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發展自主技術不要忘記兩個重要原則_風聞

**題記：**2020年12月20日，北大國發院以“雙循環：國家發展新格局”為主題舉辦第五屆國家發展論壇，諸多學者和嘉賓從國家發展的不同角度，帶來深度分享和公共討論。本文根據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國發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姚洋的演講整理。

大家如果關注五中全會，還有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內容，想必已經有一個直觀的感受，就是發展自主技術是雙循環的重中之重。而且，五中全會的文件裏首次出現“進口替代”這個詞，值得關注。

“進口替代”戰略不是中國獨有

進口替代原是上世紀50年代世界銀行對於發展中國家的一個標準的政策建議。

那個時代，世界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發達國家，一部分是發展中國家，當時出現的“依附理論”認為，發達國家處於中心地位，主導着技術進步，但是並沒有惠及處於邊緣的發展中國家，甚至也沒有讓發展中國家的原材料價格相對於發達國家的產品價格上升，因為通常來講，技術進步越快的國家，生產的產品相對價格應該下降。由此引出的一個政策建議就是，發展中國家最好施行進口替代戰略，即發展中國家也直接去做發達國家正在做的事情，自己生產機器設備，而不是根據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等相對低端、但相對發達國家有比較優勢的產業。

可見搞進口替代並不是中國人發明的，是當時世界銀行對發展中國家的一個標準的政策建議。

實施進口替代的國家，也不僅是中國，拉美國家、印度都在採取進口替代，當然相對而言中國做得比較好。我們在新中國成立前30年裏至少建立起比較強大的工業基礎，而且當時也的確把我們的工業水平推向了一個較高的高峯。

比如，當時關於造船有過一個爭論，一方認為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説，租船最便宜，就像現在航空公司很少買飛機，都是租飛機，因為便宜。但是另一方認為是中國要自己造船，並得到實施。結果今天世界上80%的船舶噸位都是中國生產的。如果那時候中國沒有堅持自己造船，就沒有我們今天的這種成就。

這是搞進口替代的成功案例。

改革開放後的“進口替代”價值容易被低估

改革開放以後，進口替代的速度加快，而且成本更低。進口替代最主要的方式也變成了邊幹邊學。凡是自己不能直接生產的高級產品，先進口再慢慢學着自己生產。

十多年前，我和我的一位博士後張曄寫過一篇文章，後來這篇文章還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這篇文章指出，如果單看我們加工貿易的增加值，通常的意見是，由於產業太低端，增加值很小，似乎不值得做。在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甚至有人認為不應該再搞加工貿易，因為加工貿易兩頭在外，創造了太多的外貿盈餘。但如果仔細看中國出口產品的增加值，會發現廣東和全國不一樣，廣東作為先行者，早期的加工貿易增加值也是下降的，但堅持20年之後出現了V型反轉，國內增加值開始提高，這就是進口替代。

在中國今天的加工貿易中，本土貢獻的增加值已經佔到40%左右。加工貿易不等於低附加值，更不是沒有附加值，否則怎麼可能創造這麼多的外貿盈餘？2014年之前，中國的外貿盈餘都是來自於加工貿易，這直接説明加工貿易是有用的。

我們要深刻地認識到，加工貿易不僅帶來外貿盈餘，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加工和貿易的過程中學到很多東西，這是寶貴的知識和技術資本，同時又積累了鉅額的資本，這些資本轉化成更多更高級的機器設備，這就是鮮活的產業升級圖譜。

不僅如此，中國的加工貿易還惠及全球，除了中國製造帶來的成本優勢惠及全球消費者，中國的製造業在開放的過程中和國外企業保持了交流，大家有分工合作，也是直接或間接的競爭。哪怕是競爭對手之間開會、研討，爭奪產業新標準，都會整體上提高全球的技術水平和經濟緊密程度。

因此，開放促進進口替代，在開放的環境下搞進口替代仍然是中國最好、最便宜的產業升級途徑，並對全球有益。

發展自主技術的兩個關鍵問題

在今天這個節點上，關於自主技術有兩個問題要深入思考。

第一個問題是Plan A和Plan B的關係。

我們搞自主技術的動因很大程度上源於美國對我們的技術封鎖。我們要做好積極的準備，但它是Plan B，就像每輛車都有一個備胎一樣。我們在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搞三線建設，把Plan B做成Plan A，成本非常高。我們不能將所有的“卡脖子”技術都自己做了。如果以“卡脖子”作為標準，很容易把Plan B做成Plan A。而且，中國經濟的體量太大，一旦做成一項技術或產品，別的國家基本上就難有活路，經濟問題進而可能轉化為外交問題。

中美已經有不少經濟問題被特朗普政府搞成了外交問題，特朗普把經濟問題武器化了。我們一定要認識到，中國經濟已經是非同尋常的體量，我們對世界的影響越來越大，國內的經濟政策不僅僅影響我們自己的發展，而且也直接會影響到外交，外交又會反作用回來。毛主席當年對外交有一個觀點，就是外交應該讓朋友變得多多的、敵人變得少少的。

在中美關係、自主技術問題上，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慎提舉國體制，因為對於國際社會而言，他們可能覺得這是我們在主動地與世界脱鈎。千萬不要做成了外部沒有和我們脱鈎，而我們自己先主動脱鈎，尤其是內心並不想脱鈎，卻表述錯誤，使自己陷入外交上的被動。

第二個問題是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這是個老問題，但是在自主技術領域，這個問題變得更加突出。現在各級政府都在動員成立各種基金，爭相發展自主技術，這樣的做法能不能見效？我認為政府加大資金投入肯定能見效，但是不是最優的方式？這非常值得我們思考。

2018年和2019年的去槓桿，一個重要的不良影響就是金融領域出現嚴重的國進民退。自主技術領域其實也是同樣的道理，但和金融不同的是，即便發生嚴重的國進民退，短期內也看不出來有什麼重大的代價，因為效率的下降有一個過程。問題是，五年、十年之後，我們就會發現，國家整體的技術進步速度反而沒有以前快。

究其原因，是因為國有金融企業歸屬於政府，其目標不可能完全以利潤為導向，而是兼顧多種職能，這時想靠它們把市場化的技術搞上去，不僅有難度，而且極有可能付出很大的代價，產生很多不必要的浪費，包括資源和時間的浪費。

當然，這不是要否定國有企業或舉國體制的價值。中國的兩彈一星等不少技術都是舉國體制的偉大成就，我前面講的造船，還有衞星發射技術等，都是舉國體制的傑出成就。但我們也一定不要忘記，我們當時為發展這些技術不計成本。在特別關鍵的少數領域，舉國體制、不計成本、國企為主都沒有問題，但如果變成各級政府，各領域都以不計成本的思維投入自主技術突破，變成一種大面積的行動，恐怕就會帶來驚人的浪費。

中國改革開放和世界發展的歷史都證明，創新還是應該由市場來做，在分散的市場決策裏做創新是目前為止人類探索出來的最有效方式。真正關鍵領域的自主創新一定是必要的，但分清哪些必須由政府做，哪些完全可以交給市場做，也同樣是必要的。

總之，中國今後的發展必須更多地依賴創新，發展自主技術是必然的、必要的，但一定不要把自主技術和開放、市場對立起來，而是要緊密地統一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