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偉：中國學派考古學的基本內容_風聞

　　建設“中國學派”考古學是蘇秉琦着力倡導的宏大學科目標。1975年他為吉林大學考古專業的畢業生講解區系類型説時就提出過這一問題 ，並在1995年提出，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探索，一個考古學上的“中國學派”已經開始出現 。

　　努力建設中國學派考古學是1949年之後的學界共識。尹達1958年在北京大學給考古專業同學講課時即倡導“建立馬克思主義中國考古學體系” 。1960年夏鼐也呼籲：“我們要繼續貫徹總路線，以求多快好省地早日建立馬克思主義的中國考古學體系。”但他在1984年對以區系類型理論為中國學派考古學標誌的提法發出質疑，明確指出:“我們從前曾號召要建立馬克思主義體系的中國考古學，但是現在仍是不能認為已有這樣一個體系。” 此後，夏鼐未及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考古學體系的主要內容應該是什麼。

　　蘇秉琦並未對中國學派考古學下過清晰的定義。夏鼐曾尖鋭提問：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與所謂“中國學派的考古學”是否一回事?所謂“特色”是體系的特色，或僅只內容是中國材料，猶是中國特色的歷史，即中國史？蘇秉琦回答説是後者，似乎承認只是因為研究對象為中國考古資料，解決中國歷史問題，才稱之為中國學派，並非因為形成了中國特有的考古學學科體系 。但由其學術實踐看，他無疑認為兩者是統一的，也就是説，因為要運用中國資料，解決中國問題，必然需要建設中國學派的學科體系。他也曾多次表述，中國考古學要回答的最重大問題是“中國文化起源、中華民族的形成、統一和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 。准此，我們可以將中國學派考古學定義為：在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實踐中形成的，以解讀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為基本目標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體系。

　　中國學派考古學的建設實際已經被廣泛實踐，其體系初具規模，在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中尤其如此。因此，本文擬對蘇秉琦建設中國學派考古學的努力做概要的評述，並綜合已有的學術實踐，嘗試提出中國學派考古學的初步框架。 

　　馬克思主義是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基本指導思想，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運用到對中國考古資料的解讀，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社會分工、階級出現、貪慾等主觀能動性的作用等角度探討中國史前社會發展和中華文明的形成，這些自然是中國學派考古學的重要內容，為闡述中華文明形成歷程提供了普遍進化論的視角。但是，正如蘇秉琦指出過的“把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規律看成是歷史本身”，難以回答中國統一和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問題，因為中華文明的形成並不只是進化論角度的“國家”級別社會的形成，也是一個可以被稱作“中國”的文化共同體的形成 。因此，本文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中國學派考古學關於中國這一獨特文明體形成方面的內容。

二

　　1984年俞偉超和張忠培提出中國學派考古學的主要內容包括三點 ：第一點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上面已經論及。第三點談的是中國學派的意義。只有第二點涉及具體內容：“在科學發掘基礎上，運用由我國學者所發展了的考古類型學方法，分區、分系、分類型地研究各考古學文化發展過程，通過考察我國考古學文化的譜系來研究中國這一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過程，研究這一總過程中各考古學文化的相互關係及其發展的不平衡性”，給人的印象是中國學派就是以建立時空框架為核心的區系類型理論。這樣的歸納可能是引起夏鼐質疑的主要原因，近來新的責難也以此為靶子 。

　　很多學者認為區系類型理論的主旨不過是建立中國史前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框架，贊之者認為該文是“對我國考古學文化譜系研究具有奠基意義的重要文章 ”；持異議者認為：“考古學文化的分區和系統，是考古學研究中的常用手段，並不具有什麼新的含義 。”

　　1949年之後，面對日益豐富的發掘資料，建立時空框架已經成為中國史前考古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夏鼐1959年對考古學文化命名問題的討論明確了基本概念 。197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驗室發表第一批碳十四數據，安志敏同年著文，分別討論了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及西北地區、長江下游、長江中游和西南地區的文化序列 ；1977年，夏鼐著文，參照碳十四年代，按照中原、黃河上游（甘青地區）、黃河下游和旅大地區、長江中下游、閩粵沿海、西南地區和東北地區等七個地區對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框架展開全面討論 。區系類型理論的“六大區系”與已有時空框架並無重要區別，建立這樣的時空框架，也正是世界範圍內考古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若僅以此為區系類型理論的基本內容，其對於建立中國學派考古學的作用確實引人質疑。

　　但正如我們討論過的 ，區系類型理論的重要性在於對已有時空框架提出一種不同於“中原中心”模式的新解讀，從這個角度上講，該理論是將中國史前各地區視為一個整體，在區域互動的廣闊背景下討論中國文明起源的諸多理論模式之一。

　　“多元一體”是比“區系類型”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其核心內容可以定義為：1）中國史前時代形成了多個有自身文化發展序列和特徵的文化區；2）各文化區形成了一個文化共同體，共同參與了中華文明形成的壯闊進程；3）由多元文化區形成的共同體正是歷史時期中國的雛形和基礎，可以稱作“最初的中國”。以“多元一體”理論解讀中國文明形成歷程是中國學派考古學的第一個重要內容。

