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戰忽局同志是怎麼噴中國扶貧的?_風聞
乌鸦校尉-乌鸦校尉官方账号-2021-01-11 07:45
最近,《紐約時報》出了一篇給咱們中國“扶貧”找茬兒的文章。

結果,這篇報道寫得過於凡爾賽,記者在文章裏説:“中國為幫助該國最貧困的民眾而投入巨大,但這個做法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難以效仿,就連中國自己也難以維持。”

許多讀者看完,不僅沒像以往那樣順着報道罵中國,反而還誇了起來。
美國網友留言説:“啥叫投入巨大?你的意思是,給窮人多花錢是什麼不好的事嗎?”

當我翻到這個記者的個人賬號後,發現和文章裏不同,他在個人賬號裏説:
“當我在沒有中國政府的陪同下,跑了中國最貧困省份的六個山頭小村莊後,我在這6個地方都發現脱貧項目正在給當地帶來巨大改變的證據:新的房屋、道路、太陽能路燈、政府補貼的工廠,還有更多。”
“北京和上海那些富裕的居民很喜歡將脱貧項目説成是浪費納税人的錢和政治作秀,但在這些鄉村中,該項目確實帶來了很大的改變。”

破案了!這位在文中罵中國、私下卻誇中國的記者,很可能是戰忽局北美分局的同志!

而且,這位同志肯定是分局裏的骨幹,因為他行文的角度實在過於刁鑽了,他沒有和其他西方媒體一樣在疫情上狂噴中國,畢竟美國疫情這狀態誰也看不下去;也繞開了俗套、讀者都看膩了的“專制老大哥”話術,直接選擇從“扶貧”來寫。
而“扶貧”這事,恰好是美國投入了很多資源都沒整好的事,美國人民説起來就糟心,欲語淚先流。
1
美國的“扶貧”,是與別處不同的。
2008年11月,3個坐着豪華私人飛機的人,去首都華盛頓找政府領救濟了。
不明情況的公知可能就要吹了:你看美國就是牛,連領救濟的人都能坐私人飛機。
但是,這三位可不是什麼流浪漢,而是美國通用電氣、克萊斯勒和福特汽車的CEO。

圖源: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
更滑稽的是,權貴上趕着去領救濟也就算了,發救濟的美國政府,比這三位心裏還要着急,生怕給這幾位爺的錢不夠,今年的“扶貧”工作完不成了。
你以為我這裏説的“扶貧”肯定是在反諷吧,可事實是,給搭乘私人飛機的富豪發錢,還真的就是在搞“扶貧”工作。
我們從花園大道説起。
紐約市其實有兩條花園大道。
同樣叫做“花園大道”,在曼哈頓的這條有各種全球頂級公司、豪華酒店,還有億萬富豪們的大House。

而一河之隔的布朗克斯花園大道,畫風就有點慘淡了。這裏是全紐約、甚至全美國治安最差的貧民窟,毒品氾濫,滿大街幫派仇殺司空見慣。

在這兩條“花園大道”中間的,是紐約中產家庭、小白領和普通工人們的房子。頗有象徵意味的是,兩條花園大道夾着廣大的中層民眾,正好也是美國社會貧富分層的架構。

在最繁榮的年代,美國一直以這樣的“橄欖型社會”為傲——
資本家,和窮人都是少數,中產階級人數最多。
當時蘇聯還活着,體制競爭讓美國的資本家們不得不顧及吃相,時不時會花錢救濟底層。
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大家都覺得美國好像“沒有窮人”。

反映1970年代美國平民生活的圖片
冷戰結束後,美國誤以為自己真的天下無敵,開始相信這麼一個理念:
政府根本不需要“扶貧”,只要保證企業能多賺錢,等企業賺錢後,就能招更多員工,員工領了工資就有更多的消費,消費越多,企業盈利也就越好,良性循環。
打比方就是讓金字塔最上面的酒杯滿上,落下來的酒給窮人,漏酒式扶貧。

