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丨與時代同行的學術史研究_風聞

陳平原教授

自從北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與中文系確定合作召開“中國現代學術的精神、制度與文體——陳平原‘學術史三部曲’研讀會”，我就一直在琢磨，到底該採取何種發言姿態，或者説選擇什麼述學文體。學術史三書刊行時，我在序跋中均交代了寫作的宗旨、過程及心態。《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出版後，我又接受了若干媒體採訪，如2020年9月20日“上海書評”推送的萬字長文《陳平原談現代中國學術史與述學文體》（丁雄飛採訪），就做得很認真。另外，9月26日在北京中間美術館演講，題為《再談如何“述學”，什麼“文體”》，與四位朋友對話，效果也很好。今天在諸位專家面前，我無論王婆賣瓜，還是亡羊補牢，都不得體；還是先聽各位高見，再略為回應。

與會專家合影

因此，這裏撇開“學術史三部曲”的具體內容，來談談那些“壓在紙背的心情”。十年前，應復旦大學出版社“三十年集”叢書的邀約，我選編了42則隨筆或評論，勾勒自己走過來的學術道路，以及路邊的野花野草、遠處的好山好水，目的是“給近三十年中國學界的演進提供一份證詞”。在序言中，我談及之所以將自家的“三十年集”題為“壓在紙背的心情”，是因為：“放長視野，我們這代人的‘閲歷’‘觀察’以及‘心情’，或許比我們做出來的‘學問’還要有意義。看一代年輕人如何從‘十年浩劫’中走出來，定定神，然後左衝右突，上下求索，還是挺讓人感動的。後世的學者，訓練、視野以及研究條件都比我們好，但讀書時的心情、心氣與心境，未必趕得上我們。”

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

剛開始撰寫“學術史三部曲”時，我曾發表隨筆《超越規則》，提及：“現代學術日趨精細，操作性越來越強，只希望學者不要完全捨棄憂生憂世的學術背景，以及貫串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的人文關懷。”真的是彈指一揮間，三十年説過去就過去了，回想自己走過來的學術道路，唯一可稱道的，或許正是此“憂生憂世的學術背景”。

因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和世界上大多數人一樣，2020年我的生活發生絕大變化。曾經32天沒下樓，93天未走出小區，宅在家中，做了若干有趣的事情。除了學會線上授課（雖不精彩），寫了若干論文（長短不一），還有就是與三聯中讀合作，製作了40講的《中國人的精神與命運》，不太成功，但畢竟是一種體驗。另外，自費印製了《遊俠·私學·人文——陳平原手稿集》，收錄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三篇文稿等，撰寫題為《自將磨洗認前朝》的自序；為雲南人民出版社即將刊行的《陳平原研究資料集》（王風/李浴洋編）整理了《陳平原學術紀事（1978—2020）》。也正是此機緣，促使我回望走過來的道路，感嘆自己雖然努力，也做了不少事情，但似乎偏離了原先的設想。

1992年9月，南下的列車上，我讀《吉本自傳》而徹夜未眠。吉本講述自己完成《羅馬帝國衰亡史》這部鉅著時的歡悦與自豪，以及隨之而來的憂鬱，另外，讓我感興趣的是，作者為尋求一種最合適的著述文體而上下求索：“我做了多次試驗，然後才有可能在呆板的紀事體和誇飾的論辯體之間選定一種適中的筆調。”兩百多年來，史學家吉本的文筆大受讚賞，在文學史上也佔有崇高地位。我沒有能力評論這部在英國文學史上也享有盛名的史學名著，只是被《吉本自傳》中這兩段話深深感動：“1764年10月15日，在羅馬，當我坐在朱庇特神堂遺址上默想的時候，天神廟裏赤腳的修道士們正在歌唱晚禱曲，我心裏開始萌發撰寫這個城市衰落和敗亡的念頭。”“這是1787年6月27日那一天，或者該説是那天夜晚，11點至12點之間，我在花園中一座涼亭裏，寫完最後一頁的最後幾行。放下手中的筆，我在一條兩邊滿植刺槐的林蔭小路上來回走了幾趟，從那小路上可以望見田野、湖水和羣山。空氣很温和，天色是澄澈的，一輪銀月投影在水中，整個宇宙悄然無聲。”那時我並沒讀過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只是從J.W.湯普森的《歷史著作史》以及王佐良的《英國散文的流變》等略為了解。但我特別欣賞與敬佩吉本那種花二十多年時間，成就一部傳世名著的執着與堅持。

