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世山：商、周王朝的禮制變革——以酒禮器為視角_風聞

　　史學大師王國維有《殷周制度論》一篇，認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此論很有新意，至今仍有很大影響。

　　在《殷周制度論》篇中，王國維先生所論從上古以來古帝王所居，漸次延及地理、文化和制度。他認為，周王朝以前的古族古國及其文化制度的變遷明細要小於殷、周之際，舉證有以下方面：

　　1.“都邑，政治與文化之標徵也。”“以地理和都邑所在論，自五帝以來，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東方，惟周獨崛起西土。”“以地理言之，則虞、夏、商皆居東土，周獨起於西方。”

　　2.認為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範》九疇，帝之所以錫禹者，而箕子傳之矣。夏之季世，或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為名，而殷人承之矣。文化既爾，政治亦然。周之克殷，滅國五十，又其遺民或遷之洛邑，或分之魯、衞諸國。而殷人所伐，不過韋、顧、昆吾。且豕韋之後，仍為商伯；昆吾雖亡，而己姓之國仍存於商周之世。《書•多士》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當屬事實。故夏、殷間政治與文物之變革，不似殷、周間之劇烈矣。”

　　相反，周人制度大異於商，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立子立嫡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並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二是商王、周王的宗廟規制不同，三是周的同姓不婚之制。所以，殷、周間的大變革，表面看，是商、周兩族之興亡與都邑的移轉，實質則是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

　　以今天的視野和研究可知，上舉三點中，第一、三點為商、周王朝共有和變易，第二點則是周對商制的改造。由於這方面涉及問題較多，這裏不作詳細討論。現在來看，此説並非不易之論，並不能證實商、周間制度的劇變和根本差異，仍有討論的餘地。

　　商周王朝國家是禮制社會，這是學界的共識，商、周制度特點及其變化集中反映在社會禮制方面。禮是社會分層、分化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迄今研究所見，中國古代禮制產生於新石器時代晚期，夏商周時期得到進一步發展。禮的本質，就是維護統治階級在宗法、社會階層等方面的等級制度，也就是“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左傳》隱公十一年），是“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左傳·隱公五年》)，總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王朝國家的統治。《禮記·曲禮》説“禮不下庶人”，即禮的各種等級規定是統治階層的特權，作為被統治階層的庶人是沒有用禮的權利和資格。為了鞏固國家政權，商、周王朝都有一系列規定統治階級等級和社會秩序的禮樂制度。《周禮》、《儀禮》等記載了周王及以下各級貴族在祭祀、朝聘、盟會、軍制、婚喪等方面的等級差別，具體在宮室、車旗、衣服、器用、車馬、樂舞等等方面各有相應規定，即“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與之相適應的各種禮儀相當細緻、繁瑣，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大戴禮記》）。迄今有關考古發現和研究所見，實證夏、商、周王國制度差異的資料，除了可信的先秦和兩漢有關文獻，最重要的是有關考古資料。夏、商、周王國的制度有一定差異，有關記載大多為地下考古發現所證實，尤以商、周王國的發現和研究更為充分，其中以反映社會成員等級的酒禮器的資料最為系統。本文據考古發掘的商、西周王都以及諸侯都城考古資料，以酒禮器為視角，討論商、周間禮制的變革及其原因。

　　傳世文獻記載，夏商周時期統治者多次遷徙，後代稱他們的所居為都邑。商人滅夏後曾遷都五次，商王都城有亳、敖、相、奄、殷。現已確認，亳即鄭州商城，殷即殷墟都城遺址、傳世文獻記載的“大邑商”。商代都城遺址的地下文化遺存豐富，包括禮器在內的商王朝文物富集，又以殷墟遺址為甚。

　　殷墟考古發現所見，殷墟都城遺址出土酒禮器尤其是青銅酒禮器，以高等級的貴族墓葬出土最多，這是古人“事死如事生”觀念的反映。如殷墟二期早段的殷墟婦好墓，隨葬器物有1928件，在214件青銅容器中，酒器有觚、爵、角、斝、觶、尊等，共163件，佔青銅容器總數的76%。殷墟二期晚段的以花園莊東地M54為代表，隨葬青銅容器40件，其中酒器有觚、爵、尊、斝、彝、罍、觥等共25件，佔整個青銅器禮器總數的62.5%；另有陶酒器有觚、爵、罍共18件。殷墟三期的郭家莊M160為代表，隨葬青銅禮器有40件，其中酒器有觚、角、尊、卣、斝、罍、觶等31件，佔整個青銅器禮器總數的77%，另有陶酒器觚、爵、罍12件。殷墟低級貴族墓葬隨葬酒禮器明顯少，茲不備舉。

