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 | “請神容易送神難”，特朗普主義還會影響美國多久？_風聞

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以一種極不尋常的方式落下帷幕：作為挑戰者的民主黨人喬·拜登勝出、並得到聯邦憲政框架相關程序的確認，在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卻始終拒絕公開接受敗選結果，甚至在選後發起了各類不同形式的挑戰。2021年1月6日即國會兩院最終確認選舉人團投票結果之際，特朗普煽動其支持者攻佔國會大廈的暴力事件將一系列癲狂之舉推到了極致，成為特朗普個人與共和黨主流建制派精英進一步疏離的一個關鍵節點。1月13日，針對國會山事件，民主黨人憑藉在國會眾議院中的多數地位以所謂“煽動叛亂”為由通過了對特朗普的第二次彈劾起訴，其中10位共和黨人選擇支持彈劾本黨總統。雖然比例仍有限（幾乎是1/21），但其中仍包括國會眾議院共和黨黨團主席莉茲·切尼（Liz Cheney）以及與傳統能源產業關係密切的資深議員弗雷德·厄普頓（Fred Upton）等代表性人物。

在本次大選之後，所謂“特朗普雖將離開，但‘特朗普主義’還將繼續”的表述頗為流行。事實上，即便在最後時刻的突發事件給特朗普帶來一定壓力、甚至令其失去了實現定點動員的社交媒體加持，但其在綜合民調中的表現卻仍未衝破過去四年執政中的總體區間，即其基本盤仍然鞏固，並未垮塌。也有民調顯示，多數共和黨人仍認為特朗普無需對國會山事件負責（56%），並認為特朗普在11月3日之後對選舉結果的一些行為都是適當的（65%）。客觀而言，即便自大選以來美國政治鬧劇不斷，但特朗普從2016年當選到隨後執政中所代表並塑造的權力結構與政治生態沒有改變。過去四年中，特朗普對美國政治各層面的“創制”乃至“扭曲”可謂“覆水難收”，必將留給歷史一道長長的殘影。

對權力結構的塑造

作為掌握着最高行政權力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自身的特有風格與作為都會被總統權力放大、構成某種既成事實；反過來又強化或加速某些已初見端倪或積蓄已久的政治趨勢。

首先，總統“行政令”、“話語權”以及“小圈子”意義上的擴權。站在今天的時間點回望，總統的權力總體上處於一個持續擴張的軌道上。在奧巴馬執政期間，為了穿過所謂“黨爭的叢林”，總統再次通過行政令等單邊工具繞開立法機構、推動了無法實現妥協或等不及達成一致的重大政策議程，從而最大化地擴展了權力空間。而這一態勢也在特朗普執政期間得以傳承，並進一步登峯造極。雖然行政令等總統單邊工具被較多使用的初衷是為了彌補黨爭極化下無法通過立法推動政策的不足與短板，但特朗普政府期間所頒佈行政令所涉及到的政策要件本身的極端與激進程度更加難以令另一黨或者精英輿論接受，於是才有了所謂“行政令治國”的標籤。這些極端化的行政令之所以得以出台並執行，源自黨爭極化加劇大背景的縱容，而這些行政令本身也再度助推了極化的氛圍與環境，進而又導致了總統行政令等擴權行為逐漸成為一個既定選項。

與此同時，特朗普通過社交媒體保有了很大程度上的“反建制派”色彩、維持了對基本盤選民長期且高強度的定點動員，為自身營造出華盛頓政治構架無法賦予、更無法限制的超級“話語權”。這種所謂“身處華盛頓、反對華盛頓”的通過反對所實現的領導力，首當其衝的是社交媒體等傳播技術迭代快速發展的政治副產品，但也創制出了政治傳播、動員乃至治理的全新樣態。社交媒體所帶來的擊穿時間與空間阻隔的“話語權”讓特朗普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將所謂“永續競選”極致化，實現類似於“上帝視角”式的對基本盤的控制與操縱。值得比較的是，特朗普的“永續競選”完全不同於克林頓、奧巴馬等前任的類似實踐，克、奧等人的動機是在華盛頓阻力巨大的情況下動員基層選民來最終推動某些具體政策，而特朗普的目標就是在反覆強調自身的權力與適任性。也正是這種“話語權”，與特朗普分享着同構選民羣體的共和黨建制派精英也就不得不屈從於總統，進而也就助長了所謂的“特朗普化”。當然，物極必反，也正是這種看似不可控的“話語權”最終釀成了震驚世界的國會山事件，招致了社交媒體平台及其背後隱藏的互聯網資本對特朗普不同程度上的拋棄。但在即便在一個沒有了特朗普發聲的社交媒體世界當中，美國政治本身也將源源不斷地成為主要討論話題的提供方，而總統或是其他政治人物能否掌控這個“話語權”，仍至關重要。

