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回家，還是被“就地過年”？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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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傷不只來自於這其中藴含的深刻矛盾，制度與個人、城市與鄉村等，也來自於它逐漸成為我們這個國度最正常的風景的一部分，成為現代化追求中必須的代價和犧牲。

它成為一種象徵存在於我們每個人的心靈中。我們按照這一象徵分類、區別、排除、驅逐，並試圖建構一個摒除這一切的新的自我的堡壘。

——《出梁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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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國家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佈會宣佈了“春節返鄉需持有7日內核酸陰性證明”的消息。

隨後，國家衞健委發佈了《冬春季農村地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表示返鄉人員除了持有7天內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陰性結果外，還需要實行14天居家健康監測。

此後公佈出的消息進一步強調，返鄉人員是指從“外地返回農村地區的人員”。

這掀起了巨大的討論風波，有人表示理解，這都是“為了鄉村好”，有人擔憂核酸檢測費用的負擔，以及實際防疫的細則對他們來説到底負擔如何。還有激烈的聲音評論“為什麼這些農民工要回家過年，在城裏多賺點錢不好嗎？”

“要不要過年回家”，看似只是一個個人選擇的簡單問題，這背後卻折射出“農民工”與鄉村文化與現實的變遷。

在今年的抗疫過程中，這些沉默的“農民工”們讓渡了很多，犧牲了很多，也默默承受着這些，但我們不應該對這些犧牲當作理所當然，更不能視而不見。

1.  

回家，像是魚兒回到了水裏  

2020年中，“打工人”這個詞突然一下在互聯網迅速走紅，而後又迅速地消弭。

但不得不説，真正苦苦掙扎的鄉村務工人員，卻被淹沒在了這種頗有幾分狂歡意味的浪潮之中。

2013年，《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的作者，關注鄉村現象的學者梁鴻在接受鳳凰網採訪時點出，我們經常看到對於“農民工”各樣的形象塑造，要麼是呼天搶地的悲劇、灰塵滿面的麻木，要麼是掙到錢的幸福和感恩，還有歷史中閃現的“下跪”場景，彷彿這便是他們存在形象的全部。

但這其實是一種符號化與階層的視角：“我們並沒有把他們當作一個活生生的人存在。總是感嘆一番，甚至流兩滴眼淚，然後走了，因為跟我們沒有關係，是另外一個風景的人。我們好像隔着玻璃在看一種人生，這種痛感是不真切的。”

不管是被消解掉的“打工”，還是最近防疫政策所引發的關於“返鄉”中那些傲慢又審視的討論內容。無形之中包含着一種社會成規和認知慣性，阻礙了這背後更復雜的社會結構和生命存在。

據統計，僅在河南，“新生代農民工”  （2  010年中央一號文件所定義，主要指在城市務工的80、90後農民）  就有1500萬之多。

在這個龐大而冰冷的數字背後，則是一個又一個村莊的空置。

來自河南鄉村的小W對看理想説，“我們村裏幾乎人都在外面打工，單純靠種地一年也就收入幾千塊錢，夠幹啥的？已經沒有退路了，擺在所有人面前的幾乎只剩一條路**，打工**。也就是好一點的打工和差一點打工的區別。”

據梁鴻觀察，她所書寫的家鄉梁莊  （原型也為河南鄧州的一個鄉村，下文沿用“梁莊”這一地名稱呼）  裏的人，  足跡遍佈中國大江南北，遠到西藏新疆，南至廣州，都有他們討生活的身影。

他們是誰？可能是早上賣煎餅果子的阿姨，是街頭飛馳而過的外賣員，是搬家時的拉貨司機，是在街頭巷尾，默默為我們各種生活提供着便利的真正打工人。

然而卻因為受教育水平的低下，能力有限，只能從事出賣勞動力的工作。白天，他們默默地為這個城市運轉着，晚上又遠離城區，退回到邊緣的地區去居住。  雖然在一線城市，但居住環境可能還不如普通農村。