那假如企業虧錢了呢?
那政府就該減税、發補貼,讓企業負擔更小、更快地盈利,然後回來漏酒。
總之一句話:我們賺錢時,政府少管;我們虧錢時,政府兜底。
在這次疫情裏,美國政府就這個思路,虧了就給公司減税,給個人發補貼,區別在於美國國會建議每人補貼600美元,懂王覺得要補貼2000,沒人比我更懂補貼。

但實際上,美國很多窮人壓根就沒存款,早就被資本家這一刀那一刀割完了,還有先消費後買單的超前消費習慣,工資得兩週一發甚至一週一發。
政府給企業減税,錢是落在企業手上了。但補貼發給窮人,也就是在你的賬户裏轉一圈,然後就得還信用卡還貸了。
就像縣長把從黃四郎那拿的錢灑在廣場上,結果百姓剛拿到手,黃四郎就派出馬車把錢又收回來。
為了縮小貧富差距發的補貼,最後反而加劇了貧富差距,越發黃四郎錢越多。

資本家賺到了巨量的財富後,還把觸角伸向了社會運作的方方面面,你去制裁這些巨型企業,就會讓社會陷入動盪。
以前大家總説,美國是“小政府”,“政府不過多幹預經濟,充分讓大家自由地掙錢”。
但其實這是誤解,人家是年景好時候搞小政府。等到災年黃四郎遇到週轉不靈時,政客又突然不説啥“小政府”了,不會也不敢讓大企業按經濟規律破產。相反,他們又開始提**“積極救市”**了。
這就是開頭那三位富豪為什麼坐飛機去領救濟,人家領的“救濟”,是“扶貧專款”。
這就是美國的思路,要救勞動者,先救資本家。

反映美國巨型企業綁架美國社會的著作《大而不倒》
2012年,美國共和黨推出了一份關於削減税收的財政預算案,這份預算案的推行者表示,要為美國的大企業們減免税收,好讓他們有更多的錢投資到擴大生產上。
有議員問:“税收減少了,那我們政府手上的錢也少了,怎麼填補這個缺口呢?”共和黨的大佬們表示:“錢少了,砍掉一些支出不就完了?就砍各類窮人的補貼吧!”

如果説以往美國是打着“扶貧”名義“扶富”,那這份極有“創造性”的預算案,就是在赤裸裸“劫貧濟富”了!
更滑稽的是,這份預算案名為**《通向繁榮之路》**,不久後還得到了美國國會的批准。一向跟共和黨不對付的民主黨,對這個預算案的基本思路高度贊成。


黃四郎少交了税,有沒有真的去擴大生產、讓更多的窮人有工作、實現他們口中的繁榮呢?
沒有。
自2003年共和黨開始搞這套以來,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反而不斷下跌。

與之一同下降的,是美國超級富豪們所繳納的個人税率。特別厲害的像懂王這種,每年交的税比普通白領還少得多。

這些大佔便宜的富豪們,對國家做出了什麼超級貢獻嗎?
沒有。
恰恰相反,以美國華爾街為首的這些世界頂級投行,為了暴利不負責任地濫發各種金融衍生品,導致美國底層民眾血本無歸,損失慘重。
而其中一位該為此負責的銀行家、美林證券的CEO卻給自己和其他高管們發了36億美元的獎金,看來是“獎勵”自己禍國殃民,下次繼續努力,啊。

這些從小老百姓和政府身上賺了大便宜的富豪們,會對窮人有絲毫的憐憫和同情嗎?
還是沒有。
這些富豪們的所在的花園大道740號公寓的一位保安,曾在紀錄片裏吐槽説,每到聖誕節,這些富豪都會大件大件地買各種裝飾,而且會理直氣壯佔用保安們的休息時間來幫忙當搬運工。
最好笑的是,連我們這些打工人請別人幫完忙,都知道要請別人吃個飯,而這些富豪們拉着別人白乾一年的“義務勞動”,給的小費居然只有幾十美元。
保安説其中臉皮最厚的是科氏兄弟集團CEO大衞·科赫,讓別人搬的東西最多,卻從來不給任何小費。



