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經濟學，痛點何在？_風聞

要超級大城市還是城鄉二元？

要區域協同發展還是要素自由流動？

要產業結構性優化還是馬太效應到底？

廣義的城鄉二元之爭，其實包含了這三個要與不要。這背後既有兩種思想的衝突融合，又有相關利益的博弈。是腦袋與腦袋的交鋒，也有屁股與屁股的對峙。

總之，要把這個問題想清楚，就必須拿出心中的大強子對撞機，將其撞碎了來看。

1.城市化的內在邏輯

城市化的本質是什麼？什麼是推動城市化的核心動力？堆塔戰術？

城市作為一個要素聚集，要素流動的產業聚落，其存在的核心價值就是為了產業發展提供最高效的三要素（投資，就業，消費）

這種高效會導致人口治理成本的降低（統一制式化的生活要素保障以及管理模式）。可以説，城市聚落以標準化，降低治理形式多樣性的方式來綜合降低治理成本。原理上類同於工業產品的標準化。

因為能夠更高效地向產業提供使其良性波動的三要素，故城市是產業最好的棲身之所。

在佈局上來説，城市是文明的動側，與鄉土社會所代表的靜側相對，以產業集羣為主，為文明的發展提供強大的產業化力量。

而產業化能力是決定文明興衰的一個核心因素。一個國家如果要將其產業化能力保持在一定水平，自然是需要一定規模的動側進行輔佐。

不過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城市化的目的其實就是為“更高效地產業化”服務的。

這用三相波的模型亦可以解釋：

增密的資本保障產業投資要素。

密集的人口保障產業就業要素。

大量的就業人口保障產業消費要素。

產業規模的擴大帶來城市規模的擴大，城市圍繞產業形成配套的住宿，娛樂，醫療以及教育。

圖：吉利汽車湘潭製造基地

筆者曾經在吉利的湘潭基地與杭州灣研究院待過。那裏就完美地呈現了這一邏輯：無論是湘潭的郊區，還是杭州灣本身，因為吉利製造基地與研究院的入駐，使得周圍逐漸圍繞這個產業本身形成了大量的住宅小區和商業街。杭州灣北部正在修建的大型綜合項目“綠地港灣”更是集成了教育，醫療等完善社區配套的綜合性房地產項目。

圖：杭州灣綠地港灣項目

這樣的一個過程，其實正好是標準的城市化的過程，也是在筆者看來相對健康的城市化模式。

在這裏，就要説説城市化的內在邏輯。

正如我所提到的，產業化是城市化的動力，因此，產業規模決定城市化的規模。

此外，一個地區的產業規模受制於其地緣條件的限制，這種地緣條件大體包括：

1）生態資源稟賦

2）物流交通條件

3）周邊產業配套條件

4）信息流通效率

5）戰略地位

生態資源稟賦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資源越是本地化，其產業化成本就越容易控制。宋鴻兵先生曾經在《鴻觀》節目裏分析為何中國南宋時期沒有爆發工業革命，其中對於中國煤礦資源的分佈與南宋疆域控制能力，物流運輸能力與英國當年的情況做了對比。

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因為煤礦資源分佈大多遠離南宋的核心城市區域，而且運輸成本極高，這限制了其對於煤炭資源潛能的開發。而英國則在其本土範圍內擁有較為方便開採與運輸的煤炭資源，再輔以強大的海運優勢作為補充，自然能夠在煤炭的利用上更進一步。

物流與生態資源稟賦如此。而進入工業化的大分工時代後，特別是產業鏈的形成使得一個地區周邊的產業分佈情況能夠決定其產業化的效率。

越是產業密集的地方，產業化成本就越低，產業發展的路徑就越多，在同層技術的框架下，產業發達地區的先發優勢將是無限大的，形成所謂的馬太效應。直到技術革命，產業代謝的發生，最終從邊緣將其打破。

信息流通效率影響產品技術的交流、產業模式的交流，但最重要的是影響商業模式的交流與創新。

更高效的信息交流能夠更好地調配供需，使產品更快融入市場。這也是平台經濟崛起的內在邏輯。

在古代，這樣的商業聚落是集市，而在今天，商圈與互聯網平台並行，以高速流動的信息來來推動產品與市場的融合。

戰略地位，則是基於政治層面的更為高維度的考慮，用不符合要素自由流動規律的宏觀調控手段，使得資源向某一個地區傾斜。明代的天子守國門，朱棣將大量資源從南京調度到北京，甚至重新修繕大運河；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北大荒開荒，西部大開發都是基於此。

