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哪裏耕地壓力大？_風聞

吃飯問題大過天

2020年是窩心的一年。不僅有肆虐了一整年的新冠疫情，還有一件事也曾讓人一時間擔心不已，那就是在去年年初被反反覆覆提及起的非洲蝗災。

只是非洲的蝗蟲再怎麼變異，也到底是飛不過喜馬拉雅山脈；在國內，遏制蝗災的方法也不是靠廣大人民獵奇的胃口，滿草原亂逛的溜達雞也只是手段之一。只有農林人員依照科學方法兢兢業業地實施災害監控，才能夠防蝗災於未然。

別看去年初和糧食有關的問題讓人一驚一乍，彷彿全世界就要缺糧餓肚子了，其實玉米和大豆期貨指數去年上半年一直處於近幾年的低位。直到入了秋，玉米和大豆期貨指數才開始上漲，如今持續創造着新高。

國際糧價的持續走強，意味着世界糧食產能的乏力，而在這裏面得利的永遠是那些能穩定保持糧食生產安全的國家。那麼我們國家的糧食生產現在是怎樣的狀況呢？

我們在之前的文章已經提到過，中國的人口增長勢頭已經是強弩之末，未來幾年將達到人口增長的最後峯值，在這之後就進入了統計學上可以預見的人口減少時代。但人口減少估計也是2030年之後的事情了，眼前的人口數量我們無法視而不見——現在還有14億人口呢，哪怕以後再怎麼減少，這個基數還是很龐大的。

更何況這十四億人口可不是吃紅薯就能打發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還存在矛盾。吃上大米白麪還想吃蔬菜水果和肉類，可吃肉養豬就要消耗玉米大豆，而玉米和大豆很受國際市場影響。如今豬肉價格上漲，我們後台抱怨的人立馬就多了起來。

另一方面，自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迅猛，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大中型城市的不斷擴張。伴隨着城市範圍的擴大，水泥森林也相繼座座拔起。不過萬丈高樓平地起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像我們介紹過的一樣，通過徵用土地的形式，將集體土地轉變為城市建設用地。

人總歸是要填飽肚子的，水泥森林不能吃，把土地都拿去蓋樓了，還用什麼種糧食呢？為此，中央政府在2004年時就已經提出了保持18億耕地紅線不動搖政策，只是十幾年來耕地紅線政策的執行，被城鎮化浪潮下席捲過的土地倒是值錢了不少。

如此以來，一面是尚未到達人口增長頂點的人口數目，另一面是快速城鎮化帶來的土地使用。而在這其中，看起來最為顯著化的矛盾，就是當下依然龐大的人口基數對於糧食的需求，以及在城鎮化過程中，對於農用耕地的佔用現象。

話説到這裏，我們就不得不去思考一些問題：我們還有多少耕地？我們的耕地還能發掘出多少潛力？

北方成為產糧區

如果我們用一個專業一點的詞——“耕地壓力”，來説明糧食產出與城鎮化的關係的話，從最樸素的“城鎮化就要拿地”的邏輯出發，城鎮化率較高的珠三角地區，應該承受了很重的耕地壓力。

我們之前在《拆遷致富的人》提到過發源於佛山南海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在一個周邊經濟發達，土地利用效率極高，同時地理環境上也不利於規模經營的區域內，選擇將土地用於純農業種植帶來的收益，是遠遠追不上把土地承包出去，用來吸引中小型產業進駐所帶來的土地租金提升實現的回報的。

因此，當地人根本不需要進行純農業經營，土地建廠房或住宅租出去才能利益最大化。又或者就像深圳的村子那樣，乾脆就地城鎮化了，等拆遷分錢最香了。

在這樣的環境下，如果一定要搞種植業，形成的也多是適應城市內需的特化型都市農業以及觀光農業。

東莞就是一個都市農業的典型。在還沒有實行土地股份制前，大家大多是埋頭單幹，而且市轄下屬麻涌還愛種香蕉。結果2006年遇到了香蕉病，全世界都是同一株香蕉的拷貝體，結果全部中招，香蕉減產又減價，無奈之下村民只能選擇拋荒土地去打工，好在離家不遠就有工廠。

