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打倒一切，最後也打倒了自己-深度分析中國的媒體“公知”_風聞

兔主席今天 03:00 來自 微博 weibo.com 已編輯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對我來説是一個很高尚的詞。

公共知識分子是：

——脱離自己的世俗生活和專業的，要追求更大的、出世的、脱離自己利益的理想與抱負；

——要有一定的知識素養和學術訓練；

——要有極強的智力好奇心（intellectual curiosity）；

——要願意且能夠超越傳統學科和規範的約束（disciplines and paradigms）；

——要能夠反思、自省，批判，質疑一切，要不斷地超前發展，而不是固步自封，把自己變成某種意識形態或框架的奴隸；

——要有一定的抽離和獨立性（detached and independent），不是為了追求世俗/現世/短期利益（包括完成自己的工作或收到物質獎賞），不是為了要迎合某種東西；也不會受人左右——包括那些一貫支持自己的人。

公共知識分子不會為了反對而反對，也不會為了讚美而讚美，更不會出於利益這樣做；

——要積極的為自己尋求大的歷史觀和視野，脱離狹隘性和地方性（provincialism）；

——要真正去理解人類和個體關心、關注的是什麼。何為人性。關注社會與人類的命運；

——除了科學的精神外，有些人文類的學科是必須的去掌握的。歷史、倫理及政治哲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心理學，基本的藝術修養。——在此之外，再去追求更廣泛的東西。地球的運命。我們的存在。形而上學。

——公共知識分子的初心和使命是公共的，而不是為了自我、小我。公共知識分子要把知識何信息分享給大眾，但又不是簡單的教唆，而是嘗試啓發與啓蒙，為公眾賦能；

——公共知識分子本質上是“道德的”，有一套道德信念和良心，也不會迴避重大的道德判斷；

——公共知識分子的行為是公共的，一定會受到挑戰與批評，甚至面臨更大的風險，因此需要有勇氣、寬容與心胸。

這個公共知識分子的定義，我看和中國傳統對儒者的定義更加接近。

《禮記·大學》——“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些理想再我看來都是公共知識分子。

這些為天下的人，都是脱離了低級趣味與利益的。所以“公共知識分子”對我來説是一個很好、很正面的詞。在國外，公共知識分子都是大知識分子，有智慧、有擔當的大文化人。

由於種種原因，到中國就徹底變味了：在中國，“公知”成了一種非常具體的政治傾向。持有這種政治傾向的小知識分子都可以被劃做“公知”。

這是對西方“公共知識分子”概念的曲解，也是對與之相匹配的中國古代儒者和士大夫精神的曲解。

中國的“公知”現在淪為了“右派”異見者——批判中國，嚮往美國的燈塔派。這些“公知”和知識與文化沒有什麼必然關係，只要有立場就成了“公知”。其中有幾大人羣，一是媒體人，二是文人作家，三是學校文科知識分子，四是律師。

由於中國體制的原因，他們因為切身經歷，很容易走到體制的對立面。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指出，他們走到體制對立面，對體制進行批判，主要是來源他們的職業和世俗生活。這其中，最主要的人羣就是媒體人。記者，編輯。

我們發現中國的“公知”很多就是媒體人。記者。新聞人。

這在西方世界看來恐怕是很莫名奇妙的：新聞工作的從業人員只是一個行業而已。他們和知識分子沒有必然關係。他們的工作就是挖掘新聞，特別是負面新聞（negative reporting），進行批判。他們認為批判是可以推動社會的進步的，所以自己的工作特別有意義。

無獨有偶，人類的本性就喜歡看負面新聞，所以記者只要挖掘和報道負面新聞，都可以籠統地被標籤為“批判”。我換個角度説：隨便一個沒有任何價值趣味和趨向的人，來到這個行業，要做大，就是要搞負面報道。負面報道和記者及新聞人的利益是正向的、100%一致的。

