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似水志如舟——紀念嚴濟慈先生誕辰120週年丨科學史_風聞

編者按：浩浩渡重洋，拳拳赴國難，學海高聳照前路，終成一代哲人；孜孜求物理，滔滔瀉杏壇，門下三千弟子，科學之光耀中華。他是中科院院士、我國光學研究和光學儀器工業的重要奠基者嚴濟慈，1901年1月23日生於浙江東陽，今天是其120週年誕辰，藉以此文，紀念嚴先生。

楔子

1923年10月12日，法國郵輪“高爾地埃”號從上海啓程前往法國。10月22日晚，郵輪航行到了新加坡附近，當天是陰曆九月十三，也許是海面上的月亮引發了遊客的遐想，船艙內一位22歲的中國青年致信遠在東南大學讀書的未婚妻（已訂婚），信中寫了一首白話詩，最後一句是“我心似水志如舟”。一方面流露了自己的思念之情，一方面表達了前往法國留學的堅定志向。這位青年便是嚴濟慈，他後來成了中國現代物理學的開拓者之一、中國應用光學與光學儀器工業的奠基人之一。

4年後——1927年6月，嚴濟慈在巴黎大學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石英在電場下的形變和光學特性變化的實驗研究》，並順利通過答辯。他成了第一位獲得法國國家科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這篇論文是在巴黎大學夏爾·法布里（Charles Fabry）教授的指導下完成的，它發端於法國皮埃爾·居里（Pierre Curie）和雅克·居里（Jacques Curie）兄弟發現的晶體壓電效應，第一次通過實驗測定了晶體壓電效應反現象（電流導致石英晶體產生形變）的數據。就在1927年，法布里教授當選為法國科學院院士，他非常欣賞嚴濟慈的這篇論文，因此在他首次亮相科學院的院士會議上親自宣讀了它。巴黎多家報紙同時刊登了師生二人的照片，一時傳為美談。

圖1 嚴濟慈（右二）與導師法布里教授（左二）在實驗室（圖片來源於胡昇華科學網博文“收購法國EDP科學出版社隨想”，網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980214-1187367.html）

同年7月，嚴濟慈從法國馬賽乘船返回祖國。過了新加坡之後，有一天在甲板上，突然聽到有人叫他的名字，而且是位中國人。嚴濟慈一臉詫異，寒暄之後才知道，他叫徐悲鴻，剛結束在歐洲諸國觀摩美術，從新加坡中轉登船回國。嚴濟慈問怎麼知道他的名字，原來不久前徐悲鴻在《巴黎晨報》看到嚴濟慈的事蹟與照片，記憶深刻。徐悲鴻認為嚴濟慈學成歸國，必將前途無量，便在船上為他素描了一幅肖像，並用法文題了一行小字：送給我親愛的朋友——科學之光嚴濟慈。

圖2 徐悲鴻為嚴濟慈畫的肖像（圖片來源於參考文獻3）

科學之光

徐悲鴻將“科學之光”的勉勵送給嚴濟慈再恰當不過了。嚴濟慈在東陽中學讀書時，英文教師傅東華借用古代“鑿壁借光”、“螢囊映雪”的典故為他取字“慕光”。他一生“慕光”不已，後來在應用光學與光學儀器方面貢獻巨大，完全無愧於當年“科學之光”的勉勵。

嚴濟慈回國後，同時擔任了四所大學的物理、數學教授，它們分別是上海的大同大學、中國公學、暨南大學和南京的第四中山大學。他要往返於上海和南京兩地，每週課時多達27個小時，有時一天竟達7個小時，忙得不亦樂乎。

1927年11月11日，嚴濟慈在南京與張宗英完婚。1928年夏，嚴濟慈獲首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甲等研究補助金第一名。第二年初，他攜夫人前往法國，相繼在巴黎大學法布里實驗室和法國科學院大電磁鐵實驗室從事研究工作，期間與居里夫人有過數次接觸，並得到她對中國開展放射學研究工作的支持。1930年底，嚴濟慈夫婦攜在巴黎出生的次子嚴雙光（他們的孩子均以“光”字入名）乘火車經西伯利亞回到北平。正是在北平，迎來了他科研生涯的黃金時段。