此外，雖然美國倚重總統“小圈子”決策的歷史個案並不鮮見，比如奧巴馬時期的白宮也聚集並形成了以所謂“奧巴馬族”（Obamian）等少壯派為主體的決策核心圈，但特朗普任期內大肆任用家族成員等身邊人廣泛參與決策的做法無疑給美國總統政治留下了頗有復辟感的負面先例。但必須看到，雖然家人蔘政的情況或許具有一定偶然性，但面對着總統權力不可避免的擴張，總統更為依靠基於各類私人關係而編織出的內核圈子來實現決策的習慣性動作可能已也難以抗拒。

第二，國會憲政權力的黨爭工具化。面對特朗普的總統擴權與所謂“美國優先”的政策議程，民主黨可謂用盡國會權力來儘可能實現阻礙與限制，特別是在2018年中期選舉民主黨掌握了國會眾議院多數控制權之後，更是採取了最高級別的權力制衡。2019年12月到2020年2月，民主黨主導國會眾議院以“濫用職權”與“妨礙國會”為由通過了對特朗普的第一次彈劾，但共和黨佔據多數的國會參議院並未同意對總統定罪。2021年1月13日，如前文提及的那樣，民主黨多數主導的國會眾議院通過對特朗普的第二次彈劾，但又面對着在特朗普1月20日卸任之前無法開啓國會參議院定罪程序的現實尷尬，以及由於民主黨在國會參議院仍只是“名義多數”而難以實現以三分之二投票支持給其定罪的客觀困難。換言之，民主黨發起的兩次彈劾都可以説並非是以將特朗普免職並剝奪其相關資格為終極目標的，而完全是以黨爭為目標的，旨在儘可能最大化地削弱特朗普未來的政治影響力，並迫使國會兩院共和黨人在捍衞所謂憲政框架與維護本黨總統之間做出未來可能被選民監視甚至被選民懲罰的艱難選擇。

1998年12月到1999年2月，共和黨人紐特·金裏奇（Newt Gingrich）在國會眾議院憑藉多數優勢對克林頓的彈劾在當時就被認為是一場充斥着黨爭色調的“政治追殺”。但必須看到的是，金裏奇等人當年所面對的第105屆以及第106屆國會參議院畢竟也是由共和黨佔據多數的，這與佩洛西所面對的本黨不佔多數的國會參議院即在理論上都不存在確認彈劾罪名可能性的情況是有所區別的。換言之，民主黨的這種做法從本質上就是徹底讓在憲政框架下具有“核選項”意義的彈劾程序失去了革除不適任者職位的應有作用，而是完全黨爭工具化。其做法顯然不符合2016年在提名希拉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時任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Michelle Obama）所説的“當他們墮落時, 我們應走向更高處”的宣誓，而更像是一種以“墮落”對抗“墮落”的極端行為。也正是由於民主黨為了針對特朗普而創制出的這個先例，未來任何時候，只要國會眾議院多數黨與總統分屬兩黨，就都有可能出於黨爭目的發起對總統的彈劾，只為給總統貼上“被彈劾過”的歷史標籤。事實上，在特朗普被第二次彈劾之後，共和黨陣營中就已傳出將竭力在2022年中期選舉奪回國會眾議院多數控制權、並旋即彈劾拜登的呼聲。彈劾權力的黨爭工具化濫用最終導致的將是國會權力對總統能夠實現的真正制衡與牽制的徹底缺位，飲鴆止渴式地加劇着美國政治的失序與混亂。

當然，將憲政權力黨爭工具化的做法是特朗普白宮與民主黨國會互構的必然結果。2018年12月22日到2019年1月25日美國聯邦政府發生了持續35天的停擺，當時刷新了歷史紀錄，其原因即作為總統的特朗普以停擺及其產生的民意壓力為要挾試圖迫使國會民主黨人同意其關於邊境牆項目的撥款要求。由此可見，基於國會特定財政立法程序和黨爭現實可能出現的政府關門與停擺危機，對於往屆總統往往是避之不及、希望儘快與國會達成妥協以儘早結束的所謂“災難”，而在特朗普這裏卻成為了黨爭施壓的又一利器。從以政府停擺作為黨爭籌碼到彈劾層序的黨爭工具化，充分説明特朗普政府期間的黨爭已失去了以往認識中“政黨政治對美國憲政框架的所謂潤滑劑作用”，反而淪為了美國憲政框架保持基本秩序的腐蝕劑。

