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流與迴流：創新引擎硅谷要熄火了麼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玉淵潭天”

美國新任總統拜登就職演講那天，在硅谷，一羣人歡騰起來。

他們是美國科技巨頭的老闆們。

就職典禮後，蘋果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谷歌首席執行官皮查伊、領英創始人裏德·霍夫曼等人紛紛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表達了他們對拜登的支持。期盼和喜悦之情溢於言表。

興奮背後，是被稱為美國創新引擎的硅谷連續數月的焦慮。

2020年至今，硅谷並不好受。持續的疫情雖然帶火了一些線上業態，但也嚴重干擾了這些企業的正常運轉，裁員和失業潮也隨之到來。

另一個不可遏制的現象是，加州正在上演**“出硅谷記”**：以惠普為代表的第一代硅谷企業，以及甲骨文、特斯拉等知名公司，都已經宣佈將總部搬離硅谷。

硅谷在焦慮什麼？

要談這種焦慮，可以先看看一部叫《硅谷》的美劇。劇中，5個絕頂聰明的程序員與互聯網巨頭展開商戰，而劇中多元化的角色組成更值得矚目：3個白人，1個印度人，以及1箇中國人。

 

這種情況是硅谷人才來源國際化的現實寫照，它也是硅谷創新的基因。

但如今，這種基因正在改變。

連美國新任政府，也在為此焦慮。

當地時間1月20日，美國新任總統就職，當天，拜登就簽署了17道行政命令，行動中透着急迫。

同天，白宮辦公廳主任羅恩·克萊因，在收到總統命令之後，立馬發佈了一項備忘錄，內容主要是對即將採取的政府行動進行審查。

翻譯下這個**“即將採取的政府行動”。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上屆美國政府已經確定，但還沒開始生效的法規**。

備忘錄內容顯示：美國政府考慮將已經發布但尚未生效的法規的生效日期推遲到本備忘錄之日起60天。法規中，包含了一份關於移民的規則——《加強H-1B非移民簽證分類計劃》。

“H-1B”是美國最主要的工作簽證類別。主要發放給美國公司僱傭的有專業技能的外國籍員工，如果沒有H-1B簽證，不少外國專業人才將不能在美國工作。

一天後，美國勞工部開始行動，撤銷了《規則》中的兩個政策。

拜登的焦急，早有跡象。

早在大選期間，拜登便一直強調會將移民政策列為其**“上任第一天”的優先事項之一，並表示他可以使用行政權力**來扭轉上屆政府的決定。

拜登之舉為何？

最心滿意足的應該是硅谷的科技公司們。競選財務記錄顯示，大型科技公司及其員工成為了拜登競選的最大捐贈者。

“美國響應政治中心”，是美國金錢政治研究中影響力最大，資料最全的公益數據庫，據它統計，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微軟、亞馬遜、蘋果和臉書在2020年拜登競選委員會的前七名捐贈者中佔五位。

光是在9月初至10月15日的45天時間裏，臉書聯合創始人達斯汀·莫斯科維茨及其他支持者就給民主黨捐贈了6600萬美元的資金。

相比於2016年，大型科技公司員工給予民主黨的捐款從850萬美元增長至1400萬美元，漲幅近70%。風投資本家和軟件工程師的捐款也增加了兩倍。

他們為什麼這樣踴躍？這和硅谷的隱憂有關。

拜登撤銷的政策，恰恰是懸在硅谷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去年10月6日，美國政府頒佈了《加強H-1B非移民簽證分類計劃最終規則》，其中關鍵一項是提高簽證申請的門檻，針對入門級工作人員，把獲取簽證資格所對應的工資水平從目前的第17個百分位提高到職業類別的第45個百分位，對最高技能勞工的工資要求將從 67％提高到 95％。

10月29日，又增加了一項優先向薪資最高崗位發放H-1B簽證的提議。

移民進入硅谷工作，更難了。

某大型社交平台公司的廣告算法工程師小飛認為：

“簡直是滅頂之災。”