　　“中原中心”、“重瓣花朵”、“區系類型”和“中國相互作用圈”等模式均採取了“多元一體”的視角，在第3點上完全一致，在第1點上也無本質不同，只是對多元的程度有不同認識。最主要的差別在第2點，即對文化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方式有不同解讀。

　　“中原中心”模式強調文化共同體的形成是黃河流域文化推動和引領的結果 ，只有這樣的引領者才能將各地區凝聚為一體。但該模式並未將各地區文化視為黃河流域文化的地方類型，承認文化的多元性。韓建業近年倡導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模式與此一脈相承 。

　　嚴文明1987年提出的 “重瓣花朵”模式承認“各文化區都有自己的特色”這樣的多元性，但也更明確地提出“中原文化區”的概念和其“聯繫各文化區的核心作用”。這朵一體性極強的重瓣之花似乎是中國獨特的地理條件下的自然綻放，無需花心的引領，“中原文化區”因其天賦的花心之位，“能夠從各方面吸收有利於本身發展的先進因素，因而有條件最早進入文明社會 ”，這才發揮了核心引領作用。

　　蘇秉琦1981年正式提出的“區系類型”強調各區系“以各自的特點和途徑在發展着”， 更強調多元性；同時認為各地區之間“影響總是相互的，中原給各地以影響；各地也給中原以影響”，更堅決地否定了中原地區的領先地位，但並未討論各區域何以成為一個整體。

　　張光直1986年提出的“中國相互作用圈”模式認同各地區多元發展並可以通過密切交流形成一個整體，因為“這個史前的圈子形成了歷史期間的中國的地理核心，而且在這圈內所有的區域文化都在秦漢帝國統一的中國歷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可以稱之為“中國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國”。此模式與目前的考古資料最為契合。

　　“相互作用圈”（Sphere of Interaction）概念是美國學者葛徳偉（Joseph R.Caldwell）討論美國東部霍普維爾印第安人文化時提出的 。在對印度河流域與伊朗南部早期文明的研究中，也有學者使用這個概念 。但這些研究的主題是區域間交流，並未以論證延續至今的文化共同體和政體的史前基礎為目的。事實上，中國是唯一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文化共同體的現代國家，常被稱作“一個扮裝成國家的文明”， 經歷了不同於“民族-國家”的、獨特的“文明-國家” 的形成和發展道路。豐富的考古資料證明，中國並非晚近出現的“想象的共同體”，距今5300年前後，“多元一體”的“最初的中國”已經形成，奠定了歷史時期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基礎。解讀這樣的發展道路，自然需要“多元一體”理論。

三

　　“多元一體”理論框架下的學術實踐已經非常豐富，除了上述對總體發展模式的構建，主要集中於對各區域交流的具體方式、何為“最初的中國”、在多元互動的背景下理解各地區發展和宏大的政治理想的形成等方面。

　　蘇秉琦在提出“區系類型”模式的同時，也提出了一種文明因素在不同地區間持續傳遞、發展的模式，並將其凝練為那首著名的絕句：“華山玫瑰燕山龍，大青山下斝與甕。汾河岸邊磬和鼓，夏商周及晉文公”。這一充滿詩意的“文明火炬接力”模式提出了兩個對中國文明起源研究具有指導意義的要點：一是各地區文明進程要在一個更大的無先進“中心”引領的文化互動的背景下去解讀；二是不同時期最強大的政治組織都是在吸取前人政治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這樣的此起彼伏的進程一直持續到夏商周三代時期。隨後，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裂變”、“撞擊”和“熔合”文明起源三種形式説 。

　　我們曾對“三種形式”進行闡發 ，認為“裂變”型文明起源形式可以理解為各地區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基於本地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完成的社會複雜化的初步發展。“撞擊”型文明起源形式可以理解為自距今約6000年開始，各地區在社會複雜化加劇、社會上層集團出現後，以“社會上層遠距離交流網”為核心的區域互動促成的飛躍式的、達到“古國”階段的社會發展。“熔合”型文明起源形式可以理解為“古國”社會“滿天星斗”式普遍發展、各類型政治構想被廣泛實踐、“最初的中國”形成的壯闊進程孕育出的更具雄心的領導者，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的促動下，有目的地借鑑各地區“古國”的興衰經驗和“領導策略”，構建早期國家的政治實踐。這樣的界定，為在“最初的中國”的視角下描繪中國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與“最初的中國”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理論框架。

　　何為“最初的中國”的討論也是多元一體理論框架下學術探討的重要組成部分。以陶寺或二里頭政體為“最初的中國”的立論者認為“中國”一詞的本意為位居地理中心的國家級政體，歷史時期中國由此發展而來。我們強調“最初的中國”只能對應多元一體的文化共同體而非其中的某一區域政體，“中國”具有位居中心的高級政體的內涵之初指代的就是範圍遠超過洛陽盆地和晉南的地區，歷史時期中國是此文化共同體被落實為大一統政體的過程 。

