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什麼是新羅馬？_風聞

　　文 | wzz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曾有一段精彩的論述：“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着活人的頭腦。”

　　正如最近四年的美國，可以看到諸多歷史事件的迴響。就在幾天前，這些笑劇達到了高潮，在美國總統權力本應順利交接的時候，出現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件，特別是國會確認選舉人票結果時，特朗普的支持者闖入了國會大廈。

　　有不少人説這是美國“民主制度”的黃昏，是新自由主義的輓歌。但這不是美國的民主和自由的黃昏，美國的民主和自由還未開始。讓我們回顧歷史，併為美國的民主制度進行一個初步的清算。

　　民主共和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城邦時代的雅典，在古典時代的希臘——羅馬世界，主流並不是民主制，而是貴族共和制和君主制，就連民主國家的代表——雅典在梭倫改革並建立民主制度之前，實行的也是貴族共和制。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為什麼雅典選擇了民主制度，或者説為什麼雅典實行了民主制度後能夠取得一定的成就，並在歷史中留下濃重的一筆，被今天的我們所看到？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就需要仔細分析梭倫改革到底做了什麼？梭倫改革中，最顯著的一點是重新復興了公民大會，這是民主制度的標誌，但以兩點至少同樣重要。其一是廢除債務奴隸制，其二是按照財產將公民分為四個等級，以此作為擔任官職（政治權利）和承擔軍事義務的標準。

　　廢除債務奴隸制，這是在所有制上保護了公民的利益，防止了公民因經濟原因從貧富進一步分化為主奴，當然，這沒有廢除奴隸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就指出：“如今的一切革命，都是為了保護一種所有制以反對另一種所有制的革命……在梭倫所進行的革命中，應當是損害債權人的財產以保護債務人的財產。債務簡單地被宣佈無效了”。

　　關於第二點，要考慮到在生存競爭當中，國家能否生存和擴張，取決於它能夠組織起多大規模的人力物力進行戰爭。這一方面和生產力水平是相關的，另一方面也是和組織的大小和嚴密程度相關的。在古典時代的希臘——羅馬，是否有足夠的服兵役的公民就成了生死攸關的事，這些包括自耕農在內的小生產者，是國家的中堅力量。

　　無論何種政體，公民羣體強大並團結在同一面旗幟之下的時期幾乎總是古典時代國家的黃金時期，雅典和羅馬都有這樣的時代：公民以其私有財產的數量劃分等級，承擔軍事義務（常需自備武裝），國家的最高權力能夠徵召並調遣這種力量。

　　這是因為，國家是階級矛盾在社會當中不可調和的產物，也是凌駕於社會之上，緩和社會矛盾的工具。**奴隸制國家主要緩和和控制這樣兩種矛盾：奴隸和公民的、公民中窮人和富人的。**前者是更為對抗性和你死我活的，奴隸制國家需要鎮壓奴隸起義；後者則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國家需要維持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平衡，國家的強有力則建立在統治階級整體的強大而非大奴隸主的強大之上。

　　雅典的民主制度並非是對君主專制的揚棄（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使僭主更順利地奪取了政權），實際上是對貴族共和制進行揚棄的一種嘗試，仍然有諸多缺陷。以今天的視角來看，雅典的民主是奴隸主的民主，雅典的民主實際上只能在城邦的範圍內實行，民主的雅典在希臘範圍內建立了霸權。

　　當商業和手工業進一步發展，財富聚集，貧富分化，貴族被吸收進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貨幣所有者，並以成本較低的奴隸制經濟排擠了大多數公民的小生產，公民日益貧窮，特別是無法負擔武裝，國家就被掏空了，再也沒有足夠的兵源，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很多奴隸制國家並不是因為奴隸起義而滅亡，而是統治階級即公民羣體的衰朽所導致的。大奴隸主越是擴大自己在經濟上的利益，越是在消滅自己的同盟軍，越是在瓦解自身的統治基礎。

