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結代孕亂象，一場科技與黑產的賽跑_風聞

鄭爽疑似在美代孕的新聞，幾乎引爆了我的每一個社交媒體。事件的進一步發酵，撕扯開了代孕全球產業鏈的冰山一角，也牽動了一系列關於代孕黑產、身體權和生育權、技術倫理等社會公共議題的全民大討論。

網友們義憤填膺，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針對代孕亂象依然沒有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在批評和指責始作俑者的同時，有必要提醒大家，事件的熱度終會消退，但關於代孕產業的思考與監管腳步卻不該就此停歇。

這次新聞無疑證明了，中立的技術也可以在利益驅使下變成傷害生命與人權的魔鬼，這一切究竟是怎麼完成的？面對技術全球化的必然趨勢，科技力量加持下的預防性監管，或許才是終結代孕亂象的根本法則。

代孕產業鏈的幕後隱形推手

任何黑灰產的大行其道，都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收益大，成本低。

對於代孕來説，後者源自政策和法律的不完善，就算被查處違法成本也很低，比如按照衞計委的規定，正規機構醫生違規替代孕機構實施代孕技術，處罰最多也就是吊銷醫師執照而已。

而高收益則是通過富有者對貧困女性的“子宮剝削”來完成。著名的“歐洲子宮”烏克蘭，一個代媽只能拿到報價30%左右的酬勞；而在國內的“卵子黑市”中，一單卵子的成交價10多萬元，供卵女生僅能拿到1至2萬元。地區間貧富差距所產生的巨大利潤空間，自然吸引了眾多黑中介推波助瀾、鋌而走險。

那麼問題來了，這種“剝削”為什麼能夠實現呢？

要知道，代孕產業中普遍採用的核心技術——體外授精-胚胎移植(IVF-ET)技術（俗稱試管嬰兒），要通過活體促排取卵、體外受精、胚胎培養、移植着牀、妊娠診斷、發育分娩等一系列操作，如果是多胎妊娠，還要進行減胎手術。這是一項極為複雜的高精尖技術。怎麼就可以快速在許多經濟水準相對落後的國家或地區應用，甚至能夠達到不遜於發達國家的高成功率？

不可否認，其中既有一些機構出於商業目的的虛假宣傳，以及對手術併發症、代孕者人身健康等的漠視，將所謂的技術成熟度和成功率“美化”了。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説，代孕產業在全球尤其是經濟落後國家和地區大行其道，與醫療科技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的特性也有着直接關係。

這要從近年來醫學技術的發展趨勢説起：

1.成果的全球化。一項新技術要推廣到臨牀，在不同的人和地區應用，一般來説是藉由專業書籍、學術期刊、網絡平台交流，以及醫學院或畢業後在職培訓的形式完成的。數字技術、遠程醫療等興起，大大加速了國家、地區之家的知識流通速率，只要擁有經驗豐富的輔助生殖醫生、先進的儀器設備以及符合標準的實驗環境，成功率基本能有保障。這就使得擁有資本支持的落後醫療地區也可以在某些專業領域快速“上位”。

比如被某些中介吹捧成了全球第二強的“試管王國”泰國，政府就極其重視試管嬰兒行業，醫生也經常到海外進行學術交流和學習。

2.供應鏈的全球化。試管嬰兒涉及到的一系列材料、器械，都是通過商業化運作模式來引進或生產的。有業內人士表示，“一家生殖中心最大的成本就在促排藥費和人工上”，而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哪些類型的器械與材料更好賣、更有利潤，就更容易被花大力氣推廣和製造。黑產可以很容易在公開市場購買到相關產品，如IVF工作站、培養箱、離心機、彩超等，再借由海外部署、或走私等渠道帶入國內，搭建起“地下手術室”，再聘請外部醫生來進行手術。如此長而複雜的供應鏈體系，也讓有關部門的日常監管出現了“照不到的角落”，屢查不止。

比如2011年震驚全國的“八胞胎”事件，廣州一位富商通過地下中介，讓兩位代孕媽媽和其妻子本人，以“2+3+3”的形式生下了4男4女。調查人員對當地所有正規生殖輔助機構排查後，卻沒有任何收穫。

3.研發的全球化。可能有人會説，既然如此，阻止這類技術的全球化交流行不行？答案是不能。人類科技發展到現在，未知的問題越廣泛深入，就愈發不可能縮小研究的範圍。讓全球研發人員集中力量去攻克同一個方向，顯然是低效且不利於人類科學的進步。

以試管嬰兒技術為例，從1978年英國第一代試管嬰兒出生，到1993年第二代技術試驗成功，以及當下普遍採用的第三代技術，每一代都是針對不同病因、不同的用户羣體而研發的。正是技術的高效流動與迭代，加速了臨牀的成熟度與認可度。

