢代開始,是各朝代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但人丁税直接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後果,就是瞞報人口,並造成大量的流民和僕役。
因為地是死的,是瞞不過去的,上級官員過來就能看到,但是人是活的,是可以流動的,所以人丁税的徵收難度遠遠高於田賦。
朝廷也是搞人口普查的,具體的搞法,由州、縣政府牽頭,鄉村的里正、保長等基層官吏拿着朝廷的户籍檔案,一家家調研訪談,摸清楚家庭的人口數量、男女數量、年齡、身體狀況,沒記錄在冊的人口,官府需要重新錄入,已經死亡的人口,官府幫你移除户籍信息。
1381年朱元璋在位時,洪武14年,明代第一次做了一次人口普查,全國1065千萬户,5987萬人。
可是,隨後明代276年,人口最高峯僅僅達到了7000萬,以後再沒有增長。到了明末的天啓年間,人口居然只有5165萬人,還不如明初。
這裏面一看就知道貓膩太大了,大清僅從雍正到乾隆的幾十年間,人口就達到了3億以上。
要知道,除了明朝後期的戰爭,大明相對來説是比較太平的,而且相對前期各朝代,農耕技術在不斷發展,耕地面積在增加,統計的850萬頃土地,理論上可以供養1.8億甚至更多的人口。
大明的人口,是一個謎。而根據後世各種歷史學家的調查,大明各州縣至少瞞報了8000萬到1億的人口數量。
因為大明各州縣的官員非常清楚,朝廷之所以要統計人口,最主要的就是為了徵收丁税,如果一個縣有人口四十萬,只給朝廷報二十萬,相當於官員直接拿走了一半的丁税。
於是,大明的丁税,朝廷拿走一小半,官員貪了一大半;
而另外一個方面,徭役制度呢,更是已經癱瘓了,因為形成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即士紳集團。
讀書人寒窗苦讀10年,就為了當個縣令那每年1萬的年薪嗎,當然不是。秀才是參加科舉,步入仕途的敲門磚和門票,是進入士大夫階層的最低門檻。即使從底層的秀才開始,就擁有了特權。
隨便例舉幾個基本權力。
第一、見官不拜:在公堂之上不用下跪磕頭,見到縣官,作揖就可以了,並且,秀才可以隨時到衙門遞名帖見縣令,這也是普通人辦不到的;
秀才不用拜官,官老爺也對秀才多一層照顧,因為秀才再往上走,到舉人,就是朝廷的候補官員,以後有很大的概率同朝為官,當然要相互照應。
而且,在那個時代,能夠讀書的,九成以上家裏都是不愁温飽的讀書人。
第二、免除徭役:再不用給公家幹活了,當官府去徵收壯丁的時候,秀才可以悠閒的看書喝茶,修堤壩補路這些以後根本不關他的事。
第三、免交糧免除人丁税:家裏有田,好啦!都是自個的,不用給國家交賦税了。
第四、免刑:如果作奸犯科了,站在縣太爺面前,大老爺可不能一怒之下打讀書人的板子,如果要打板子首先縣太爺得去省裏找學政,把你的功名革去。
根據大明的狀態,考取功名的難度,舉人相當於副教授,秀才相當於重點大學的學生。
而在朝廷的制度漏洞下,終於形成了以讀書人為中心的巨大利益集團,即士紳集團。
要知道,根據朝廷的法令,享受特權的不是秀才舉人他們個人,而是他們一家子。
如果某個村子裏出了一個秀才,會出現什麼?
