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大廠“996”，我在備考公務員，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_風聞

近年來，“進體制”成為了越來越多年輕人的職業目標。公務員，事業編，教師編……不再需要父母“逼迫”，他們自覺自願地投入進這些崗位的備考之中。

國家公務員局網站發佈的數據顯示，2021年“國考”（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公務員招考）報名且通過審核的人數有157.6萬，為近三年中最高，平均招錄比約為61:1，其中競爭最激烈的崗位，招錄比高達3334：1。

儘管公務員一直是父輩眼中最理想的職業，但年輕人發自內心地追逐和認同它的時間卻並不長。從被迫到自願，年輕人為什麼會對公務員“真香”？

1.  

“996”肆虐下，  

“考公”是退出競爭的方式  

近些年，伴隨着經濟增速放緩，年輕人對未來的預期，逐漸變得悲觀起來。“努力就能改變命運”這種話，早已喪失了説服力。

三不五時冒出的新聞拼湊出年輕人們需要面臨的殘酷圖景：“996”式的拼命之後，是35歲就可能被“淘汰”的前景；工資的增速，不一定趕得上房價和房租的漲幅；一場大病，隨時可以使一箇中產之家返貧……

現實告訴人們，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就隨時會被生活逼入窘境。

三浦展在《下流社會》中寫道，“當整個社會形成一股上升氣流時，即使缺少上升意欲，也可以在不知不覺間隨大氣流一同上升，而當整個社會不再處於上升期的時候，只有上升意欲強烈並具有一定能力的人才能最終得到上升，不具備上述動力的人便只有跌落了。”

為了不“跌落”，人們只能不斷努力，“就像是騎在一輛隨時會倒下的獨輪車上，感受到背後不斷逼近的不安，非得騎到把自己累倒，不死不休”。  

於是，許多苦於這種生活的年輕人，把“考公”當作了自己退出競爭的方式。畢竟，拿到“鐵飯碗”之後，就可以不用擔心被快速發展的社會淘汰。

“我畢業之前一度認為，閒着幹啥啊？為啥不加班啊？但現在我覺得，‘965’是我的底線。”楊柴柴是遭到社會“毒打”後投身“公考”的龐大羣體中的一員。

2017年畢業的楊柴柴在一家著名的會計師事務所工作三年多了。這是一份在許多人看來光鮮且高薪的工作，但一年中有9個月的時間，它需要“996”式的高強度投入。工作這幾年，他的職級在漲，薪水在漲，但他對於自己未來事業的預估，卻遠沒有剛畢業時那麼樂觀。

“我之前以為自己在體制外能掙到錢，但現在發現，想要成為我理想中的‘有錢人’，在能力和機緣都足夠的情況下，也需要維持我現在的生活狀態十幾年。而且，級別越高，責任越大，壓力越大，即便我升到合夥人，也是不停幹活，永不停歇。我越來越覺得，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更何況，這麼多人在這條路上擠，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成為最後的幸運兒。如果到了35歲還沒晉升到一個合適的位置，就真的是四面楚歌了，該如何做能保證自己不被裁掉？還能夠找到怎樣的工作？我不想我以後的路只能越走越窄。

而且，真的進入社會才發現，有很多事情，不是有錢就夠了的，就像我的許多合夥人，現在還是為孩子上學沒有户口焦頭爛額……”

作為一名執業CPA（註冊會計師），楊柴柴是不少人眼裏很有前途的年輕人，但他仍然對現狀和未來充滿焦慮，想從這個不進則退的環境中抽身出去，喘口氣。

在2021年“國考”中，他報考了某個老幹部局的財會崗位，即便要求兩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該崗位的報錄比還是高達150：1。“考不上的話，就再考兩年吧，考到29歲再説。”

“我現在覺得，無論是金錢還是事業還是別的什麼，都可遇不可求，只有身體健康是自己的。”

2.

