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拜登時代美國對華經濟三場戰爭基本態勢_風聞

來源：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

作者：李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經濟外交項目組召集人

2021年1月8日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李巍教授參加了民智國際研究院舉辦的《全球經貿格局演變與中國的對外經貿戰略》主題講壇，就中美未來五年的經貿競合關係進行了預判。他認為，未來中美關税戰將不會進一步發酵，但金融戰爆發風險仍然存在。最重要的是，中美兩國在技術領域中的競爭格局已然形成，美國對中國企業的制裁將成為未來兩國關係中最嚴峻的風險。具體發言內容整理如下：

一、中美關税戰已經到了盡頭

拜登上台後應該不會再加碼打關税戰了，雙方平均關税水平目前是20%上下，從關税不對等狀態打到了高度對等的關税壁壘。但拜登上台也不會自主地把關税降到以前的3%左右。特朗普留下的重大政治遺產就是中美經濟關係的高度對等，我們所追求的新型大國關係就是中美在政治上的平等。而美國要求經濟上的對等，經過這輪關税戰至少在關税方面已經實現這樣的目標了。所以拜登政府要跟中國談關税問題的話，肯定是在對等基礎上降低關税，不會再回到美國關税低，中國關税高的狀態。尋求一個對等的中美經濟關係已經成為美國戰略界的共識。

二、金融戰爆發風險尚存

過去一年我非常關心中美在特朗普激進攻勢下是否會發動金融戰，特別是去年出現的瑞幸事件以及美國取消中國香港特殊關税待遇。中國香港國安立法的時候，我經常跟在香港金融機構工作的幾個學生進行連線，詢問香港金融資本怎樣流動。當時他們比我有信心，告訴我雖然美國取消了香港特殊關税待遇，但是香港在金融上總體還是保持穩定，摩根大通這樣大投行的資本還沒有大規模逃離香港。中美雖然出現了金融戰的邊緣狀態，但大規模金融戰沒有成為現實。

不僅如此，中國赴美上市企業達到新高，已有30多家，比前幾年都高，去年一年在美國IPO的中國企業是歷年之最，募集的資金量也超過2019年，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擊了中美金融脱鈎的説法。

但是，金融戰始終是懸掛在中美經貿關係上面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這比關税戰更為嚴重。12月份，特朗普正式簽署了國會兩院通過的《外國公司問責法案》，裏面有很多技術性的規定，雖然沒有直接提及中國，但是它裏面的核心條款主要是針對中國——中國在美國上市的企業和母國政府之間的關係。我昨天讓學生梳理了目前在美國上市的13家央企，這13家央企都是中國政府的企業，而且是中國中央政府的企業。這13家企業是：中國人壽、中國移動、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國電信、南航、聯通、華能、東航、中國鋁業、中石化（上海）、廣深鐵路。這13家企業中，中海油已經上了美國實體清單。美國實體清單的本質就是：在清單上的企業，其與美國產生的各種交易行為都要受到嚴厲的審查。

去年中美之間沒有爆發大規模的金融戰，主要原因是華爾街一直在抵制特朗普的極端行為，包括這次中國三家電信公司摘牌又復牌、復牌又摘牌，出現反覆情況的原因是華爾街跟政府之間存在的博弈關係。

總之，中美髮生大規模金融摩擦的風險是存在的。當然目前有利的方面是拜登政府總體和華爾街關係不像特朗普跟華爾街那麼緊張，相對會比較理性。但是我們200多家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企業是美國手中巨大的人質，和外匯儲備一樣。

三、中美技術戰已成定局

技術戰是我最關心的，關税戰對中國企業的影響已經在逐步地化解，雖然一些企業因此遇到困難，但是疫情期間，中國外貿整體還是在逆勢上漲。真正對中國經濟、中國企業構成重大傷害的是美國實體清單。

我們梳理了被列入實體清單的100多家企業，如果把子公司、分公司一併算入大概有300多家企業。這100多家納入實體清單的企業都是中國最優秀的企業。你要看中國最優秀的企業，美國已經幫我們找出來了。中國的高科技企業，或者説中國在海外有能力的企業，能夠在“一帶一路”發揮作用的企業，還有中國廣大的、有競爭力的民營企業，有技術創新能力的企業，在ICT領域發展良好的企業，大都上了美國的實體清單。華為就是典型的代表，我們老説華為是民族的驕傲，但是華為的痛苦我們是無法感同身受的。華為的高端手機已經成為絕版了，這是非常巨大的痛苦，我們要看到這樣的痛苦。

拜登政府會在關税戰、金融戰問題上有所節制，但技術戰上會有更猛烈的攻勢，不過方式會比特朗普更加聰明。我覺得特朗普的經濟戰傷害了美國，遇到這樣的政府確實是美國國運不佳。拜登政府任命的團隊絕對是非常專業的，而且是建制派老道的人，至少不比我們笨。

現在關於美國如何打技術戰的很多研究報告已經出來了，特別是我很關注的國會眾議院的一份報告，是委託UCSD的一位專家帶隊起草的報告，報告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比如“小院高牆”戰略。特朗普打技術戰太蠻橫、面積太廣，美國受到的傷害和反彈特別大，所以導致特朗普遭受了很強的後坐力。拜登就是要把核心環節的高牆築起來，但是高牆裏是小院，不是大院，這會極大傷害中國，但美國只會受到最小的傷害。報告也提出美國要實現新的產業政策，未來國際社會我覺得不會再批評產業政策了，因為在中國的鼓勵下，美國也會大規模採用產業政策。從60年代肯尼迪時期的“高邊疆戰略”，到克林頓時期的“信息高速公路”都可以看出，民主黨政府很擅長做產業政策。這份報告裏面也提出在量子科技、芯片、人工智能、自動駕駛、生物醫療等多個方面的產業，美國要拉開跟中國的技術差距。特朗普打的是被動戰役，即讓中國不發展，美國也不發展。現在美國是不管中國發展不發展，美國首先要跑得比中國更快，美國候任貿易代表戴琦也是這個思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要搞戰略科技，發揮國家作為重大創新的組織者的作用。

但是我對中國未來能不能跟美國打贏技術戰持謹慎樂觀的態度，原因是要搞技術創新就要將五個關係處理好：第一，國家主導的創新和市場主導的創新之間的關係。第二，民營企業主導的創新和國有企業主導的創新之間的關係。第三，集體攻關和個人靈感或是天才之間的關係。第四，基礎學術研究和前沿實用技術之間的關係。五是漸進式創新和顛覆式創新之間的關係。這五大關係我們能不能處理好，我持謹慎樂觀的態度。

借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説法，“充分發揮國家作為重大科技創新組織者的作用”。這句話很重要，我們現在想國家衝在創新前面，但其實國家應該把錢更多地投入到基礎研究。任正非説企業遇到最大的短板是基礎研究水平跟不上，國家最適合的是支持基礎理論研究，而不是搞前沿技術和應用技術。現在社會對國內芯片產業的評價不一，這波芯片發展的浪潮到底成效如何需要靠歷史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