陳平原：《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

那年我38歲，正屬於志向遠大且精力充沛的時候，又恰逢時代大轉折，需要確定下一步該做什麼，以及能做什麼。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中國再次確認改革開放路線，同時也是市場經濟崛起，很多官員及教授奮勇下海，所謂“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在觀望”的時代。那年我被破格晉升為正教授，且已出版了《中國小説敍事模式的轉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二十世紀中國小説史》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説類型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等著作，也可以説在學界“聲名鵲起”了。下一步往哪裏邁，確實關係重大，得好好想想。本計劃向吉本學習，集中精力寫一部沉甸甸的“傳世之作”。沒想到，因緣湊合，最後竟選擇了“學在民間”以及“與時代同行”的治學路徑。

我早期的小説史研究做得不錯，近二十年的大學研究、圖像研究以及五四研究等，也都頗有聲色。但“學術史三部曲”無疑是我用力最多，也最為看重的。成敗得失暫且不論，我想強調的是，此三書的撰寫與我的學術組織活動密切相關。離開我參與主編的《學人》《文學史》以及獨立主編的《現代中國》等三種集刊，還有“學術史叢書”“20世紀中國學術文存”“二十世紀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三套叢書，以及先後出版的隨筆集如《學者的人間情懷》《當代中國人文觀察》《學術隨感錄》等，很可能説不太清楚。

我的編書編刊，是在當年大學經費極為拮据，教授們生活艱辛的狀態下，憑藉讀書人的意志以及友人的熱心支持，勠力前行，最終做成的。與今天各名校財大氣粗，不可同日而語。記得90年代中期，有好幾位日後成為著名學者的朋友提醒，你花那麼多時間做雜務，影響自己的研究，不僅不計成績，還很容易惹來麻煩，何苦來着？此前我寫過《在政治與學術之間——論胡適的學術取向》，該文提及上世紀30年代胡適辦《獨立評論》惹麻煩，周作人來信勸阻，胡適答覆：“三年多以來，每星期一晚編撰《獨立評論》，往往到早晨三四點鐘，妻子每每見怪，我總對她説：‘一星期之中，只有這一天是我為公家做工，不為吃飯，不為名譽，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裏最舒服，做完之後，一上牀就熟睡，你可曾看見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的嗎？’她後來看慣了，也就不怪我了。”記得當時讀胡適此信很是感動，也希望像他那樣，不太計較個人得失，略盡知識者對於社會的責任。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

另外，受章太炎的啓迪與刺激，我堅信“學在民間”，很不量力地，希望通過“張揚私學”來力挽狂瀾。1991年，我和王守常、汪暉在日本國際友誼學術基金會（籌）及江蘇文藝出版社的支持下，創辦了民間集刊《學人》，這點很多人知道。《學人》總共存活十年（1991—2000），發行了十五輯，當初影響很大，其在學術史上的業績，日後會被提及的。至於背後的故事，以及碰到的艱難險阻，日後有機會再細説。我更想談的，是聯合同人創辦《文學史》的努力與情懷。

在一篇撰於1993年的文章中，我談及按政府公佈的統計數字，當年北大教師薪水在北京市職工收入平均線以下；而出租車司機的收入，通常是北大教師的八到十倍。當初的説法是：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如此緊要關頭，必須有人咬緊牙關，堅持走下去。不僅自己做學問，還“位卑未敢忘憂國”，希望能以民間的立場及能力，為中華民族保留若干讀書種子。