土地股份制天然指向規模發展，在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被明確之後，東莞城郊搞起了都市農業和觀光農業，原本種下的低附加值的香蕉樹，現在被用來培育更高附加值的園藝花卉，以及為城市居民提供服務的農家樂設施，土地租金立刻漲價，都市農業的畝產值超過了傳統農業4倍。

這個時候就會有人問了，珠三角的居民要麼城鎮化了，要麼搞特種種植，他們吃的糧食誰來種？

要這個問題，就得看中國糧食作物播種面積的變遷了。

1999-2017年間，不僅僅是廣東，就連傳統上的魚米之鄉、天府之國，湖南、江蘇、浙江、四川的糧食作物播種面積都在減少。

同一時間段內，糧食作物播種面積擴大最大的省份是黑龍江，從809.9萬公頃增長到了1415.4萬公頃，擴大了605.5萬公頃。河南糧食作物播種面積擴大也很大，從903.2萬公頃擴大到了1091.5萬公頃，增長了188.2萬公頃。山東、河北等北方省份糧食作物播種面積也在不斷擴大。

從這一事實我們可以看出，最近二十年來，糧食生產功能區的轉移趨勢十分明顯。在功能分化的基礎之上，東南經濟發達地區選擇產業結構優化，第一產業被逐漸轉移向北方地區。轉移了第一產業的沿海發達地區，逐漸成為國內糧食主銷區；而北方糧食主產區，則作為農業生產的承接地，進一步強化了作為糧食主產區的功能定位。

這就意味着，通過統一的國內市場，南方將糧食種植等低附加值第一產業轉移到了北方，南方的大片土地用來搞特種農業或直接城鎮化。在發達地區裏，農業的存續就變得可有可無；而承接了發達地區農業功能的北方糧倉，那裏的耕地壓力就有可能被進一步提升。

先天條件優越的東北

北方也不能一概而論。

有些地區，如東北的松嫩平原，相比於東南沿海發達地區，耕地更加連續，在生產要素的投入和使用上有着天然的優勢。

但周遭經濟圈的相對不發達，使得北方省份沒有辦法照搬東莞市的發展模式：土地股份制下，純農業經營難以取得高回報；分紅力度的不足導致了這一模式難以在經濟較發達地區的推廣與應用。

但就像土地股份制促進了東莞地區的都市農業發展一樣，以黑龍江墾區為典型的國營農場土地承包經營制度，在推動北方產糧大省的農業機械化進程，以及依靠農具機械化解放土地生產力上，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黑龍江墾區，現在更多被人以北大荒所知。墾區擁有土地總面積5.54萬平方公里，其中耕地4338萬畝，佔全國農墾耕地面積近一半，是耕地面積最大的墾區。

但地廣人稀並不意味着隨便圍上一塊就能變成自己家的地。如果從之前我們討論過的深圳模式和南海模式兩種土地利用制度模式來看，國營農場就更像是深圳模式，土地所有權早已經被收歸為國家所有。

因此在這個基礎之上，隨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在墾區內逐漸興起“大農場套小農場”的雙層經營體制，以及“基本田”（口糧田）與“規模田”（商品糧田）的“兩田制”的土地使用辦法。同時鼓勵開發墾區境內的荒山、荒地、荒原、荒水（簡稱“四荒”）資源，採取招標或協議方式確定承包、租賃的個人或單位。

在國有農場的土地配置辦法下，原有的機耕隊、生產隊承包形式逐漸取消，土地、農機、核算、盈虧四方面規範到各家各户，生產、生活費全部自理，使得經營單位真正成為投入、經營、利益、風險的主體。

也就是説，當市場化因素進入到國有農場土地制度後，對於農機這一生產要素的分配和管理上，在國有農場的內部發生了變化：

在過去，國有農場掌握全部生產資料的時代，在農業生產中投入農業機械的決定權位於國有農場的手中。作為國有農場的職工，管理者們對農業機械的投入實質上與自身的回報之間的關聯性並沒有太大，換句話説，即使是有拖拉機種地省力，但這種激勵仍然稍顯不足；

