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國有電影公司在2021年抓了一手好牌_風聞

作者 / 坦克

二線國有電影公司最近動作頻頻。

去年12月23日，《中國醫生》官宣陣容，出品方除了博納影業之外，廣東的珠江電影集團以及湖北長江電影集團也在該片的領銜出品之列。

12月27日，光線《革命者》官宣開機，作為一部聚焦我黨主要創始人李大釗的革命傳記片，來自李大釗故鄉河北的河北電影製片廠也成為了該片的主要出品方之一。

12月28日，作為全國第二大電影票倉，江蘇省電影集團在南京正式揭牌成立。

今年1月9日，華誼兄弟出品的《鐵道英雄》正式開機制作並定檔2021年國慶，山東省電影局位列聯合攝製名單。

多年來，地方的二線國有電影公司，一方面沒有像中影、華夏、上影那樣擁有較高的業內權威號召力與資金實力；另一方面，也不像光線、博納、華誼、萬達等民營電影公司那樣具備相對較成熟的商業片拍攝經驗，一直處於中國電影產業的邊緣地帶。

而2021年，可能是中國電影市場化以來，主旋律影片最多的一年，同時也會是票房佔比最多的一年。對於已經脱離歷史舞台將近20年之久的二線國有電影公司，能否在2021年重新擁抱春天呢？

國有製片廠的前世今生

在2019年之前，民營電影公司主控的電影已經牢牢佔據了國產電影市場近乎絕對的市場份額。

而除了中影、華夏與上影三家公司之外，其他多被稱為“製片廠”的電影企業，已經基本退出了舞台。那些從1949建國到90年代一直活躍持續有電影作品產出、在國產電影百年輝煌的發展史中曾留下深刻烙印的國有製片廠們，似乎已在國產電影的市場化滾滾浪潮中被吹散。

這些曾經的中國電影主力軍，為什麼會在世紀之交面臨窘境呢？這和國產電影市場的逐步產業化改革、以及民營資本的崛起有很大關係。

1993年，國家廣播電影電視部推出電影行業機制改革：此前由中影公司統一發行國產故事片的方式，改為製片廠直接與地方發行單位商談。此舉把各電影製片廠推向市場，他們需要自負盈虧。此前，由於製片廠“統購包銷”的生產慣性，這些國有電影製片廠普遍不懂發行，因此造成了入不敷出的現象。也導致了在改制之後，賣廠房、接拍廣告，幾乎成了這些製片廠的常態。

1994年，348號文件出台，確定中影公司每年引進“十部”大片的慣例，至此國產電影市場開始出現了好萊塢大片的身影。這些好萊塢大片的大舉進入，對於習慣了製作“又紅又專”特色，又或者是隻專注於拍攝劇情片的國有製片廠們而言，無疑是一大挑戰，更加凸顯了他們製作能力的不足。

同時崛起的還有民營的影視公司，伴隨着產業機制的改革，包括華誼、博納、光線等民營影視公司相繼成立。尤其是在2003年，電影市場進入全面的產業化改革之後，這些民營電影影視公司抓住了機會，成為新一輪的弄潮兒。

在新興民營電影企業的努力下，中國電影產業迎來了商業上的急速成長。我們從故事片年產量不足百部，到現在一年上千部；從全年總票房不到10億，到如今全年票房超600億；從影院數量稀缺，到現在全球第一銀幕數量。中國電影用了十幾年時間就成長為全球第一大電影市場，發展速度可謂歷史之最。這份成功的第一功臣，毫無疑問是現在活躍在觀眾視野面前的民營電影企業們。

而那些國有製片廠、地方電影公司們，多數即便經過了轉企改制，大多數仍然處於舞台邊緣，很少映入我們的眼簾。

二線國有電影公司生存現狀

其實，許多二線國有電影企業一直在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中默默地做着自己的貢獻。首先他們每年堅持製作生產新電影，以及推動地方國有院線和地方電影頻道的市場份額髮展。再來他們肩負着配合黨和國家在文化發展中的意識形態輸出和政治獻禮，在電影產業中有着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價值。

從這些二線國有電影企業近年來的片單中，也能發現幾部“能叫得上名字”的電影，瀟湘電影集團與峨眉電影集團出品的《十八洞村》、廣西電影集團出品的《秀美人生》都是其中的代表，但是此類主旋律影片，即便能夠取得幾千萬的票房成績，也大多是地方企事業單位包場提供的，片方也很難憑藉此類電影達到票房盈利，更不用説形成企業的品牌了。

可以説，大多數二線國有電影企業目前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困境：就是賺錢少、賺錢難、沒有資源、沒有市場競爭力。這些國有製片廠大多成長、壯大於計劃經濟年代，無需考慮作品和市場的關係；由國家全面控制電影生產，給電影廠下達指標任務；且以國有資源為主導，有逃脱不了的“體制”屬性。體制的僵化，導致產能的不足，因而一旦將這些製片廠放到自由競爭的市場之上，難免會處於劣勢甚至被淘汰。