而且在商業和資本的驅動下，新聞不僅僅負面化，而且庸俗化，低級化，軟新聞化。我想指出的重點是，媒體人關注社會是他們的工作，這與一個人脱離自己的世俗角色去關注社會、批判社會，推動社會的進步是完全不同的。

新聞從業人員只是在從事他們的工作而已。批判和負面報道就是他們的事業，也能夠帶來榮譽、地位、獎賞。從這個角度上講，報道水門事件的人和跟在戴安娜背後的狗仔隊不一定有本質不同。他們都是為了在自己的領域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已。

人肯定都是有立場的，但當你做一個事情有明顯的利益時，就屬於利益衝突，你不可能是平衡、公正、無私的。如果你的工作受到限制，你的利益是受損的，你肯定會對體制產生怨恨，會走到體制的對立面，成為它的批判者。這就是媒體人的問題。在我們當下體制裏尤其突出。

新聞人/媒體人的職業存在與發展是建構在批評和負面報道上的，他們本身就希望發展成為體制的批判者，現在又再因為批判體制而受到限制，等了被斷了自己的路，結果就更加反體制。陷入一個怪圈惡性循環。這種反體制在我看來很大程度是利益驅動的。

基於前述的討論，他們在我看來首先就不符合“公共知識分子”的基本定義。

但媒體人自視甚高——譬如“第四權”，認為自己是司法立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種政治權力，有監督社會，推動社會進步的重大職責。他們的基本工作和職業被賦予了某種天然神聖性。而這種神聖性要求他們必須批判。我們縱觀全社會各個行業，恐怕沒有一個行業有這樣的特權和地位。

所有的行業都是在建設（包括醫生和教師這種具有天然神聖性的行業），只有媒體可以把消解、批判、否定、破壞也視為建設，還具有神聖性。

只不過，新聞和媒體作為推動社會發展的“第四權”這個基本假設未必成立，新聞和媒體可能會削弱、消解甚至瓦解政治機構、體制、信用。在美國，這個情況在過去幾十年以來已經看得非常清楚了。

新聞否定政治，最後政治反過來否定新聞，民眾否定新聞，主流新聞機構的信用坍塌，被打成“fake news”，成為社會整體信用坍塌的犧牲者之一（新聞打倒一切，最後也打倒了自己）。

筆者後面會撰文介紹美國媒體對政治機構（包括總統、國會、最高法院、政治家、華盛頓）信用的瓦解作用。所以，回過頭來説，中國的這些媒體人被視為“公知”，我覺得非常的滑稽。是對“公知”概念的貶損和曲解。

一些跑到西方媒體的人，工作被限制，進一步被推到體制的對立面。他們批判體制和公共知識分子無關，他們只是異見者而已。同樣的標準也適用於官方媒體：官方媒體人，即便立場是擁戴體制，也不是公共知識分子。他們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而已。

公共知識分子和特定的立場與取態無關。在公共視野裏有出鏡能力（visibility）和話語影響力的往往就是能夠經常上電視，寫評論的人，而這些人往往就是媒體人。

把這些有影響力和話語權的人與西方本義的“公共知識分子”與中國的士大夫及儒者的概念等同起來，在我看來是徹頭徹尾的莫名奇妙。

接下來的，就是作家，一些校園文科知識分子，還有律師。把異見者等同於“公共知識分子”最是莫名奇妙。完完全全的莫名奇妙。

如前所述，立場不是判定標準。我現在的朋友圈裏還有這樣的一些媒體人。因為自己的經歷而怨恨、敵視體制，無意再去了解還在改變與發展的體制，同時，英語不會幾句，沒有系統的學科訓練與素養，對美國和西方瞭解甚少，卻敢積極發帖，成為高調的“燈塔主義者”。

我會觀察和注意這些人的行動。尊重他們發言的自由，只不過對他們認知之偏頗表示遺憾。這些人一定活在巨大的負能量裏。説實話我對他們表示同情。

最後再強調，這樣的人羣，與西方定義的公共知識分子並沒有半點關係。收起全文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