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也講德智體全面發展？外練武技，內修武德，儒家才是“內外雙修”的中華武藝真鼻祖_風聞

　　作者｜冷研作者團隊-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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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春秋時代的武藝既是安身立命的本事，更是德技兼備的體現，就算是儒家的孔子也不例外，本文就從史料裏看看孔子如何教授弟子武藝。

　　在周代，官方教育體系就以“禮、樂、射、御、書、數”六門功課培養貴族子弟，稱之為“六藝”。而孔子就留下了親身施教的武藝活動的記載：《禮記·射藝》中記載孔子：“與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可見他的射術很強。《孟子·萬章》記載：“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這既表明孔子“入鄉隨俗”的態度，也反映出他愛好射箭打獵。弟子們都繼承了他善射的本領，《史記·孔子世家》記載：“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講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司馬遷曾親臨考察，觀孔子鄉射遺風。

　　與射箭技藝相媲美的是孔子馭車的技藝。《論語·子罕》記載他對問他的弟子説：“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這是孔子的謙言。由於御在“六藝”中是最容易學的技藝 ；當別人誇獎他博學多能時，他只承認自己不過專會趕車而已。這表面上看是一句謙虛話，而道：“吾執御矣”，其實足已證明他馭藝相當高超了。在孔子的弟子中，有很多都會趕車，孔子周遊列國的時候，常常是他們作車伕。這從《論語》“子適衞，冉有僕”和《史記·孔子世家》“將適陳，顏刻僕”的記載而得知。

　　這些技藝在今天也是有相當門檻的。在當時，掌握起來更是非常艱難。以御為例，比今日馭馬車的技術難得多。古籍《六藝綱目·五御》載：“御者之職，一車四馬，四馬入轡，兩轡納觼，六轡在手，欲其調習，不失其馳。”可見，執馭的人必須善於以六根繮繩控制四匹馬，或緩或急，須得心應手。同時，那時在馭中，按技藝之高下和實用範圍又分為五類，即所謂“五御”，東漢鄭玄認為它包括：“逐水曲、過君表、鳴和鸞、逐禽左”。所以春秋戰國的“御”即五種駕車技術，而此等技術無非就是要適應戰爭的需要。當時的孔子既然精於馭，足見他有着一定的軍事技術。

　　除了射、御二藝武藝活動外，孔子施教中還參與過登山、打獵等準軍事活動。如《韓詩外傳》記載：“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甚至有時也帶着弟子，比如《論語·先進》：記載：“孔子游於景山之上，子路顏淵從”，他的弟子對他説：“浴乎沂”，他即以贊同口吻回答：“吾與點也”，讚賞曾點帶着一羣孩子趁春天之際，到沂水去游泳、在春風中吟詩、散步，參與體育娛樂活動的快樂想法。這彰顯出孔子大凡做事從不刻意去追求，而是“依乎天理、順應自然”的曠達胸襟。由此看來，孔子不僅自己重視武藝活動，還帶動了一羣弟子。

　　射、御源於狩獵與戰爭，狩獵、遊獵又具有訓練武藝的功能。和軍事訓練本來就有密切的聯繫，這符合我國傳統武藝的特點。很多古代武藝訓練項目都直接來源於軍事。甚至有些活動或項目身兼二任，如射、御、武舞、泅水、攀登等等，從武藝鍛鍊的角度來講，能練就體能；而從軍事目的來講，它又是軍事訓練。往往這兩者之間按需要進行角色轉換，即軍事訓練常常以武藝鍛鍊為手段，武藝鍛鍊又往往以掌握軍事技能為內容，最終達到軍事目的。孔子所處的春秋時期，諸侯爭霸，社會動盪，戰事頻繁。各國為了提高士兵的戰鬥素質，非常重視“射、御”之術，因此，這一時期習射之風，蔚然盛行。

　　但孔子在“射、御”的施教過程中，卻不以追求武技為首要目標，而是將“禮”內化在武技之中，他將射術同禮儀、倫理相結合，使他的射術教育與當時片面追求增進武技的射之風迥然有別。《史記·孔子世家》記載：“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即以文治促進社會文明，以禮治增進天下和諧，以武備維繫世界和平，在國家的外交政策上，信守條約，重視和平機制。文武兼備的主張是他創建理想社會的策略宗旨。

　　但是孔子武藝的價值取向不着眼於軍事鬥爭，他們從事射、御的直接目的是習武的同時也要修德，而不是單純的作戰。所以説，射藝、御藝實際上是孔子武藝教學的主要內容，但其價值取向實現了從軍事技能向道德完善的轉化。這是中國傳統體育發展過程中一道重要的分水嶺，歷史上孔子最早努力使武藝和修養道德品質緊密聯繫在一起，且十分有效。他採用的是一種整體性的教育模式，鮮明地體現出“德技兼備”的教育原則，而這種思想理念促進了武“藝”與文“化”的結合，推動了從用武力征服的“野蠻文明”向以文治文明轉化的進程，奠定了中華武藝的外練武技、內修武德的“內外雙修”教育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