能在一個村子裏考取秀才的,本身就是家境比較富裕的一羣人,田產和人口在村子裏是最多的,而在得到功名後,更是要利用制度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於是:
村子裏有幾户人家,都將自己的田產掛到了秀才的名下,這樣大家都不用交田賦了,當然,秀才不會這樣白幫忙,國家的賦税是10兩銀子,秀才就收3兩;
於是,秀才名下的耕地越來越多。
秀才不用交丁税,不用服徭役,但是村子裏其它的人,不管有多少地,有多少財產,都要繳丁税服徭役,根據朝廷的法令,有100畝地或者還是1畝地都沒有,都需要每年上繳5兩銀子的人丁税。
有錢人無所謂,但是沒錢的人根本就繳不起,如果繳不起,在大明可不是開玩笑的,是要吃牢飯的。
於是,窮人還不如成為秀才家的奴僕或者佃户,這樣,就不需要給國家和官府繳税,也不需要服徭役了。
於是,最終形成了以讀書人為中心的士紳利益集團,他們的收益遠遠高於普通農户,而在普通人家被官府殘酷剝削的同時,更是對土地兼併推波助瀾。
現在,我們來看實際的賦税情況
土豆村有200户人家,1000個人口,假定每個人5畝地,5000畝地,每畝地產量10兩銀子,
國家在這個村子裏收税7000兩銀子;
村民年收入50兩銀子,繳税5+2=7兩,結餘43兩,每年抽一個月打工,不説富貴,餬口至少沒問題,所以朝廷和老百姓相安無事。
但是,張大户家裏有讀書人,有錢有勢,他在不斷的兼併鄉民的土地,張大户一個人就有了村裏2500畝的土地,他們家有500人,含佃户和僕役。
而李縣令巧取豪奪,我們看最終發生了什麼:
一、田賦
張大户的2500畝土地不用繳税,朝廷實際只能收到2500兩銀子的田賦;
縣太爺要額外徵收一倍的火耗,就是額外有2500兩銀子落到了縣太爺的荷包,十税一變成十税二,每個村民上繳10兩銀子。
二、人丁税
村子裏1000人口,減去張大户家裏的500人,實際人丁應該是500人,結果縣太爺就給朝廷上報了250人的人口;
朝廷在人丁税上就收到了500兩税收,縣太爺自己咪了500兩;
三、徭役
現在徭役就要了老命了,原來村子裏修堤壩,每個人幹1個月,現在張大户家裏的人不用幹活,勞動力去掉了一半,只有500人,結果需要每個人幹2個月。
而且縣太爺有村民當勞力,不用白不用,讓每個人每年幹4個月的活。
不僅要無償勞動,還要自帶乾糧,出現了工傷縣太爺也不管,自己負責。
這樣一來,村民不僅連耕地的時間都沒有了,還要累個半死,找關係找衙役説好話,徭役説每個人給10兩銀子,就幹1個月活就可以了。
村民們不想交錢,於是衙役們就讓他們在大太陽下面搬石頭,動作慢點就往死裏抽,最後都交了…..
於是現在還是幹1個月的活,衙役們收了5000兩,大部分上繳給了縣太爺。
現在我們來算賬:
朝廷税收成了2500兩田賦+500兩人丁税=3000兩,比原計劃少了一半以上;
縣太爺賺了2500兩火耗+500兩瞞報人丁税+5000兩徭役減免=8000兩銀子;
縣太爺的收入是朝廷的幾乎3倍;
張大户掙的也不少,但是沒有縣太爺多,所以張大户發狠心,讓兒子都去讀書,一定要考更大的功名。
終於,朱元璋辛苦了一輩子,想壓榨官員,最後整個朝廷再給讀書人和官員打工。
以上都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
200多年過去了,人口在不斷增加,但朝廷統計的人口數量卻永遠是那麼多;
但是每年的鄉試、會試在不斷進行,開科取士不會停止,考取功名的人越來越多,一個人考取了功名,就一批人不再繳税,享受特權的人越來越多;
國家要做的事情也越來越多,維護國家的機器不斷增大,應付各項事務的開支不斷增加,而税收卻不變,皇帝再怎麼省錢,都不夠花。
而大明除了官員和讀書人,還有更大的一個蛀蟲,就是朱氏子孫,老朱家的子孫,加官進爵,不僅不事生產不繳納糧餉,而且還需要朝廷進行供養。
朱元璋的算盤打的很美,想拼命的剝削官員,不僅不給錢,也不給他們假期,但是對自己的子女,那是無比的關愛。
整個明朝,共封了87位親王,924位郡王,郡王之下的各級子孫,更是幾何式增長,數不勝數,到了明朝後期,朱元璋的這些子子孫孫達100多萬,每年消耗巨大,成為大明最大的蛀蟲。
這些宗藩們的俸祿除了正常的財政支出外,還有各種臨時補貼,比如婚喪、建造宮殿、節假日等等,最後大明朝幾乎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
嘉靖後期,繳納的糧食為84萬3千石,但祿米達到192萬石,不僅僅沒有結餘,明朝朝廷還得倒貼錢。
在萬曆年間,宗藩們的開支已經佔到了朝廷的1/3.
