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暴露了澳大利亞的“殖民基因”_風聞

香港《南華早報》網站元月14日刊發題為《新冠病毒暴露了澳大利亞的雙重標準和準殖民主義態度》的文章，作者為駐澳大利亞的金融市場和政治分析師達里爾·格皮。全文摘編如下：一種新的新冠病毒毒株是2020年9月20日在英國肯特郡最先發現的，但直到12月24日，英國衞生大臣馬修·漢考克才公開承認這種傳染性很強的新毒株。倘若中國發生這種情況，西方媒體會迅速指稱這是“掩蓋”事實——但在這起事件中，對於英國在向世界通報方面拖延了近三個月一事，大部分西方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在內，基本上視而不見。

外交政策暗含種族色彩

這種雙重標準可以從政治角度加以解釋。中國被認為是“不友好”的，因此對澳大利亞媒體的許多人來説，中國所做的很多事情都被視為“一個黑暗的安全陰謀”的一部分。而英國是“我們”一邊的，因此我們對它的錯誤和疏漏更加寬容。正如英國首相約翰遜所説的，英國可以“邊走邊學”。這種雙重性可以追溯到澳大利亞作為歐洲在亞洲前哨的殖民歷史。這一遺產的核心不僅僅是一絲種族主義的暗示，它日益滲透到澳大利亞在該地區外交政策的戰略框架中，而澳大利亞對新毒株的反應也證明了這一點。儘管這個新毒株具有高度傳染性，但澳大利亞仍未禁止來自英國的旅客入境——在英國衞生大臣終於承認這種毒株存在整整一個月後。事實上，澳大利亞內閣上週才姍姍來遲地決定對來自英國的乘客進行飛行前的新冠病毒檢測。如今，澳大利亞感染變異新冠病毒毒株的病例越來越多，其中一些病例被控制在對回國旅客進行隔離的設施中。但是，至少有兩例感染病例出現在社區內，並導致昆士蘭州首府布里斯班實施了為期三天的封鎖。很少有人質疑時間如此短的封鎖措施來控制一種有10至14天潛伏期的病毒的有效性。澳大利亞對新毒株的沉默反應與它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初期的反應形成鮮明對比。2020年2月1日，僅僅在武漢封城一週後，澳大利亞就迅速禁止來自中國大陸航班上的外國人入境，包括在空中飛行的航班。直到3月份，澳大利亞才禁止來自意大利的旅客入境。到4月份，美國正在成為大流行的中心，然而來自這個國家的旅客仍然被允許入境。

準殖民主義態度不合時宜

2020年一整年，儘管英國的感染率激增，但澳大利亞公民、居民及其直系親屬仍可以從英國回到澳大利亞。然而，對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的限制持續了整個2020年，而且尚未取消。中國和其他亞洲觀察人士帶着某種程度的無奈目睹了這一切，因為這是使澳大利亞迴歸殖民歷史的政策方針的延續。在世紀之交前的一段短暫時期，在前總理鮑勃·霍克和保羅·基廷的領導下，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轉向作為一個平等的夥伴與亞洲融合。亞太經合組織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是澳大利亞提出的，但並非由澳大利亞主導。隨後的領導層更迭轉移了重點，因為該國逐漸認為，自己在推進西方價值觀方面發揮了重要的領導作用。這種不合時宜的準殖民主義態度，還反映在澳大利亞越來越傾向於斥責該地區的其他國家並告訴它們必須做什麼。澳大利亞在2016年首次宣佈的“太平洋升級”政策更多的是為了阻止來自中國的援助，而不是為了滿足對發展援助的需求。這意味着太平洋島國要忍受基礎設施落後和不足。澳大利亞對亞洲戰略政策的這些無意識特徵及其政策行動的細節——比如拒絕禁止英國旅客入境——反映了這一態度。當然，澳大利亞外交部和貿易部的官員並不認為自己扮演了準殖民主義角色，但這往往是該國政策決定的真正影響。不禁止來自英國的旅客入境的決定顯然表明，堪培拉繼續對一個羣體適用一套規則，對亞洲適用另一套規則。這不僅有損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係，也有損澳大利亞與亞洲其他國家的關係。不管澳大利亞宣稱什麼，對該地區的許多人來説，顯而易見的是，未被承認的種族主義仍然存在於澳大利亞決策的核心。新毒株考驗了澳大利亞在亞洲外交政策的完整性，而人們發現該國存在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