而在國有農場的機耕隊、機組等編制被取消後，生產資料的掌握權回到了個人的手中。再加上有了來自國家的對於農機具購置的補貼政策，個人農户對於農業機械化的動力就進一步被強化。

配合着耕地連片的地理條件，再加上我國農機具在主要糧食作物中，小麥、大豆等品種上基本實現了全程機械化的農業機械化的水平，主要產糧區的土地產能被最大程度地利用。承載了產業轉移的東北產糧區，也能夠在市場化和農業機械化的進程下，通過提高效率的方式緩解土地的壓力。

農業問題很複雜

而河南也是北方，那裏人口稠密，沒有松嫩平原這樣優越的自然條件。

河南耕地經營規模不大，以分户分散利用為主，户均耕地僅6.5畝。即使有土地流轉，但直到2019年，河南省土地流轉、土地託管面積也就僅為全省耕地面積的半數左右。

所以對於河南，鄭州真的太重要了。很多河南農民靠種地不能過上好日子，才大量外出務工，鄭州經濟發展，有助於外出務工的河南人能有個離家近一點的工作地點。另一方面，在對耕地要求嚴格的河南，鄭州帶動經濟發展也是相當不容易——哪能讓河南老鄉都去種地呢？

糧食生產區位變遷現象的出現，本質上是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和內陸地區的產業承接導致的結果。在這一點上，南部城鎮化對北方產糧區的耕地壓力的上升提供了不小的推力；同時機械化、以及化肥和農藥等技術因素的投入逐漸接近上限，農業回報開始趨向邊際效應遞減，在城鎮化的擴張下，北方產糧區似乎只能選擇被動地接受。

可問題是，過去的城鎮化真的是合適的嗎？

截至2016年，省會城市平均規劃4.6個新城，地級城市則為1.5個。但要達到這些新城的規劃目標，總共需要34億人口。2001-2015年，城市用地規模年增速幾乎每年都高於城市人口年增速。

**☉**數據來源：土地財政與城市用地規模及人口增長聯動關係區域差異

這就意味着，中國城市過去“圈地”要大於“搶人”，吞噬土地大於以人為本。

過去建立在土地財政基礎上的這套城鎮化模式必須要改變，城鎮的擴張要集約化，而不是大筆一揮粗放式圈地。亂圈產業園，負債幾十億數百億，什麼好企業都無法招商引資過來的規劃，更是要嚴控。

但人口的城鎮化還是要進行，吸收更多農民進入第二、三產業，他們的收入能夠得到提高，而且新一代農民工也確實難以回家種地了。

更多農民進城，他們的土地可以在保留承包權的基礎上得到流轉。每年農民得到租金，大的農業集團（可以是本地農村的合作社）將土地集中起來搞大規模農業，效率比起分户分散利用土地會高很多。

耕地紅線，不是一個框死的概念，而是在動態變化的，想要擴大農業生產潛力，也要考慮到技術提高和管理改善取得的進步，以及和社會經濟的互動。

官方口徑也能體現這一點。最近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牢牢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堅決遏制耕地“非農化”、防止“非糧化”，規範耕地佔補平衡。總體來説，紅線卡得還是很死。

而另一方面，在去年初就出台過政策，將國務院可以授權的永久基本農田以外的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審批事項授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准，也就是説，紅線以外的土地，地方使用的自由度是提高的。

紅線以內的土地，也有試點將永久基本農田轉為建設用地和國務院批准土地徵收審批事項委託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准。可見，紅線整體較嚴，局部還是可以靈活處置的。

農業問題，可不僅僅是農業本身的問題，這是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息息相關的，也是相當複雜的。糧食安全，也和國際市場緊密相關。想了解如今國際糧食情況，請點擊文末“在看”，人數多的話我們會另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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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新聞報道-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n1/2020/1219/c64094-31971981.html

河南咋保護耕地質與量？大數據告訴你！-大河網 https://news.dahe.cn/2020/06-22/671306.html

國務院關於授權和委託用地審批權的決定（國發〔2020〕4號）_政府信息公開專欄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3/12/content_5490385.htm

王玉波. 土地財政與城市用地規模及人口增長聯動關係區域差異[J]. 經濟地理, 2019(10).

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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