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根：民營醫院糾紛背後，多少利益假汝醫療事故之名_風聞

文/陳根

不同於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國醫療資源整體不均衡、相對緊張的態勢，近年來，受益於國家鼓勵社會辦醫的政策支持，加之我國人口基數高、消費能力以及健康意識不斷增強等原因，民營****醫療服務迎來蓬勃發展，逐步成為我國醫療服務資源中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在可預測的巨大市場前景的另一端，是民營醫療服務醫患爭議下的****民意滔滔。持續發酵的“愛芬醫生事件”引發了廣泛的關注。1月4日，在“患者”艾芬公開發聲質疑愛爾眼科後的一週後，愛爾眼科給出了關於艾芬就診過程的核查報告，否認了白內障手術和艾芬視網膜脱落的直接關聯。**而這，**顯然不是艾芬想要的答案。

艾芬的不幸是多種偶然因素的疊加，但作為醫療方的愛爾眼科顯然具有無可推卸的責任。**目前，此事仍未有定論，但也已經折射的高速擴張民營醫院的面臨隱患，**這值得我們警鐘長鳴。

民營醫院強勁增長

民營醫院作為非政府公辦，具有私人性質的醫院，近年來得到了長足發展，對滿足人民羣眾多樣化、多層次的醫療衞生服務需求具有重大意義**，**已經成為我國醫療衞生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事實上，新醫改以來，我國政府就為推進多元化辦醫格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鼓勵民營醫院發展。“十三五”以來，實質性的政策更是不斷出台，進一步破除社會辦醫隱形壁壘。

2019 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深化醫藥衞生體制改革 2019 年重點工作任務的通知》指出“明確不同級別和類別醫療機構的職責和功能定位，建立分工協作機制，促進分級診療。”分級診療制度的不斷推進，間接為民營醫院發展帶來新的契機。

一方面分級診療制度將使大型公立醫院的患者合理分流，有利於民營醫院承接部分分流患者，增加醫院自身的醫療服務利用量。另一方面分級診療制度下間接導致公立醫院醫務人員流動性增強，也令民營醫院可以藉此加強人才引進。

當前，從需求端看，隨着老齡化的加劇、居民醫療健康支付能力的提高，人們對健康的重視程度不斷提升，將帶來****醫療市場的消費升級，潛在需求不斷釋放。再加上新冠疫情下，醫保改革終於迎接了政府的態度的轉換，醫保線上支付得以加速打通。這意味着，接通醫保支付的民營性互聯網醫院獲客更容易，也就有機會對這些患者進行後續健康管理服務的轉化，將進一步帶動民營醫療行業的快速發展。

從供給端看，國際/國內先進技術與設備、社會資本介入、互聯網信息化等****則利好着民營醫療。隨着“互聯網+醫療”成為熱點，醫院也走上了信息化發展道路。民營性的互聯網醫院構建了一種全新的醫療服務模式，賦予了傳統醫院、醫療服務機構、醫生、醫療企業、患者新功能，重構了醫療健康價值網絡，嘗試着解決“醫療不可能三角”的難題。

因此，在需求端和供給端的生長下，品牌效應推動着診療人次的加快增長，技術更迭提升服務價格，發展模式可複製促進連鎖化，友好的政策環境進行加持，民營醫療服務行業實現着穩定的增長。

根據國家衞生健康委 2019年1月統計數字，截至2018年11月底，全國醫院3.2萬家，其中，公立醫院12072家，民營醫院20404家。民營醫院已佔全國醫院總數的63.8%。

此外，截止2018年，公立專科醫院1745家、民營專科醫院6155家。從增長趨勢來看，民營專科醫院迎來快速增長，2008-2018年十年複合增長率達到13.77%，成為我國醫療資源的重要補充。