　　上層建築中的民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護公民，但終歸無法抗衡奴隸制的經濟基礎。公民曾享受着奴隸制的好處，最終吃下苦果，這也告訴我們民主體制是無法長久在奴隸制下實行的，奴隸制下的民主體制也並非廣泛的和真實的民主。而貴族共和制只不過是把作為大奴隸主的貴族們對公民的優勢直接和公開地表現出來了。

　　羅馬共和國就是實行貴族共和制的典型，元老院曾是羅馬最重要的權力機構。元老們最終也毀滅了自身統治的基礎，使得國家越來越依賴於軍事強人的維持，最終湮滅於蠻族的入侵。

　　在羅馬帝國衰亡後，歐洲迎來了漫長的封建時代，這既可以視作古典貴族共和制的某種復現，與當時日耳曼人原始氏族社會相結合，也是當時歷史背景下新的采邑制度和人身保護關係發展的結果。

　　如同奴隸制國家一樣，“封建國家是貴族用來鎮壓農奴和依附農的機關”，農民們就這樣生活在封建秩序下。但是，從十一世紀開始，隨着城市的興起和城市對領主鬥爭的成功，這些城市的市民獲得了自由。

　　城市對領主的鬥爭，常常有着王權的支持，而鬥爭勝利後，城市從領主和國王那裏得到“特許狀”。這之後，市民成為自由人。領主不得非法剝奪市民財產，不得任意徵税。城市，也就成了自由得以實現的基礎，自由是城市和市民們的自由，是特許下的自由。

　　在法國由貴族君主制向君主專制轉變的過程中，國王也曾得到市民的支持。商人和手工業者需要更大的市場，更少受封建主盤剝，他們需要順暢的交通，而不是林立於要道的關卡和堡壘，而這些只能由一個統一的國家提供。

　　關於君主專制，恩格斯認為，“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它（君主專制）使貴族和市民等級彼此保持平衡。”

　　市民的自由和利益曾經要在我們現在所認為的民主的對立面——王權的庇護下才能實現，或者説，他們需要一個最高權力組織，有足夠的力量以掃除層層分包的封建秩序，而這樣一個權力組織是由一個人（君主制）、幾個人（貴族共和）還是大多數人（民主制）在當時並非最主要的問題。

　　當資產階級的力量進一步增強，他們的訴求就不再可能在君主專制國家的框架下得到滿足，封建的和教會的特權仍然存在，苛捐雜税的壓力日趨沉重，威脅着他們的私有財產。最關鍵的問題仍然是所有制的問題，要“犧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法國大革命的英雄挺身而出，其中一些人毀滅了法國內部的封建制度，並把國王送上斷頭台；而另一個人在國內外四處征戰，在歐洲範圍內摧毀封建秩序，為法國營造一個合適的環境，在這樣的軍事緊急狀態下，他不斷地擴大自己的權勢，效仿凱撒，成為執政，甚至更進一步，登基稱帝。

　　當資產階級需要拿破崙去鎮壓保王黨時，就對他委以重任。當資產階級認為自由、民主和共和有利於自身的利益時，他們的代表國民公會就會試圖實現這一切，特別是普選制。但當普選制和雅各賓派展現出“暴民政治”的一面時，普選制就被熱月政變的勝利者取消了，確立了兩院制，由元老院和五百人院負責立法。

　　**貴族共和的幽靈最終勝利了，它被認為是相當有利於資產階級的統治的，並以現代的形式復興。**而當拿破崙一定程度上覆興了羅馬法，以其為基礎保護私有財產不受侵犯，並親自為法國的資產階級南征北戰，掃除歐陸上的封建殘餘時，君主制也是可以接受的。先是民主，再是共和，在利益面前，資產階級可以把自己曾經有的理想都扔進垃圾堆。

