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懷孕仍然被理想化、被美化但其實懷孕根本就不是一個潔白無瑕的過程_風聞

周雯靜，青年藝術家。

在這些年的創作和採訪經歷中，我真切地感受到，沒有一個所謂的受苦的女性的羣像，有的只是一個又一個真實而具體的人。

身體的對立面

2020.12.13 廣州

大家好，我是周雯靜，一個青年藝術家。

在我的藝術實踐中，我一直關注身份、疾病、權力、性別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等問題。

這個作品叫《女人系列·節育環》，是我2014年在四川美術學院研究生時期的畢業作品，也是我的第一件當代藝術作品。

▲ 《女人系列·節育環》，2014

這個作品的緣起是2011年的時候，我陪我的母親取下了她佩戴了20多年的節育環。取環手術之後，她出現了大出血現象，持續了將近一個月。當時醫生初步診斷為子宮癌。這件事情對我的家庭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也讓我開始着手研究節育環這個物件。

世界衞生組織有這樣一個數據：**全世界佩戴節育環的女性有三分之二都在中國。**國家衞健委歷年統計年鑑數據表明，近50年中，有5.4億人次女性曾安裝金屬節育器。

那麼節育環是怎樣節育的呢？節育環的主要原理是通過放置在子宮的內部，形成永久性的發炎，最終導致精子無法着牀。它的不良反應有哪些呢？有可能會導致內分泌失調、大出血、宮外孕、子宮癌、子宮穿孔、纖維化病變等等。

節育環在中國使用的基數如此之大，會不會對女性的身體造成普遍性的影響呢？

今年6月的時候，我的作品在網絡上收到了3萬多條留言，其中在b站的彈幕是這樣子的畫風。

有4000多個人在彈幕上表示他們的母親也佩戴了節育環。在3萬多條留言中，也有很多人分享了他們的母親和親戚佩戴節育環的經歷。可見在中國，佩戴節育環的人口的基數是如此之大。

其實在創作這個作品的四年間，我也陸續採訪了50位佩戴節育環的女性。今天我想結合最近“全現在”與《財新》對我的採訪，和大家分享一些案例。

山西太原人張雨**，**她是1992年上環。但是因為她的宮口過於小，國內最小的環她都戴不上，於是她選擇了一個進口的T字形的環。

可是佩環的幾年之間，她一直不停地出血，時常從家裏的卧室走到廁所就會滴一地的血。在此期間她不斷地就醫，可是醫生給她的醫囑僅僅是——你再忍一忍，等到40多歲你停經了，子宮萎縮了，就不會出血了。

可是這一忍就是二十多年。醫生對她説，因為你的身體裏有異物，所以你的身體一直出現排異反應，你的子宮內膜在不斷地增生。終於在她55歲的時候，醫生對她説，你需要摘除整個子宮。

在我採訪的這50位女性當中，有8位或多或少都是因為和節育環相關的原因，最終摘除了子宮。

43歲的許英，她有三次上環、取環的經歷。前兩次都是因為意外的上環懷孕。

可是為什麼上了節育環還會懷孕呢？節育環不是一個高效的避孕手段嗎？為此許英她自己開玩笑説，“可能我是易孕體質，所以我上了環還會懷孕”。但是像許英一樣上環懷孕的現象並不罕見，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

57歲的張香芬，她其實已經停經好多年了，但是她並沒有要取環的打算。她説，“我覺得節育環並沒有對我的身體造成多大的影響，我幾乎感覺不到它的存在，我反而擔心取環之後身體會感到不適，這樣就得不償失了”。

最近《財新》記者黃雨馨的採訪中有這樣一句話：在農村，大多數的中老年女性對抗這種痛苦的方式，就是**“不想它，不講它，遺忘它”**，只要“日子還過得下去”。

在這些年的創作和採訪經歷中，我真切地感受到，沒有一個所謂的受苦的女性的羣像，有的只是一個又一個真實而具體的人。

其實在我採訪的對象中，也有一部分女性對節育環持相反的意見。比如我一個同學的母親，她是一所高校的校醫，她就認為節育環是最高效的避孕手段。並且在她佩環期間，節育環沒有對她的身體造成什麼影響。