這就是美國的“扶貧”。相比之下,歐洲的福利,一直以來是不錯的,比美國要好,但是,他們的扶貧卻在另外的地方翻車了。
2
前段時間,德國奧格斯堡市的勞動署幫一個19歲的女子介紹工作,這本來是件好事,結果當她拆開勞動署的信時,卻發現勞動署讓她去妓院的吧枱工作。
這家人當然氣得破口大罵,這事被媒體曝出來之後,當地勞動署的人馬上道歉,説勞動局的工作出現了失誤,“未能先徵詢意見,過早地發出了信函。”原則上不會推薦他人去當妓女。

圖源:德媒對此的報道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事,是因為2004年以後德國的勞工法規改了,勞動署可以給無業者介紹各行各業的工作,而且除賣淫這種特殊行業外,勞動者不得拒絕,一旦拒絕就會被削減救濟金。
而2002年,賣淫在德國就合法化了,也有養老和醫療保險,和其他職業一樣。所以其實勞動署介紹無業者去當妓女是合法的,並不違規。

勞動局如此,私人救助企業也不行。
德國的扶貧政策,早已誤入歧途。德國有個作家寫過一本《反社會的人》,用自己的親身調研揭示了這一切。
一説到德國的產業,你第一時間會想到什麼?
德國汽車產業?建築產業?
不,是社會救助產業。
德國這個產業有足足200萬人,多於汽車加建築加採礦加漁業加能源業從業人數之和,年產值1150億歐-1400億歐元,產業增速是德國經濟增速的7倍。
德國最大的企業不是什麼西門子、大眾、奔馳,而是一家名為明愛會的天主教救助組織,有50萬人。

社會救助產業是幹啥的呢?
簡單來説就是幫助失業人口,弱勢人羣,扶貧,出發點是很好的。
但問題在於,勞動部門把這些“扶貧”的工作包出去給了私人就業公司。
對於這些私人公司來説,要保證自己財源滾滾,最快的方法不是真的解決就業問題,而是瘋狂搶人頭,人頭越多,越能找政府要錢。
比如他們給一個人介紹的工作是,去觀察一種叫**“大鴇”**的鳥類,四個人一起,他説這比待在家裏還要無聊。
這人去反應之後,公司給他換了一個——讓他去圖書館裏抄腓特烈大帝的書——這比上一個工作還要無聊。
然後就業公司就給他安排到一個辦公室,整整8個月,他去接了兩次電話,取了幾次郵件,給汽車加了兩次油,然後他拿到了一份證明,裏面稱讚他工作做得真漂亮。
最後他氣得把自己的就業公司告上了法庭,“我就想要一份真實的證明,證明我這8個月什麼都沒做。”
還有28個婦女被安排到紅十字會的一個衣物申領點,每個月會有一卡車的捐助衣物被拉過來,她們的任務就是把這些衣服洗好了分門別類。
但是,從來沒有人來領過這些衣服。
到了下個月卡車就會把這些衣服拉走,然後處理成碎布賣掉。
這些人的工作有沒有意義不知道,但是介紹他們工作的就業公司因此拿到了源源不斷的政府補貼。
這就是“社會救助”產業搞笑的地方——真正得到了好處的不是那個被幫的人,而是那個幫人的人。
一個叫哈拉爾德的人創辦了家流浪漢救助機構,然而他自己年薪40萬歐元,住着別墅,還有一輛瑪莎拉蒂。
從1994年-2010年,在德國醫療水平不斷增長的時候,德國的殘疾人數量卻翻了一倍,被鑑定患有各種精神病的人數增長了130%,被鑑定患有學習障礙的人數增長了66%。
因為想要幫助貧困人口而生的產業,結果卻主動製造了更多的貧困人口。
作者無不諷刺地寫道:“德國幾乎有一半需要救助的兒童都是‘學習障礙’,這一殘疾類型就像瘟疫一樣在整個國家迅速傳播開來,而其他國家的人似乎對此都有免疫力。
學習障礙是一種只存在於德國的殘疾類型。”

