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只有蝦米的算法最懂我”_風聞

　　在經歷了數月的“關停”傳聞之後，1月5日上午，蝦米音樂發佈官方聲明表示，由於業務調整，蝦米音樂播放器業務將於2021年2月5日正式停止服務。

　　蝦米音樂團隊在一封告別信中表示，“不可迴避的是，我們在發展過程中曾錯失了一些關鍵機會。在音樂版權內容的獲取上，沒能很好地滿足用户多元化的音樂需求，這也是我們最大的遺憾。”

　　但2年前離任的蝦米創始人王皓（暱稱“南瓜”），卻在接受播客“壞蛋調頻”採訪中坦誠：“如果有幸活下來了，（蝦米）跟騰訊、網易也不會有太大區別。不存在真空環境裏的假設，如果可以的話當年也應該做到了。

　　我們或許是錯過了一些機遇，但最後看，也許這就是必然結果。能被允許活下來的，都是按照某種故事情節發展的東西，給你提供了選擇的那些平台，都已經被幹掉了。”

　　這些矛盾的話語顯現出了蝦米過去幾年的在“版權大戰”中的掙扎，簡而言之，誰搶到了熱門綜藝、偶像歌手的版權，誰就是版權大戰中的贏家。

　　在那些年裏，王皓聽到的越來越頻繁的詞是流量。一個設計、一個想法，如果不能帶來直觀的流量收入，就會被否掉。音樂推薦、或者説音樂審美的傳播，平台的付出則基本是徒勞無獲。

　　“也是因為此，蝦米和豆瓣遇到同樣的尷尬，閃光之處有目共睹，但是沒有資本願意給他們續費充值。”音樂版權內容公司HIFIVE首席策略官張昭軼接受深燃採訪時分析。

　　蝦米擁有的數據體系不被市場看好，KPI也很難衡量，但它對用户來説卻是信仰級別的情懷。這是無數人緬懷蝦米，哀嘆“只有蝦米的算法最懂我”的緣由。

　　蝦米建站之初，依靠的便是用户自行上傳音樂，這也幫助蝦米音樂創造了更多元的“音樂數據庫”，在音樂風格分類和專輯單曲EP等分類上更專業和細緻。

　　更不用説上面大量的歌單、小眾音樂的共享和推薦，以及陌生歌迷之間因為一首歌產生的火花和惺惺相惜。這些都是建立在由用户一點點搭建起來的、相對完整的數據庫基礎之上。

　　組建樂隊出身、熱愛音樂的王皓一直在蝦米的音樂推薦和算法方面有所堅持，但最後卻不得不承認，“版權大戰輸了就沒了，其他都不重要了”。

　　王皓的好友付翀則説，幹掉蝦米的不是對手，而正是對品質的優劣、資訊的準確性以及產品體驗均“不介意”的用户。用户的“不介意”這三個字，足以幹掉任何產品。

　　蝦米的關停固然是某個公司商業模式的失敗，但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其中折射出的許多議題，正在不知不覺間改變和塑造着我們的生活，如音樂、如算法，又如無所不在卻又早已面目全非的互聯網。

　　今天我們希望與你分享，看理想主講人李如一在節目《明日世界生存指南：給女兒的三十封信》裏，在音樂、算法這幾個位面上，對於世界的鞭辟入裏地觀察和剖析。或許你會發現，正如王皓所説，有些結果是必然的。

　　01.

　　談音樂

　　王皓覺得，以前的唱片公司基本都是一個個廠牌，他們自己製作音樂，是有審美取向的。但現在，比如三大唱片公司，他們在全世界各地採購音樂，然後賣到世界各地去，已經不介入音樂生產的本身了。

　　‘版權方完全控制了整個市場，Spotify、騰訊、網易，他們其實都陷入了版權遊戲的漩渦裏，非常被動。’

　　—《蝦米創始人王皓：我覺得沒什麼好懷念的》

　　歷史上有許多快人一步的音樂家在很多年前已經預言過，聽眾和音樂的關係在未來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例如加拿大鋼琴家 Glenn Gould 在上世紀60年代就認為，未來的聽眾聽唱片時，可以通過自行調節 EQ——也就是高、中、低音的比例——來為自己炮製出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聲音。

