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勇丨從思想的高點出發，做有温度的學術——學術史研究如何重拾人間情懷_風聞

2020年10月22日，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聯合舉辦“中國現代學術的精神、制度與文體——陳平原‘學術史三部曲’研讀會”，與會學者圍繞陳平原先生歷30年之功寫就的“學術史三書”進行了深入研討。本刊深感學術史研究之於當代中國學術轉型以及當下思想狀況的重要價值，約請相關與會專家就目前學術史研究的重要問題、未來走向等展開進一步探討。以下這組文章既保留了學者們發言的現場感，也呈現出一種具有典範意義的述學文體，希望藉此次討論引起學界關於學術史研究之重要價值、時代意義的深思。

——編者按

劉勇教授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注重學術傳統的國度，從諸子百家，到晚清各派，再到現當代學人，學術的發展建構已然成為中國文化傳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這個傳統積澱的過程中，一部部經典熠熠生輝，一個個學派百家爭鳴，一次次論戰此起彼伏，文學正是在這種碰撞中不斷創新，學術正是在這種交流中代代傳承。1928年，楊振聲在擔任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時就曾感慨過，辦大學最難的就是國文系。為什麼國文系最難辦呢？難在哪裏呢？楊振聲談及當時諸大學的國文系“有的注重於考訂古籍，分別真贗，校核年月，搜求目錄，這是校讎目錄之學，非文學也。有的注重於文字的訓詁，方言的詮釋，音韻的轉變，文法的結構，這是語言文字之學，非文學也。有的注重於年譜傳狀之核博，文章體裁之軔演，派別門户之分劃，文章風氣之流衍，這是文學史，非文學也”。多少年來，從國文繫到中文系再到文學院，中國文學研究的思路一直在兩個層面搖擺：一是偏重作家作品的解讀與評價，一是偏重文學史的闡釋與重構，之所以難以實現這兩個層面的融合，關鍵就在於缺乏學術史的引領，缺乏思想高度的昇華。文學解讀、文學史研究，只有在學術史研究的引領下，才能在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還原文學最根本的魅力和價值，才能提升文學所藴含的思想意義。

在學術史的建構中，我認為應該特別注意三個關鍵詞，就是思想、譜系和情懷。思想是學術研究最具價值的引領，中國文化豐富深厚而獨特的思想歷來都是在學術的研討中湧現的；學術思想是成譜系的，其內在邏輯構成了代代相傳、相互補充的共生系統；學術研究則是有温度的，它從來都不是從學術到學術，而始終有一種心憂天下、心繫家國的情懷。

從思想的高點出發

為什麼首先是“思想”呢？為什麼我特別想用“思想”來概括學術史研究的第一特徵呢？最近我多次參加一些學科評估活動，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學界同人有一個共同的強烈感受，即當下我們越來越多地在完成一些規定性的動作，看起來做了很多事情，出了很多成果，但其實我們最缺乏的，也恰恰是我們最寶貴的東西，那就是“思想”。如果人文社會科學不能創造思想，不能用思想給人們以啓發和觸動，不能用思想引領時代社會的發展，我們實際上就失去了自我價值。文學研究要立足於出思想，而學術史就是文學研究的思想高地。在這方面，陳平原的研究是特別注重“思想”，並且也特別能夠體現出“思想”二字的。注重研究的思想性，同時用自己的思想作為研究的切入點和突破點，這恰恰是陳平原學術研究的第一特徵。從文學史到學術史，從教育史到社會史，雖然研究對象各有側重，但有一個最根本的東西始終貫穿其中：那就是從思想出發，並追求在思想上得出結論。相比較普遍的作家作品研究，陳平原顯然更關注現代學人的思想價值。最顯而易見的是，不同於學界大多關注魯迅的小説與雜文，陳平原更強調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不同於學界廣泛關注胡適的新詩創作以及他的白話文革命，陳平原更重視胡適對現代學術的建構；不同於學界大多關注章太炎、梁啓超等通儒大家對現代文學發生發展的影響，陳平原更看重他們作為思想家和學術史家的價值。這實際上是從學術的角度關注傳統與現代的關係，拿章太炎來講，他對於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發揮的作用似乎沒有那麼直接，但他的學術傳承卻是不可替代的，從晚清的求是與致用之爭，反對新式教育體制，到1920年代提倡國學，這些都反映了章太炎在面對現代社會以及西方學術思想傳入之際，對中國學術傳統的思考與調整。陳平原關注現代學術，正是從這一代學人的思想介入的，沒有思想的承傳就沒有學術的建構，沒有學術的建構就無法實現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