1931年初，國立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石曾聘任嚴濟慈為物理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兼所主任（所長），同時請他籌備鐳學研究所。時年嚴濟慈30歲，正年富力強，加上他科學報國心切，以研究所為家、身先士卒，常常利用晚上和週末時間在研究所工作，不出幾年兩個研究所人才彙集、聲名遠播。當年由他延攬到研究所的年輕人如鍾盛標、錢臨照、陸學善、錢三強、吳學藺、楊承宗等，後來均成了中國現代科學史上響噹噹的人物。

圖3 1931年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同仁合影

（前排左二嚴濟慈、左三李書華、右三饒毓泰、右一吳學藺；後排左一錢臨照、右二陸學善、右一鍾盛標，圖片來源於《錢臨照、錢令希紀念文集》，科學出版社，2016年）

1932年，嚴濟慈、錢臨照合作在《法國科學院週刊》第194捲髮表了論文《壓力對照相片感光性之影響》。這是該刊第一次刊載我國科學家在國內取得的科研成果。從1932年起，到全面抗戰爆發前，嚴濟慈一共與他人合作完成41篇論文，佔他1938年前所有53篇論文的77%。由此可見在研究所初創的6年間，正是嚴濟慈科學研究的鼎盛期。不但對他個人而言如此，對物理研究所也一樣，據嚴濟慈1949年底有關該所的一份報告統計，當時研究所成立約20年，抗戰全面爆發前一共發表論文80餘篇，佔20年總髮表論文量的七成多。

七七事變後，北平研究院被迫南遷。物理研究所幾經輾轉，於1938年下半年安置在昆明北郊黑龍潭的龍泉觀。抗戰時期，神州塗炭，科學火種大半維繫在西南。小小的龍泉觀，便聚集了兩位浙江東陽人主持的科研機構，一個是蔡希陶主持的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前身），另一個便是嚴濟慈領導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國難當頭，物理研究所轉向應用研究，以服務抗戰所需，主要開展了三項工作：製造水晶震盪片、應用光學和物理探礦。光學儀器生產任務緊急時，他們還要招收、培訓學徒，嚴濟慈親自指導、示範磨玻璃、磨鏡頭。他後來回憶道：

在幾年裏，我們為前線製造了五百架一千五百倍的顯微鏡，供醫療和科研教學需要；還有一千多具無線電報機穩定波頻用的水晶振盪器；三百多套軍用五角測距鏡和望遠鏡，供我國抗戰軍隊和盟軍英國駐印度軍隊使用。這是我國第一批自己製造的光學儀器，以前都要進口。更重要的是，我們因此培養了一批光學儀器和精密儀器製造的骨幹。抗戰勝利後，這批人到了東北、西安、上海，還有十多人到了北京等地辦光學研究所，他們都是骨幹。

錢臨照後來也回憶説：

在條件十分艱苦、設備極端簡陋的情況下，我們全所的工作人員在嚴先生的領導下一齊動手，研磨鏡頭，測量焦距，仔細檢驗，認真裝配……。回想當年，雖苦猶榮，不禁再次感念嚴濟慈先生對科學的一片赤誠和對祖國的無限熱愛。

戰時“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後來成為著名科學史專家的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43年春曾到黑龍潭物理研究所考察，並與錢臨照會談，兩人相談甚歡。李約瑟寫道：

這裏的研究所，在嚴濟慈博士和錢臨照博士的領導下，幾乎完全轉向了戰爭生產，建立了一座非常重要的工廠來研磨顯微鏡、望遠鏡等的鏡片。

正是由於嚴濟慈抗戰時期領導物理研究所的傑出工作，1943年國民政府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授予其獎狀：“查嚴濟慈先生髮明磨製晶體新法對國防科學頗有貢獻，茲經國防科學技術策進會推薦，特給獎狀以示激勵。”1946年，嚴濟慈因抗戰所做貢獻榮膺國民政府頒發的三等“景星勳章”。

為國籌思

1948年3月，嚴濟慈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物理學共7人）。旋即新中國勝利在望，嚴濟慈本想利用難得的和平時期繼續研究工作。不料，郭沫若親自登門，請他“出山”。