比起惡劣的環境，更隱形的麻煩，是在大部分由陌生人組成的現代社會中，他們在鄉土社會里所形成的思維習慣、語言方式和生活模式幾乎都失效了。

工廠裏的小孩

雖然在同一個城市裏生活，但他們與我們所面臨的境遇是完全不一樣的。

梁鴻在《出梁莊記》裏觀察，“身在城市的打工者，卻永遠是異鄉人。對於他們來説，這是一個好像打開了但又不斷碰壁的過程。

表哥在北京建築工地做小工，他經常顯得手足無措、沉默而無奈。實際上，他靈動、健談，在村裏時是以聰明著稱的。但來到城市，他只是一個討生活的，他的情感、智力、生命，與城市沒有產生交集。”

因而春節返鄉對他們來説，遠遠不止是“回家團聚”這一詞語可以概括的。一年中僅有這些天，他們不用那麼忍飢挨餓，可以回到自己的房子裏，招待着親朋好友，暫時忘掉一年的分離與艱辛，像魚兒回到了水裏一樣輕鬆自在。

“中國大地上有多少個這樣的梁莊，有多少這樣的梁莊人，**他們從一個個微如細點、在地圖上無法標識的小村莊湧入城市，改變着自己同時改變着中國甚至世界。**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這人類史上都少見的大流動和大遷徙嗎？”

梁鴻在《出梁莊記》裏發問。

2.  

好像掙錢，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出梁莊記》的書名，來源於原典《出埃及記》，《出埃及記》寫的是以色列人出去尋找上帝的應許之地，奶與蜜的流淌之地。

顯然，梁莊人想進城也是想尋找幸福生活，找尋一塊美好棲息地。他們找到了什麼？梁鴻在接受採訪時給出了一種答案：遷徙、流散、塵土飛揚。

中國人，尤其是在鄉村生活的人，一般都不太擅長表達，更不願意袒露自己深層的情感和心理世界。另外，由於文化水平和表達能力的侷限，更由於社會提供給他們的發言場所和機會的限制，他們很難直接開口説話，也難以清晰、準確地傳達出鄉村的聲音。

這十年，梁鴻一直用大塊的時間在梁莊走訪觀察，寫作了“梁莊三部曲”  （  按寫作順序為：《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梁莊十年》）  。

得益於這些村民們與梁鴻之間的親近關係，和梁鴻本人的平等態度，梁莊的“農民工”們，坦率自如地講述了他們進入城市後的種種生活經歷和遭遇，也細緻地表達了他們對城市的複雜感受。

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難聽到他們傾訴自己的心聲，因而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梁莊三部曲”裏這些對鄉村人們心靈世界的直接展示。

在書裏，“農民工”們不只是講述了生活故事，更展現了他們曲折隱秘的內心世界。其中有青年“農民工”在面對城市時難以祛除的自卑和羞澀感，有老年“農民工”對於生活的無助和無奈，有他們在城市中艱難掙扎過程中強烈的挫敗感、壓抑感和孤獨感，以及在面對文化衝突和困境時的迷茫和困惑。

其中最常見、也是最複雜的，是他們在鄉村與城市之間的複雜關係。

比如，梁鴻的一個表哥在1994年的打工日記裏寫：“如置身於一個真空的袋子內，與世隔絕。路上來來往往的人，都和自己素不相識。在這個城市裏，我簡直像一個螞蟻，沒有人關注，被隨意踐踏、蔑視。沒有人知道你的存在，沒有人知道你還有親人，還是一個有着愛情、思念，有着悲歡離合的人！”

在《中國在梁莊》中，梁鴻記錄了一位自殺的女性“春梅”的故事。春梅的丈夫根兒在礦上打工，平時很難聯繫上，有一年過年，根兒沒回來，春梅失魂落魄地找了好久，到了年中時，根兒還沒回來，有一天她在家裏自殺了。