為了説明我的“憶苦思甜”沒有誇張失實，我想引1985年出任北大教務長、1990—1999年任北大副校長的王義遒先生的若干回憶。在《行行重行行——王義遒口述史》第七章中，王先生提及“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北大，物質上非常匱乏。一個‘窮’字可以概括當年的北大”：1991年全校教職工7930人，“平均基礎工資為128.39元，加上職務、工齡津貼和浮動部分（隨物價變化而異）後，實得平均為132.91元”。説到當年教授之困窘，下面這個小故事更為直觀——在新聘院士座談會上，張滂院士提出，希望家中六口每人每天能吃得上一根香蕉。王副校長於是感嘆：“一位學部委員，連這點最普通的享受都不能保證，我們怎麼對得起這些一流科學家，怎麼來建一流大學？”當時大家都知道，這應該是暫時現象，總有一天國家會重新重視教育及科技，教授專家們的待遇會得到明顯提升。但問題在於，什麼時候能有根本性的好轉，誰也説不準。記得王瑤先生有句俏皮話：“前途光明”，看不見；“道路曲折”，走不完。黃河九十九道彎，你身處歷史的哪一個階段，決定了你的命運。最不幸的是，太陽終於出來了，可你必須睡覺去了。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困惑，也都有自己特殊的使命，須直面慘淡的人生，在可能的範圍內尋求解決之道。在《遊俠·私學·人文——陳平原手稿集》的序言中，我説了這麼幾句話：“在一個社會/學術急遽轉型的時代，作為敏感但脆弱的讀書人，沒有迷失大方向，及時調整好心態，在有限的空間裏多少有所作為，這點我很欣慰。”若舉例子，最合適的，莫過於不太為人知曉的《文學史》集刊。為了延續乃至促進學術探索，在那種艱難環境下，1992年，我與北京的錢理羣、葛兆光，以及香港的陳國球、陳清僑、王宏志合作，模仿30年代胡適等學人的“拿自己的錢，説自己的話”，合資刊行《文學史》集刊。《〈文學史〉第一輯編後記》稱：“我們的杯子很小，我們的胃口也不大，只不過想聯絡若干在商品經濟大潮衝擊下還願意讀書做學問的同道，相濡以沫，並用適當的方式體現我們的存在。”雖然總共才刊行三輯，而且第二輯由北大出版社負責，第三輯得到香港中文大學贊助，我們實際上只承擔了第一輯的出版費用，但我相信那種悲壯的身影，值得後人追懷。

我的學術史三部曲，並非一開始就規劃好的，而是邊走邊看，摸着石頭過河，最後才調整成探討現代中國學術的精神、制度及文體。這種調整，既是學以救弊，也是不斷與時代對話的結果。為何選擇學術史研究作為突破口，背後的關懷何在大家很容易想到我的《學術史研究隨想》：“如果説八十年代是中國學術史上充滿激情和想象的變革時代，‘跑野馬’或者‘學風空疏’都可以諒解；那麼，九十年代或許更需要自我約束的學術規範，藉助於一系列沒多少詩意的程序化操作，努力將前此產生的‘思想火花’轉化為學術成果。這種日趨專業化的趨勢，對許多缺乏必要的學術訓練、單憑常識和靈感提問題的學者，將會是個嚴峻的考驗。在這方面，學術史可以提供某種入門的幫助。”

當年提倡學術史研究，確實有技術性考量，但也牽涉精神層面，除了《隨想》中表彰王國維、陳寅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還請參閲筆者發表在1993年第5期《讀書》上的《學者的人間情懷》。這篇寫於1991年、拖了一年多才刊出的隨筆，當年影響頗大，評價分歧，日後收入各種教材及選集。另外一篇是1993年10月刊登在《東方》創刊號上的《當代中國人文學者的命運及其選擇》，最關鍵的是以下三句話：“我曾經試圖用最簡潔的語言描述這一學術思路：在政治與學術之間，注重學術；在官學與私學之間，張揚私學；在俗文化與雅文化之間，堅持雅文化。三句大白話中，隱含着一代讀書人艱辛的選擇。”只有明白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社會及學界的狀態，才能體會其中的憋屈與悲壯。此文乃作者提交給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召開的“當代中國人心目中的國家、社會與個人”國際學術研討會（1993年6月11—15日）的論文，那是我第一次赴歐洲參加學術會議，在會上認識了不少好學者，但婉謝了出國留學或長期進修的建議，因我堅信留在國內還是可以做點事情的。

三句大白話，不説首尾，就説中間的“在官學與私學之間，張揚私學”，因這句話最為根本，也是我自以為堅持實踐且略有貢獻的。這裏所説的張揚私學，包括創辦民間學刊及組織學術叢書等。其中，從《學人》之追求學術獨立（1991—2000），到《文學史》之強調民間立場（1993—1996），再到《現代中國》之主張社會關懷（2001—2014），伴隨着時勢遷移，逐步走過來，線索很清晰，這裏就不説了。我想略為介紹我主編的跟學術史研究相關的三套叢書。

1995年起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的“學術史叢書”，包括葛兆光的《中國禪思想史》、閻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王瑤主編的《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王永興的《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趙園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等著作近三十種，在中外學界反響很好。只是近年大學資助出版成為主流，出版社閉着眼睛也能存活，我不想讓北大社為難，故這套叢書目前不死不活，處於停滯狀態。