在今天可能大家會普遍認為，佩環的主要是中老年的女性，應該不太會有年輕的女性再去使用或者選擇節育環作為一種避孕手段了。可是在我收到的留言、評論和採訪中發現，到今天仍然有很多年輕的女性在使用節育環。

可是當我問到她們節育環的運行機制和副作用的時候，她們基本上一無所知，這一點讓我非常驚訝。我在想也許節育環本身並不是問題的核心，也許它的關鍵在於，這個當事人她有沒有行使自己的知情權和選擇權。

我在創作《節育環》這個作品的時候，選擇的是節育環最典型的材料——銅，按照基本上是1:1的比例，也就是歷史中出現過的真實的節育環的形狀，製作了300多個節育環。然後把它們放在精緻的藍絲絨上，像女性的首飾一樣，帶着某種諷刺的意味。

在中國和法國的展覽上，我最常聽到的評論就是，節育環有這麼多形狀嗎？為什麼要設計成這個樣子？

其實有很多奇形怪狀的節育環，它們是創造於二戰時期的歐洲和美國一些私人的診所。這些東西是發明給那些在他們的評估下不適合生育的婦女，比如説他們認為有精神疾病的婦女，或者是基因上“有缺陷”的婦女，為了讓她們戴進去以後，不能夠自行地取出。

我的展場上有很多人會來找我聊天，但是幾乎沒有人找我聊藝術，而是會諮詢我一些醫學上的問題。比如2014年，在我的展覽上就有一個清潔工阿姨在展場等了我三天，就是為了諮詢我佩戴了六年的節育環，最近出現了腰痠腹痛，想知道是不是應該取掉它了。

我的展覽現場有時候更像一個醫生的聽診室，我感到恍惚，時常會在醫生與藝術家的角色中來回遊走。

做完這個系列之後，我就去到了法國，在法國的南特美術學院攻讀第二碩士。剛到法國的時候，思維方式、語言體系、創作方法論都不一樣，我當時處在一個重新打破固有的成見，然後重新再建立新的體系的過程。

這個過程非常地痛苦，我甚至前三個月都創作不出來任何東西。我就到處去看博物館，從西班牙、意大利到法國，再到德國。但是在眾多的美術館中，讓我最驚訝的、最刺激到我的反而是巴黎醫科大學的一個博物館。

這個博物館展出的是19世紀所有的臨牀器材。這些手術刀被精美地放置在木匣子裏，就像銀製的餐具一樣，被安靜地放置在那兒，但是給觀者的感受卻是刺痛的、難受的、暴力的。

於是我回來創作了《紅色系列》的第一個作品——《手術刀系列》。

▲ 《紅色系列·手術刀》，2015

紅色有非常多的隱喻意義。但是對我來説，它的第一層隱喻意義就是血液。流血是女性身體在生物層面上遭遇的最平凡的一種經歷，比如經期、生育、疾病、受傷等等。

在這個作品中我用了一種荷蘭墨水，用水彩的方式把它們畫了出來。這個墨水很特殊，在它高濃度的時候會呈現出一種血液的紅色，但是當它被稀釋之後就變成了一種粉紅色，看起來很温馨，很媚俗。

我創作的這個手術刀也基本上是按照1:1的比例，繪製出了現有的臨牀的手術器材，大多數都是婦科器材。我這個作品特殊的一點是，在這個手術器材的旁邊，我用工程製圖的方式標誌出了它的尺寸。

當我用大頭針把這些小的畫釘在牆上，在一個潔白的房間裏展出的時候，一種很特殊的感覺出現了，讓人感覺很不適。它外在的冷酷和內在的熱情、工具的理性和強烈的情感，被用一種很矛盾的方式表現出來。

接下來我創作的這個《紅色系列·壁紙》也是一樣，它看起來很温馨、很漂亮，可是當你走近去看的時候你才會發現，原來它的內容是如此地暴力。我很喜歡這種矛盾法的表達方式。

▲ 《紅色系列·壁紙》，2015

接下來是《紅色系列》的第三個作品，也是讓我最感到驚喜的一個作品。我創作了12個沒有頭，沒有手，沒有腿，沒有一切個人和社會身份象徵的部位，只保留了女性具有生殖功能的部分的女人體。