原來，1949年3月，中共中央已經考慮在全國勝利之後建立統一的科學院作為全國最高科學機構，並由郭沫若負責。9月，《建立人民科學院草案》擬定，準備將當時的中央研究院與北平研究院整理改組，成立新的“人民科學院”。這也是後來中國科學院的雛形。9月中旬，郭沫若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會見嚴濟慈，希望他能參與即將成立的科學院的組織領導工作。嚴濟慈有些猶豫，因為他知道科研人員一旦離開實驗室，科學生涯也將結束。誰想郭沫若的一句話打消了他的顧慮，“你的話是對的。不過倘若我們的工作能使成千上萬的人進入實驗室，豈非是更大的好事！”就這樣，嚴濟慈開啓了他後半生為國籌思的征程。

1949年11月1日，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嚴濟慈擔任院辦公廳主任。1950年5月，他又被任命為新成立的中科院應用物理研究所所長。

1952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任命嚴濟慈為中國科學院東北分院院長。他把親屬留在北京，隻身前往東北開闢草萊，直到1954年東北分院撤銷才返回北京。1955年6月，嚴濟慈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同時任技術科學部主任。

1958年，中科院決定創辦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嚴濟慈不但是籌備委員會的9名成員之一，還在學校創辦後，親執教鞭、重登講台，這時距離他第一次在南京、上海執教已經31年了。他在中國科大講授普通物理、電動力學課程，每週3次，一次2小時，一講就是6年。有一位叫段子毅的學生，當年受嚴濟慈親炙，後來回憶説：

先生在花甲之年，講課神采飛揚，聲洪嗓大，板書蒼勁工整賞心悦目，坐在後排一樣聽得清，看得明。……同學們都説，聽嚴先生的課比上館子還舒服。

下圖是嚴濟慈在中國科大授課的講義手稿，從中可以遙想當年先生授課之盛景。他在教學上有自己獨到的體會和理解，1980年時任中國科大校長的他在《人民教育》發表了一篇文章“讀書·教學·寫書·做研究工作”。文中用了生動、形象的比喻闡述了著書立説與教學的不同，結論是“著書類似於寫小説，教書類似於演戲。”

圖4 嚴濟慈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講授熱力學的講義手稿（圖片來源於《中國著名科學家手稿珍藏檔案選》，廣東教育出版社，2019年）

嚴濟慈晚年推動了一件影響深遠的科教事業，便是由李政道發起的CUSPEA（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該項目最初由李政道在1979年提議，得到了嚴濟慈、周培源的支持。1980年5月，教育部、中科院聯合發文《關於推薦學生參加赴美研究生考試的通知》，標誌着項目正式啓動。隨即成立了由嚴濟慈、周培源、王竹溪等25位科學家組成的招考委員會，嚴濟慈任主任。CUSPEA共實施十年，前後招錄了915名赴美深造的學子，成為我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培養人才的有效方式，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圖5 1980年1月，嚴濟慈（左二）與趙忠堯（左一）、李政道（右二）、張文裕在高能所（圖片來源於網絡）

結語

1934年居里夫人逝世後，嚴濟慈在《科學》雜誌發表了一篇紀念文章“悼居里夫人”，文章末尾寫道：

她重要的發現，偉大的人格，絕不隨其形骸以去，是將長留人間永垂典範的。在我國一面普羅盛行、一面浪漫雅趣的潮流中，一般青年男女，朝夕留心的是航空獎券，崇拜的是電影明星，也有震於居里夫人的為人，從此埋首苦幹，肆力科學，以拯救我危如累卵的古國，而解放苦若倒懸的人類否歟！

嚴濟慈先生的感慨與召喚已過去了87年，科學也遠較那時昌明，社會也一新煥然，但他對青年崇尚、追求科學的殷殷之情，以及他畢生追求科學“志如舟”的精神，猶在眼前。埋首苦幹、肆力科學——這是對先生誕辰120週年最好的紀念。

參考文獻：

1、《世紀老人的話：嚴濟慈卷（採訪人：金濤）》，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

2、《嚴濟慈文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3、政協東陽市委員會文史委員會編：《東陽文史資料選輯：嚴濟慈專輯》，1998年

4、《嚴濟慈科技言論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

5、《嚴濟慈：法蘭西情書——愛國·愛家·愛人》，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

6、馬新生：《嚴濟慈》，貴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