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代中國製造，越南到底行不行？_風聞

大家好，我是觀察者網《科工力量》欄目主播，冬曉。中國曾經被稱為世界工廠，製造業也一直是中國對外的一張“名片”，但近年來，有不少製造業工廠開始向我們南邊的鄰居，越南轉移。加上越南這些年的經濟成績一直不錯。因此，很多人擔心越南會取代中國，對我國製造業造成重創。那麼，越南到底能不能取代中國？我們今天就來討論一下。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越南一直是經濟增速僅次於中國的經濟體，近20年的GDP增速一直在6%以上。由於北方緊鄰着強大的中國，越南有着一種與生俱來的焦慮感。考慮到中國壓倒性的體量，這種地緣政治上的焦慮，幾乎無法化解。這份焦慮將越南推向西方，當它面對歐美國家時，更加有親近感。比如，近年來，越南與曾經的敵人美國，走得越來越近，與美國、歐盟、日本等簽訂了一系列的自由貿易協定。為了吸引外資，越南還多次修改《投資法》，讓企業所得税率比中國更低。為了平衡地區發展，越南還設置一些特別經濟區，來投資的企業更可享受大量的税收優惠。

如今的越南和過去的中國，有着相似的優勢。根據相關統計數據，2010年越南人口為6200萬。但到了十年後，越南人口已經突破1億1000萬。在這些人口中，35歲以下青壯年佔比56%。相較中國，越南勞動力在年齡結構、薪酬水平上都具有優勢。這些都為越南發展製造業創造了條件。2018年，美國挑起中美貿易戰，外商在中國的不安感開始上升，或多或少籌劃產能轉移。曾有諮詢公司發佈報告：“撤離中國”第一個目的地，就是越南。目前，已有相當多的製造業企業在越南落地生根，比如説，英特爾在胡志明市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封測廠，三星把中國的手機工廠，搬到了越南，甚至我們還能從中找到不少中國企業的身影。

面對這種“天時地利人和”的加持，越南的形勢似乎一片大好。然而，想要取代中國，僅靠這些還遠遠不夠。按照聯合國對全球工業產業的劃分,世界產業可以分為39個大類，191箇中類，525個小類。而中國是全球唯一一個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並以此建立起全世界最完善的供應鏈。完善的供應鏈不僅可以縮短產品的生產週期，而且可以節省關税費用，節省成本。舉個例子，你如果想生產一架無人機，一週內就可以在深圳華強北，找齊所有零件，如果你有特殊的需求，還有很多工廠可以提供訂製服務。但在越南，有限的國土面積和人口規模，使得很多的零件無法在本地生產，需要跨國採購才能夠完成，而那個跨的國也只能是中國。

實際上，越南之所以能承接中國的製造業轉移，離中國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它不僅與雲南、廣西接壤，離珠三角也不遠。因此，製造業企業很容易地將工廠從中國轉移出來，將來也不用為供應鏈太過擔心。這裏有一個典型案例：富士康當年在越南選址，放棄台商雲集的南越，而是選中了北越，原因就是北越離中國更近。時至今日，電子產品製造已成北越主要產業。

那麼，越南有沒有可能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工業體系呢？很可惜，不能。一個國家要建立完備的工業體系，就必須發展重化工業，否則現代工業所需要的原材料，以及機器生產力就無法獲得，也就是説，重化工業是工業經濟的基礎設施。 但是對後發國家來説，重化工業投資規模大，回報週期長，利潤也不高，很難吸引到資本的投入。中國的打下這方面的基礎，可以追溯到冷戰時期，依靠自身努力和蘇聯援助，中國培養了大量的化工專家，也為之後引進先進技術打下了基礎。

我們的近鄰日韓，完成這一步靠的則是財閥。韓國政治強人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上台，從而開啓了韓國的工業進程。為了完成這一點，朴正熙政府大力扶持財閥，提供了一系列政策支持、財政補貼和銀行貸款，條件就是財閥配合政府的工業化戰略。 對韓國財閥來説，有了政府的扶持政策，從銀行低息貸款，他們可以將手伸到各個產業中，投資兼併，這顯然很不“市場化”。 1973年，朴正熙發佈了韓國《重化工業宣言》，各大財閥迅速跟上政策引導，競相發展自己的重化工業。當時，韓國政府對重化工業的支持達到了什麼程度呢？一旦發現哪個財閥經營狀況很糟糕，有可能會破產，政府就會要求銀行給它更多的貸款，強行“續命”。 這些行為顯然和西方倡導的市場經濟背道而馳，然而在冷戰背景下，西方國家為了拉攏韓國，對這樣非市場行為，選擇性眼盲。

現在的越南，其實也有扶持財閥的跡象。典型的例子就是越南首富範日旺。20世紀90年代，範日旺在俄羅斯留學，後在烏克蘭做食品行業，掘到了第一桶金。 2001年他回到越南發展，進入房地產業，越南各個城市的地標性建築大都出自他手，他的集團還廣泛進軍各種領域，諸如教育、醫院、超市、便利店、汽車、農業、製藥等等，幾乎與越南人生活相關的各個領域都有他的影子。