這一治學理路實際上源自陳平原對前輩學人開創的學術傳統與學術規範的選擇與堅守。梁啓超的學術史研究一直是陳平原關注的焦點之一。梁啓超極為重視學術與政治間的關聯，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展開論述各家各派的學術思想之前，梁啓超用上、中、下三個部分首先談論“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特別注重將學術的衍變置於政治文化背景下加以審視。陳平原也延續了學術與政治的雙重視角，在《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中陳平原專門論述了胡適在學術與政治之間的搖擺與選擇；在《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中具體論述大學改革、學科改制、課程設計等對於文學教育的影響，等等。這種介入問題的視角既是對傳統治學思路的繼承，也是對學術發展本質的透徹領悟。作為意識形態之一種，學術自然與權力話語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關聯，但這種關聯是一種切實的影響，是一種具體的互動。陳平原更為細緻地將學術與政治的糾葛呈現於現代學術建立的思想交鋒，現代文學發展中教育體制的改革，以及現代述學文體如何在演説中建構等具體問題當中。繼承傳統，而又保持獨立的思考，由學術到政治，再由政治返歸到學術，以一種勾連的眼光和思路呈現學術變遷的複雜性，我認為這也是一種思想的引領。

此外，陳平原在研究中始終傾注着自己的思想，體現出自己獨立與獨特的思考，這特別表現為一種“對話”的意識：與晚清對話，與五四對話，與文本對話，在對話中重建歷史現場，在對話中反思現實精神，在對話中表達自我立場。在這方面，有兩點特別值得強調：

其一，最深入地還原歷史現場，又最深切地關注現實精神。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和《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等論著中，陳平原始終強調我們要跟五四的關鍵時刻、關鍵人物、關鍵學説，保持不斷的對話關係。這種對話的達成一方面通過充分的考證還原歷史現場，從而使得研究具有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始終立足當下，從問題出發，與現實保持緊張密切的關聯。什麼叫還原歷史現場？《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在論述五四運動時甚至對五月四日當天的天氣、學生遊行的路線、誰是第一個跳進曹宅院子的人等等諸多細節進行了大量詳盡的文獻考證。什麼叫與現實對話？陳平原談論現代中國學術的建立，從來都不是還原某一個學人、某一個流派的學術思想，而是呈現出一種眾聲喧譁、新舊並存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為當下學術發展尋求最大範圍的可能性。在歷史中對話，在現實中還原，陳平原的思想即貫注於這種巨大的張力之中。

其二，在選與不選之間凸顯學術態度。陳平原的學術研究之所以立論深遠，最根本的在於他對史料的充分佔據，常常是一個觀點用幾則材料反覆論述，從正面説，從反面説，從側面説，而選取哪些材料實際上暗含了論者的思想傾向與學術態度。王瑤先生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之時，不選章太炎、劉師培等功底深厚但偏於傳統的學者，而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專門論述了章太炎的學術思想，並用一章“關於經學、子學方法之爭”論述以章太炎為代表的晚清一代學者與以胡適為代表的五四一代學人述學的不同思路，兩代學者之間的隔閡，爭論之中有批評，批評之中又有傳承。既然1920年代以後的中國學界在學術思路與方法上普遍吸取了胡適的思路，那陳平原為什麼還要大篇幅討論章太炎的學術方法和以章氏為代表的中國古老的述學傳統，而且對章氏所謂“門户之見”刻意隱去不談？正是為了在兩相對照中凸顯兩代知識分子的“合力”，還原晚清至五四學術進路的轉向。同樣是探討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建立，同樣是面對以章太炎為代表的晚清一代學人，王瑤之不選，是為了突出五四知識分子的學術追求，而陳平原之選，則是為了凸顯晚清與五四的錯綜聯絡，在對話中呈現整體。從根本上來講，陳平原的治學精神與王瑤先生是相通的，所謂“法從例出”，個案的選擇直接彰顯了論者獨立的眼光、鮮明的立場與深刻的思想。從這一點來看，陳平原學術思想的追求不僅是一種個人治學特點的體現，更是對一種學術傳統的繼承與弘揚。