而且,這些被鑑定成“學習障礙”的孩子,全部來自於貧困人口集中居住的區域。一旦他們被貼上“需要救助”的標籤,他們就無法去正常的學校讀書,而是去救助機構開辦的特殊學校。
在這種學校裏,有76%的孩子在離開時,連最基本的普通中學畢業文憑都沒有。
沒有文憑就意味着找不到工作,那麼就又可以劃撥到失業人羣裏,救助機構就又可以來幫(賺)忙(錢),介紹你去殘疾人就業工廠,以後還有養老院。
他們這操作,就好像是我根本不解決貧窮,我直接把貧窮當成殘疾的一種給你打入另冊。
有人肯定要問了,這幫人拿着政府的錢扶貧搞成這樣,沒有人監督嗎?
一是政府部門根本就管不過來,二是那些在社會救助企業中兼任高層職位的聯邦議員有218席,佔全部聯邦議員人數的 35%。
官商利益綁定,誰會去動他們?

平心而論,德國小國寡民,福利水平比美國要好得多,很多被划進貧困人口的人,物質上並不貧窮。
作者去看的所謂的貧困家庭,家裏該有的東西都有了,微波爐、電視機、冰箱、電腦,遊戲機,除了書以外什麼都有。
但他們依然貧窮。
有人説不對呀,這種生活乍一看還挺好的呀?
打個比方,二十年前,小霸王遊戲機流行的時候,如果有人告訴你,現在你不用工作了,可以天天玩小霸王看VCD,有衣服穿有東西吃,你可能會覺得這個日子還不錯。

但是二十年過去了,你還是天天都“小霸王其樂無窮啊!”而且連你的兒子也開始“小霸王其樂無窮啊!”甚至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你的子子孫孫都要“小霸王其樂無窮啊”。
你還會覺得這是個好日子嗎?
作者採訪的高校大學生,幾乎一無所有,但他們從不覺得自己貧窮,因為他們能切實地能參與到各項社會活動中,有理想有未來。
可那些什麼都有的貧困者,被隔絕在了一切社會活動之外,沒有未來。
因為長期的失業狀態,這些貧困者連按時到崗都很難做到,所以任何一家正常公司寧肯去其他歐洲國家招人都不會要這些人。
因為從小就沒有人教他們應該怎樣和其他人配合,所以社區皮划艇不會找他們,唱歌跳舞不會找他們,投票更不會有他們,就好像他們壓根不存在一樣。
無言是最大的輕蔑,而他們只能忍受這種輕蔑,一點改變它的希望都看不到。
而且,因為家庭教育的缺失,他的兒子,他的女兒,以後大概率也會過上同樣的日子。“一朝是底層,一輩子都是底層。”
作者多次去了被救助者安德烈婭·蒂爾的家,最後他只能哀嘆,他們的問題不是物質上的貧窮,而是精神上的:
蒂爾女士早就沒有了概念,到底有多少救助者在她的生活裏努力地防止一件必然會發生的事情:雅思敏和弗洛裏安也會像他們的母親一樣,成為一輩子社會救助體系的忠誠“顧客”。
蒂爾一家,就是德國社會福利制度破產的象徵,連蒂爾女士自己也看出了這一點:“他們在什麼事情上都能幫助我們,但卻總是幫不到點子上。他們也確實花了很大功夫,但我卻還是覺得孤立無援。”

3
那中國的扶貧為什麼能做成?
先説個有點好玩的例子,青海省有個地方叫塔拉灘,降水少,以前因為過度放牧,荒漠化很嚴重,牧民的羊成活率很低,貧窮,要啥啥不行。
結果,2013年,這裏搞起了光伏產業園,黃河水電公司在這裏建了一個大型光伏發電站。