他的擔心很現實，根據一家美國移民信息網站對2019財年H-1B簽證持有者的統計數據，“計算機相關”職業佔H-1B簽證申請數量的65%。

而在申請H-1B簽證最多的10家企業當中，有7家都是全球領跑的科技公司，包括亞馬遜、微軟、臉書、谷歌、蘋果、IBM等。

這其中，6家都在硅谷起家。

從某種程度來説，受移民政策影響最大的，正是硅谷。硅谷某大型電子商務企業的程序員雨時告訴譚主：

他所在的團隊一共有21人。白人有5個，只有三個是美國本土白人，另外兩個人都是東歐和中東移民。其餘成員均為持工作簽證的印度人和中國人。

而小飛所在的團隊幾乎全是中國人。這家公司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員工是中國人。

在大多數人的常識中，美國的理工科教育為世界頂尖水平。在2020的THE世界大學工程與技術類學科排名中，前10有7所美國高校。在計算機學科排名中，前10有6所美國高校。

既然美國擁有頂尖的理工科教育，那為什麼作為美國科技創業中心的硅谷還如此依賴外籍人才？

這，還要從“STEM”教育説起。

STEM是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數學（Mathematics）四門學科英文首字母的縮寫，被美國廣泛用於對理工科人才的統稱。

這個概念由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於1986年首次提出，時間很早。

相對應的，STEM教育在美國一直是個老大難問題。

小飛告訴譚主，這和美國社會的文化有關。

他發現，技術人才在美國人的社交觀念中常常與“書呆子”等負面詞彙聯繫在一起，而那些具有藝術、體育特長或者社會資源豐富的人在社交生活中往往更受美國人推崇。

這種價值觀自然會對美國本土學生的專業規劃產生影響。

根據美國媒體統計，紐約大學坦頓工程學院大約80%的研究生是國際生。而在杜克大學，物理科學和工程碩士學位約有**79.7%**都是國際學生。

再看高學歷人羣，所有美國STEM專業研究生中，55%是國際學生。而在博士生中，大概是60%以上是海外學生。

很明****顯，理工科並不是美國本土學生的首選。

但這就造成了一個客觀結果，不單是美國科技界的大量就業崗位，連人才的源頭——高等院校，主要都由外籍學生來支撐。

這種現狀，美國也曾多次下猛藥改變。

從國家層面，美國非常重視理工科教育。

每隔幾年，美國就要出台一系列重磅政策扶持理工科基礎階段的教育，但效果如何？

我們可以先來看看“PISA”的測試結果。

世界範圍內，衡量STEM能力的最重要基準之一是國際學生評估計劃（PISA）。每隔三年，它會對各國15歲以下人羣的閲讀能力，數學和科學素養以及其他關鍵技能進行測試。

最新的PISA結果可追溯到2018年。在數學方面，美國連前二十名都沒進，其他科目的排名也不上不下。

成績糟糕，對師資水平的信心也不足。

一項對美國科學促進協會成員的調查發現，只有**16％**的人認為美國在基礎教育階段的理工科教育是高於平均水平的。

相比之下，有**46％**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在基礎教育階段的理工科教育低於平均水平。

很明顯，美國本土並不缺乏頂尖的大學，缺的是一支能夠將好的想法落地的工程師羣體和基礎教育系統。

理工科基礎教育的缺陷，似乎並沒有對美國科技優勢造成明顯影響。

為什麼？這就要從美國移民國家和種族熔爐的屬性説起。

美國靠着人才流動，幾乎吃到了每一輪科技進步的紅利。

19世紀末至一戰期間，歐洲正在戰亂，美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一。

對於一些科技人員而言，一個和平與安全的環境至關重要，遠離戰場的美國是個理想的目的地。

於是，美國坐收了戰爭帶來的漁翁之利。

雖然從總量上看，這個年代的美國移民流入量處於谷底。1941到1945年間，美國入境移民不過17.1萬人，是1820年美國統計外來移民以來的低谷時期。

但由於戰爭，美國成為接受猶太知識難民最多的國家。

1933到1941年間，僅來自德國、奧地利的猶太難民就達104098人，他們當中的7.3 %，即7622人屬於知識難民，其中有1090人是科學家。

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核物理學家利奧西拉德等人均為那個時期赴美的德國猶太人科學家。

