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還是魔鬼？聊聊互聯網巨頭越“作惡”股價越高的幕後推手_風聞

互聯網世界真是越來越讓人看不懂了。

美國針對幾家互聯網巨頭髮起了一大堆嚴格的反壟斷調查，身價不菲的CEO們都不得不多次露面自我辯護。結果吃瓜羣眾還在好奇接下來會不會被拆分，資本市場卻直接讓這些企業的股價逼近了歷史新高。其中，谷歌、Facebook各自上漲了30%左右，亞馬遜股價漲幅甚至超過了70%，讓人直呼好傢伙。

當然，華爾街資本並不獨對美國巨頭偏愛。某個在納斯達克掛牌的國內電商平台最近身陷勞工關係輿論風波，社交媒體一片譁然，其股價反而迎來大漲，在2021年創下了歷史新高。

風波中心甚至被官方調查組實錘“作惡”，市值卻不跌反升，一句“資本眼裏只有利益”，顯然不足以解釋這一吊詭的現象。

所以筆者就試着聊一下，為什麼資本市場的選擇和人民樸素的價值觀正義感“背道而馳”。

故事從華爾街與硅谷的淵源説起

在美劇《硅谷》中，我們能看到資本與互聯網的勾兑方式——一位輟學大學生在車庫裏不經意間搗鼓出了一個東西，吸引到風險投資人的注意，隨手甩給他幾百萬美元。過了幾年，這家“burnmoney.com”（燒錢互聯網）公司上市了，即使公司財務報表顯示它還完全未開始盈利，也並不妨礙股價蹭蹭上漲，此前的數輪投資機構順利退出，獲得了幾十甚至上百倍的回報，創始人也在一夜之間成為億萬富翁……

喬布斯、扎克伯格等都是廣為人知的被“硅谷六合彩”（SiliconValleyLottery）砸中的成功人士。

但正如喬布斯曾被華爾街趕出蘋果一樣，投資者和創業者之間的關係也如同夫妻一樣，某些時刻如膠似漆，某些時刻又相看兩厭。

從這個角度來看，巨頭們深陷被審查、輿論風波，但資本卻表現出了不離不棄甚至加碼投入的姿態，是不是跟一些明星被爆負面新聞其伴侶依然裝聾作啞、發聲力挺的樣子，有些異曲同工之妙？

一言以蔽之，名聲算什麼，利益被緊緊捆綁才是關鍵。

從合體到單飛：CP出道之路

一開始，二戰之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金融業的中心，資本需要增值、需要投資。這個階段，相比大型能源、保險公司等，硅谷的小科創企業想要吸引到投資是不容易的，知名投資人巴菲特就很少投資科技互聯網公司。而且，由於創業者往往是無抵押地拿到投資，所以投資者會想辦法確認對方是否靠譜、創新是否真實、產品潛力如何等等。

硅谷歷史上最早的風險投資案例——謝爾曼·費爾柴爾德投資仙童半導體，就是在經歷了多次拒絕、並由“八叛逆”（從肖克利實驗室出走的八個年輕科學家）共同簽名約定之後達成的。

（“八叛逆”和兩位投資人在一張1美元紙鈔上簽名）

新世紀開始，硅谷開始與華爾街平起平坐了。1995網景公司（Netscape）的上市有着劃時代的意義，這個剛剛成立兩年的硅谷軟件企業，絕大部分產品都是免費的，幾乎沒有營收，也談不上盈利。但掛牌當天股價就從28美元飆升到71美元，幾個月後，這家公司的市值已經超過了達美航空。以科技股為主的納斯達克（NASDAQ）表現也十分火爆，上漲超過40%。互聯網淘金熱就這樣在世紀之交拉開了序幕。

《風險經濟學》（Venture Economics）統計，2000年前三個季度風險投資總額達到了799億美元，比1999年的前三季度增加了137%，數億美元的基金持續被寡集。除了單純的互聯網公司之外，一些“鼠標+水泥”（互聯網+）企業也能得到大量風險資金。

烈火烹油的同時，新經濟的回報率已經開始出現隱憂。資本的過度追捧，導致一些長期虧損的不良項目也得以上市，攫取着普通股民的金錢。但互聯網的發展並沒有想象中那樣快，加上信息安全等負面影響開始出現，多數互聯網企業又缺乏快速扭虧為盈的能力，很快消磨掉了投資者對互聯網股票的熱情。

導致的結果就是一些個人投資者開始在次年大量拋售互聯網股票，一些互聯網公司（dot.com）成了“互聯網炸彈”（dot bomb），e-tailing(網上零售)商業模式在媒體口中變成了e-failing（網絡失敗），B2C和B2B業務也被Back to Consulting（返回諮詢業）和Back to Banking（返回銀行業）所取代。很快，互聯網泡沫開始破滅。

第二輪互聯網投資熱潮，則從2012年移動互聯網興起開始漸入佳境，並形成了大眾口中的“風口論”。今天我們回憶2014、2015年的“互聯網+”熱，發現各種項目都在重複世紀之交時的故事，大規模的投資、超出業務實際價值的估值、IPO敲鐘成為互聯網創業常態。

