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2萬猶太人滯留中國:全世界關上大門,上海為何成了他們的最後避難所?_風聞
已注销用户-2021-01-25 15:22
後天,對許多人來説可能是一個普通的週三,但對70多年前曾在上海生活過的猶太人來説,這天意義非凡。
1月27日是國際大屠殺紀念日。
歷史上1945年的這天,蘇聯軍隊解放了奧斯維辛-比克瑙(波蘭)最大的納粹死亡集中營,並將這天認定為提醒世人牢記大屠殺的普遍教訓的日子。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在70多年前的那場戰爭中,有600萬猶太人慘遭納粹屠殺。
位於德國中部的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德國境內關押猶太人的三大集中營之一),歲月變遷,仍舊沉默地講述着那段愴然的歷史,記錄着猶太人的悲慘遭遇。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當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逐漸從經濟掠奪上升到肉體消滅的層面,猶太人被迫背井離鄉,謀求生路。然而隨着戰爭一觸即發,歐洲各國都採取了嚴格的措施,限制移民。
當全世界都對猶太人關上了大門,上海卻是例外。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大批從納粹屠刀下逃生的歐洲猶太人遠涉重洋來到上海,其中很多人成為了其家族唯一的倖存者。
這片正在炮火摧殘的土地,卻為約2萬名猶太人孕育了生的希望。時至今日,仍有許多猶太難民及其後代不遠萬里來到上海,探尋這塊曾收留他們父輩的土地。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也許很多人都不會想到,這片遙遠的東方土地能夠成為猶太難民的“諾亞方舟”,戰火紛飛之中,兩個民族建立起別樣的情感……

逃亡上海
上海,是二戰中世界上唯一一個不用簽證、或任何官方文件就能入境的地方。
1937年到1941年間,當希特勒政府對猶太民族的迫害逐步升級,2萬多名來自歐洲的猶太難民懷着對未知的恐懼,拖家帶口、漂洋過海,來到了這個印象中並不美好的城市——上海。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貝蒂,1930年出生在德國柏林。在她3歲的時候,希特勒上台,從剝奪猶太人公民資格到侵佔猶太人資產,逐漸將這個民族推向死亡的邊緣。
“當我走在街上,都有不是猶太人的小孩對我推推搡搡,他們是希特勒的童子軍,他們朝我們扔石頭,朝我們身上吐痰,我們身處的環境越來越危險。”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1938年11月9日的夜晚,按照事先的秘密約定,納粹黨員和黨衞軍襲擊了德國全境的猶太商店,並抓捕猶太男子,一時間人心惶惶。
接下來,越來越多的猶太男子被投入集中營,飽受摧殘,生死未卜。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雖然貝蒂的父親僥倖逃過了抓捕,但從此也陷入了朝不保夕的恐懼之中。為了一家人的安全,貝蒂的父親計劃帶着孩子逃離柏林。
然而在當時,德國50萬猶太人和奧地利20萬猶太人遠遠超過了各國的簽證配額,但是沒有國家願意增加配額,接受更多的難民。
在這種情況下,一座叫做“上海”的城市出現在了貝蒂一家人的視線之中。這個印象中並不富裕、炮火連天的東方城市,成為了許多猶太家庭手中唯一的救命稻草。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1939年4月,貝蒂一家人從柏林逃亡上海,而如今身住美國的貝蒂,已經85歲高齡了。
闊別上海70餘年,有關於那座城市的記憶卻依舊深刻地烙印在貝蒂的心裏。她一生都愛吃中國菜,燒賣、小籠包,飯桌上必備的調味品是醬油。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她的家裏,至今仍掛着1950年離開上海時買的衣服。
對於貝蒂來説,上海就像是生命中的一場奇遇,在不期然間帶來新生的希望。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讓我們把時間再次回溯到1938年,彼時12歲的布魯門撒爾遭遇了和貝蒂一樣的磨難。
小小的布魯門撒爾親眼看着父親被關進了德國東部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為了逃離,他們需要一張可以證明他們有能力離開德國的船票。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但對於布魯門撒爾一家來説,陌生的上海和殘酷的集中營一樣充滿着未知的威脅。
彼時的中國已經爆發全面抗戰,上海的淞滬之戰是當時世界上最慘烈的一場戰役。雖然那裏還有英美法的租界,但已是孤島:
“我很害怕,因為當時上海名聲很糟,那些成功獲得去美國的簽證的人,就像中彩票一樣,太幸運了。”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布魯門撒爾一家4口人,千辛萬苦只等到了3張船票,媽媽一度絕望地考慮將年幼的布魯門撒爾獨自送去兒童船前往法國,但遭到了爸爸的拒絕。一直等到最後一刻,布魯門撒爾一家才終於拿到了珍貴的第4張船票。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但並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如布魯門撒爾一家這樣幸運。
據統計,當時大約有一萬多兒童,乘坐兒童船被迫與父母分離,而最後能與父母重聚的,只有一千人不到。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1929年2月22日,一艘載滿猶太難民的船隻抵達上海,一共841人,居住在華山路、匯山路河濱大廈,此後,一批一批的猶太難民就這樣來到上海。
他們踏上這片土地的時候身無分文,映入眼簾的都是身處在壓迫之下、同樣遭受着不公待遇的中國人民:“街上躺滿了餓死的嬰兒和老人的屍體,就用草蓆隨便一裹,扔到卡車上。”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陌生的環境令他們感到不安,戰火、貧窮、飢餓、死亡接踵而至,苦難交織在一起。
而當身處上海的猶太人們正在為生計發愁之際,伴隨着二戰的全面爆發,歐洲土地上的猶太人遭到了史無前例的迫害,320萬猶太人落入納粹掌控,被關進監獄或集中營。
上海這個一開始看似有些糟糕的選擇,為厄運中的他們帶來了一抹温暖的微光:“明天我們將開始在一個陌生城市裏的新生活,然而在那裏,我們是安全和自由的。”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融入上海
到了1940年,抵達上海的歐洲猶太難民已經超過2萬人,部分在美猶聯合會的幫助下輾轉前往其他國家,留在上海的約有1萬8千人。
然而抵達上海的猶太難民們,雖然生命威脅暫緩,但生活仍舊困頓不堪。
當時的收容所條件很差,400個人擠在一個小房間裏,只能勉強用牀單充當隔斷。而難民的數量完全超過了預期,委員會能夠供養的數量實在有限,很多人都面臨着極度饑荒的危險。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救助委員會意識到,單靠提供免費食宿根本解決不了猶太難民的謀生問題,他們開始安排難民接受生活技能培訓。
木工、鐵匠、裁縫、理髮師、糕點師,更精明一些地就做起來小買賣,修理打自己、販賣果醬,猶太人逐漸融入上海這片土地的生活。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因為有了猶太人的加入,上海這座城市湧入了別樣的光彩。而上海人民把自家大門連同自己的心扉向這些難民打開,互幫互助,在亂世中建起避風港。
貝蒂説:“當地的人們並不知道什麼是‘反猶主義’,他們自然地接受了我們,接納了我們。”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1939年,薇拉一家17口從奧地利逃亡到上海,住在昆明路423弄8號。
鄰居周志基先生當年在上海的英美煙草公司工作,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和薇拉的爸爸經常往來,還幫他介紹生意。
周先生目睹薇拉一家的生活,對年幼的小薇拉諸多照顧,他會邀請她來家裏吃飯,派人力車接薇拉放學,還讓她和自己的女兒一起玩耍,這段温暖的記憶點亮了薇拉灰暗的逃亡生活,成為她多年來始終無法忘卻的美好。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離開中國之後,薇拉曾3次回到上海,希望找到周先生和他的後人。
可惜周先生在2001年時已然離世,兩個童年時一起玩耍的小女孩,闊別70年歲月,隔着萬水千山,通過視頻電話的方式見面了。
她們愉快地聊起了年少的往事,盼望着有機會可以一起再品嚐記憶中的赤豆湯。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城市的接納,鄰居的善意,在逃亡的旅途中,他們和上海結下了深刻的緣分,創造了一份屬於生命的奇蹟。
在人流集中的舟山路一帶,至今仍然還保留着許多猶太風格的建築,那裏見證了許多猶太人生活的記憶。
麪包店、咖啡館、餐廳、糖果店,商鋪林立,人來人往,讓很多猶太人對上海的印象沾染上了一絲糖果的甜蜜芬香。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作為上海猶太難民的倖存者,薇拉會定期舉辦聚會。
一年又一年,照片中的老人們年紀越來越大,人數也越來越少。他們沒有血緣關係,但共同的經歷和對中國美好的感情讓他們緊密相連。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艾芙琳説:“我打心眼裏感激,因為我在上海活了下來,才有了四個子女,還有12個孫輩,2個重孫輩,我就像創造了我自己的家族。我是家裏唯一的孩子,就因為我一個人倖存,現在才有了這個大家族。”

隔都陰影
1941年12月8日,孤島淪陷,日軍全面佔領上海,扣押救濟款,凍結海外銀行賬户,猶太難民原本平靜的生活被殘忍打破,恐懼和不安再次席捲了每個猶太家庭的內心。