以譜系的方法建構

我這裏所説的“譜系”不是知識譜系，而是思想譜系、治學譜系和精神譜系。所謂“思想譜系”，強調學術體系的獨立與完整，以思想介入學術，以思想帶動研究；所謂“治學譜系”，強調學術傳統的接續與傳承，從梁啓超、章太炎等晚清大儒，到胡適、魯迅等現代大家，再到王瑤、唐弢等當代學人，再到陳平原以及新一輩的青年學者，學術根脈始終保持着代代相傳並不斷更新的態勢；所謂“精神譜系”，強調學術品格的厚重與純粹，在歷史文脈的滋養下，重新樹立學者應有的價值，重新煥發大學應有的風貌。

近些年來我自己比較關注譜系的理論，以及相關的一些研究問題。在我看來，譜系是一種在研究過程中自覺選擇的治學思路，也是幾代研究者自覺傳承的優良學術傳統。研究者對一系列問題的持續關注，往往能夠形成自身研究獨特的譜系，個人的研究又匯成了學科的譜系，每一位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所一脈相承的精神傳統，最終也構成了學術研究領域的精神譜系。不同“代際”的研究者，擁有不同的介入歷史進程的方式，但每一代人又能夠自覺地接續起上一代人研究的“接力棒”，其中的關鍵就在於現代文學研究自身的精神譜系。這是對話的基礎，也是研究的基石。正是這種譜系，跨越了代際，讓每一代學者都深覺內心相通，譜系的存在，使學術研究在學術共同體的基礎上，還具有了生命體驗共同體的價值與意義。

步入近代以來，整個中國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之變局，學術研究也面臨着轉型的要求，在近代學術建立的過程中，如何打通中國古代學術與現代學術研究的屏障，擺脱由紀傳體史書演化而來的學案體學術史束縛，實現學術的成功轉型和跨越式發展，成為擺在研究者面前的一道難題。在這一過程中，以章太炎、梁啓超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作出了重要貢獻，正是他們的研究，推動了章節體學術史的建構，實現了近代學術的轉型。在建構中國學術史新體系的歷程中，梁啓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章太炎的《清儒》《漢學論》《釋戴》《學隱》《學變》，劉師培的《南北學派不同論》《週末學術史序》《近世漢學變遷論》《清儒得失論》等論著，都具有開創性意義，這些著作無一不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用新觀點、新方法寫成的學術史著作，將傳統的學術史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他們的研究，從來都不是就學術談學術，就派系談派系，而是用歷史的眼光看待學術研究，始終藴含着對整個社會、整個學術發展歷程中特定問題的持續關注，因而自然形成了一種前後相承、相互交錯的譜系結構，開創了學術史研究的新階段。

在梁啓超之前，學術史研究一直都採用傳統的“學案體”，即按照學派來立案記載學術史源流，這種著述方式的優點在於能夠“專精”，對各家學派進行詳細考察，缺點是缺乏整體性和體系性，學派之間各自為政，很難釐清學派之間的微妙關係、把握各個流派之間的相互影響，也很難對整個學術史發展有一個清晰的考量。梁啓超對此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敍一個時代的學術，須把那時代重要各學派全數網羅，不可以愛憎為去取。”這種觀點已然藴含着譜系研究的思路，他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改傳統模式，首次運用章節體來撰寫學術史，並且將儒學以外的學派也納入考察範圍，擴大了學術史研究的橫切面，突破以往著作的狹隘格局，為他後來撰寫《清代學術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除此之外，梁啓超的學術思想變遷“歷史分期法”同樣打破了以往按朝代先後來劃分學術史的思路，體現了他獨特的治學譜系。受進化論的影響，梁啓超認為，學術史分期應當依據學術思想的內涵、性質及其發展變化，“吾欲畫分我數千年學術思想界為七時代:一胚胎時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是也。三儒學統一時代，兩漢是也。四老學時代，魏晉是也。五佛學時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時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復興時代，今日是也。其間時代與時代之相嬗，界限常不能分明，非特學術思想有然，即政治史亦莫不然也”。這樣一來，中國學術史的分期就有了內在的邏輯關係，而不僅僅以朝代更迭為依據，更具科學性。

