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七年》導演去世，人生能有多少個七年？_風聞

　　英國著名電影製作人、紀錄片導演邁克爾·艾普特（Michael Apted）於上週去世，享年79歲。

　　艾普特曾多次獲得奧斯卡的提名，也是英國那一代最高產的電影導演之一。提起他的名字，或許很多人並不熟悉，但他拍攝的紀錄片《人生七年》系列，應該給很多代人都帶來了人生啓發。

　　工作中的艾普特

　　艾普特從1964年開始跟拍14個不同階層的7歲英國小孩，請他們聊聊自己的理想生活，此後每隔7年都回訪他們，記錄下他們生活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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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人生七年》系列第9部《63 Up》上線，拍攝時一位跟拍對象已經去世了。

　　艾普特曾在採訪中説，希望自己能在99歲完成《84 Up》，“我不知道是否每個人都還活着，但是如果他們還活着，誰知道呢，只要我還活着，我就想繼續下去。”

　　而他的去世可能意味着，這趟觀察人生之旅就要提前告一段落了。

　　“階級制度需要

　　有人從背後踢一腳”

　　拍攝《人生七年》的想法源於一句英國的俗語：Give me a child until he is seven, and I will give you the man。也就是我們常説的“三歲看大，七歲看老”。

　　攝製組試圖驗證一個人的出生條件即會決定人生走向，以此審視1960年代英國的階級制度，批判社會階層固化的問題。

　　1964年，《人生七年》第一部的一幕

　　拍攝之初，艾普特還是隻一個二十歲出頭，剛從劍橋大學畢業的學生，在電視台謀了一份實習生的工作，成為了《人生七年》項目的研究員，他親自參與挑選了14個7歲的孩子，10個男孩、4個女孩——

　　5位來自精英私立學校，4位來自工薪階層，2位來自中產階級，2位來自孤兒院，1位出身農村。

　　他們把來自截然不同的生活背景的孩子湊到一起，觀察他們的行為，並詢問他們同樣的問題。

　　對於同樣的問題，孩子們有不同的回答。

　　從1964年到2019年，從7歲到63歲將近60年間，孩子們長大成人，有成功也有心碎，成立家庭，經歷了結婚或是離婚，有人提前退出了拍攝，也有人在中途離世。每個人都面對着不同的人生境遇。

　　出身富人家庭的安德魯劍橋畢業，成為了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約翰成為了王室法律顧問，熱衷慈善；

　　出身工人家庭的託尼沒能實現成為賽馬手的夢想，投資失敗後開出租維生，傑基身體一直不好，靠領救濟金度日；

　　出身福利院孤兒的保羅和西蒙分別成為了電工和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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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近60年下來，大部分人的確都沒有跳出他們的階層，走上了人們可以想象出的既定道路。一如艾普特所説，“這個系列試圖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待英國社會”，“階級制度需要有人從背後踢它一腳。”

　　而每個人在長大後身上都有着着童年遭遇的痕跡，性格、遇事的態度很大程度上都受自己家庭的影響。

　　出身農村的尼古拉斯雖然學有所成，卻始終不夠自信，認為自己離成功還有很遠。

　　艾普特把關於階級、家庭、教育等方面的問題與變化通過鏡頭真實地展現在觀眾面前，裏面有時代的變化、也有個人的選擇，這種形式也開創性地影響了後續的很多人。

　　片子的意義已經遠超單純的紀錄片，更像是一個視角犀利的社會實驗與社會觀察。《每日電訊報》説，在它面前，所有的真人秀都顯得如此小兒科。

　　我們的人生

　　到底由什麼決定？

　　但我們的人生真的由自己的出身所決定嗎？

　　艾普特最初是這樣想的。他設想把拍成影片拍成“關於那些擁有一切的孩子和其他一無所有的孩子的討厭作品。”

　　但他慢慢意識到，自己並不是在拍攝“一部關於英國社會階層的政治電影”，而是**“一部正在進行的調查，調查來自不同背景的個人是如何在快速的社會變革，以及充滿偶然與意外的生活中尋找意義和幸福的。”**