在理清楚地緣條件的內容後，我們就可以羅列出一個城市化的基本的演化邏輯：

地緣條件--->產業規模--->城市規模

這種演化方式，可以理解為傳統的產-地-人的模式。

但我們要清楚的是，這三者之間的關係並不是決定論的線性關係，而是演化的相互影響關係。也即是，前者對於後者的影響佔據主導，但後者也可以反過來影響前者，兩者之間的影響存在必然性，也存在偶然性。

這是複雜科學的最基本的思路，在此必須講清楚，避免引來圍繞決定論的大撕逼。

不過即便演化關係之間存在相互作用的特徵，但整體來看，產業規模對於城市規模還是起着最主導的作用。至少我們可以把產業化看成城市化的主要目的，一方面圍繞新生產業去增加城市的規模，另一方面可以適當提前規劃城市發展路徑，去吸引產業的進入。

明確了這個目的之後，當我們再去審視“超大城市圈”戰略時，就會變得更加理性。

比如國家當前所規劃的幾個超大城市圈，本質上是其產業規模與重要性需要這樣的城市體量去支撐。是有着明確戰略目的的規劃而非信奉大城市主義所帶來的“城市必然淘汰鄉土”的神學信念。

超大城市圈為何在國內不具備普遍性？根本原因是不同地方基於不同地緣條件而產生的產業規模的差異。

當我們以西方國家，特別是美洲國家普遍失敗的城市化為鑑是，可以明確地看到：其大城市的衰落就是其產業的衰落。

美國著名的汽車之城底特律曾經也是一處繁華之地。但汽車行業衰落後，那裏卻成了一座活脱脱的鬼城。

南美的平民窟則是因為產業萎靡不振加上收入分配不合理雙重因素造成的結果。

普遍來説：當一個城市的產業規模遠大於城市實際規模時，城市化呈現出正外部性；而當一個城市的城市化規模遠大於其產業實際規模時，城市化呈現出負外部性。

這亦是城市化的邊際效應之所在。

在這個基礎上，對於中國的城鄉戰略佈局，就不可能簡單地以“大城市一波流到底”的臉滾鍵盤玩法去消滅鄉土社會，甚至將其視為落後。

實際上，正如史正富老師所説：“討論發展時，更重要的是產業和收入分配，至於在城市發展還是在鄉村發展，那都是次要的”。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也反覆強調過：“鄉鎮被大城市吸血，本質上是其產業衰落的體現。產業衰落導致三要素流出。“

很多人談及城市虹吸效應時，説這是一種大勢，但在我看來，這些人説的僅僅是經濟學的大勢罷了。首先他們是不懂歷史的，也不懂人類社會演化的最基本的邏輯。以經濟學的大勢去取代歷史的大勢，這是一種井底之蛙的行為。

此外，即便是基於產業規模決定城市規模的邏輯，所謂城市化也必須考慮產業波動所帶來的週期性經濟危機。在《再讀温鐵軍：綠色資本與中國之道》中，我詳細談過資本主義下幾種常見的週期性經濟危機模式。這種危機的出現不取決於你的政治制度，而僅僅取決於你是否採用了資本主義模式下的市場化和貨幣化。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來説，威脅其產業的穩定性的因素，可以歸納為下面三個點：

1）自身市場經濟波動中的結構性矛盾

2）國際大環境下的國家博弈

3）自然對於人類社會的反作用力

這三點在此就不細説，只是強調一下當下我們所面臨的新冠疫情，其實就是自然對人類社會的反作用力（當然也不排除這種病毒有人為的可能性）。

因為上述三大風險的存在，城鄉的整體規劃就應當具備一定的彈性。對於一座城市來説，就不可能完全按照產業最大化的方向去進行城市化配置。這點越是國家的政治中心就越為重要：這也是為何北京對於其城市規模的擴張一向是慎之又慎。