“現實密不透風，

留給我們的只有一條很小的縫”

對於像楊柴柴這樣簡歷光鮮的名校生來説，“考公”可以使他們免於“跌落”。而對於人數更多的，普通大學的畢業生來説，成為公務員則是他們為數不多的上升渠道。

這是一個貧富分化越發嚴重，且階級逐漸固化的時代。戴錦華曾指出，在技術革命帶來的分化中，一部分人被徹底放逐，他們不是過剩勞動力，而是結構性的多餘，這是一輪新的“自動化”，人在大規模地，進一步地被廢棄。

如今，學歷貶值已成為既定事實，“本科畢業”在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上早已毫無優勢。許多人能選擇的，只有薪酬低，工時長，甚至沒有社保的工作。這樣的工作顯然並不能幫助他們在城市中立足。

在《我的二本學生》一書中，作者黃燈以二本院校教師的視角，講述了這些學生的經歷。她坦言：“對二本高校而言，不得不承認，學生的分化，在入學前多半已完成，教育的實際功效，其邊際效益早已遞減。”

但是，這張本科畢業證，能換來一張公務員考試的准考證，讓這些學生同“出身”更好的學生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完成一場相對公平的比賽。

只要考上公務員，就能獲得不低於當地平均水平的穩定收入、高標準的社保和公積金、正常的休假、食宿方面的各種福利待遇和較高的社會地位。

《南方週末》的一篇報道引述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稱，從平均數看，體制內的收入水平已將體制外甩開。2019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90501元，比上年增長9.8%，而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53604元，比上年增長8.1%。

“現實密不透風，留給我們的只有一條很小的縫”，黃燈的學生婉麗這樣形容自己的處境。只有從這條縫裏擠出去的人，才有機會體驗更好的生活。

在黃燈寫下的故事裏，不論是她第一次擔任班主任時所帶的2006級，還是後來的15、16級，獲得了穩定且較好生活的，往往是那些選擇成為公務員的學生。

她因此寫道，“對普通家庭的大學生而言，公務員不見得是最好的職業選擇，但卻是最能告慰父母的艱辛付出、最能兑現一紙文憑價值的途徑。更重要的是，這條路是否走通，往往成為判定這個羣體是否存在上升空間的隱秘標尺。”

不論名校生還是二本生都爭相“考公”的情況引起過不少討論。其中，去年八月一份杭州市餘杭區的招聘公示名單引起的爭議應該不少人還記得。該名單中，48個崗位的擬聘用人員，清一色是清華北大的碩士和博士，其中還有8個崗位屬於最基層的街道辦事處。

看理想主講人聶輝華在相關的評論文章中提到：

經濟學家施萊佛（Andrei Shleifer）及其合作者曾專門對人才配置問題進行了研究。他們將所有的崗位大致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創新型崗位，負責把“社會蛋糕”做大，例如企業家和科學家；

第二類是尋租型崗位，這類崗位不直接創造價值，只是負責社會蛋糕的分配，例如公務員和律師。

他們指出，合理的人才配置，應該是頂尖人才都去從事創新型工作，去把蛋糕做大。

當這個社會上最有才能的人反而成為尋租者時，他們的個人報酬大部分來源於對他人財富的再分配，而不是來源於財富的創造。

這對於整個社會的造成的結果就是：有才能的人沒有參與改進技術，和普通才能的人一起都成為尋租者、分銷蛋糕者，那麼，經濟也陷入停滯。

聶輝華，公眾號：看理想考不上清華北大，連去街道辦都“不夠格”？

在“考公熱”的背後，或許我們還應該思考，一個年輕人像草履蟲般地湧向體制的社會，是健康的嗎？  為什麼“分蛋糕者”的處境好於“做蛋糕者”？  為什麼“做蛋糕者”的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  “分蛋糕者”是否分走了太多的“蛋糕”？

3.