　　Gould 説中了未來，現在音樂在抖音等軟件上可以如此“自由”地使用，但其實他只説中了一部分。他沒有説中的那部分，正是目前正在發生的，我認為也是未來會繼續發生的。

　　Gould 認為，電子技術對音樂的中介是一件好事，這種中介會改變聲音，這種改變可以由聽眾根據自己的喜好控制。但是他的想像是侷限於音樂本身的。他的前提是，人們會一直像他那個年代的人一樣重視音樂。

　　前幾個月，索尼公司發生了電郵泄露事件。泄露的部分顯示，簡單説來，就是音樂產業是在用老歌養新歌。

　　老歌提供了收入的 50%，但同時提供了 200% 的利潤。也就是説假設一年利潤是 2.5 億美元，老歌的收入是 5 億，而新歌是虧損 2.5 億。如果不考慮唱片而是去看流播網站的情況，老歌貢獻的比例就更多。

　　抱怨流行歌新不如舊是每一代人的慣例，我們其實很難從音樂本體的角度上得出什麼結論。但是至少我們可以説，在過去兩年創作出來的音樂賣得並不好。

　　音樂最初是一種儀式和社交行為，它一定是發生在人和人之間：有人唱，有人聽。但自從錄音技術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誕生以來，音樂可以發生在人和物——也就是唱機或是今天的手機之間。唱的人不一定會出現在聽的人面前。

　　唱片工業是基於新技術的資本主義建制，本質上，這和人們今天熱衷談論的“創業”並無二致。聰明的人發明了新奇的玩具，有生意頭腦的人將它推向市場。

　　此外，正是由於錄音技術可以幫助音樂方便地進行空間上的移動，唱片工業從一開始就是高度國際化的。既然能把聲音固化成一個東西並四處運輸，人們很自然地會想去聽遠方的聲音。歐洲的唱片公司如百代等，早早就來到了亞洲各國，採錄聞所未聞的音樂，但錄好之後常常還是要運回歐洲做成唱片，賣給歐洲人。

　　這種騰轉挪移發生在近百年前，但和全球化的生產銷售模式已經非常近似。現代人和音樂的關係，已經被技術和資本主義系統中介了很長的時間。

　　但事實上，情況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發生了變化。音樂錄影帶（MV）出現了，唱歌跑調的偶像出現了。我認為這兩件事都説明人們——至少是能讓音樂作為一個產業持續正常運轉的那批人——漸漸開始不如以前那麼重視音樂，“音樂人長得好不好看”開始變得至少和“音樂好不好”同樣重要。

　　視覺性和音樂的關係是一個沒有得到足夠研究的課題。越是資深的樂迷，往往越是樂於強調音樂是純粹的聽覺領地。照封面買唱片是羞於承認的，談樂隊成員的穿着打扮是不懂音樂的假樂迷乾的事。

　　“重視覺、輕聽覺”在今天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音樂成為了影、視、遊戲作品的附屬物**。**

　　雖然在影像作品裏，視覺和聽覺是共同作用的一體化元素，但我們從一個事實就能看出人們對聽覺的忽視，那就是很多人如今都會在手機上關閉聲音、透過字幕來看劇。對他們而言，沒有聲音的影像並不是不能接受的。

　　這就是 Gould 沒有説中的未來。電子技術確實對音樂在進行中介，但這種中介遠遠不只表現於 EQ，也不僅僅表現於任何作用於聲音本身的變化。它同時表現於對音樂的否定。

　　如果説唱片和樂譜一樣是對音樂的一種編碼，那麼唱片的出現否定了演奏樂譜的必要性。現在，電子技術和電腦、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正在否定演奏唱片的必要性。

　　從最淺表層説，這當然是指你不必再把唱片放到唱盤上，只要打開 YouTube 或 Spotify 就可以聽歌。但正如唱片是對樂譜的取代，如今新一代聽眾的這種隨時在聽、又很少單單專心聽的聽法，就是對於“規規矩矩把唱片放到唱盤上，不幹別的，專心聽音樂”的行為模式的否定。

　　這一時代現實告訴我的是，一個或幾個人面對一套音響（或是耳機）“沉浸在音樂世界”，這種生活方式已經不再代表當代聽眾和音樂的主要關係。

　　英文裏有 muzak 一詞，用來表示專門做來在商場、電梯間等公共空間播放的音樂。在近百年前，法國作曲家薩蒂曾經説希望自己的音樂可以像傢俱一樣單純地存在於背景，我認為這就是音樂在今日的處境。

　　02.