2. 產業與城市化的量化關係

產業化推動城市化，而城市化最明顯的一個特徵，就是圍繞房地產的一系列產業的興旺。

那麼我們如何動態地評估產業化與城市規模擴張的關係？

在這裏我們又要用到三相波中，產業與就業要素的關係。

首先，產業對於就業人口的吸納是有差異性的，具體體現在：越是技術增密的產業，其對於勞動的排斥就越大。

這也不難理解，從機器淘汰人工，智能化淘汰操作機器的人，甚至到未來AI掌管一切生產的時代，隨着技術的升級迭代，人勞動的比例將越來越小。

比如我們現在的超市收銀員，金融交易所的交易員，甚至出租車司機，這些可能在未來都會被智能化的AI機器人給替代。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技術升級會降低產業對於就業人口的容納。

於是乎，人類社會的技術越發展，單一產業在解決就業層面的能力不升反降。這個問題放在城市化的角度來看，即是未來的產業擴張，未必會創造出等同於現在產業擴張所帶來的就業人口。相應的，對於城市規模的需求，特別是房地產的需求也會直線下降。

用一個簡單的等式來表達，即：城市規模需求~產業規模x就業人口吸納能力

當技術增密帶來的產業就業人口吸納能力下降時，城市規模的增長對於產業規模的支持能力就會呈現出邊際效益遞減的趨勢。以前圍繞一個產業可以形成三個商圈，十來個居民小區；但到了未來人工智能發達的時代，也許一個產業僅僅能夠帶動一個居民小區，甚至在線上經濟蓬勃發展的時代，商圈這個概念是否存在都會存疑。

這也是為何我在《以偽代謝經濟學的觀點批判工業黨激進的城市化思維》一文中得出，產業升級與農民進城在邏輯上是矛盾的結論。

我們當下提倡大城市化，卻始終忽略產業升級將進一步降低就業人口。到時候大城市密集的人口中將有大量的失業人口比例，這羣人找不到工作，也就無法為社會創造出穩定的消費。

那屆時只有兩個出路：

1）靠政府救濟，成為流浪漢，住進貧民窟

2）大力發展服務業，服務業的基本倫理限制將不復存在

其實西方國家今天所面臨的一切就已經佐證了這個看法。第三產業的繁榮本身就是城市化的必然，隨着產業升級對於就業人口吸納能力的破壞，這種趨勢會更加明顯。

更何況，技術進步對於第三產業的人力排斥現象也是存在的（比如超市收銀員被掃碼機器替代），因此各種五花八門的服務業一定會層出不窮，否則無法滿足城市龐大人口的就業問題。

**而為何我説服務業的基本倫理限制將不復存在？**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為何西方色情產業合法且發達？為何代孕會在美國這樣的國家成為正規產業？為何大麻毒品會在西方國家漸漸合法化？

第三產業為了突破發展瓶頸，必然會嘗試突破社會倫理道德限制，就好比當下中國雖然法律上禁止色情產業，但是作為一個地下產業和灰色地帶，其體量實際上並不小。

在這個基礎上，城鄉二元協調發展，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意義就完美地顯現了出來。

3. 城鄉協同的現實意義

在明確城市發展的邊際效益點後，我們就應該反過來思考城鄉二元結構的戰略意義。

一般來説：

城市作為文明發展的動側，集產業，資金，人口為一體，能夠為產業化提供更高效的路徑。

而鄉土社會作為文明發展的靜側，是思想文化，道德倫理的根基，是文明穩態的基石。

圖：動靜即陰陽

很多工業思維嚴重的小夥伴在看到思想文化時就對其嗤之以鼻，認為這太玄乎了。作為一名根正苗紅的工科選手，我自然也理解這種心態。然而忽略文化因素去純粹理工科地思考複雜的人類社會系統，本身就是一種更為深刻的玄學。

不過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還是不從文化層面入手，換個相對符合理工科思維的方式來説，即：

城市化進程因為產業規模基於地緣條件、產業波動週期的限制，因此無法往最大化的方向激進。

同時伴隨產業升級對於就業人口的排斥，城市規模對於人口要素的聚集效果下降明顯。屆時，簡單地把人堆疊起來就不如對人口進行精簡分佈，保障其流動的通暢來得效率。

其實軍迷們應該很能理解這種邏輯。熱兵器時代的來臨淘汰了冷兵器時代那種動輒列陣扎堆的打法。

一戰中集羣衝鋒被凡爾登絞肉機教做人，二戰中深溝高壘被閃電戰教做人。軍事越趨於現代化，對於人這個要素的密集需求就越弱化，反而更強調士兵之間的靈活調度和指揮。

這本質上來説是因為熱兵器的殺戮效率太高，人力在現代戰爭中不再是充當直接造成對方減員的主要因素；這與產業升級後，機器與人工智能結合那24/7的恐怖生產力對996都會引起廣泛社會輿情反抗的人類勞動力的碾壓其實是相似的。