　　綜合殷墟出土文物可知，殷墟日用器物種類之多，遠多於同時期的一般普通遺址。據統計，商代晚期，商人日常使用的各類材質（青銅、陶、石等）的生活容器超過三十大類，其中貴重材質的青銅容器有二十五類以上，這可視為殷商王都這種大型都邑的特徵之一。這些器物大多見於生產、生活性場所，具有實用功能，還有部分器型（體小、質軟者）為墓葬專用的隨葬明器。筆者統計殷墟3700多座墓葬的隨葬品可知，商代晚期，商人隨葬日常生活器具涵蓋青銅、陶、石等各類材質、各種器類。墓葬隨葬品種類以陶器最多，超過半數的墓葬隨葬有觚、爵等酒器，其他器物明顯少。隨葬的青銅器中，酒類器又超過半數，有斝、觚、爵、角、觶、盉、觥、尊、壺、瓿、卣、罍、彝、鬥等類；以數量計，觚和爵最多，其次是鼎，其他器物明顯少，墓葬等級以觚和爵的套數的多少為表徵，規模越大的套數越多。從隨葬禮俗可見都城內的人們盛行飲酒之風，但這種風氣在都城以外其他地區尤其是邊遠地區明顯少見。

　　周族是活動於陝西一帶一個古老的部落，上千年間遊離於以中原為中心的夏、商王朝之外，文獻所見以重視農業生產而著名。傳説周的始祖為棄，在農業方面多有發明，他在夏王朝為主管農業的官員，後被尊為農神受到祭祀，所以《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説：“周棄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傳世文獻和考古發現證實，周人在滅商後的都城為為鎬京，或稱宗周，還有豐邑，分居今陝西西安西南的灃水東、西兩岸；又有洛邑，或名成周，位於今河南洛陽市，是東方的陪部；還有岐山之下的周邑，或稱岐、岐周，位於今陝西扶風和岐山縣界之間，先為滅商以前周先公的舊都，西周未廢，三地同為西周王畿地區重要的都邑。

　　與商人一樣，周人貴族的生活器具尤以青銅器最為重要，以高等級的貴族墓葬出土最多。如隨州市葉家山西周早期的曾國國君墓M65，出土青銅方鼎1、圓鼎6、甗1、鬲1、簋4、爵2、觶1、尊1、卣1、壺1、盉1、盤1，其中酒禮器有爵、觶、尊、卣、壺共6件，佔出土青銅禮容器總數的28%以上。1954年在周都鎬京遺址發現西周中期的長囟墓，出土青銅器有鼎4、鬲2、甗1、簋2、觚2、爵2、卣1、罍1、盉1、壺1、盤1、鬥1、鍾3共32件，其中酒器有觚、爵、卣、罍、壺共計8件，佔整個青銅禮容器總數的25%。三門峽市上村嶺的西周晚期M2001，是虢國諸侯墓，為已知最高等級的墓葬之一，出土青銅禮器有15類、55件，計有鼎10、鬲8、方甗1、簋9、豆（自銘為甫）2、盨4、簠2、方壺2、圓壺2、盤4、盉3、方彝3、尊3、爵1、觶2件，其中酒禮器有方彝、尊、爵、觶、壺共計13件，佔青銅器禮容器總數的23%以上。考古發現的西周這類墓葬還有很多。

　　關於周代青銅器，很早就為學界所關注。郭寶鈞先生研究發現，西周早、晚期青銅禮器羣存在一定差異。他統計了西周穆王以前青銅器二十五分羣186器，其中酒禮器共72件，如爵、觚、觶、角等酒器37件，尊、卣、罍、瓿等盛器35件。同時的鼎、鬲、甗等炊器64件，或食器簋、豆、盂(盂在西周作飯器用）等28器，酒器的比重較大，近於殷代的酒器。而在穆王以後的六分羣118器中，酒器類的爵、斝、觶、角絕跡，只有兩個變相的觚，盛酒器亦只有13件；同時期的炊器20、食器37，酒器比例明顯低，即酒器15件的絕對數，比之前期的72件亦所差甚遠，其他類器則增多。可見周人生活器具中酒器大為減少。研究所見，西周時期開始形成以食器鼎和簋為核心的器用制度，以三門峽市上村嶺兩週墓地隨葬青銅器組合最為典型，最高等級的為虢國國君，隨葬有列鼎和列簋各有7、6個，低一些等級的或隨葬5鼎4簋、3鼎2簋、1鼎或2鼎等級差別明顯。

　　西周王都以及各諸侯國都邑遺址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可見，西周文化的日用陶器有鬲、甗、甑、鼎、盂、豆、簋、勺、盤、碗、盆、壺、罐、甕、器蓋等；墓葬隨葬陶器由日常用器簡化而來，種類明顯較少，以鬲、盆、豆、罐最為常見，或為實用器，或為明器。都城遺址出土的酒禮器的種類和數量明顯少，而且集中在西周前期；在其他中小型聚邑中出土酒禮器的情形更少見。