時至今日，已經沒有人會懷疑民營醫院在醫療體系的重要作用，但正因為一切看起來都太樂觀了，隨着“跑馬圈地”的不斷推進，規模達到了一定程度，才滋養着更多風險的生長。

糾紛背後警鐘長鳴

儘管經過多年的發展，民營醫院在數量上已經實現了對公立醫院的超越，但在牀位數、診療數等方面較公立醫院仍有很大差距。

究其原因，首先是因為民營醫院內部運行規範化水平不足，**很多民營醫院在管理上仍採用傳統家族式或簡單的企業管理模式，存在管理制度不規範、管理效率低下。**重經濟利益，輕醫療服務質量。重外部宣傳，輕內部監管等問題。許多民營醫院，特別是中小型民營醫院沒有建立起現代的醫院管理制度。

與公立醫院人才建設中的重培養相比，民營醫院輕培養、重使用，即很少在人才培養上投入，大多從公立醫院挖掘人才。為在短期內實現醫院和科室醫療人才結構和服務水平的提升，民營醫院往往通過高薪聘請公立醫院的科室帶頭人和醫務人員，這就造成民營醫院自身的人次梯隊建設滯後，且聘請人員與民營醫院原有人員存在工作融合的問題，容易在工作中產生矛盾。

由於民營醫院發展時間較短，大多民營醫院尚未形成完善的醫院文化體系，事實上，大多民營醫院留住人才的手段也僅限於高薪酬，造成民營醫院職工流動性較大，這種情況既不利於醫療人才的成長，也不利於民營醫院的發展。顯然，這種一方面重視人才引進，另一方面卻造成人才流失的現象，將影響民營醫院的可持續發展。

除了民營醫療服務行業內的監管和人才培養，療行業除了助力公共衞生管理水平的提升外，還具有天然的逐利屬性。在民營資本逐利屬性的驅使下，部分民營醫院過分關注短期經濟利益，過分追求投資回報率，輕醫療服務、重投資收益。

在此以盈利為單一目標的指引下，民營醫院就容易出現了被媒體和民眾廣泛詬病的非法承包、出租科室，虛假誇張宣傳，誘導消費，僱傭“醫托”誘騙公立醫院患者到民營醫院診治，誇張患者病情，誘導患者消費的行為。

**“艾芬事件”作為一場醫患糾紛，****無疑將這背後的滋生着的風險放大到公眾面前。**2009年上市之初，愛爾眼科在全國僅有19家連鎖醫院。如今，愛爾眼科內地醫院及中心數量已超600家，初步建立了一張覆蓋全國的醫療網絡。也就是説，上市12年間，愛爾眼科旗下醫療機構的數目增加了500多家。

同時，愛爾眼科作為全國眼科專科醫院龍頭，門店也已佈局海外，形成了覆蓋歐洲、北美、東南亞、中國的發展網絡格局。但如此大面積覆蓋的“分級診療與連鎖模式”下，治療質量與管理能力也引發了擔憂。

一方面，近年來隨着營業收入與淨利潤持續攀升時，醫生人力資源成本僅佔比約30%，醫生資源不足，醫療質量也參差不齊；另一方面，在高速擴張的過程，愛爾眼科醫療事故頻發。中國裁判文書網顯示，從2014年到2020年，愛爾眼科醫院作為當事人的醫療損害責任糾紛共計41起。

在此次的“艾芬事件”裏，根據雙方的敍述和事情發展的時間線，如果將眼睛比做相機，晶體是鏡頭，眼底是膠捲。可以説，艾芬是相機出了問題，而愛爾眼科只換了更昂貴的鏡頭，沒換膠捲，甚至還不知道膠捲壞了。多種偶然因素的疊加，最終導致了艾芬的不幸。

這起糾紛被社會關注，揭開醫療糾紛悲劇性的一面：醫療行為的複雜，使得“對”與“錯”的界定及其困難。但也同時提示了作為我國衞生服務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醫院所應當承擔的一定的社會責任，以及其應當面對的內外部的監管和流程規範，真正做出調整和改變。

艾芬作為武漢抗疫中的“抗戰英雄”尚且需要通過媒介以維權，下一個醫療事故的普通患者又將通過什麼手段尋求真相？當不確定的風險真正發生時，高速成長背後的隱患逐漸顯現，將會加速部分民營醫院走向終點。這值得每個人警鐘長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