於是,除了田賦、人丁税等,朝廷開始了苛捐雜税,有練餉,有遼餉,只要錢不夠,就開始餉。
但是對於整個朝廷的官僚體系來説,三大受益人:朱氏宗藩、官僚集團、以讀書人為中心的士紳集團,他們佔據了整個大明財富的80%以上,卻永遠加餉加不到他們頭上。
朱氏宗藩是皇帝的親戚,自然沒人敢跟皇帝説拿他們開刀;
官僚集團和士紳集團基本就是一個整體,都是在朝廷的功名體系之下,官僚集團在朝廷,士紳集團就是官僚集團在民間的根,明朝任何一個官員,都在老家是大地主,兄弟們魚肉家裏,誰都不敢吭聲。
所以,大明不是沒有錢,而是就靠產出只有20%的窮人供養整個大明。
到了最後,一旦王朝有任何的風吹,都靠着對只佔財富20%的窮人敲骨吸髓的剝削,朝廷一旦加餉,地方官員至少咪一半最後才到皇帝的手中;
皇帝要賑災,往往是糧餉還沒到災區,已經被貪污了一大半;
大明的問題出在哪裏,所有的官員心裏都是門清,但是誰都不説話。
他們自己本身就享受了巨大的利益,是利益集團的一部分,為什麼要動自己的利益呢?
而且誰如果把這個問題指出來,就是和整個大明利益集團為敵,不僅不能解決問題,自己就會首先被清理。
所以,到了王朝的後期,都是極度的兩極分化,窮人食不果腹,賣兒鬻女,卻承擔着朝廷所有的苛捐雜税,有錢有勢的讀書人,飽食終日的朱氏宗藩過着風花雪月的日子,完全不知民間疾苦,對朝廷的安全不用承擔一點責任。
根據歷史學家的評估,最低估的大明人口也有1.2億左右,當窮苦人民終於活不下去的時候,終於揭竿而起,只有要10%的人暴動,就足以讓大明王朝崩潰。
大明末期,福王朱常洵倚仗父皇的寵愛,富可敵國,在封地洛陽為所欲為,終日聲色犬馬,縱情歌舞。唯一能激發他興趣的只有兩件事:一是女人,二是吃喝。
此時,恰逢農民叛亂如火如荼,百姓飽受戰亂之苦,民不聊生。人禍未平,天災又至。
過慣了太平日子的朱常洵毫不在意,該吃吃,該喝喝,好像這一切和他無關,1641年,農民軍圍困洛陽,守軍建議朱常洵拿錢出來激勵士氣,抵抗農民軍,結果福王充耳不聞,一毛不拔,最終被攻破洛陽的農民軍煮成了肉湯。
欠人家的,總歸是要還的。
大明只是大一統朝代時期的一個縮影,幾乎將所有的惡政集於一身,但兩千多年的歷史中:
以世襲爵位體系為代表的王公貴族;
以官僚體系為代表的權利集團;
以恩科體系為代表的士紳集團;
最終都成為了朝廷的三大蛀蟲,成為不可撼動的利益集團,盤根錯節,顛覆了整個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