　　綜上所論，商、周時期的日用器具，尤其是墓葬出土器物，不論器物種類還是數量，有明顯反差，其中以酒禮器最為明顯。最具代表性的是墓葬葬俗方面的差別。商人貴族隨葬成套酒器，尤其是高級貴族墓葬中隨葬數量超過容器的一半以上，以觚和爵為核心；相反，周人貴族不論高低，隨葬的酒器不論種類和還是數量大為減少，西周前期的酒器基本為觚、爵、觶，後期幾乎不見，但炊食器的鼎、簋等則成為最常見的器類，衡量社會成員地位的標誌是成套的鼎和簋。所以有學者認為，商人的青銅器羣是“重酒的組合”，周人的日用器物組合以食器為主，是“重食的組合”，這種認識為學界普遍認同。

　　商人重酒器，周人則重食器，不僅反映在日用生活器具上，更反映在墓葬隨葬觀念上。這是商周社會差異的重要表徵，其背景是商、周兩個王國的社會生產力水平、族羣間觀念乃至禮制意義上的重大差別。

　　《詩·商頌·殷武》歌頌商的開國之王成湯時説，“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從考古發現可知，商王朝統治地域確實很廣，東到山東濰坊，北近北京，西到陝西西安，南抵漢水，東西、南北跨度達上千千米，這與《殷武》篇所載可相互印證。商和西周時期屬於青銅時代，商代晚期達到中國古代青銅文明的高峯。青銅冶鑄技術是人類首先突破的重大技術，是社會生產力和技術最高水平的體現，它為古代青銅文明向前邁進提供了強勁動力。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技術保障，讓我們看到商王朝國力雄厚的一面。商代都城遺址可見，當時都城的規模宏大，如商代早期的都城鄭州商城遺址總面積超過9平方千米，城內面積3.7平方千米，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面積近30平方千米。建築形式有房址、作坊、水井、窖穴、墓葬、陪葬坑和祭祀坑等，形式、功能多樣。其中居住類建築有台基式、平地起建、半穴式，以前兩種形式組合而成的四合院建築羣最為典型和常見；最高統治者商王的建築規模宏大，如洹北商城一號王宮東西長173米，南北寬約90米，面積1.6萬平方米，是面積最大的商代大型建築。墓葬有帶四條墓道的大型、帶二條墓道的中字形、帶一條墓道的甲字形、無墓道的中小型、灰坑葬式。兩類建築的形式和規模表現出明顯的等級差別。商王國的手工業門類多，技術先進，有鑄銅、玉石器加工、制骨和製陶作坊等，尤其是鑄銅、制玉手工業技術，體現出高超的技術、工藝水平，產品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如前文所舉，產品也非常繁多，尤以都城遺址出土為最。

　　周人在滅商以前長期生活在陝西黃土台原上，地理環境和農業生產條件明顯不及以鄭州、安陽為核心的商王國地區，生活條件也明顯不及商人，居住類建築流行地穴式。西周時期，周王都豐、鎬遺址面積在3平方千米左右，高等級建築有了台基式的，但規模也不及商王都者。同樣，西周名物的種類和品級，尤其是當時最高等級的產品——青銅器的品級普遍不及商代。

　　總之，考古發現和研究所見，周王國的生產力和社會發展水平明顯低於商王國。這是我們理解包括飲酒禮俗在內的商、周禮俗差異的重要前提。

　　從安陽殷墟墓葬可以看出，商代包括平民在內的整個社會飲酒之風相當之盛。此種現象也見諸文獻，《史記·殷本紀》説商代末王紂“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説苑·反質》也説“紂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這是典故“酒池肉林”的來源。《大戴禮記·少閒》還稱紂“荒耽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安陽殷墟玉器中有箕踞人物，身穿精美輕衣，頭戴花帽，形象顯得放浪不羈，學人以為這種人的原形如果不是奴隸主本人，就是身邊的弄臣，帶有亡國之象，它是晚商貴族酗酒不節、放縱享樂的典型形象。物極必反，其發展到極端，最終導致嚴重的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以致商王朝的傾滅。在周人看來，商人“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於殷”（《書·酒誥》），“唯殷邊侯甸與殷正百辟,率肆於酒,故喪師”（《大盂鼎》），這是周人總結商人飲酒成風、導致商王國滅亡的教訓，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周人社會由於生產力低下，農業不及商王朝發達的情況。相反，商代社會生產力已比較發達，農業生產能夠提供超出社會日常所需的食物而用於釀酒，為王朝的貴族生活如宴饗、祭祀等禮制活動服務。從商、周文化的酒禮器可見兩個王朝間禮器的重大差異，其深層原因還需要引起更多的關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