第三，聯邦法院體系的進一步保守化。與總統與國會權力變化的相對隱性以及影響的緩釋，聯邦最高法院體系在特朗普任期內保守派法官數量的增加、以及進一步保守化趨勢則更為顯性。在過去四年，共和黨始終保持國會參議院多數且將繞開“冗長髮言”的所謂“核選項”用於最高法院大法官批准程序的規則改變等條件下，特朗普成功提名並推動就位了至少260位聯邦司法系統的大法官，其中包括三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54位聯邦上訴巡迴法院法官、174位聯邦地區法院法官以及多位索賠、國際貿易、税收、軍事與退伍軍人事務等專門聯邦法院的法官。歷史比較而言，特朗普對於聯邦司法體系的補充程度基本上高於老布什、卡特兩位一任總統，且並不明顯遜色於里根、克林頓、小布什以及奧巴馬等近期的兩任總統。當然，特朗普對聯邦法院體系最為關鍵的影響還是在於其提名並就位了三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這不但是胡佛以來一任總統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數量的最高紀錄，而且將現任羅伯茨法院被認為分屬自由與保守陣營的大法官數量設定為3比6的失衡態勢。考慮到現任不同傾向大法官的年齡構成，未來四年即下次可能出現新變數或延續某些影響因素的總統大選之前，羅伯茨法院將不可避免地維持保守派佔據絕對上風的態勢。而這個保守派佔據壓倒性優勢的最高法院在未來四年時間中足夠在某些重大議題上做出影響深遠的歷史性判決，進而也就構成了特朗普四年執政最為重大的顯性遺產。

對政治生態的塑造

2016年特朗普的現象級崛起並作為共和黨候選人當選總統的現實，開啓了共和黨的所謂“特朗普化”，相應地互為倒像地牽動着民主黨的政黨生態。這些尚未確定方向以及最終效果的改變也一度被初步預計或認為可能引發美國政治新週期的到來。

首先，喚起了屬於白人的“身份政治”。相比而言，白人羣體長期以來是共和黨的主要選民來源，共和黨政治人物以往則時常以所謂“狗哨”等方式在“政治正確”的限定下以具有“白人至上”色彩的議程回應保守立場的白人羣體。而特朗普的崛起徹底改變了共和黨相對有所顧忌的種族敍事，完全以“本土主義”的議程擁抱了“白人至上”的立場，不但有效鞏固了傳統保守派白人選民，而且也進一步吸引了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為受累的作為非流動因素的中下層白人羣體。這種回應本質上是喚醒了屬於白人羣體的“身份認同”。從美國的人口與經濟結構出發，處於少數或弱勢地位的羣體往往更為強調“認同”與“身份政治”，而面對着在未來數十年內即將丟失多數地位的白人羣體無疑也存在着關於“美國到底是誰的美國”的認同隱憂，而特朗普在2016年以所謂“讓美國再強大”等“本土主義”表述徹底點燃了這種隱憂、充分動員了白人的“身份政治”。與此同時，正是由於“特朗普化”的共和黨對“白人至上”的徹底接受，民主黨人的“多元文化主義”傾向及其代表的少數族裔的“身份認同”也在相互激發中更為凸顯。進而，兩黨黨爭也逐漸呈現出不同“身份認同”的羣體之間類似於“部落”式的分歧與對抗。

第二，明確了共和黨的方向，加劇了民主黨的困境。從民主黨的選民基本盤觀察，“新政”留下的藍領中下層羣體以及“民權運動”留下的非洲裔羣體在近年來先後呈現出不同程度的鬆動跡象。特朗普的當選及其四年的執政以族裔標籤進一步瓦解了以往在經濟與階層維度上被操作的藍領中下層羣體選民。換言之，在兩黨選舉競逐意義上，兩黨不在僅僅面對在經濟階層以上的藍領中下層羣體，而是要面對藍領中下層白人羣體和藍領中下層少數族裔羣體之間微妙卻巨大的差異與抉擇。進而，正如上文提及的，特朗普復活了的“本土主義”與直截了當的“白人至上”幫助共和黨在藍領中下層白人羣體中實現了關鍵的得票率成長，從而進一步削弱了民主黨保持了數十年的關鍵基本盤。與此同時，藍領中下層白人羣體的流失，也伴隨着民主黨選民內部分歧的共振，特別是凸顯了藍領中下層白人羣體與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羣體之間的理念對抗。後者在民主黨內部長期存在，體現為進步主義理念，而現如今又轉化為民主黨內部快速抬頭的激進自由派力量，比如桑德斯以及亞歷山德里亞·奧卡西奧-科茨（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這股力量的上升甚至某種程度上的得勢反過來又惡化了在諸多政策議題上相對保守的非洲裔選民對民主黨的熱情，也導致了奧巴馬之後的2016年和2020年大選中非洲裔投票率與民主黨候選人得票率都難言理想的窘況。甚至，在特朗普執政期間，非洲裔羣體中也顯現出極少數但比較固定的要求脱離民主黨的另類主張，其理由是作為民主黨固化“死忠”選民盤的非洲裔羣體已不能得到民主黨的足夠重視與政策回應。特別是對於藍領中下層非洲裔（尤其是男性羣體）而言，特朗普較為內顧傾向的貿易、產業以及移民政策未必不會帶來所謂“好處”。同理，特朗普在2020年大選中也迎來了拉美裔選民羣體的支持率增長，令人深思。但這一現象至少能説明人口規模快速增長並逐漸積累政治影響力的拉美裔羣體並非“鐵板一塊”，未來共和黨完全有可能與民主黨平分秋色，這對於更為強調“多元文化主義”的民主黨而言自然不是好消息。