德國，曾是世界上科技最為發達的地區。

戰後，美國對外國科技人才的爭奪還在繼續，許多手法並不光彩。

4000多名德國科學家被當作**“戰利品”**，陸續遷移到美國。

對其他盟友的科技人才，美國也不手軟，但更偏向用制度性手段。

美國國會《1952年外來移民與國籍法》的頒佈，降低了單一國家移民比例限制，特別的是，新增了特殊工作技能優先類別，歐洲各國的科技人才開始大量流入美國。

二戰之後的20年間，入境美國的技術移民達到37萬人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入境的科技人員中，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增速快於總體增幅。例如，1956—1966年，技術移民總體增長了58%，其中有不少人流入了航天、軍工和汽車領域。

這些人一起促成了美國工業大繁榮的年代。

理解這種繁榮與移民的關係，可以從一座代表城市底特律説起。

長期研究底特律發展歷史的底特律本地人庫特·梅茨格表示：底特律曾經是美國僅次於芝加哥和紐約的第三大移民定居點：

“在1930年，在底特律出生的外國人就已經占人口的近30％。”

此後的40年，潮水流動不止。移民一直在激增，人羣構成也更加多樣化。

 “我們開始看到大量來自伊拉克的人，來自黎巴嫩和中東其他地區的穆斯林，來自中國台灣、印度、菲律賓、阿爾巴尼亞、波多黎各的人。”

也正是在這期間，底特律成為了世界汽車工業之都，成了美國第一個鋪設水泥公路和高速公路，第一個安裝城市交通信號燈系統的城市。

國際化的人口組成和技術革命合流，某種程度上而言，底特律有點像20世紀版的“硅谷”。

上世紀中葉，以底特律為代表的美國汽車業，一度為美國提供了高達1330萬個就業崗位，製造了數以百萬計的中產階級。

後來，亞洲汽車產業與電子產業崛起，底特律受到重大沖擊，開始走下坡路，美國產業空心化現象日益嚴重，大工業時代產生的中產階級逐漸萎縮。

但來自各國的技術移民還在繼續增加，這時候他們的目光轉向迅速發展的硅谷。

奠定早期硅谷發展基礎的仙童半導體公司的8位創始人中，2個是歐洲白人移民。

但到了2000年以後，越來越多的工科人才隊伍湧入美國。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數據，光是在2016年，中國就有約470萬STEM畢業生，印度有260萬新的STEM畢業生，而美國只有56.8萬人。

全球化讓生產要素得以自由流動，大量人才也得以自由流動。

這帶來了什麼結果呢？

2017年，硅谷競爭力與創新項目的一份報告發現，舊金山灣區**57%**的科技勞動力出生在美國之外，而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印度人和中國人。

外籍移民已經顯著改變了硅谷的種族分佈。數據顯示，在1995年，硅谷的白人人口占總人口的54%。到2013年，白人只佔硅谷總人口的36%，亞裔比例上升到了31%。

硅谷成於流動，必然會衰於斷流。

當美國開始自行設置藩籬，導致外部人才輸入受阻，問題自然將浮上水面。

不止如此，隨着中國，印度國內的創業大潮湧起，硅谷已經不再是外籍程序員們唯一的選擇。

其中，申請綠卡是一個現實問題，某科技巨頭企業的算法工程師小飛談了他的觀察：

印度人的排期特別長，中國人一般是七八年後，就能拿到美國綠卡，但是對印度人，通常情況下是要20年。

一面是巨大的時間和機會成本，另一面是祖國快速發展創造的機遇，人才流動的走向逐漸有改變的趨勢。

這也就有了硅谷的焦慮和迎接新一屆美國政府的興奮，只不過，這種興奮可能來得有些早了。

 