　　蘇秉琦關於“共識的中國”、“理想的中國”和“現實的中國”的“中國”形成三階段説，對探索中國文明形成過程中政治理想和文化認同的形成極具啓發和指導意義 。

　　我們提出將“共識的中國”的概念修正為：得到中國史前各文化區認同的“最初的中國”。共識的形成歸因於各地區的密切交流，尤其是社會上層遠距離交流網的形成。各地社會上層為了獲取遠方的珍稀物品和神聖知識以宣示自己超越本地民眾的特殊能力，努力以親身旅行的方式開展遠距離交流，開始共享原始宇宙觀、天文曆法、高級物品製作技術、權力表達方式、喪葬和祭祀禮儀等當時最先進的文化精粹，並積累了“最初的中國”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知識，由此形成對於這個彼此共同擁有的一個可以相互交流、可以共享核心文化要素的“最初的中國”的共識 。此“共識的中國”在距今5300年前後應該就已經形成。

　　“理想的中國”可以定義為：“共識的中國”形成後，促進“最初的中國”內各文化區的一體化、將此文化共同體昇華為政治實體的宏大政治理想。距今4000多年，陶寺政體的領導者很可能已經形成了構建廣域統一政體的“理想的中國”的政治藍圖。距今3000 多年，周人以宗法、分封制實現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抱負，將“理想的中國”落實為用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管理的“現實的中國”，奠定了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政治和思想基礎。

四

　　契合考古資料反映的中國文明獨特發展進程的概念體系建設是中國學派考古學的另一項重要內容。

　　蘇秉琦1986年提出的“古國”概念即為被廣泛接受和運用的重要概念 。他將“古國”定義為：“高於氏族部落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用來描述距今6000年以來各地區跨越式發展形成的複雜地方政治組織。這些政治組織的社會發展階段明顯難以用母系社會和父系社會等經典理論中的社會發展階段來概括，又難以將其認定為西方界定的、符合文字、金屬和城市三要素的“國家”，用西方慣用的指代前國家複雜社會的“酋邦”概念也如隔靴搔癢，難以激發開創性研究。

　　“古國”之稱意在表明這樣的政治組織在地域範圍、都邑聚層級、社會組織以及治理方式等方面已經具備了三代時期“國”的基本內涵。各古國應該控制了特定的自然和政治地理空間，社會上層以經濟、等級制或禮制、武力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領導策略實施管理；社會成員形成對本區域文化、親緣和政治管理的認同，並因此而生歸屬感，家國體系初步確立，三代時期的政治管理模本初步奠定 。雖然對於這一概念的討論亟待深入，但只有建立這樣的概念體系，才能溝通史前複雜社會和三代基本政治組織的聯繫，引發相關的深入討論，由此深刻認識中國文明獨特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實踐方式的緣起和發展。

　　符合中國文明特殊發展道路的文明和早期國家標準也是概念體系建設的重要工作。

　　上世紀80年代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一系列重要發現引發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熱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成為指導性著作。在“文明”定義上，學界普遍接受“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的説法；在“國家”標準上，多采用經典著作中提及的、馬克思主義考古學家柴爾德又着重提出的城市、金屬和文字“三要素”説 。

　　但面對日益豐富的如良渚文化大墓那樣刷新對中國史前社會發展認識的重要發現，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以“三要素”具備的殷墟為中華文明的起點低估了距今5000多年已經明確開始的史前社會的跨越式發展，應提出適合中國史前實際情況的“國家”的標準，只要有足夠的反映“國家”“實質”的考古證據，就可以認定國家的出現，也就是文明的出現 。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階段性成果認定的文明標準包括經濟文化的跨越式發展，社會分層的制度化，王權、神權和軍權的形成，複雜的禮制，高級手工業的發展等，相關考古發現主要為區域聚落等級化，數百萬平方米的大型都邑，大型宮殿、儀式性公共建築，大型墓葬和水利設施，以及玉器、精緻陶器、漆器、象牙器和絲綢等表達身份和具有宗教內涵的特殊物品等 。另一方面，因為文明的形成也是文化共同體的形成 ，多元一體的“最初的中國”的形成也應該是中華文明形成的標誌。

　　此外，以考古資料結合文獻“釋古”已經成為以考古學為基礎的中國古史重建之主流 ，雖然引發西方學者關於中國考古學“歷史主義傾向”的詬病，但只要避免削足適履的臆測，必將為中華文明獨特發展道路的研究提供不可缺少的認知角度。西方考古學理論方法的引入和與中國史前考古資料的結合雖然還面臨很多問題，但已經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為中國史前社會發展和演變的研究開闢了新視野，打開了新思路。

　　總之，中國學派考古學的建設仍然路漫漫而修遠，在世界文明研究中獲得令人信服的話語權也需要持續的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