第三，煽動了政治的極端化與暴力化。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中利用乃至駕馭了當時積蓄已久的民怨情緒。特別是通過社交媒體宣泄式的動員與散佈，特朗普可以肆無忌憚地宣揚一些傳統上認為“政治不正確”的理念、立場與議程。隨後，隨着其當選並執政，特朗普繼續通過社交媒體以及其作為總統所特有的動員手段來繼續刺激民怨與仇恨情緒。從2017年夏洛茨維爾發生白人騷亂以來，特朗普始終保持了對白人極端羣體的所謂“同情”與縱容，甚至採取某種不負責任的模稜兩可的表達來實現直接煽動的效果，並將這些支持者的有組織化的極端行為視為是向共和黨建制派以及民主黨人展現自身政治能量的最佳舞台。作為總統，特朗普這種做法直接推高了全美範圍內政治極端思想氾濫以及呈現出暴力化表達的負面勢頭。美國一些極端組織都具有“民粹主義”、“白人至上”“反精英”及“反政府”色彩，而這些組織在2020年大選週期中被驗證已快速躥升為美國政治秩序的破壞力量。又加之近年來爭取族裔平權的所謂“黑人的命也是命”在美國持續升温，引發了一系列抗爭運動，白人極端羣體也必然相應地進行針鋒相對的行動，從而共同釀成了政治衝突的升級，進一步惡化了美國政治與社會環境、刺激了美國政治上的極端化與極化。可以預見，美國在政治抗爭與社會運動意義上也已再次進入了類似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相對活躍或動盪的歷史新階段。

等待下一個特朗普？

“特朗普雖將離開，但‘特朗普主義’還將繼續”。這種説法無疑強調出了特朗普執政四年所留下的影響，令人玩味。但究竟何為“特朗普主義”？是否真的存在可以進行系統性闡述的完全不同於以往美國政治樣態的“特朗普主義”？“特朗普主義”與“本土主義”“偏執風格”“反智主義”“單邊主義”以及“白人至上”等到底存在哪些交叉？一系列問題都等待回答，而且或許很難在剛剛作別特朗普時就給出最恰切的答案。因而，與其説存在“特朗普主義”的概念化，不如表述得更為複雜且具體一些：即特朗普崛起所基於的美國內外困頓仍在，進而也就決定改了其所代表的、或者其創制出的某些政治趨勢必然將得到延續。換言之，特朗普在2020年的敗選、其一任總統的“曇花一現”以及拜登政府就位後與其形成的某種對比，將給全世界一個更為清晰觀察並嘗試讀懂這個國度現況與未來的最佳契機。屆時，我們將更為清晰地明確過去四年中所發生的那些令人嗔目結舌的事情，哪些是美國國家快速轉向所決定的、卻只因特朗普作為總統的個人風格所放大了的，哪些是僅僅由特朗普個人風格乃至偏好所決定的，卻由於總統權力擴張趨勢所放大了的。很顯然，前者將得到不同程度上、不同表象上頑固的延續，後者才會隨着特朗普個人的可能謝幕而逐漸消散。

接替特朗普總統位置的拜登除了同樣高齡之外，應該將主動展現出與特朗普截然不同的執政風格，也被期待將把華盛頓帶回到外界慣常認知中的傳統路線上來。但無法改變的現實卻是，拜登也不得不面對特朗普所面對過的以及特朗普所塑造出來的權力結構與政治生態。