▲ 《紅色系列Nº3》，2016

這個作品是我用石膏製成的一個雕塑，然後我把石膏放到紅色墨水裏面浸泡。

石膏這個材質它會吸水，然後它會變化。大概一週過後，它會顯現出很温柔的、像玫瑰一樣的狀態。

可是一個月之後，它變成了這樣。

紅色的墨水就像一種淋巴液，在身體上攀爬、暈染。在這個石膏緩慢地吸水和變乾的過程中，它呈現出了某種抽象的疾病的特徵，在石膏的表面形成了白色和黃色的沉積物，就像皮膚的分泌物一樣，讓你感到不適，你的身體被侮辱，被污染，被損害。

在今天，懷孕仍然被理想化、被美化。但其實懷孕根本就不是一個潔白無瑕的過程。女性身體仍然存在於被矇昧主義排斥的位置。

在這個時期我常常在思考，藝術作品不應該像一篇社會報道，藝術應該是曖昧的、模稜兩可的，帶着某種挑釁意味的。

這個作品是我特別喜歡的一個藝術家Bill Viola，他早期創作的一個作品。當時我是在南特的美術館旁邊的小教堂裏看的這個作品。這個經驗太特殊了，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 Nantes Triptyque, Bill Viola

在這個大的教堂的空間中只展出了這樣一個作品。整個教堂的窗户被封上，變成了一個全黑的空間，正面是三個巨型的屏幕。這個屏幕的最左邊，是他拍攝的他第二個兒子出生的全過程；中間是他經歷的一次溺水的經驗，他説是他最接近死亡的一次經歷；最右邊是他拍攝的他的母親在病牀上即將死亡的過程。

這三個視頻持續時間長達半個多小時，所有的觀眾都站在前面，等待某個事件的發生。當這個影片接近尾聲的時候，突然之間他的兒子出生了。他把他的頭拔出來，再把嬰兒放在了母親的懷裏。

這個時候三個鏡頭緩慢地推向了人的臉，給了人臉一個特寫。他剛出生的兒子的臉是紫色的、皺巴巴的，和他即將去世的母親的臉幾乎一模一樣。

就在這一刻，我突然全身起了雞皮疙瘩。因為我感覺生命之重大。我彷彿從作品裏看到了某種生命不可知的本質的意義，可能生和死是同一回事。在這樣的作品前是無言的，好的作品總是讓人感到失語。

在這個時期我也常常會回想曾經作品中的問題，我對之前的《節育環》作品中的諷刺的意味並不滿意，我想強調關於嵌入身體的疼痛感，於是我重新創作了《節育環》。

▲ 《紅色系列·節育環》，2016

我選擇了一個接近皮膚質感的陶瓷，把節育環嵌入陶瓷當中。然後把陶瓷取出來，留下了一個疼痛的痕跡，再把這個痕跡燒製成一個永恆的印記。

在這兩個《節育環》的作品被放到一個展覽同時展出的時候，形成了一個很有趣的對話——一個是真實，一個是虛空。

在威尼斯雙年展上有位藝術家做過一個這樣的作品，他拿了一個蘋果，用世界上不同語言的字典，查到了關於這個蘋果的解釋。再把這些解釋打印出來，用這些解釋一頁一頁地把這個真實的蘋果包裹起來。最終這個真實的蘋果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無盡的關於這個蘋果的闡釋。

其實我們認識的這個世界也是一樣的。這個真實的世界被大量的信息所覆蓋，我們一頭扎進信息的海洋裏，最終卻忘記了和這個真實的世界發生關係。

因為這個作品的靈感對我的影響，我創作了這個作品，叫《權力詞典》，也是我所有的作品中我自己最喜歡的一個。

▲ 《權力詞典》，2017

這個作品的靈感來源於福樓拜最後一本小説中的《庸見詞典》，“平庸”的“庸”，“見解”的“見”。

其實我幹了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就是把所有關於“權力”這個詞的詞彙收集起來。我自己再給這個詞一個解釋，最終編匯成一本個人詞典。我把它翻譯成了法語，保留了中文和法語兩個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看其中的案例：

《權力詞典》這本小冊子的第三部分，是我做的更像是一個行為藝術的作品，是權力的圖像化。

這個動作也非常簡單，就是我把中文簡體的“權力”這個詞放到Google翻譯當中，翻譯成104種不同的語言。然後我再複製、粘貼這個語言到圖片搜索欄，得到了第一頁的圖像的截圖。