春梅的自殺對於很多人來説有些難以理解。在他們看來，  情感的交流與表達，是難以説出口的事情，他們已經訓練出一套“壓抑”自我的本領，愛情甚至性與身體，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事情。

在事件背後，梁鴻看到，出門打工農民才能掙到錢，對當地來説也才能拉動地方經濟。但是這背後有多少悲歡離合，有多少被消磨殆盡的生命？這些問題都沒有被納入考慮範圍。

許多外出打工的男性，妻子、孩子和父母都留在老家。即使夫妻同在一個城市打工，也很少有條件住在一起，因為打工所在的工地和工廠，經常不會給他們提供單獨的住宿，他們的收入也很難租得起房子，只好各自居住在宿舍裏。

至於週末怎麼相聚，怎麼進行性生活，則是難以想象的黑暗問題。即使這樣，能在一個城市，經常會面，已經是非常幸運的了。

這是被忽略的問題中很小的一部分，在探討“農民工”議題時，更多地被談及的是他們的待遇，彷彿讓他們多掙到錢就解決了一切問題，其他就可以忽略不計。

確實，也有人通過打工掙了錢，有人通過村裏土地拆遷致了富。但他們在其中付出了多少呢？這其中所失去的身份、尊嚴、家的完整，好像都被忽視了。

3.  

回不去的家鄉

在這一輪的返鄉討論浪潮中，也有許多人談到，身邊的很多“農民工”越來越不願意回家過年了。

這其實是一個很無奈的現象，很多固有的印象認為，村民天生熱愛村莊。但打破常規想法的是，這在當下卻很多時候是不成立的。

當整個社會都在朝着城市飛奔的時候，鄉村自然也就被挾裹在其中。就像我們從小就被告知要好好上學，上學之後考上大學才能有“好生活”。非常自然的，在許多村民的心裏，也有着一套這樣的理念，“要上學/出去打工，要離開這個地方”。

鄉村是不能久待的，因為沒有任何的出路，回來也找不到什麼資源。尤其是北方的村莊，它很早就被抽空了。越來越多人搬到城裏，過上了好生活，不再回鄉。

梁鴻指出，我們許多人懷念故鄉時，是一種“可以分離的愛”，可以不用回去定居，在心裏遙遠地想念它。

在這樣的前提下，許多“農民工”對於家鄉的留戀，摻雜着一種“不得不愛”的無奈情感，因為家鄉是他們唯一的歸屬，是他們唯一身份的存在和象徵。

現在，也有更多的人選擇不回家，這在“新生代農民工”裏更加明顯。

前幾年，梁鴻舉辦了一次工友座談會。在交流中，他發現年輕打工者和中老年打工者的心態有很大不同。中年夫婦有強烈的願望和清晰的目標，他們就是要給兒女掙錢、上學，回家蓋房，等兒女長大結婚，回家抱孫子外孫。

年輕工人卻對自己的未來相當迷茫。  對於這一代人來説，機遇和上升空間都遠不如前，即使整體生活水平變好、視野也更為開闊之後，但卻有着另一種痛苦。

梁鴻在《出梁莊記》裏記錄了一位90後“農民工”丁建設的心路歷程。她與丁建設也是在一次“工友之家”的交流會上認識的，談及工作怎麼樣，丁建設用一種輕微的自我辯駁的語氣説道：“那能咋樣？但凡有辦法，説啥也不要在工廠打工。人就是零件，啥也不能想，沒意思。”

但是，丁建設表示他也不會回家，“回家也沒意思”，他不想幹農活。丁建設看了許多心理學的書，比如卡耐基的《人性的弱點》《人性的優點》，還在網上看了麻省理工學院的心理課程，覺得挺有收穫。

這種內在開闊的東西吸引了疲倦的丁建設。但是，這些理念又好像和他的生命內部沒有真正對接，無法激發他的某種意志力，無法改變他無力的生命狀態。於是，他暫時放下這些，投入了繁忙的工作，決定“想通了再繼續看”。