顯然，某一項生殖技術的進步和普及，是全人類的福祉。而那些利慾薰心的“技術販子”，才是代孕產業鏈能夠完成“嬰兒交易”的“黑手”。

總的來説，科技發展所必然出現的技術全球協作與民主化，遇上了不同社會制度、貧富水平、政策監管條例等等，才導致了“技術+勞動密集型”的代孕黑產有動力、有可能遊走在天平兩端，去尋覓利潤代差。

用魔法打敗魔法：一場科技與黑中介的賽跑

面對亂象叢生的代孕黑產，我們呼喚法律的到位、道德的尺度、政策的加碼時，也應該正視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月之暗面”。

那麼，全球科技越來越緊密的今天，是不是就沒有辦法了呢？《成龍歷險記》告訴我們，只有魔法才能打敗魔法。同樣，科技才是狙擊“技術販子”的有力武器。

以國內代孕黑產為例，我們對整個產業鏈梳理之後，發現了幾個可能的突破口：

1.中介機構需要聯絡供需雙方，招攬客户的渠道大多來自線上社交軟件、信息流和搜索廣告、公立醫院的生殖科等等。其中不少信息其實早在服務展開之前就暴露在網絡環境當中。

2.開展服務需要搭建地下工作室。IVF長週期要完成一系列手術操作，其中由於器械和藥品，如垂體降調節和促排卵藥物，進口產品佔據了絕大部分市場，相關機構往往會通過進口後改裝、走私等形式來完成；

3.手術服務的專業性。胚胎移植、基因檢測等技術要求高，為了保證成功率一般會出現正規機構醫生私下執業合作（“飛刀”）的情況。

其他環節，諸如合同簽訂、代孕者妊娠期管理、新生兒交付等等，都可以在欺詐哄騙、隱瞞真實信息的情況下完成，更為隱蔽，在法律法規層面的監管唯有徐徐圖之。

而針對上述可能的突破口來説，這幾年喊得很響的技術們，有哪些可以發揮的地方呢？

第一步，可以派出能識文斷句的“AI小能手”，精準打擊違法廣告。

其實早在2015年，國家衞計委就通過專項行動，與網監部門聯合打擊代孕服務廣告。但中介機構會通過隱蔽性符號、圖片信息等來躲避監測工具，人工審查又面臨巨大的人力和時間成本。

而依靠AI提升自動化識別效率，通過大數據、NLP、OCR等技術協同與廣告監管相結合，可以更高效的對代孕服務相關信息進行清理和屏蔽，為精準打擊代孕廣告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撐和保證。

同時，由於涉及高精尖技術操作，代孕場所往往會在武漢、廣州等頭部城市。得益於城市大腦AI平台的鋪開，可以建立起跨省市的數字協同機制，對於一些代孕行為相關的關鍵數據，如產業帶集中地區、多名孕婦集中生活、醫藥品耗材異常等等特殊情況都可以收集，通過彙總識別，利用AI算法的預測和研判主動向監管部門推送風險預警，改變當下被動舉報人去樓空的局面，治理更及時。

如果有違法分子試圖在“走私”的邊緣試探，將相關器械和藥品帶入境內，海關在檢查時，面對五花八門的偽裝藏匿手段，可能會很頭大。

不過隨着智慧海關的升級，智能物流監控接入一站式數據交互平台，在關區、轉關貨運、卡口、集裝箱/貨車等各個環節進行信息化查驗檢測，有效支撐查貨的精準度和效率，打擊走私和違禁品入境。

有數據顯示，國內某科技企業的智慧海關解決方案應用口，海關的走私違禁查獲率提升了5%，通關效率反而更加高效快捷，貨物24小時放行率達到98%。

釜底抽薪的辦法，自然是加強對相關器械藥品的使用監管。

當前，監管部門只能從機構牌照、醫師資質上進行約束，細查起來行政成本很高。不過手術和妊娠過程中都必然會涉及到器械和藥品的使用。而眾所周知，區塊鏈和供應鏈在結構上存在天然的耦合性，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專用醫療器械和藥品，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識別性，對其供應鏈的監管要求自然要比一般產品更高。如果採用區塊鏈系統，那麼一款藥品從供應鏈出發到最終使用，整個過程都能夠得到展現，來幫助監管部門進行有效管理。

比如基因泰克和輝瑞等製藥公司就推出了MediLedger區塊鏈藥品追蹤項目，藥品供應鏈的所有節點都會在區塊鏈上進行記錄，最大程度上保證了藥品的可追溯性。

除了上鍊之外，通過智能合約技術為單個器械分配多把私鑰，只有被認可的醫生、護士或在正規醫院所在地時，才能被使用和獲取，這就大大減少了正規醫師變“內鬼”的可能。

對於代孕這樣涉及到生育國策、技術倫理、社會道德等方面的黑產業鏈，用黑科技朝着黑中介的薄弱點“重拳出擊”，大幅增加他們的抵抗成本和心理壓力，在當下來看無疑是可行的。