技術的進步使得產業對於勞動力的容納能力下降。因此也只有在工業化早期，勞動密集型產業林立的時候，城市對於人口的虹吸才能發揮出最大效率。一旦產業進入智能化，去人工化的階段，勞動力集中將未必是產業發展的剛需。

而當下產業升級又是我們正在經歷的階段，因此對於城市發展的邏輯也應該順應其客觀規律，將產業化初期那種堆人堆資本的思想慢慢向產業升級時期的精兵與資本高效使用轉變。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做一個思維實驗。假如產業升級在不斷髮生，而中國幾億農民還在源源不斷地進城，那會發生什麼？

實體產業無法容納足夠的就業，只能依靠服務業去填充；但技術升級同樣在掏空服務業對於人員的需求，這最終的趨勢將是新產業產生的坑裝不下洶湧進城的人流，使得政府最終不得不通過財政救濟的方式來解決這些人的吃飯問題。

此外，因為服務業服務週期短，需求不穩定的特色，這使得用人單位在於勞工之間更容易形成所謂的勞資糾紛。傳統的勞動合同不適合需求波動較大的服務業，因此勞務合同，勞務外包成為這個區域的主流。這隨之而來的就是這些依靠服務業為生的勞動力，其勞動權益的保障陸續出現問題。

當下激烈討論的外賣騎手被算法壓榨，勞務派遣缺乏保障，根本上都是隨城市化進程而派生的第三產業給就業問題擦屁股而必然產生的結果。

就此，當城市化發展必須由第三產業來兜底的時候，我們就應該轉過來好好想想：城市到底需不需要這麼大？城市裏的人口到底需不需要這麼多？特別是當信息技術產業在不斷抹平城市的資源集中優勢時，未來的小城鎮，鄉土社會是不是可以成為綜合治理成本更合理的地區？

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必要條件是什麼？純粹的經濟增長？還是基於文明動靜兩側形成的穩態？

鄉土社會是文化的根基，也是其倫理道德形成的基礎。在這裏我們一定要注意，倫理道德雖然也是一個動態變化的存在，但是其變化週期並不短。

借用政治經濟學裏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辯證關係，倫理的發展是文明技術水平與社會倫理思想之間相互匹配的關係。

比如當下有大量的人追求不婚主義，性解放，希望像呂子喬一樣策馬奔騰。這個想法本身沒有多罪大惡極，但問題就在於當下文明技術水平並不能替代男女婚配，以妊娠方式延續人類族羣的這種傳統繁衍方式。

用唯物的眼光去看待人類倫理的發展，就可以明確思想再奔放並不能改變客觀世界，就算你騷上天了，那也要學會面對現實。

很多人錯誤地把思想層面的奔放視為一種生產力的解放，這是不靠譜的。

畢竟，當你覺得自己很騷的時候，也許別人比你更騷。你真以為我不想跟二次元的老婆們一起自由地飛翔？我只是在行為上比較實在而已。

倫理發展服務於文明層級，而就當下人類的文明層級來看，中國以平衡為主體，以動靜結合為思路的農耕文化恰恰是先進的，甚至是照亮當下人類思想亂世的一道曙光。

對於儒釋道文化的解讀，我在很早的文章裏有詳細談及，這裏就不做贅述。總之因為這種文化的先進性而使得承載其內核的鄉土社會有被維護，被髮展，被延續的必要。

同時由於產業升級，技術革命對於大城市規模優勢的削減，鄉村振興對於緩衝產業代謝所帶來的就業壓力可以説是高效的，長久的。

這也是我對温鐵軍老師所講的“生態資源開發空間正義性”的理解。

4.供給側改革

對於產業本身來説，投資，就業，消費三大要素中，消費和投資是流動性的一進一出，就像人體需要水一樣必不可少。而當下中國老百姓雖然收入增長不少，但其有效消費能力卻着實是被三座大山給限制住了的。