2002年起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刊行的“20世紀中國學術文存”，希望兼及“史家眼光”與“選本文化”，將巨大的信息量、準確的歷史描述，以及特立獨行的學術判斷，三者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即便是十多年後的今天，這套叢書的立意、宗旨與編輯思路，還是站得住腳的；更值得驕傲的是，這套叢書的編者陣容強大。以2002—2008年間先後刊行的15種為例：羅宗強編《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張少康編《文心雕龍研究》、張宏生等編《古代女詩人研究》、吳承學等編《晚明文學思潮研究》、周勳初編《李白研究》、龐樸等編《先秦儒家研究》、褚斌傑編《屈原研究》、吳國欽編《元雜劇研究》、葛劍雄等編《歷史地理研究》、王小盾等編《詞曲研究》、徐朔方等編《南戲與傳奇研究》、瞿林東編《中國史學史研究》、劉澤華等編《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樂黛雲編《比較文學研究》、湯一介等編《魏晉玄學研究》。我相信，今天即便是“國家級”的科研中心，要動員這麼多著名學者來做這件事，也都不容易。而當初，這套叢書竟然是我與一個地方出版社合力扛起來的。我自己編的那兩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魯迅周作人研究》）最後擱置了，原因是出版社突然改變策略，加上責編已經離開，我唯一的要求是把樂黛雲、湯一介編的那兩冊趕出來。或許，這就是民間學術的宿命——因系“業餘”，且各自為戰，無法集中精力，畢其功於一役。與政府主導或大學支持的轟轟烈烈的“重大課題”相反，民間學術的特點是很有創意，不拘格套，但因人力物力所限，多成了“半截子工程”。

與“20世紀中國學術文存”相伴而行，且起步更早的，是2000年起由貴州教育出版社陸續刊行的“二十世紀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叢書。在回答《中華讀書報》記者提問時，我曾這麼勾勒這套叢書：選擇過去百年刊行的近百種圖書，描述其來龍去脈，藉以勾勒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的變遷。先以推薦、整理舊書的形式面世，再將各書“導讀”加以修訂，最終撰成一部暫名為《二十世紀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的大書。六年間，這套叢書先後刊行15種，包括陳平原編選並導讀的《〈點石齋畫報〉選》、鍾少華編選並導讀的《詞語的知惠——清末百科辭書條目選》、孫玉石導讀的《死水·神話與詩》、錢理羣導讀的《魯迅雜感選集》、夏曉虹編選並導讀的《〈女子世界〉文選》、王觀泉編選並導讀的《〈獨秀文存〉選》、陳鐵健導讀的《多餘的話》、歐陽哲生導讀的《天演論》、王風導讀的《靜安文集》等。

回顧過去的“學術文存”，兼及當下的“精神生活”，加上注重整體及跨學科研究的“現代中國”，這三個關鍵詞合起來，就是我心目中的“有情懷的學術”。《現代中國》第一輯的“編後”曾以《有情懷的專業研究》為題，刊於2001年5月30日的《中華讀書報》上。其中提到隨着專業化思想的深入人心，治學者必須接受系統訓練並遵守學術規則，已經成為共識，並逐漸得到落實。我擔心的是，“專業主義”一旦成為塑造我們思想行為的主要力量，會對各種可能出現的“奇思妙想”造成極大的壓抑。既投身“專業化”大潮，又對所謂的“正統派”之得失保持清醒的認識，我以為是必要的。具體説來，就是希望用“情懷”來補“規則”的缺失。十年前創辦《學人》，開篇就提“學術規範”；十年後重做馮婦，我更願意談談“有情懷的專業研究”。其基本思路是學以救弊，努力回應時代的話題。

二十年前，北京大學“20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時，在《中華讀書報》上刊出嚴家炎、謝冕、孫玉石、錢理羣、洪子誠、温儒敏、胡軍、陳平原等八文，總題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研究筆談”。我在《權當“編後”》中稱：“成立一個虛體性質的研究中心，以學術課題為紐帶，聯繫眾多校內外學者，綜合考察‘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學、思想、學術、教育等，這在作為五四新文化發源地的北大，本是‘題中應有之義’。可具體操作起來，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學術創新’‘世界一流’‘人才基地’等閉着眼睛也能想到的套語外，該中心的宗旨，還有這麼一條：研究艱難中崛起的‘二十世紀中國’，希望在重鑄‘民族魂’以及積極參與當代中國的精神及文化建設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瞭解北大的歷史傳統及其現實處境的讀者，當能明白這句大白話背後隱含的學術‘野心’。”今天回望，終於明白當初所説的“這是一個需要志趣、激情、想象力以及嚴謹求實精神的事業，同時也很可能是一條佈滿荊棘與陷阱的坎坷之路”，確實很有預見性。前些年北大制定未來二十年發展綱要，討論稿中列出人文學方面的好幾個重點發展領域，不是古典，就是西方，惟獨沒有“現代中國”。在討論會上我慷慨陳詞，稱北大以五四新文化運動起家，不該如此“厚古薄今”。校方從善如流，加進去了，可沒有任何實際行動。我猜想，不是懷疑現代中國研究的價值，而是擔心其中的陷阱。這既是學術風氣轉移的表徵，也代表了北大教授獨立思考以及介入社會能力的日漸萎縮。