即便是對於中影、華夏、上影等一線國有電影公司，在2019年之前的成績也大多平平，只能作為部分大賣商業電影的第二、第三齣品方參與一些項目，主控項目大多侷限在一些票房成績表現一般的主旋律影片，直到事情在2019年悄然發生了變化。

2019年，中影第一齣品的《流浪地球》取得了40億+的票房成績，大幅度刷新春節檔電影的票房記錄。國慶檔，華夏主控的《我和我的祖國》實現了票房30億+的偉大成就，隨後的上影《攀登者》、中影《金剛川》也都取得了相對不錯的市場成績。一方面，主旋律影片在內地影市的票房比重越來越大，也讓國有電影公司的市場號召力越來越強。另一方面，影片審查問題近幾年愈發凸顯，越來越多的影片接連遭遇緊急撤檔待遇，國有電影公司主控雖然不能讓此類影片擁有“免死金牌”，但多少也增加了一定的話語權。

而2021年，也會是主旋律大年，從未來這一年的重點片單來看，中影、華夏、上影作為第一齣品方和主控方的影片越來越多，這也給原本的二線電影公司提供了新的崛起機會。

2021，會是二線國有電影公司的崛起之年嗎？

過去兩年，主旋律影片的出品方，或是中影、華夏、上影等一流國有電影公司，或是公安部、軍方支持的影片，地方省級影視公司參與的電影，則多是《十八洞村》《秀美人生》等包場影片。從最近幾部影片的出品方來看，二線地方國有電影製片廠，或許會藉助2021年這個主旋律大年重新崛起。

預計今年暑期公映的《中國醫生》，背後並沒有中影、華夏等國有電影公司的參與。反倒是之前很少有主旋律商業大片出品經驗的廣東珠江和湖北長江電影集團。

並且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情況下一部電影的領銜出品僅有一家公司，比如《我和我的祖國》的華夏、《金剛川》的中影，但是《中國醫生》的領銜出品則有三家公司，除了博納之外，還有廣東的珠江電影集團、和湖北長江電影集團。有着廣東和湖北兩地國有電影製片廠企業的深度參與，相信《中國醫生》無論在專業度還是地方配合程度上，都有較高的提升。

除此之外，廣東珠江電影集團的參與，或許也與博納去年在廣州設立的粵港澳大灣區總部——廣東博納影業傳媒有限公司的成立有關。去年5月，博納影業集團創始人、總裁於冬出席發佈會，表示將助力大灣區成為繼北京、上海(江浙)之外的中國電影第三個文創高地。在發佈會上，於冬也官宣了三個博納在廣東拍攝的重磅項目。

這或許也為部分地方國有電影公司指了一條路，可以藉助民營影視公司巨頭在地方省市的文娛產業深耕繼續展開合作。例如在萬達深度參與長春電影節、融創深度參與哈爾濱冰雪電影節之後，或許長春電影集團和黑龍江電影製片廠也可以繼續深度參與一流影片的製作中，為日後能夠主控電影積累經驗。

另外，去年年末江蘇電影集團的成立表明，地方國有電影公司也需要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去年疫情期間，在全國電影院關門階段，江蘇省電影局、省財政廳就共同發佈《關於做好電影貸款財政貼息工作的通知》，江蘇也成為全國首個以省為單位對電影企業進行財政貼息的省份。

隨後，江蘇也啓動江蘇金融支持電影三年行動計劃，也吸引到了亞太華影在江蘇成立新公司，與江蘇省省委宣傳部和江蘇省電影局展開深度合作，拍攝了大型應急救援電影《驚天救援》。可以預見到，在江蘇省政府的大力扶植下，江蘇電影集團或許會在未來幾年內迅速躋身地方國有電影公司前列。

不過二線國有電影公司想要真正實現崛起，而不是短期繁榮，還需要面臨着諸多挑戰。

這其中最重要也是人才危機。目前大多數地方國有電影公司依然面臨着“國企通病”，既內部人治現象普遍，難以實現任人唯賢，企業員工裏關係户實在太多，這也是缺乏創造力的核心原因。再來是年輕的影視人才不願意進入二線國有企業，導致企業缺乏活力，大多數地方民營電影公司內部，都是35歲以上的“老員工”。

利用好手上的政治資源是國有電影公司迅速崛起的關鍵。和民營電影企業相比，國有電影企業最大的優勢就是與地方政府可以合作項目，實現電影產業與其它產業的聯合發展。尤其是二線國有電影企業不能只是把自己當做一個“養老國企”，而是一個文化公司，利用民營企業沒有的資源做出自己在電影產業中的價值，跟上中國電影的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