　　談算法

　　雖然在種種阻礙蝦米實現理想的原因裏，有唱片公司、版權問題等等，但王皓心裏覺得最無力改變的、或者説最終阻礙了理想無法實現的，就是現在的年輕人。

　　他們大多都欣然接受了系統塞給他們的東西，忘記了自己還有主動選擇的權利，他説豆瓣和蝦米都嘗試讓用户去記錄自己喜好、發現更多有價值的推薦結果，最後也失敗了。

　　—《蝦米創始人王皓：我覺得沒什麼好懷念的》

　　互聯網讓我們有一種似乎可以快速聯繫一切的感覺，但回溯過去，發掘新鮮內容的一些核心原則，和現在這複雜而高級的推薦算法並無本質區別。

　　在大量音樂青年主要的精神食糧是打口唱片的年代，我曾經無數次感受到唱片店老闆貌似漫不經心的目光。我在一盒盒唱片中翻翻揀揀的動作，都被他暗自看在眼裏。有時我剛選出了兩張唱片，他就一言不發面無表情地從另一個箱子裏掏出幾張別的遞給我。他就是一套人肉推薦算法。

　　和 Netflix 比，這套算法很不周全，不過頗有些特別之處。例如，有時他會通過某種無傷大雅的羞辱來達到讓人消費的目的，具體表現為“這你都沒聽過！”之類的話術；還有的時候，他也會訴諸於社交性，比如説哪個資深樂迷都買了。

　　在那個年代還有一個重要的推薦系統，那就是樂評。從今天的角度看，這簡直原始得難以想像，一個由許多活人組成的推薦系統，效率何其低下，人工成本又多麼高昂？

　　那個時候的樂評（也包括影評、電視評論、書評等）首先當然是刊載於雜誌，但在售賣或租賃唱片、影碟的店裏也會有一種樂評，那就是店員的個人心水推薦。

　　有的店會專門闢出一塊空間，用來擺放各店員本期推薦的音樂或電影，用卡片紙寫上幾十一百字的推薦放在旁邊。久而久之，顧客和店員的口味會自然形成匹配，產生專門買某店員的推薦的習慣。

　　九十年代的美劇《宋飛正傳》，有一集的設定，就是 Elaine 由於喜歡一位店員的推薦，在想像中愛上了他，由此展開故事。在日本的許多唱片店，這種做法至今得以保留。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人們還有讀樂評習慣的年代和如今這個年代的重要區別，那就是活人在整個推薦過程中的能見度。文化產品在那個時候已經過剩，消費者已經需要專業意見來幫助自己做出選擇了。但我們並不是只會讀有關自己可能會買的唱片的評論，也不一定只讀自己喜愛的樂評人的評論。

　　讀評論是在求推薦嗎？肯定有這方面的考慮，但它更是一種參與公共話語的過程，用英文的説法，一種**making sense of the world（搞清世界是怎麼一回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你可能會發現一些自己喜歡的音樂和電影，但那從本質上説，並不是目的。

　　“給我推薦幾個好聽的歌吧”是一種相當無趣的請求，它的草率體現在“個”這個量詞的使用中。歌的量詞是“一首”，但由於其實並不在乎是不是真的推薦，所以使用了一個最通用的量詞，用來體現一種**“無所謂”的淡然態度**。推薦算法是為這些人準備的。