初刊《學人》第二輯（1992年7月）的《章太炎與中國私學傳統》，特別發掘並表彰了傳統中國的“學在民間”，某種意義上，那也是當初我們的心態與立場。二十年後，我在《人文學之“三十年河東”》中談及：“以最近三十年的中國學界為例，八十年代民間學術唱主角，政府不太介入；九十年代各做各的，車走車路，馬走馬道；進入新世紀，政府加大了對學界的管控及支持力度，民間學術全線潰散。隨着教育行政化、學術數字化，整個評價體系基本上被政府壟斷。我的判斷是，下一個三十年，還會有博學深思、特立獨行的人文學者，但其生存處境將相當艱難。”若是著名學者，你還勉強可以“特立獨行”；但如果是青年教師，想憑個人興趣讀書寫作，那純屬“自我放逐”。

面對此無力阻擋的“大趨勢”，作為《現代中國》的主編，我內心十分糾結，最終決定停刊，因為：“邀請著名學者‘友情出演’，一兩次可以，多了是不行的；若是青年教師，為了人家的前程，好文章必須鼓勵其投給‘一流刊物’。這樣算下來，要想辦好《現代中國》，不説‘絕無可能’，也是機會甚微了。”雖然2012年4月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將《現代中國》列為CSSCI集刊，高校教師在上面發文章，勉強可以“算分”了，可我還是決定放棄。“原因是，一旦進入這套‘遊戲’，為了適應‘規則’，必定變得亦步亦趨，患得患失，很難再有獨立寒秋、揮灑才情的勇氣。説實話，這套以制定計劃、申請課題、編列預算、花錢報賬為基本程序的‘學問’，非我所長，也非我所願。”

在《依舊“關注‘現代中國’”》中，我談及“民間學術已然全面崩潰”，“讀書人都被課題、經費、職稱、榮譽等壓垮了脊樑，不好意思再‘吶喊’與‘彷徨’了”；“我們這一輩學人，從八十年代走過來，有過許多光榮與夢想，也經歷了若干暗礁與險灘，其對於‘民間學術’的執着與堅持，如今顯得很不合時宜”。?記得師兄老錢説過：“到了一定年紀，必須學會‘推卸責任’，這不是逃避，而是為了更好地‘完善自己’，做自己想做且能做的事；而且，也是為了給後來者騰出必要的舞台與燈光。”

讀書人講求“坐而言起而行”，“學術史三部曲”的撰述，與我上述的學思歷程密不可分。這種貼着時代脈搏的思考與表達，有其動人之處，但缺憾也很明顯。這一點，我心知肚明。只能説，既然選擇了這條路，能走多遠就走多遠，儘可能不要違背初心。講述這些，主要不是為了邀功（但願不算“過”），而是給願意閲讀“學術史三部曲”者提供某些藴藏在歷史草叢中的線索。

最後想説三句話：第一，我之所以進入學術史研究領域，有90年代初政治/社會/文化轉型的刺激，但最初其實是緣於王瑤先生指派的任務。本以為只是參加導師主持的一個課題，沒想到王先生過早去世，只能由我來協助完成《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初、續編，此舉加快乃至促成了我的學術轉型。我多次坦承，學術史研究既是一項研究計劃，更是一種自我訓練，主要也是基於自己的心路歷程。

第二，對於人文學者來説，學術與人生完全可以合一。兩耳聞窗外事，一心讀聖賢書，二者並行不悖，且互相促進，這是我的學術理想。多年前擬定個人簡介，在履歷及著作之外，故意加上這麼一句：“另外，出於學術民間化的追求，1991—2000年與友人合作主編人文集刊《學人》；2001—2014年主編學術集刊《現代中國》。治學之餘，撰寫隨筆，藉以關注現實人生，並保持心境的灑脱與性情的温潤。”

第三，不僅求知，而且救弊，選擇這一高難度動作，須有堅守而又不執滯。所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實內含自我質疑與對話意識——批判他人，也批判自己；對話古人,也對話當下，這才可能撰寫有學問、有境界且有温度的大文章。

與會專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