但也有一些硅谷企業嘗試“逃離華爾街”。比如Spotify就選擇了“直接上市”，避開了前期選擇銀行財團等等IPO常規路線，也由此避免了向華爾街資本交納高昂佣金。Uber更是直接向非銀行機構借了12.5億美元，完全繞開了華爾街，頗有種要拆了CP“單飛”的意思。

從傾慕、相互成就到若即若離，華爾街與硅谷互聯網公司究竟有哪些矛盾？

相愛容易相處難：華爾街與互聯網巨頭的“圍城”博弈

在許多人看來，華爾街和硅谷就像是一對又愛又恨的婚姻關係，誰也離不開誰，但彼此都認為自己更重要。這個“愛恨”的天平會在不同的時段調整和傾斜，但無法從根本上消弭二者之間的差距。

首當其衝是文化的差別。華爾街是以投資人利益為導向的文化，一切以市場為中心，並且認可人的貪婪。甚至倡導“貪婪是好的，貪婪是對的對於生活要貪婪，對於愛情，對於知識——貪婪激發了人類向上的動力”。互聯網企業對於華爾街來説就是賺錢的機器，這也是互聯網會出現泡沫又快速被扎破的原因，因為投資人會根據市場信號來行動。

但這與硅谷的創新文化就產生了矛盾。尤其是在前沿技術尚不成熟的時候，比如世紀之初的互聯網泡沫，就由於黑客、網絡安全問題的出現，而導致波動。新技術都是需要一步步成長起來的，追求急功近利式的商業成功與硅谷的初創型企業發展節奏並不契合。

從Netcom開始，這種矛盾就一直存在，許多華爾街投資者在爭購網景股票時根本都不知道網景瀏覽器是什麼東西，他們只是在購買一種“概念(concePtual)”股和上車機會。

體現在商業策略上，互聯網企業上市後會與華爾街投資者在方向上產生矛盾。一旦上市後沒能快速交出好看的報表，拿出能在短期內扭虧為盈的商業計劃，那麼曾經為互聯網公司大開方便之門的華爾街大腕們同樣有能力運籌帷幄，將不能滿足需求的企業管理者踢出局。

矛盾最嚴重的時期，惠普董事會以涉嫌性騷擾為名解僱了CEO赫德，喬布斯被蘋果董事會趕走。《經濟學人》雜誌在一篇題為《上市公司危機》的文章提到，自1997年起，在美國上市公司數量下降了38%，IPO數量從1980-2000年間的平均每年311宗下降到2001-2011年間的每年99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挑剔的監管者和勢利的經理人的組合讓關注長期利潤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這就讓許多互聯網巨頭的管理者們如履薄冰，比如面對華爾街分析師對自家股價的判斷，不少中概股的高管們都曾聲稱是對方“不瞭解中國情況”，但實際行動都會推出一系列新動作來提升股價，向華爾街傳達重視。

能夠硬氣面對華爾街的只是少數，比如Facebook上市時扎克伯格有底氣説出“我就按這個鈴，然後回去幹活。上市只是里程碑，但我們的使命不是成為一家上市公司”，主要原因還是他當時擁有公司28.4%股權，把握住了公司的控制權，自然可以讓資本市場無可奈何。

在這種情況下，或許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開篇提到的Facebook、谷歌等互聯網巨頭們就算在被“反壟斷”、在作惡，股價依然在上漲。

一是對於華爾街來説，放眼整個互聯網行業，增長紅利消退，高回報的投資項目在減少，革命性的技術或商業模式創新也變得稀少，這時候，資本自然會選擇從最高投資收益比的科技巨頭作為去處。

二來，這些巨頭被“反壟斷”的原因是濫用其市場地位、技術優勢或數據隱私。這在國家正義、市場公平角度是不能被接受的，但對華爾街來説，只要能帶來的利潤，資金就會源源不斷地流入。這些企業在被拆分之前，利用上述優勢不斷攫取巨大的財富，交出好看的財報，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需要大量數據、技術算法作為基礎的當下，也會讓投資者對這些企業的股票依然趨之若鶩。

曾經策劃了網景公司IPO的華爾街投資人Greg Cuthan説過，如果你能讓投資者看到互聯網所帶來的無窮的商業機會，你也就不需要什麼規則了。

這句話放在20年後，似乎依然在起作用。

與華爾街資本緊密捆綁的過程，也是硅谷創新“神格”的傾塌之路。資本越來越不吝於暴露自己的本來面目：一個價值攫取的永動機。

有華爾街在買和賣，股價就會上升下降，而誰能為它們帶來利潤，誰就是它們的寵兒。

2016年特朗普贏得競選時，硅谷100多位知名人士聯名簽署公開信表示反對，他們在信中寫到：特朗普對創新來説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創新、包容、平等、自由交流，這些價值能保證硅谷長久保持全球創新中心的地位。捍衞這些價值，才能避免狂妄、貪婪。

在特朗普即將走出白宮的當下，或許創新乏力的硅谷er們應該接着思考的是——究竟是誰，在消耗硅谷、限制創新、鼓勵壟斷？這口“鍋”還能被甩到誰身上，下一封信又該反對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