　　《人生七年4》拍攝現場

　　出身農村的尼古拉斯通過“知識改變命運”，考上了牛津大學，去搞科研；

　　出身中產的尼爾成為流浪漢，又在40歲後經歷人生轉折，當上了議會顧問；

　　身為私生子的西蒙，希望自己成為一個好爸爸，想把自己不曾體會過父愛全都給自己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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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普特意識到，每個人的生活都由各種小的意外構成。“所有角色都在不同程度上享受着美好的時光，也經歷着痛苦的時光。”

　　在評分最高的2019年的第九部《人生七年》裏，大家都已年過半百，面臨着老齡和退休的問題，回憶起過去的人生，蘇、琳恩和傑基覺得自己的生活比他們所預料的更充實、更快樂、更多樣、更有趣，“這個世界雖然更不穩定，但裂開了口子，讓他們進來了。”

　　而雖然看似大家各自在不同的階級，但也在抵制節目組一開始試圖強加給他們的簡單的社會決定論，堅持認為儘管如此，他們仍是自己生活的書寫者。

　　節目中也體現了，幸福與否並非全然由階級決定。

　　**艾普特問過每一個人：“你後悔自己沒有……嗎？”他得到的回答是清一色的“不後悔”。**無論過着怎樣的生活，每個人都在通過各自的方式，找到“讓自己感到舒適和開心的事情。”

　　這或許是《人生七年》真正的意義所在，即人們有權利質疑一種簡單的社會決定論，打破單一的固化的價值標準。

　　也是導演自己****的

　　“人生七年”

　　“對於這部劇集的影響，我怎麼評價都不為過。沒有人這樣做過，這是一個原創的想法。我們有不斷前進的靈感和運氣，我們追蹤了重大事件和社會進步。我們選擇了一個最好的時期。”在2019年的採訪裏，艾普特這樣總結道。

　　艾普特拿着自己年輕時的照片

　　跟拍這麼多年，艾普特從二十多歲的青年邁入了老年，和拍攝對象一樣，他的人生被以七年為界分割着。在拍攝紀錄片之外，他成為了優秀的電影導演。

　　然而，即使在他的事業騰飛，來到好萊塢發展事業後，他仍然每隔七年抽出時間來拍攝一部新片。

　　拍攝片子的態度也發生着微妙的變化，最初他總是傾向於用刻板的印象評價拍攝對象，緊抓他們的弱點或失敗，用尖鋭的問題刺激他們説出自己的想法。

　　“我一開始習慣於扮演上帝的角色，不帶感情地預言他們的發展。幾十年後，我發現這是一個令人尷尬的錯誤。”

　　拍攝對象21歲時的合照

　　他也漸漸意識到自己拍攝中女性視角的缺乏。一位女性拍攝對象傑基在《人生七年3》中生氣地質問艾普特“我們7歲的時候，職業女性並不多。但是我們到了21歲時，你還是問我們一些關於婚姻和男人的問題。為什麼不問我這個國家怎麼樣？”

　　艾普特與傑基、林恩和蘇合照

　　為了增加女性的參與，艾普特開始讓男性採訪者的妻子參與到拍攝中。此後，他拍攝故事片裏，絕大多數都是圍繞女性展開的，1979年執導的《阿加莎》，1980年執導的獲得多項奧斯卡提名的《礦工的女兒》。或許也是受這一時期的影響。

　　當被問到每7年都回去拍攝《人生七年》是否讓他反思了自己的人生？他回答道，“也沒有想象得那麼多。”

　　“**有時候我也會思考自己28歲、35歲或者其他什麼時候的處境。不過更多的時候，我會反思它是如何影響了我的整個職業生涯。**我總是不厭其煩地談論這個話題，我也的確是因此與人們建立了聯繫。”

　　在他去世後，美國導演工會主席托馬斯·施拉姆（Thomas Schlamme）這樣悼念他：“身為導演和無與倫比的行業領袖，邁克爾有着無畏的遠見卓識。他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事物的軌跡，我們都是他智慧和終身奉獻精神的受益者。”

　　《人生七年》艾普特一拍就拍了一輩子，作為一名導演，他用幾十年的時間把那些看不見的東西清晰地呈現給大家。

　　影片裏的每個人，也在用自己的故事告訴我們，我們的人生幸福與否並非全然由階級決定，而是為自己找對幸福的定義。 

　　畢竟，人生總共也不過十幾個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