具體一點，就是家家還房貸，家家為孩子的教育、一家人的醫療開銷存錢。這使得其真實可支配收入數量並不可觀。為了進一步釋放這些消費潛力，供給側改革就是一種剛需。

其實質就是讓投資流到該用錢的地方，讓消費產生再更需要它的廣大產業羣上。

否則以當下全社會的消費能力的分佈觀之，其側重在那三個狹小的產業，最終擠壓了其他產業獲取消費的空間。

這用三相波模型也可以解釋，就是我在壟斷中所提到的：單一產業波形過大，最終形成了不穩定的宏觀經濟波動面。同時，行業利潤過高會對其他行業的三要素產生抽水效應。排除金融衍生品這個虛空大君在高位對於全產業鏈的抽水，巨無霸產業對於其他產業的抽水一樣可怕。

同時，作為高熵態的消費形式，三座大山在吸取消費的同時，也在無形地破壞民生。這也是陳平老師所説的，經濟廢熱或者有害GDP。

所以説供給側改革，本質上就是在提高一個系統的經濟轉化效率，類比得具體點就是提高發動機燃油經濟性，類比得抽象點就是歸零者的宇宙重啓，總之這是是一種減熵的行為。

理想情況下的調整，是國家全面負擔住房，教育，醫療三座大山。當然這做起來必然很漫長。特別是住房層面，因為土地財政、相關利益的複雜因素，要徹底去市場化本身也不現實。

不過未來的房地產，必然會在商品房之外漸漸產生與之混合的非商品房，比如北京正在推廣的廉租房模式。

基於這點，房地產行業本身的利潤空間是在被擠壓的，至少也回不到多年前那種在夕陽下奔跑的時光了。我相信這個現狀已經讓相關羣體憂心忡忡，叫苦不迭，而城市經濟學就成為了其唯一可以仰仗的理論宣傳工具。

3.增加供給就能降低房價？

有一種説法看上去似乎解釋了房價居高不下的原因：那即是當下中國的房地產總體是供給不足的，因為供給小於需求，因此必然價格上漲。

這種説法有沒有道理呢？其實也有，在理性市場下的微觀層面來看，供給與需求的關係對價格本身有着直接的影響。

基於這種思路，有些人就認為：通過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農村人口大量進城（具體體現為農村流入城市，西部流入東部）就可以通過住房需求的增加來刺激住房的供應，使房價最終因為供應的增加而下降。

有沒有道理？乍眼一看有，但細思極恐，為何？

在此，先提三個問題：

1）住房就等於商品房嗎？

2）為什麼國家下放給一線城市的建設指標少於三四線城市？

3）讓農民進城是單單地提高了住房供應嗎？

第一個問題，住房是否等於商品房？很顯然未必。比如新加坡模式下的廉租房就是一個非商品房的例子。從使用功能上來説，廉租房同樣可以解決居住問題，與商品房的差別無外乎是品質高低罷了。

本人在德國時期，也住過德國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在生態環境極佳的郊外，一個月兩百來歐的房租，雖然比不上國內精裝的躍層，但因為生態環境的優越，反而有一種怡然自得的舒適感。

商品房供應的受限，不等於住房供應的受限，或者説國家在一定程度限制商品房的供給，恰恰是在為類似於廉租房的非商品房的規劃騰出空間。

在這個模式下，有些人自然是不舒服了，旋即就會向人兜售**“住就要住精緻點”**的觀念。

而鄉村振興帶來的生態環境優勢，恰恰會抹平商品房對於廉租房的優勢。這是典型的以生態資源空間優勢/也可以稱其為風水佈局優勢去瓦解其商品優勢。

這也是為何我在德國住廉租房但並不會有住貧民窟的感覺。但這對於構建於鋼筋水泥，塵土飛揚的大城市內，以人造景觀這種偽生態要素構建居住品質的商品房來説，自然是不討喜的，也難免會引起相關人士的抨擊。

第二個問題其實我已經解答了，國家在宏觀規劃佈局時，並不會單考慮房地產商的利益。反而是為了不同區域的均衡發展，自然會給欠發達地區更多的發展機會。

但這種區域平衡的過程，單純依賴尋求短期回報的資本去運行是註定會失敗的。一旦失敗了，就會有人反過來發出**“發展欠發達地區就是錯誤”**的埋怨。

在我看來，問題不在於發展欠發達地區這個政策本身，而是以誰為主導去發展。讓一羣天天盼着碗裏生金蛋的人去做一個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才能完成的大事業，那人家顯然會表現得力不從心。

