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助理國務卿：“衰落是我們自己的選擇，中國將讓美國更強大”_風聞

**導語：**衰落主義者們悲觀地認為美國已經從其卓越的國際地位中下滑，“衰落論”在美國甚囂塵上。但本文作者並不認為美國失去了它的絕對優勢，作者提出，對於將中國視作競爭對手的美國來説，中國的崛起會促使美國解決其長期存在的制度問題、民生問題等國內問題，同時也讓美國避免了衰落。

作者Kurt Campbell是亞洲集團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前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Rush Doshi是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戰略倡議主任，耶魯法學院Paul Tsai中國中心研究員。

本文選自 Foreign Affairs，不代表本智庫觀點。

民智編譯

The China Challenge Can Help America Avert Decline

來源 | Foreign Affairs

作者 | Kurt Campbell and Rush Doshi

譯者 | 李知之

（正文約3500字，預計閲讀時間為10分鐘）

1 月 20 日，拜登緩緩走上演講台，他很可能帶着口罩，與周圍的官員和家人保持着社交距離，抬頭望去，他面對着的是世人眼中正日薄西山的國家。

曾經，美國崩潰的中產階級和嚴重的內部衝突作為亟待解決的問題，推動了特朗普的上台，但特朗普的4 年任期並沒有帶來任何有效的解決方案，這些問題仍然存在。

而且特朗普還給他的繼任者留下了新的弊病：失控的疫情、陷入困境的經濟、迅速增長的債務、受損的民主制度和全球聲譽。

對美國來説，衰落是一種選擇

“衰落論”認為美國正在從原有卓越的地位下滑，並且這種下滑是不可逆轉的。

但這種宿命論是錯誤的。

現在的美國****仍然擁有着令人羨慕的優勢：年輕的人口、財政優勢、豐富的資源、和平的邊界、強大的聯盟和創新的經濟。

此外，正如薩繆爾·亨廷頓幾十年前在《外交事務》中所寫道的那樣，“美國擁有非同尋常的自我糾正能力。但諷刺的是，衰退主義者‘在阻止衰退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對美國來説，衰落與其説是一種狀況，不如説是一種選擇。

即將上任的民主黨總統雖然擁有了罕見的“大一統政府”，但衰落這條下坡路將繼續貫穿美國兩極分化的政治體系。

不過，在擺脱衰退的道路上，兩黨可能會罕見地達成共識：美國需要奮起應對中國的挑戰。

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挑戰並不是一種選擇。中國日益增長的國力及全球影響力對美國構成了地緣政治意義上的實際挑戰。

但和冷戰時期與蘇聯的軍事化鬥爭不同，美中之間的競爭主要集中在經濟和技術領域。為了應對這一挑戰，美國需要對其競爭力和創新力進行再投資，這對美國國內的經濟復甦和工人階級的生活也至關重要。

政策制定者應該**將解決國內問題和應對國際挑戰兩個議程聯繫起來。**這樣做不是為了放大焦慮，而是為了確保完成國內任務的同時，也會在國外產生有益的影響。一魚雙吃，事半功倍。

**外部競爭者的到來，往往會推動美國成為最好的自己，**如果處理得當，美國將再次強大。

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須抵制衰落主義傾向，並制定出一種既能刺激創新，又不會引發恐懼和偏見的應對措施。

衰落是美國的傳統

美國人對衰落的焦慮由來已久，甚至在本應陽光燦爛的“美國世紀”，也會不時出現深深的自我懷疑。

**衰落主義始於歐洲，**德國作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暢銷書《西方的衰落》出版於西班牙流感期間，彼時西方世界的衰敗激發了一代悲觀的美國人，其中包括亨利·基辛格。因為他的衰落主義觀點，他經常被稱為“斯賓格勒主義者”。

然而，歐洲衰落主義者往往是宿命論者，他們生活在帝國沒落的陰影裏回望過去的輝煌。而美國的衰落主義者卻不同，預見到衰落的美國人通常會利用這些對於衰落的焦慮來釋放動力、能量和重塑。

美國衰落主義的第一波浪潮始於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德國和日本比美國更快地從這場經濟災難中復甦，這激起了美國對本國制度的懷疑。直到羅斯福新政使得美國經濟得到復甦，美國的衰落主義浪潮才逐漸退去。

到了1957年，蘇聯發射了Sputnik衞星，這使得美國爆發了第二波衰落主義思潮。慶幸的是，羅斯福新政留下的深刻影響依然存在，美國建立了由聯邦政府支持的研究和教育機構，這使美國在幾十年裏一直處於技術領先地位。

預見衰退的美國人釋放動力、能量和重塑

第三波衰落主義浪潮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達到頂峯。

在那二十年間，美國人經歷了一系列的社會動盪和政治暗殺。經濟上，美國人引以為傲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一夜崩塌，美國迎來長達 13 年的滯脹。政治上，美國時任尼克松總統深陷政治腐敗案。軍事上，在美軍的強力支援下，西貢依舊“淪陷”。而對手蘇聯卻在穩步前進。

但即便是這些糟糕的事情也為美國帶來了調整和發展。

社會動盪推動了民權改革，彈劾總統重振了美國的法治，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最終帶來了美元的主導地位，在越南的失敗終結了徵兵制度，而蘇聯沒挺過時間的考驗，正在分崩離析。

但美國的衰落頹勢並沒有停止。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以工業侵蝕、貿易赤字和不平等加劇為標誌的第四波衰落主義浪潮衝擊着美國領導人。