不被鼓勵擁有夢想的年輕人，

朝着“温暖”的地方擠去

在前文提到的那篇《南方週末》的報道下，最高讚的評論是，“奇怪的是，大家談的是錢、級別、安全感，很少有人談理想談夢想，這更像是40歲以上人士的擇業觀。”這條評論的點贊數比文章本身的點贊數高出兩倍多。

今天的年輕人還被鼓勵擁有夢想嗎？

黃燈在書中對比了自己和學生的處境，她發現，在她的大學時代，教育目標是為集體（祖國或社會）培養“人才”，而到她的學生，卻變成了培養找到工作的就業主體，“把人變成資本化的一個要素”。

人類學學者加桑·哈格（Ghassan Hage）指出，當代兩極化的社會催生出三種“希望的匱乏”（Scarcity of hope）。第一種是，希望分配不均，對於不掌握權力和金錢的羣體來説，“希望”變得越來越奢侈；第二種是，希望的窄化，只有“向上流動”才值得鼓勵，“向下流動”“向左流動”“向右流動”則完全在想象之外；第三是慾望的不斷延後，例如“等考上大學／找了好工作／買了房子……才……”，也就是製造一種永遠推遲實現的“希望”。

“希望的匱乏”似乎可以解釋“考公熱”背後，年輕人們面臨的精神困境。

楊柴柴希望考入體制的一部分原因是，他並不喜歡現在的工作。“大學教育真的很失敗，我對未來職業認知過於狹隘，也沒有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啥。做了幾年之後發現，自己（聽起來）想做的一些工作，門檻很高，自己做不了了，剩下的都是自己不想做的，也沒錢可掙，還不如去考公務員。”

隨大流一路走到今天的他，其實並不瞭解自己。“無論是工作、興趣愛好還是親密關係，什麼是適合自己的，是我真正想要的，我還沒有答案。”

而在黃燈的學生中，擁有夢想的國偉卻從不相信自己能夠實現它。即便痴迷寫小説，他仍然選擇在畢業後通過公務員考試成為一名獄警。他説：“夢想，每個人都應該擁有，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實現。我在大學期間，就知道自己不能把夢想照進現實，至少短期內不可以。我很清楚地認識到，大學畢業後，我的首要任務是要解決我和家人的生活問題。”

不得不承認的是，即便在體制外，大部分工作也並不與“夢想”有關。創造的快感，自我價值的實現……可以提供這些意義的工作並不常見，人們只是把自己的勞動能力像商品一樣賣給擁有生產工具的人，被告知做某事然後去做，毫無自由可言。

在這個社會，人更多地被當作人力資源，而不是人本身來對待。“任何抵抗都會有現實的代價。”於是，人也不可避免地開始將自身工具化，以期找到對應的路徑。

在這種“向上”的單一價值取向的籠罩下，不論是否有能力選擇，年輕人們早已在教育的訓誡中，現實的錘鍊下，一點點喪失了探索生活的勇氣。而“公務員”作為一個高性價比的職業選擇，自然越來越受到歡迎。

齋藤茂男在描繪日本泡沫經濟時代的《飽食窮民》一書中寫過這樣的話：

“我們究竟想要做什麼？想要度過怎樣的人生？在我們尚未思考出結論時，我們自身中機械性的部分就已經擅自啓動，和全家人按照‘幸福家庭’的劇本表演着過家家一樣的生活——這是一羣追求和他人一致外表，和他人同等穩定的‘趨同成癮機器人’。”

通過選調生考試“上岸”的L對現在的生活很滿意，在她看來，公務員的職業更能為今後的生活兜底，自己也從踏踏實實地做事中得到了滿足。

成功逃離了互聯網大廠成為公務員的X仍然需要不停加班，但和在大廠不同的是，現在的她雖然覺得辛苦，卻不再焦慮。

從培訓機構離開，進入一所二本大學國際處工作的琪琪，如今擁有了更多自己的時間。她在去年暑假時，自學了吉他。

這些原本就並無野心的年輕人，似乎真的過上想要的生活。可問題是，為什麼我們要經過如此激烈的“廝殺”，才能過上如此簡單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