但建了一段時間以後他們發現,荒漠化的土地一颳風,砂石就會影響發電,有時還會搞壞設備。
於是,為了保護設備,他們就在光伏板下面種牧草,
沒想到,因為光伏板擋住了陽光,而且工作人員不時要用水沖洗光伏板,多年荒漠化的地方牧草居然長起來了。

種了一年之後,牧草竟然長得比光伏板還高了,生態恢復了。
但馬上問題又來了,草太高影響發電不説,還容易失火。
黃河水電公司的人一看這不行啊,必須要除草,拿什麼除呢?
放羊。
正好,當地有16户貧困户,都是村民,年齡大了,或者身體不太好。黃河水電公司就和他們籤放牧協議,讓他們家的羊在光伏園區裏吃草。
一開始,他們投了600只羊,為了保護好不容易恢復的生態環境,還注意分開放牧了,後面發現效果不錯,又追加到數千只。
結果就是當地一口氣把發電、荒漠化和扶貧的問題全解決了。時不時還能吃頓羊肉,大家都流下了幸福的口水。

2017年,央視在《還看今朝·青海篇》裏專門提到了這個故事,“光伏羊”一下子火遍網絡。
但其實如果去深究的話,光伏羊的出現並不是偶然,它的背後是國家長期投資基建帶來的必然。
這個光伏園項目全稱叫**“龍羊峽水光互補光伏發電項目”**,是西電東送大戰略的一部分。
光伏園和不遠處的水電站是一套的,光照強的時候,水電站就少發;到了陰天就通過電網調度系統自動調節水電發電,把原本不穩定的光伏變成了穩定的電源。


這些電源再通過特高壓輸出去,比如江蘇就用上了青海的電。
光伏羊只是整個大戰略惠及當地居民很小的一個例子,有了這些基建,即使沒有光伏羊,當地人也可以在黨員幹部的幫助下,找到別的脱貧路子。

在中國的扶貧裏,有很多類似的事:
陝西省米脂縣楊家溝扶貧,搞旅遊業,搞養殖業,養豬養雞養奶牛,現在已經成了鄉村振興的標杆,景色好產業棒,旅遊業都搞起來了。
但在這些產業落地之前,是什麼?
是當地的扶貧幹部帶着頭給村子修排洪渠、修路,搞危房改造,拉項目通水通電,這些基礎搭好以後,才是技術培訓、產業扶貧。
內蒙古赤峯市阿魯科爾沁旗天山口鎮扶貧,異地搬遷前,乾旱少雨還沒地下水,什麼產業都整不起來,搬遷後79.6%的貧困人口都脱貧了。
但在這背後是什麼?
是扶貧幹部一家一户去做工作,解決他們的疑慮;找各個單位在搬遷地弄項目蓋工廠建學校提前解決住房問題、就業問題、醫療教育問題等等等等,扶貧扶思想。


搬遷前和搬遷後
所有中國式的扶貧都是這樣,看得見的是成功後的喜悦,看不見的是背後數十年如一日的長期投資。
整個過程中,基層的扶貧幹部是最累的人。
他們要根據當地環境想合適的產業不説,還要了解每家每户的想法,要會做思想工作,有時候為了給別人培訓技能,自己還得先學會農業、林業、畜牧業。
事情全部做完之後,還要走嚴格的驗收程序,一收入兩不愁三保障,一個不符合都要打回來,要保證資源都去到它該去的地方,嚴格監管。
摘帽以後還不算完,還要排查返貧隱患,摘帽不摘責。幹部很多都和當地人有感情了,會想着乾脆再扶一把,送大夥兒奔了小康自己再走。
為了扶貧這項工作,有無數人奉獻了自己寶貴的青春,有的甚至在扶貧路上犧牲了。
截止2019年6月底,就一共有770名扶貧幹部犧牲在了一線。