輔助生殖的未來：尋找下一根稻草

必須承認的是，上述做法很難規避跨境代孕的問題。尤其是在各國政策不一、監管能力不同的情況下，前往美國、印度等代孕合法化國家購買嬰兒，或許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會在陰霾下悄然生長。

只要孕育需求持續存在，只要世界上還存在貧富差距，那麼道德的譴責、法律的約束、技術的狙擊，都只能無限提升代孕行為的成本，卻無法消滅到零，“子宮剝削”就有被激活的現實土壤。

從這個角度看，無論是存在生育障礙但有生育需求的人羣，還是渴望擺脱生育風險與痛苦的女性，唯有打開另一扇門，用輔助生殖技術的革命性進展來滿足這類需求，才是關於生育的終極藥方。

其中有哪些技術可以期待呢？

1.重編程技術。

許多夫婦尋找代孕，是源於臨牀被診斷的不育症，比如弱精或無精症。如果臨牀能解決這些問題，那麼自己來體會孕育的過程不僅不用承擔代孕的道德和財務風險，也能收穫一份難得的人生體驗。

儘管應用還遙遙無期，但重大細胞“重編程技術”（reprogramming）無疑帶來了治癒曙光。2017年，海外不孕不育博客“射空槍”（Shooting Blanks）的運營者向媒體透露，斯坦福大學的技術人員兩年前從她丈夫的肩膀上取下一小塊皮膚組織，利用重編程技術將皮膚細胞轉化成能夠發育成不同類型人體細胞的潛能幹細胞。然後將它們移植到小鼠的睾丸中，現在發現了原始人類生殖細胞，即精子或卵細胞。

如果這一技術成真，那麼從成年人身上獲得的普通細胞轉化為具備完全功能的配子，就可以徹底解決不育症的問題。只要你還活着，就可以擁有自己的卵子或精子。這一預想也被斯坦福大學法學院成員、美國最有影響力的生物倫理思想家之一亨利格里利（Henry Greely）寫到了自己的著作《性的終結》一書中，他認為到2040年，一半的夫婦都會停止自然生產，改為使用皮膚或血液的合成生殖繁衍後代。

這也是有風險的，因為人工繁殖很可能出現過度選擇的問題，只要家長有資本甚至可以百裏挑一甚至萬裏挑一，通過“胚胎養殖”來優中取優，這必然會引發新的倫理問題。

2.人造子宮。

你可能會疑惑，培養出來的胚胎還需要人類女性來孕育，這不還是代孕嗎？人造子宮或許可以幫上忙。

人造子宮最早是在1924年，由英國進化生物學家、遺傳學家J.B.S. Haldane提出的，像是一個自然子宮，可以在體外孕育嬰兒。到了1969年，法國科學家嘗試將羊胎兒置於人造子宮內，但只活了兩天。科技的進展是緩慢的，時鐘撥到2017年，科學家們也只能做到，讓早產小羊在人造子宮裏活了4周。

這種設備裏面充滿類似羊水的液體，包裹住胎兒，同時配備了血液循環系統，通過人工臍帶連接到人工胎盤，模擬母胎之間的營養交換機制。當然，這種“替代”十分粗糙且沒有可行性。

所以在2019年，歐盟“地平線2020計劃”劃撥了290萬歐元，支持科學家們研發人造子宮。至少目前看來，人造子宮更可預期的應用是在孕育的最後階段，挽救早產兒的生命。

3.3D打印。

這個名詞放在這裏，你可能會覺得我不夠嚴肅，3D打印不是隻能打印些固態玩具之類的東西嗎，跟生孩子有什麼關係？

其實，3D打印器官早已出現在臨牀中了。而2017年，學術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就登載了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一項研究。科學家們利用生物3D打印技術創造了一個“支架”，這個“假體卵巢”能夠替代雌性小鼠的卵巢，成功地促進激素的產生，恢復小鼠的生育力，讓它們被拆除卵巢之後同樣可以排卵，並生育健康的幼崽。

對於一些因不可抗力因素導致卵巢功能損失或過早絕經的女性來説，這項技術可以幫助她們重現卵巢功能，自然也就沒有必要求助於代孕了。

（由明膠製成的生物假體小鼠卵巢材料）

可以發現，這些前瞻性的輔助生殖技術都太過遙遠，研發週期可能超過人的半生。這或許也導致一部分人放棄了希望，從而選擇與“魔鬼”做交易，走向了地下代孕。

因此，期待新技術帶來改變固然是長久之策，但更重要的依然是行動起來，拿起法律、政策、科技等種種人類文明的武器，對代孕亂象重拳出擊。

畢竟，為代孕這門生意鼓與呼並最終買單的，一定是不需要承受身體代價的人。而那些在產牀上掙扎和痛苦的代孕者，才是最需要被科技和人性之光照耀的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