第四波浪潮給了日本和德國發展工業的機會，在這期間日本開啓了汽車工業的黃金年代，德國的製造業、工業也開始高速發展。相比之下，美國的經濟大幅衰退，促使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保羅·聰格斯宣佈“冷戰結束，日本和德國贏了”。

儘管面對這些壓力，美國還是成功帶領了信息技術革命。聰格斯發表這番言論後不到十年，美國就被譽為無可匹敵的超級大國。

新的衰落

美國現在正處於第五次衰落主義浪潮中。這次浪潮始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並在特朗普打破常規的總統任期中加速。

彭博社專欄作家諾亞•史密斯認為，美國的衰落是“顯而易見的”，他認為，如果不進行國內改革，美國在幾十年後就會像一個發展中國家一樣。

美國可能會淪為一個**“去工業化的英語版拉丁美洲共和國”，**其經濟將建立在商品、房地產、旅遊業，跨國逃税之上。中國的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會逐漸限制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不過，正如那些預言美國將繼續衰落的人指出的那樣，不平等、兩極分化、虛假信息和去工業化等因素是真實而可怕的，但它們在本質上是全球性的，並不是美國獨有。

更何況，**他們忽視了美國相對於中國的優勢。**中國人口紅利衰退，經濟增長放緩，美元依舊是世界唯一的國際結算貨幣。並且，在中國崛起的大部分時間裏，美國一直佔據着世界GDP的四分之一。

他們也可能低估了美國的吸引力。在經濟之外，是美國價值中的開放與包容吸引了能夠同美國一道維繫全球自由秩序的盟友，以及能夠推動美國經濟增長的世界移民。

政治原因將導致美國的衰落

美國的軟實力來自於這個國家開放的社會和公民信仰，而不是來自於政府。

去年夏天，喬治·弗洛伊德被殺後的抗議反映了公眾為實現美國的基本價值而進行的鬥爭。而這一時間也證明了美國價值的吸引力具有普適性，所以抗議遊行才能受到全球矚目，並得到了別國的響應。

然而，僅憑美國自身的優勢還不足以阻止國家的衰落。

如果美國真的衰落了，其根本原因只會是政治原因，而政治是可以被選擇的。經濟不平等、城鄉差距、社交媒體算法和不受限制的競選捐款加劇了國內分歧，並使國會幾十年來陷入了無盡的爭吵與拉鋸。

一個歷來靠規範而不是法律維繫的體系，剛剛經受了一場可能以政治暴力和自內戰以來最大的憲法危機告終的選舉。美國政治制度還能夠自我修正嗎?

共識離岸

雖然拜登的第一個任期可能會面臨奧巴馬政府時期常見的那種黨派阻撓，使政府無法立即採取行動逆轉衰退，但現實情況不一定如此。

在慣常的黨派仇恨之下，兩黨都摒棄了一些傳統觀念，並認識到了重塑美國信心的必要性。有時，他們甚至會在優先事項和變革思想上達成一致——例如產業政策、國家市場關係、研究與發展、以及貿易政策。

一直以來，對華政策都是這些轉變的核心。中國發展越迅速，美國公眾和國會就越有可能在評估中國的影響上、在對華態度上達成一致。

所以，對於美國來説不僅要從國內的角度來制定復興計劃，更要廣泛地考慮如何在中美競爭中的維持自身優勢。

為了在競爭中取勝，兩黨的政策制定者們達成共識，一同重建這個因反政府人士的惡意而被削弱了的國家。

比如説，如果華盛頓要對抗中國的崛起並保護美國的就業機會，聯邦政府將需要一個可以整合有關工業產能、供應鏈、進口依賴性信息的辦公室——這是貿易戰和疫情揭示出的美國的關鍵弱點。

美國也將不得不重新思考國家和市場之間的關係。兩黨的許多人士現在都承認，僅靠市場力量無法消除社會不平等、維持經濟增長、保障國家安全，或確保與中國國有龍頭企業競爭的競爭力。

這一認識可以為科學技術投資提供支持，甚至為議程裏的內容提供論據，這些內容包括支持工人、打破壟斷、在半導體等關鍵部門實施產業政策。

但如果拜登政府真的以這種方式打中國牌，那麼它必須小心謹慎，中美之間不應該也不能出現對抗，更不可以發展出第二次冷戰。

通過建設性的對華政策，在國內增強美國的實力，在國外提高美國的競爭力，美國領導人可以開始扭轉美國衰落的印象。但他們不能就此止步。

他們還必須找到積極的方式，重新凝聚美國社會，使民主發揮作用。強調共同的自由民族主義，也就是歷史學家吉爾·萊波雷所説的“新美國主義”，那一直是美國公民文化的一部分。

60年前，美國人還沉浸在“人造衞星”事件的衝擊中時，還是總統候選人的肯尼迪在市政禮堂發表的演講中列舉了這個國家所面臨的嚴重危機。

這些危機包括：低工資高房價，日益增長的衝突風險，逐漸萎縮的工業，以及在美國停滯不前的同時，新競爭對手卻在崛起。

肯尼迪説：“我們必須克服的是現世存在的美國已經成熟的觀點，別人認為我們的正午已經過去,認為我們最明亮的日子早已過去,認為我們現在正在進入漫長而緩慢下午……但我不這樣認為，這個國家的人民也不應該這樣認為。”

而如今的美國人也應當擁有同樣的覺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