第三個問題就有意思了，因為提出這個概念的人，很明顯是在供需關係圖的解讀上玩了雙標。

供應上升，價格下降，需求上升，價格上漲。而農民進城的時候，首先帶動的是需求的上漲，其次才是供應的提升。於是乎，房價根據供求關係，是先漲後跌。

漲是必然的，因為供應的反饋晚於需求。但跌卻是未必的，因為源源不斷的進城大軍會帶來源源不斷的需求。

什麼時候需求被供應壓過，形成實質性的價格跌落？這個問題可能比穿山甲到底説了啥還要玄乎。

但可以確定的是，農民大軍進城這一波刺激，某些相關羣體的腰包倒是真的鼓了起來，至少在供應壓過需求的時間點出現之前，他們的饕餮盛宴總是能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4.比較優勢的濫用

比較優勢是個好概念，這讓我們就事論事地去對比兩個事物的差異，分辨出其優劣。

但是比較優勢也是一個容易被濫用的概念。

城市經濟學家們擅長於用比較優勢進行詭辯。他們會告訴你城市對於鄉土的比較優勢，東部產業發達地區對於內陸產業欠發達地區的比較優勢，然後得出一個看似正確的結論：

因為這種比較優勢的存在，所以欠發達地區的要素應該向發達地區流動，讓要素去服務優勢更大的地方。

這句話看上去像句人話，充滿了經濟神學那種羊皮紙的味。但是用大強子對撞機撞碎了來看，其不過就是馬太效應的翻版，飽含了新自由主義的精神。

讓要素無節制地自由流動，最終的結果就是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發達地區繼續吸血，欠發達地區在家躺屍。按照這個邏輯，西部大開發，五通下鄉，扶貧都是多餘的，因為其阻礙了要素的自由流動。

這種想法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看來是有些大逆不道，但因為使用比較優勢這個聽上去高大上的概念對其的粉飾，就使得它看上去又沒有那麼刺眼。

但這種比較優勢，真的科學嗎？

很顯然，這陷入了古典經濟學中，內生增長論的邏輯陷阱裏，經不起產業代謝思維對其的質疑。

從歷史層面對於比較優勢的解構，陳平老師已經講得很清楚。西方對東方世界的趕超，德國對英國的趕超，美國對英國的趕超，中國對於西方的趕超。這些歷史現象都是以先發優勢牢不可破的內生增長視角無法解釋的。

而單就國內區域發展層面來説，所謂東部沿海地區的比較優勢到底來自於何處？是其天生麗質難自棄嗎？還是説因為在時間上更早的開放以及通過海上貿易與國際接軌形成的原始積累？

我在第一節中所提到的地緣條件五項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地緣條件決定產業規模，但地緣條件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

比如，物流交通系統的全國性鋪開（高鐵，高速公路）改變物流層面的地緣優勢；互聯網技術進步，5G的落地將信息傳遞差鋪平；一帶一路大戰略為西部地區創造與國際優先接軌的可能性。這一切地緣層面的變動將逐漸削弱東部所具備的，來源於開放外貿的產業優勢。

特別是新冠疫情衝擊下，國內開啓內外雙循環，屆時，西部欠發達地區自然會有更多的發展機會。在這個時候還在強調要素自由流動，特別是對資本與人口的雙重掠奪。這種在國內自己圈自己的地，自己吸自己人的血，無外乎是一種披着學術外衣的內卷。

要説城市經濟學提出的比較優勢問題在哪？那就是其只做了靜態的比較優勢分析，卻未有結合歷史，政治等多重因素進行動態的比較優勢分析。

當然一般而言，城市經濟學家們是欠缺歷史文化素養的，也不喜歡用文明演化的視角來看待經濟發展。所以一遇上温鐵軍、陳平這類以跨學科視角來分析經濟學的學者時，自然會傲嬌地説上一句：“這些德魯伊們不懂經濟學，缺乏系統看待經濟的思維能力。”

在這裏我不禁要問一句，這所謂的系統思維能力，到底是經濟學的小系統，還是人類學的大系統呢？井底之蛙並不可悲，可悲的在於身處於井底而蛙視者，卻故作清高地指責井外之人：“汝非井底蛙，焉知蛙之樂乎？”

結語：

想寫結語，但是發現上面這段似乎已經帶了結語的性質，這讓我頗為凌亂。

糾結了半天這結語我到底是走流程還是走專項。鑑於已經到了回家哄娃的時間點，乾脆這次就直接走流程吧。

最後，中華民族王道天下之情懷，必須再重振，戲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