布魯門撒爾回憶道:“我當時很窮,生活很糟糕,沒有足夠的食物,我們也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我們受制於日本軍隊的控制之下,他們並不是什麼好人,我們害怕這些日本軍人。”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惡劣的條件和緊缺的物資讓猶太人再度身陷囹圄,收容所裏爆發的傷寒讓死亡人數急劇上升。與此同時,有關於日本企圖對猶太人實施大屠殺的傳言甚囂塵上,一時間流言肆虐,難辨真偽,他們的內心飽受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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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可怖的大屠殺並沒有出現,但他們的生活卻迎來了一個新的名詞——隔都,這是日本人對猶太難民劃出的固定居住區,也就是隔離區,從此,這些猶太逃亡者們再度失去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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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春天,猶太難民陸續遷入隔都。好幾萬人都擠向了這片狹小的區域,這裏擁擠骯髒,缺衣少食,原本稍有起色的生活陡然變得艱難。
猶太難民倖存者露西回憶説:“我的身上長了蝨子,它們到處亂跳,那些人就打開外套把蝨子抓出來吃掉。”
在隔都裏,當時年幼的露西不幸染上了傷寒,為了給女兒治病,露西的父母日夜守在她的牀邊寸步不離,父親去華德路上賣掉了他的手錶: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件事,他是為了給我買藥才這樣做。父母就是會這樣做。”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在這裏,猶太人同樣受到了日本人的殘忍壓迫,他們的出行受到限制,通行證發放困難,時常遭到日本軍官的脅迫和毆打。
有人病死,有人自殺,死亡的陰影時刻籠罩着隔都,而這樣糟糕的境遇整整持續了3年時間。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隔都喚醒了猶太人對於納粹的恐怖記憶,然而,因為受到限制,外界對隔都的報道也少之又少,隨着親歷者們的相繼離世,隔都背後的真相可能被隱藏在歷史的煙雲中,再難尋覓。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一直到1945年,在隔都之中掙扎求生的猶太人們突然發現,看守他們的日本兵不見了。
戰爭終於結束,隔都的限制撤離,在上海的猶太人們終於迎來了自由的空氣。他們迫不及待地打聽歐洲親友的消息,但等待他們的往往是一個接一個的噩耗。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76歲的索尼婭,在最近的15年間,一直在整理當初來到上海避難的猶太人名單。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通過日益詳盡的電子名冊,索尼婭和兒時的玩伴們再度重逢。她們擁抱在一起,唱起熟悉的歌謠。歷經輾轉和流亡,生命被帶往遠方,在世界的某一個角落得以生根發芽,也許這就是奇蹟。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而在這場名為逃亡的奇遇中,上海成為了他們的共同記憶。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二戰後,600萬猶太人在歐洲慘遭殺害,其中兒童、婦女佔了一半,而逃亡到上海的約2萬猶太人絕大多數都奇蹟般地生存了下來,這期間,400多名猶太嬰兒在上海出生,他們又被稱為“上海寶貝”。
在無情的殺戮面前,兩個民族的命運意外地交匯在一起。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戰後70後,世界各地的人們被無形的絲線牽引,用各自的方式反思着。
難民牆上13732個名字背後,是13732段讓人唏噓、不應該被忘記的歷史。
“If you save one life, you save the world.”

圖片來源自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作者:**Cheryl,精英説90後作者,英國海歸,用心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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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紀錄片《生命的記憶-猶太人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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