大家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有意思的現象出現了。比如説中文簡體的“權力”搜索的圖像，大多都是拳頭、印章、很多的人，但是在南非的布爾語裏，你看到的圖像是很多的槍支。

▲ Google搜索“權力”。左：中文；右：南非布爾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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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也是一種文化對一個詞語最簡單的圖像化的闡釋。但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無數多的歧義，比如説有語言學上的歧義，有一些語言它本身就沒有“權力”這個詞，於是它會選用一個相似的詞去替代它；再比如Google搜索是按照搜索量來排名的，所以你搜索到的並不是最正確的結果，而是最經常被人搜索到的結果。於是我把這些錯誤和歧義收集起來，保存下來，最終編匯了這本小冊子。

我想**一個藝術家擁有的最大的權力就是對世界的詮釋權。**我用一種戲謔的方式編寫了這一本《權力詞典》，用來行使我對這個世界的詮釋權。

很多人説我的作品太嚴肅了，我其實也有很多很幽默的作品，比如這個作品的名字叫《我心愛的》。

▲ 《我心愛的》，2018

其實在我的家庭當中有很多長輩的心臟裏都搭了支架。他們一邊喝酒吃肉，一邊搭着支架。那我肯定要幽默你一把。

我做了30多個的“鐵石心腸”，你們看上去很像鐵對吧？其實這個東西是我調製的一種金屬的釉料，它是陶瓷做的，然後燒製成這個樣子。

布展的時候，我還特意花了個小心思，就是把它們全部擺放在地上。因為當觀眾站着看這個作品的時候有一定的距離，你會覺得它是非常堅硬的鐵。可是當你蹲下來靠近它、觸摸它的時候，你才會發現這個真相：原來它是陶瓷，如此地脆弱，如此地不堪一擊。所以説傲慢的觀眾發現不了真相。

也有人説我的作品很冷酷很暴力，那你本人的性格是不是也是這樣的？其實並不是。我也創作了一些很温馨的作品。比如説這個《女人系列·取暖》，其實是和《節育環》同時創作的一個系列。

▲ 《女人系列·取暖》，2014

這個作品是我把我母親的衣櫃裏，從2004年到2014年所有的衣服的標籤取下來做的一個作品。我媽媽從來沒有丟衣服的習慣，所以她有一個很大的衣櫃。

在做這個作品的時候發生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剪一些比較貴的衣服的標籤的時候，她説不能剪，因為她買的就是這個標籤。我狡黠一笑：那我就更要剪了。

我把這個標籤剪下來之後，在底下附了一張小的紙片，上面記述她購買的時間、衣服的尺寸、顏色、款式，做成了一個像標本一樣的鏡框。我當時還豪言壯志地説，我要批判中國經濟增長中的消費主義的問題。

結果忽然有一天我看到牆上這個大框子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原來這也是一張我母親的十年的肖像，充滿了温情。其實你仔細觀看其中的細節，你會發現，你可以看到這個人的身高、她喜歡買什麼樣的衣服，甚至能夠揣測出她大概的性格。

而且你能夠發現，這個家庭好像從某一年開始收入還不錯，開始買一點稍微貴的衣服了。甚至你可以發現，某一個歐美的品牌在哪一年開始進入了中國一個三線城市的市場。

它其實是一段微觀歷史，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經濟飛速發展的十年間，一箇中國三線城市的一個普通上班族女性的一段消費史。

2017年的時候我回到中國，參加了第一屆合川釣魚城的新媒體藝術節。這個展覽空間十分地特別，是在重棉四廠一個廢棄的廠房裏。這個工廠以前生產的是棉麻的紡織品，它讓我想起了我祖母的一段經歷。

我的奶奶在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間，從東北移民到了湖南株洲，在市毛巾廠工作。她去世之後，我和我的父親去整理她的遺物的時候，發現她的衣櫃裏有將近20公斤的毛巾。

我把這些毛巾縫製成了一個3米×25米的長帆，掛在了這個展廳裏。

▲ 《生產/符號》，2017

在展場的現場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出現了。第二天我去展場拍照，我發現退休女工們又重新穿上了她們的制服去看展，在我的作品前拍照。我趕緊也跑過去給她們拍了幾張。這個突然的意象，讓我的作品有了一個新的立體的生命。我很歡喜。