其一，面對着繼續極化的華盛頓政治環境特別是在國會參議院因兩黨持平而僅僅維持“名義多數”而造成的立法成本增加，拜登仍可能不得不憑藉大量行政令來加速強推民主黨的政策議程，從而也必然進一步刺激共和黨的反彈、惡化黨爭。同時，雖然拜登在社交媒體上的活躍度明顯不及特朗普，但其會否通過社交媒體的動員來維持總統的話語權，特別是在面對華盛頓黨爭或黨內一定壓力的情形下，可能還是需要密切關注的。此外，從政府人事安排上觀察，拜登也快速組建起以其在國會以及副總統任內長期密切助手為班底的核心團隊，與其他強調專業度或強調黨內派系平衡的人選安排形成了較為明顯的對比，這也預示着“小圈子”決策風格更為明顯的延續性。

其二，必須看到，拜登在2020年的勝利可能未必是民主黨自身比較優勢的彰顯，而更可能是具有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引發相關特殊因素所共同塑造出的結果。民主黨在藍領中下層白人羣體以及非洲裔羣體中不同程度上的優勢損失並未改變，黨內激進派與温和派的分歧猶在。這些黨內挑戰，是等待拜登解決的，但可能也是難以在有限時間內由一個自身就不代表民主黨未來發展趨勢的老派政治人物能夠解決得了的。這也意味着，在未來的選舉週期中，隨着疫情因素的最終消減，民主黨如果仍然無法理順自身穩固基本盤的邏輯，就相當於預定了來自共和黨的更為嚴峻的全面挑戰。

其三，面對着特朗普執政期間愈演愈烈的政治暴力與社會抗爭，拜登政府能夠實現的所謂“治癒”恐怕也將極為有限。拜登團隊目前計劃推動的税收、社會福利及移民政策乃至副總統哈里斯的非洲裔身份等勢必再度引爆保守派白人羣體的怒火，未來的相關抗議與暴力活動沒有任何理由得出可以偃旗息鼓的判斷。相應地，當“黑人的命也是命”等族裔抗爭意識到拜登政府對族裔議題的回應僅僅能夠表現為在政府官員人選等層面的“口惠”之時，當下一個“弗洛伊德事件”幾乎不可避免地再次發生之時，拜登的“治癒”也將破功。於是，拜登或者任何其他美國政治人物都在面對着一系列的所謂“特朗普難題”。拜登雖然可以在選舉意義上擊敗特朗普，但卻無法在政治意義上祛除特朗普，因為產生特朗普並被特朗普強化的那個美國早已難在朝夕間改變。

如果説，過去四年的共和黨面對着被“特朗普化”的過程，未來一段時間的共和黨則將面對在“兩個特朗普”之間的抉擇。“第一個特朗普”當然就是特朗普本人。如果其仍具有參與政治的資格至少是保持政治影響力的意願的話，特朗普及其支持的候選人對共和黨建制派而言都將是第一棘手的問題。如果共和黨繼續提名特朗普或者其支持的候選人，其本人或其代表的力量能否複製2016年的“建設性”作用，應該説是存在着一定風險性。反而，如果共和黨最終並未提名特朗普或者其支持的候選人，特朗普及其陣營若選擇以第三勢力、甚或第三黨繼續堅持參選的話，就必然形成對共和黨的“破壞性”力量，不但會導致選舉的失敗，也將引爆黨內分裂的悲劇。“第二個特朗普”則是特朗普仍然控制的基本盤、所顯現出的“本土主義”“白人至上”以及“民粹主義”的立場以及通過社交媒體等實現有效動員的煽動能力等政治存在，這些顯然是共和黨未來要重返執政所必需的。因而，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對共和黨而言，也就是這些特朗普遺產的“共和黨化”或者“內化”的過程。然而，這種需要特朗普的理念、卻不需要特朗普本尊的微妙態勢，的確是共和黨需要拿捏、平衡與妥協的一大困點。

共和黨可能面對的另一個可能方向是等待再出現特朗普式的政治人物，即完全可能承接“本土主義”“白人至上”的立場以及“民粹主義”的動員，但卻具有可控的情緒、建制派的履歷以及更為巧妙地利用美國憲政框架擴張權力而非公然對抗的職業政治人物，甚至還可以具有一定對拉美裔羣體產生吸引力的身份標籤。這個或這類政治人物的出現，一定程度上也是特朗普遺產被共和黨“內化”的結果，是特朗普個人在政治存在意義上的“迭代進化版”，但也可能是共和黨在未來數年內一個更艱困的新難題誕生的序章。但無論如何，正所謂“請神容易，送神難”，特朗普的角色會否延續，或者其到底是他本人還是他的替代者來延續其所代表的現實與理念，都直接左右着美國共和黨乃至兩黨政治的未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