現在丁建設過年很少回家，村裏的嘮叨和人情他有些不習慣，就在打工地廈門過年。他説生活慣性都很適應了，但卻“還是沒感情。就像一個牢籠，沒有人情味兒，咱們那邊逢年過節門都是敞開的。在這邊，門一關，就是自己。沒地方去，也不想出門逛，商場進不起，再熱鬧也不是你的。”

但有意思的是，梁鴻觀察到，留在梁莊的人對在外打工的族人好像沒有特別的感覺，似乎他們認定在外打工的梁莊人整個心還在梁莊這裏，從來沒有離開過。  他們會饒有興致地講誰誰回來娶媳婦、割痔瘡、做手術、蓋房子，也會以一種特別陌生、驚訝的口吻談誰發財了誰又賠了，現在回梁莊在做什麼。

梁莊始終是中心。在外，只是暫時的，討生活的，最終都會回來。也因此，他們沒有認真地去思考自己的親人在外打工的狀況，即使談起來，也以一種非常模糊的、完全逆來順受的態度。

模糊與逆來順受，是當下鄉村一種非常普遍的心理狀態，譬如梁莊人在離開家鄉、來到城市後，會依據官方的説法，認為自己是“盲流”“打工的”“進城務工人員”“農民工”。  但更多的時候，他們會自嘲自己就是一個“要飯的”，“就是進城要碗飯吃，啥好不好的”。

梁鴻的一位堂嬸，芝嬸也自己談到了“留守兒童”的現狀——在鄉村，“留守”一詞也已經很流行、很普遍，以至於已經成為了普通老人所使用的詞語，但這也意味着他們已經默認了這一歷史存在和處境。

談及現狀，梁鴻詢問芝嬸是否過覺得有點難過，芝嬸説：“難過，咋不難過。那有啥門兒，大家都這樣。”

在這個故事的結尾，梁鴻拋出了這樣的疑問：“對於他們來説，**因為這種處境太普遍太正常，是一種極其自然日常的狀態。**所謂的悲劇與痛苦只是我們這些‘參觀者’和‘訪問者’的感受。

面對這種已經日常狀態的分離，他們又該怎麼辦？天天痛哭、難過？那生活，又該如何度過？”

尾聲.  

在防疫政策公佈之後，小W説，他們村裏有許多人連夜趕回了家，有些連工錢都沒有結算。還有更多人在這種不確定的政策和相對高昂的成本面前，選擇了不回家。小W也是如此，在告知家裏這一消息之後，他在村裏生活的父母略顯些無奈，卻又平靜地接受了。

這一次關於返鄉防疫的討論中，也存在着許多諸如“農村醫療條件不好，農村人不好管理”之類的評論，許多評論固然説出了現實。但我們必須反思，這樣的評價中，是否存在着某些居高臨下的審視，又是否不自知地存在某些偏見和歧視呢？

這種評價背後，固然有着具體的制度設置、人的選擇、城市鄉村的分化，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更廣泛的，則是這個社會的常規和漠視，與壓在他們身上的很多偏見。

在今年的抗疫過程中，沉默的“農民工”們讓渡了很多，犧牲了很多，也默默承受着很多。但我們不應該對這些犧牲當作理所當然、視而不見。  在當下社會文化從傳統向現代轉型中，他們是最直接的承受者和體現者，也是最弱勢與最沒有發言權的羣體。

正如梁鴻在對談節目《一日談》中所思考的：“雖然（家鄉的村民）可能不讀我的書，因為可能畢竟知識還有限，但他們覺得你是在做一件好事情，這個事情也挺重要的。不要小瞧普通人的精神空間。

對於他們來講，日常生活只是一種無意識的生活，柴米油鹽，吃喝玩樂，好像沒什麼大的追求，但一旦出現某種契機，他們很願意去思考，也能夠理解其中的意義，並試圖進入這一境界之中。

只是生活很少給他們這樣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