　　推薦算法出現的時候，我已經形成了自己的認知和審美系統，比較知道自己想聽什麼、想看什麼，所以算法最初的原始和簡陋絕不可能令我滿足，相反會令我鄙視。

　　對下一代，可能並非如此，大部分人可能不會經歷細讀雜誌（或樂評網站）來塑造音樂口味的過程，而是一開始就接受了推薦算法的洗禮。

　　我並不抗拒推薦算法，在很多情況下，我也受益於推薦算法。當我要了解一個陌生領域的知識時，亞馬遜的“你還可能對這些書感興趣”，往往能夠提供快速入門的方法。在 YouTube 上聽未正式發行的古典音樂錄音，也往往能訓練它的推薦算法在日後推一些令人驚喜的錄音給我。

　　我想，和推薦算法共處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意識到它的存在，並且自己去挖掘算法意識到的相關性背後的故事。

　　這是因為推薦算法是軟件，它需要用精確的語言定義所有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人類一切行為必然帶有的混亂和非理性因子會被抹除。為什麼你看了電影甲之後 ，Netflix 會推薦電影乙給你？或許是因為題材近似、風格近似，或是一萬個看過電影甲的人裏，有九千個都去看了電影乙。

　　這些是容易描述和定義的因子。但或許，只要通過簡單的調研，就會發現電影乙的導演長期做過電影甲的導演的副導演；又或者電影乙最初是出於純粹的商業與考慮對電影甲進行的抄襲模仿，但是在幾十年後由於觀眾口味的變化被翻案重新評價，地位甚至超乎電影甲之上……

　　如此，你就可以開始畫自己的知識譜系，深挖作品之間、作者之間、作者與時代氛圍之間的關係。這就是所謂的“making sense of the world”，而它，遠比“找好聽的歌聽”更加重要。

　　03.

　　談互聯網

　　很多人對蝦米的緬懷，不只是哀嘆一個音樂軟件的消亡，或許更令人惋惜的，是那個曾經開放、包容、充滿着探索與新鮮事物，卻又在悄然之間改變了模樣的互聯網。

　　互聯網是讓電腦連在了一起，但它並不是一個現成的產品。一本雜誌買來就可以讀，Netflix 下載了就可以看劇，玩具買回來就可以開始玩。可是創始之初的互聯網是一片荒野，而且也沒有通用的地圖。當你站在荒野或沙漠上，應該往哪個方向走？

　　可能往某個方向望去能遠遠見到一些房屋，或是引起你興趣的某種東西。你手中可能有一本曾經到此地探險的人寫的小手冊，那就是你唯一的依靠。

　　在早期的互聯網上，無目的地漫遊幾乎是能做的唯一的事，很容易、很自然地碰到陌生的知識，異國的情調。

　　互聯網，就是一個讓各種怪人都能充分伸展，自由跳舞的地方。這是我對上世紀90年代末到大約2010年的互聯網的某種描述。

　　那是互聯網的黃金年代。黃金，並不僅僅因為它歡迎所有人，更因為它尊重來玩的人的心智能力。

　　它認為自己可以從每個網民身上牽引出開放包容的心態、平和理性的思維、旺盛的好奇心、以及在荒野中冒險探索的能力。今天看來，我們很容易得出結論説這種對網民的期許過於理想化了。但那在多大程度上是我們試圖在為互聯網後來的走向合理化呢？

　　今天的上網生活以 App 為核心，它們經常被描述成一個個孤島，可以是自給自足的存在，但是和其它 App 之間的通訊遠不如網頁鏈接那麼理所當然。

　　大部分人通過 App 使用互聯網產品。App 的開發者給同一產品的網頁版增加各種限制，試圖將人們引到 app 這邊來，有的甚至乾脆不提供網頁版。

　　這並不代表萬維網已經消失，整個由 App 構成的宇宙正是建立在互聯網和萬維網上，有一個事實可以很簡單地證明這點，那就是如今絕大多數 App 都允許你把其中的內容的鏈接拷貝出來。

　　不要忘記，在 Facebook 專頁、微信公眾號、Instagram、微博、以及抖音之外，還有一個不那麼顯眼，但依然保持着生機的萬維網。

　　那裏沒有數百人的言論審查隊伍，沒有對於鏈接的種種限制，沒有不註冊賬號就看不到的內容。只要一個網址，不需要下載、安裝任何 App 就可以到達那裏。那裏有奇異的風景和乖僻而真誠的主人，你一定可以在那裏找到屬於你的奇怪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