　　**而美國對羅馬的復興更為完全，不光有貴族共和，有元老院（參議院），甚至連奴隸制都請回來了，並使其如此的繁盛。**美國正是建立在這樣三個基礎之上：用選舉來包裝的政治精英貴族共和、大種植園奴隸制以及大量自耕農。

　　美國曾經解放了黑奴，但取而代之的是資本主義這一現代奴隸制；羅斯福曾經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保護了美國公民的財產，並使公民羣體空前強大，就像梭倫一樣。他是美國製度中民主成分的一個體現，但他不可能解決貴族共和體制，也不可能解決資本主義，他不能以毀滅新羅馬的方式拯救新羅馬。

　　在他之後，美國的“奴隸制”花樣翻新，向內部引進拉美移民，作為服務業“奴隸”；向外部轉移產業，作為工業“奴隸”。里根則更進一步，鎮壓工人，清除了意識形態對手在自身體內的影子，也毀滅了羅斯福的遺產。美國的公民羣體，小資產階級化的工人貴族和自耕農則一步步被消滅了。冷戰贏了，但這值得嗎？

　　在討論美國的“民主”和“自由”時，我們應該擺正自身的定位，即“剛剛成為自由民的奴隸”。要知道，即使是今天，以較為簡單的口徑去看，單位時間的勞動成果，美國人可以用一份換取中國的六份，在上個世紀，這個交換比甚至曾經高達幾十倍。而這正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全面擴展時的國際格局所決定的。

　　這個民主，是新自由主義奴隸制帝國直屬領地公民（特別是帝國直屬城市市民）的民主（結果還經常以精英貴族共和的形式呈現）；這個自由，則是自由公民相對於“奴隸”的自由。美國公民曾因這樣的現代奴隸制而幸福生活，也因此走向破產和貧困，把特朗普送上大位。

　　**奴隸制下，民主制度和貴族共和都是不能長久維持的，奴隸制會毀滅自由的公民羣體，毀滅帝國的中堅力量。**反過來説，公民想要倖免於難，必須要關注和團結全人類，特別是其中的邊緣羣體，而不能只關注自身的利益。

　　特朗普不是美國民主的問題，而是在公民羣體衰落的情況下，特別是在信息時代的背景下，用選舉來包裝的政治精英貴族共和的大戲演不下去了，民主正在起作用，最先是團結了帝國公民中較為貧窮的那一部分，但這離真正的民主還有一定的距離。

　　特朗普所表現的美國的問題不在於特朗普本身，而是當美國需要一個羅斯福一樣的人時，只有特朗普。1932年時羅斯福50歲，正是年富力強之時，他做了四屆總統，挽救了美國併為它帶來前所未有的榮光，但是現在，只有特朗普。

　　1848年的法國爆發了革命，但無產階級的力量還不夠強大，資產階級分為幾個派別互相爭鬥，而農民在呼喚拿破崙一樣的僭主，最後，他們得到了路易·波拿巴。2016年的美國，鏽帶的工人已然忍無可忍，但桑德斯卻不可能勝出，民主黨和共和黨本想繼續貴族共和的戲碼，美國需要羅斯福，但是紅脖子農民只能選擇特朗普。

　　路易·波拿巴式的人物是經不住歷史大考的，在東方崛起的壓力下，他輕率地行動，被困色當，然後丟掉了一切。如果沒有新冠疫情，特朗普有很大概率順利連任，他會讓美國變得如1870年的法國一樣。

　　可是，危機來的更快，特朗普被推着必須要面對路易·波拿巴曾面對的只有一個總統任期的困局，他沒有十二月十日會，沒有把流氓無產者組織起來，也沒有真正地掌控軍隊。他只有紅脖子，而紅脖子的數量已經不夠了，他甚至不是一個合格的僭主。

　　元老院仍試圖掌控局面，其中一位在任時間超過三十年的元老甚至親自下場，但他的勝利已經不是他的勝利了，而仍然是美國需要羅斯福，但是隻有特朗普和拜登這兩個老頭子，2016年是帝國直屬領地貧民的勝利，而這一次則是帝國直屬城市市民趕走了自己不想要的僭主。

　　信息時代是容不下元老院的，如通那位老人的諄諄教誨和人生經驗一樣：你必須永遠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問題是：美國離巴黎公社還有多遠，美國離民主還有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