從這個作品開始，我開始確定了在我的創作方法論中關於“微觀史”的體系。我認為，每一個具體的人，每一天經歷的具體的事件，把這些具體、細小的事件記錄下來，就成了一部文明史。

做完這個作品之後，我就搬到了巴黎。我住在巴黎11區拉雪茲公墓的附近。我在巴黎的生活非常地奢侈。每週三和每週五的晚上，我都會散步去盧浮宮。每個晚上兩個小時，我只看一幅畫或者一個雕塑。我會站在那幅畫前臨摹，有時候會寫作，有時候甚至就只是發發呆。

每次走出盧浮宮之後，我會在塞納河邊散散步，看一看塞納河的水，再回想回想剛才的畫。在這三年期間，我大概是按照美術史的脈絡這麼走下來的，從古希臘到文藝復興，再到十七、十八世紀的繪畫。這一段時間也讓我對美術史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

2020年是很特殊的一年，是全世界都開始關注醫療的一年。其實今年我也開始關注醫學和藝術的一個交匯點。我想創作一個這樣的詞叫**“臨牀藝術”**，不是指用藝術去治療臨牀的疾病，而是指用觀看的方式揭示醫學和藝術的交匯點和對立面。

今年年初的時候我去到這家博物館，這是我家附近的聖路易醫院的博物館，收藏的是17到18世紀所有皮膚病病人的真人翻模。這些翻模都是蠟制的。整個展廳裏面展示的有艾滋病、天花、蕁麻疹、帶狀皰疹等皮膚病蠟膜，非常地驚悚，非常地暴力。

我看到了一些人的臉，這些人的臉作為一種圖像，可能是他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證明。可是在這張臉的下面寫的名字，卻是他得過的疾病的名字，他穿着疾病的衣服，被疾病命名。

上個月我遇到了一個朋友，她對我的疾病系列很有感觸。她告訴我了一個她個人的經歷。她説在她初中的時候曾經感染過豬流感H1N1。那個時候她的圖像被不斷地報道、傳播，可是在她的圖像下方寫的卻是“豬流感二號病人”。

於是我開始着手創作這個系列，叫《以疾病之名》。這是其中的第一個作品。

▲ 《以疾病之名》，2018

我用繪畫的方式和綜合材料的方式，描繪了博物館裏面出現過的一些真實的人物，他們閉着眼睛，神態安詳。

這個作品的名字叫《增生》。

▲ 《增生》，2018

其實它來源於女性乳腺鉬靶篩查的X光影像。我幾乎是用寫生的方式把這個X光畫了出來。我搜集了大量的醫學資料，用不同的語言在不同的國家醫療網站上找到這個X光照片，把它們畫了出來。

在展覽的時候，我把這個照片旋轉了90度，掛在了牆上。很多觀眾會問我，這是蘑菇嗎？或者也有人會問，這是水母嗎？或者是某種未來的生物吧？

最有意思的一次是，有一個外科醫生來看我的展覽。他一進來就説，這個鈣化了，這個在增生，這個是腫瘤了，沒救了。他哎呀呀嘆着氣就走了。可能在平常人眼中的作為一種美學的存在，在醫生的眼睛裏就是一系列的疑難病症。這也是我想討論的某一部分。

在米歇爾·福柯《臨牀醫學的誕生》裏面有這樣一段話：

“把某些人的疾病變成其他人的經驗，使痛苦展示出來，這樣做是公正的。病人暫時不是一個公民了，他淪為某種疾病的歷史。病人到醫院來尋求治療，卻變成一種景觀。”

時常會有人問我，藝術有什麼用？我恰恰想説的是，藝術它可能不是一門實用的學科。藝術很多時候呈現出來的就是無用的狀態，無用之用。藝術家用藝術的眼光提出了一個問題，可能真正解決這個問題的人是科學家、社會學家，或者醫生，或者其他。

在我看來，藝術是一種追尋，對於不明就裏的人而言可能毫無意義，但是對我來説，卻是智識的本身，也包括牽涉其中的一切困難和所能給我的一切快樂。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