可惜時過境遷，在今天的市場環境下，越南很難效仿日韓的老路。因為政治環境變了，現在和西方國家玩，就得遵守歐美所謂“自由貿易協定”。即便對它網開一面，財閥們能否完成這一目標也不好説。畢竟日韓起步時，中國還遠不是一個龐然大物。越南對於這一點，也有着“自知之名”，河內國家大學下屬經濟大學經濟與政策研究院院長阮德成就指出，越南不可能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定位，因為越南經濟的整體規模太小了。在他看來，越南能做到的最好程度，就是把自己嵌在一個合理的位置上，搭上中國的順風車發展起來。越南不需要有自己的產業政策，因為有“廣州”。

阮德成口中的“廣州”只是一個代表，實際上指的是整個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這句話實際是説，越南經濟規模太小，中國太大，即便越南建立了產業政策，一旦中國製造基地變化了，越南也只能跟着被動調整。表態雖然謙卑，但定位卻是相當準確，2019年，越南GDP約2600億美元，是上海的1/2、深圳的2/3，僅相當於山西。如果有人看到如此懸殊的體量差距，還説越南製造會取代中國製造，那恐怕是太缺乏自信了。實際上，隨着工廠的快速湧入，越南的頹勢已經顯現：越南國土面積有限，形狀狹長，有四分之三的面積是山地和高原，交通運輸困難，

與此同時，越南人口紅利的瓶頸也開始出現，其人口增長率現在只有80年代的一半，加上1億多的總人口規模，比中國要遜色不少。更小的人口體量，帶來的是勞動力成本快速上漲，目前，越南一線城市的最低工資標準已達1350元，人工成本的優勢正在逐漸降低。近幾年，來自中國的製造業企業大量開始湧入，國際槓桿資金在越南“大炒地皮”，當地土地、廠房價格水漲船高，甚至“看齊”中國。加上基礎設施的欠缺，越南工廠的水電費比中國貴很多，綜合成本一算，或許還不如在中國建廠。因此，前幾年大量在越南建廠的一些企業，近幾年有不少又偷偷搬回來了。

前面提到的富士康算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雖然一直有遷往東南亞的傳言，但目前富士康超過80%的工廠都位於中國大陸，主體並未搬遷，原因是什麼？簡單説，中國完整產業鏈的優勢，抵消成本上的劣勢。 中國部分製造業遷往越南，主要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成本。服裝紡織、製鞋、電子產品組裝，都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他們對價格非常敏感，哪怕工資上漲一點點，都是巨大成本。

低端製造轉移，是不可阻擋的經濟規律。越南也不是第一個吃到這種紅利的國家。在歷史進程中，德國、日韓、再到中國都曾是這種模式的受益者。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這些國家都是因為產業升級、主動移出低附加值產能，才養肥了下一個新玩家。而越南的這一波崛起，同樣和中國開始“騰籠換鳥”、“清理過剩產能”有着密切關係。當我們觀察製造企業從中國遷往越南，可以看一下究竟遷走了什麼？

以手機工廠為例，遷走的是最終的組裝環節。在手機生產的供應鏈中，光學系統、聲學系統、屏幕等組件的廠家屬於一級供應商，而一級供應商還需要採購，所以還有二級、三級供應商，甚至可能有幾十級供應商。 在這麼多供應商中，能遷走的往往都是一級供應商，二級及以下的供應商很難帶走。因為級別越往下的供應商，生產的東西越專門化，生存越依賴於供應鏈網絡。 打個比方，在飲料生產供應鏈網絡中，有供應商可以依靠生產瓶蓋就活得很好，但如果離開了這樣的網絡，生產瓶蓋的廠家是活不去的。時至今日，只有中國存在這種龐大的供應鏈網絡。

所以，在當今世界形勢變化和地緣政治衝擊下，中國製造業不是“轉移”了，而是“溢出”了。國內部分製造業向越南的轉移情況，本質是中國供應鏈規模擴大後，出現的“溢出”效應，但這背後不變的是中國龐大的供應鏈網絡，很多商品只是把最後的組裝搬到了越南，在當地走了個“過場”。對於企業來説，降低了成本，也許還能避開某些莫名其妙的制裁，何樂而不為？不僅如此，由於越南承接的是代工廠功能的低端產業，主導方是相關品牌，而不是工廠本身。例如，越南的電子產品製造增長主要是依靠三星品牌，每當中國智能手機份額的提升，擠佔一絲三星的市場份額，也就相當於打壓了越南製造業。

此外，對於中國來説，30年的工業進程，讓我們積累了大量的熟練工人、管理人才、精幹工程師，中國製造也誕生了許多本土品牌和高技術成果。中國不僅是製造業大國，也是消費大國，也正因為如此，中國不僅有“外循環”，還能有“內循環”，甚至實現“雙循環”。這些都是越南做不到的。當然，產業升級帶來部分製造業的轉移，是不爭的事實，有人認為這會給國內帶來衝擊，也無可厚非。但產業升級與產業轉移，本質就是一個互相賽跑的過程。至於如何去把控平衡，這需要考驗國家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