方璇,湖南省桂東縣青山鄉副鄉長,2017年8月2日,在前往聯點村扶貧的途中,因車輛滑落山崖不幸殉職,犧牲時才26歲。
她工作的青山鄉,是桂東縣位置最偏遠、脱貧難度最大的鄉鎮,她年紀輕輕的,卻經常為了鄉親們跋山涉水,給他們準備異地搬遷工作,給孩子們建幼兒園,經常忙得不知道休息。
方璇犧牲一年後,經國家專項評估檢查,桂東縣在羅霄山片區率先脱貧摘帽。
秦永志,唐河縣大河屯鎮肖莊村扶貧幹部,2020年11月9日,在進村入户核算收入的過程中突發心梗,經搶救無效去世,年僅43歲。
生前,他給自己的幫扶户王明緒貼的最後一張紙條,是給對方計算歷年收入的:2016年3716元,2017年4310元……2020年13668元。
在他的幫助下,四年時間,王明緒不僅收入翻了幾番,人也變了樣,以前懶,邋遢,連屋子都不愛收拾,整天在村子裏閒逛,現在每天都幹活,越來越勤快,生活也有了奔頭。

回過頭來看,美國和德國扶貧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是他們從一開始就認為,扶貧也是一件符合西方市場經濟規律的事情。
但實際上,扶貧註定是一件違背經濟規律,甚至違揹人性的事,很多時候是沒有經濟效益的,必須要政府的意志推動,強力監管。
西方的扶貧政策,給了資本家牟利的自由,給了貧困户當廢物的自由。就像他們在疫情裏給了所有人被病毒感染的自由一樣。
但在中國的扶貧政策裏,有完善的制度,有嚴格的驗收程序,有天天督促你上進的扶貧幹部,沒有亂伸手的自由,沒有當廢物的自由。
好吃懶做每個人都想,但不勞動的人是不可能獲得真正的自由的。
中國的扶貧幹部就像很多女生嘴裏説的那種完美男友:天天拉着你自習,每天都督促你上進,看你不學習反手就給你一巴掌。

當然,中國的扶貧也不是完美的,很多人也提過,哪裏哪裏有程序複雜,形式主義的問題,哪裏哪裏有亂撒錢,貪腐問題,有重複建設的問題。
但中國沒有因噎廢食,沒有因為細節的問題否定整體,而是不斷完善,繼續前進。
這種全方位的扶貧,全世界也就中國做到了。

這個過程很艱難,可這個世界上真正有價值的事,都註定是無比困難的。
新中國的很多政策,都是在做困難的事,而不是做容易的事。
比如應對恐怖主義,美國就是動武,跑到別人的土地上斬蛇斬頭,很帥很炫酷,但結果呢?殺了對方的首腦,美國贏了嗎?恰恰相反,針對性的報復反而愈演愈烈。
中國應對恐怖主義,是思想教育+扶貧+基建一起搞,幾十年如一日,徹底根絕恐怖主義誕生的土壤,這方法見效慢,但能換得長治久安。
顯然,前一種比後一種容易,做完還能上熱搜,可做了沒用。
扶貧也是一樣,其實如果我們想,我們也可以像美國歐洲一樣光發錢,發錢誰不會呀,做起來還容易,還有高華拿了錢以後洋洋得意炫耀幫你在朋友圈吹牛。
扶貧幹部們要授人以漁,做思想扶貧多難啊,很多時候你都想好了完善的計劃,磨破了嘴皮,但對方就是因為各種各樣奇怪的原因不聽你的,想想就讓人頭禿。
但結果是,扶貧這件事,美國人做了半個世紀,德國人做了一百多年,到今天還是一筆爛賬,而中國不過幾十年,就已經初見成效,聯合國統計的全球10億脱貧人口,中國就佔了7億。
在我們這裏,共同富裕,絕不只是一句口號,而是一句政治承諾,總有一天要做到。
在中國前進的路上,我們一個人都不會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