縱觀美國曆史，曾經繁榮的產業中心走向衰落的案例並不在少數：五大湖區的整體衰落，底特律走向蕭條……這都並沒有動搖美國的國本。

但硅谷之於美國的意義，不僅僅是個創新產業集羣。

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認為：

所謂創新，就是要建立一種“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就是把一種從來沒有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進生產體系中去。

這不僅意味着生產力的提高，也會給整個體系帶來一些變革。

因此，無論是上個世紀的底特律，還是本世紀的硅谷，它們身為兩個時代技術革命的象徵地之一，其之於美國的意義，也許超越了其本身直接帶來的經濟利益。

底特律的汽車產業讓美國的黑人中產階級得以產生和成長。

華盛頓智庫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研究這一問題的經濟學家約翰·施密特説：

“在20世紀70年代末，汽車業是黑人中產階級的引擎，這些工作對當時的黑人來説是最好的工作，是階級流動的頂峯。”

而硅谷讓華人和印度新移民也能成為美國中產，甚至是超越中產階級的存在。微軟的首席執行官納德拉、谷歌的皮查伊、原微軟執行副總裁陸奇都是其中代表。

這批**“新晉”**中產階級的壯大離不開硅谷這個創新“發動機”的動力，同樣離不開這一動力的還有美國的經濟。

到了今年，受到疫情衝擊的美國經濟亟待走出低迷。

這時，更需要硅谷這個創新**“發動機”**的帶動。但如今，這個發動機的零件恐怕有些鬆動。

一方面，受到上屆美國政府移民政策的影響，硅谷海外人才流入的趨勢正在改變。

另一方面，一些現實問題也讓許多人紛紛離開硅谷。

譚主在硅谷某大型電商平台公司的朋友就處於糾結的狀態，由於硅谷高昂的房價，他希望搬到美國其他便宜一點的地區居住。

而讓許多人更加不能忍受的是税收政策改革帶來的影響，上屆美國政府的税收改革給最富有的人減了税，但是卻對中產階級不怎麼友好，這其中對於硅谷的影響又更加突出。

譚主和一位在硅谷互聯網巨頭工作的朋友聊了一下，他説税改之前，房產税可以抵扣一部分個人所得税，比如交了2萬房產税，那就有2萬的收入不用交税了，然而税改之後這樣的抵扣優惠被取消了。

也就是説，房價越貴，房產税越多，這項優惠政策取消的影響就越大。

而近年來，硅谷和周邊地區的房價一直在走高，在全美範圍內都是比較突出的，一邊是高房價，一邊是税收優惠政策的取消，雙重壓力下讓許多人不堪重負，不得不離開硅谷。

有不少在硅谷工作的人都定居在附近的舊金山，美國郵政局的統計數據顯示，僅在去年3月到11月間，舊金山就有9萬名居民將郵政地址變更到了舊金山之外。按照2019年公佈的人口統計數據核算，這幾乎佔到了舊金山總人口的10%。

硅谷的集聚效應也遭到削弱，而這正是硅谷之所以成為硅谷的一個根基。

很明顯，不僅僅是流向硅谷這條**“大河”**的溪流正在斷流、迴流、改道；“大河”本身也在不斷地蒸發，水位不斷下降。而河底的淤泥正在增加，河牀不斷地被抬升。

與其説硅谷是美國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不如説是美國階級流動的“推動器”。**

當這個“推動器”逐漸失效，美國的階級流動停滯，兩極分化的撕裂註定會愈演愈烈，拜登政府焦急地推動移民等政策改革也正是看到了其中的危機。

這一波危機，硅谷乃至美國也許都能挺過，但是下一波呢？

誰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