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一代又一代學者的學術研究實際上也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譜系特徵。以樊駿為例，他的學人研究就具備一種譜系的特徵。無論是評價誰，他總能觸類旁通，由此及彼，讓讀者總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其關鍵就在於樊駿深諳譜系的精髓，他的研究既能準確地抓住具體研究對象的個性化特徵，同時又能夠以更加宏觀的眼光將某一學人還原至整個現代文學研究背景之中，去把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某些整體性規律。

陳平原的研究也具有這樣的特點，他的研究視野極為寬廣，在文學、歷史、教育、社會、心理等多個方面，縱橫捭闔，自成一體。他的研究往往能夠構成相互關聯、互動互補的“譜系”：《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探討了在晚清與五四的合力下，在中西學術的歷史交匯點上，中國學術如何完成了現代轉型；《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從文學教育入手，兼及學術體系、學人性格與學科建設，最終達成文學史、教育史與學術史的互補與會通；《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則以著述與演説為切入點，探討了中國現代述學文體的演變，並以蔡元培、章太炎、梁啓超、魯迅、胡適為例呈現不同層面述學文體的選擇與接受。三部曲三個部分各自獨立，分別在現代中國的學術精神、學術制度以及學術文體等不同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大推進，但同時又都凝聚在文學史、教育史、學術史的中間地帶生髮、展開，三個維度不可分割又互動互補，共同建構了中國現代學術的整體範式。他的學術“譜系”是一個完整的、動態的、錯綜複雜的系統，並始終保有着核心驅動力的維繫。這種研究領域的變更反映了陳平原學術路徑的不斷調適以及他不斷推新的學術抱負，而在這些領域的轉換中始終暗含着一根“文學”的主線。正如陳平原自己所説，“在我研究的背後，還老是有以前做文學研究的底子”，“這個底子決定了我的趣味與方向”。通過研究領域的轉換，陳平原從多個不同的視角來反觀中國現代文學，這既在方法和視野上拓寬了研究領域，也可以讓我們反思學科自身研究的困境。更為重要的是，通過與文學相關領域的觸類旁通，陳平原以文學為基礎打通人文學科各領域間的學術渠道，從而昇華到更高的文化層面上來審視中國學術的發展走向，並從中梳理出一種具有可行性的、起到思想引領作用的文化模式，為解決現代文學研究乃至中國社會思想所面臨的困境提供了一種有益的嘗試。

學者的人間情懷

學術史的研究，不光要有深度和廣度，同樣要有一定的人文情懷。如果説思想體現了深度，譜系體現了廣度，那麼情懷則體現了一個學者的温度。“情懷”不只是一種樸素的情感，更是一個學者應該特別具有的本質素養。這種素養不僅是個人素質的體現，也是對學術傳統的承傳，更是一個學者的研究立足點的體現。始終立足於當下，始終不斷與前人對話、與今人對話、與歷史對話，甚至與未來對話。這種對話需要的不僅僅是一種能力，更是一種責任，一種情懷。多年以前，我曾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聽黃修己先生談起他們那一代人做研究，常常有一種“孤往”的精神，這個詞令我印象深刻，至今依然對我深有啓發。孤往並不是遺世獨立，並不是獨善其身，是在堅持精神獨立的基礎上有所堅守、有所憧憬，以更大的熱情去關注社會、關注人生，這種精神就是一種情懷，一種對學術的敬畏與熱愛，一種知識分子內心自足與自信的體現，一種求真務實、不斷創新的動人姿態。

我特別關注陳平原近年來的一些講話與訪談，他大力提倡大學的精神，大聲呼籲知識分子的人格底線，強調獨立精神之重要，勸誡學者不要跟風，不要追逐批示之類的東西。在這些方面的頻頻發聲彰顯了陳平原作為知識分子、作為大學老師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無論是學人精神、學科體制還是述學文體，陳平原始終延續着“觸摸歷史”的研究思路，值得注意的是，在其詳盡紮實的史料和高屋建瓴的論述中往往藴含着一種温情的底色、一份炙熱的情懷，他一切研究的根本基點和最終指向都落在了“改造社會”這個現實問題上。就如同五四那代人堅持用思想革命來啓發民眾思想、改造民族精神一樣，陳平原以學術來啓發當下人的思想，用學術來推動人們以一種更積極、更健康、更主動的方式去思考問題，這才是他情懷中更深層次的東西。在我看來，情懷既是陳平原投身學術的根本訴求，也形成了他學術研究的一種風格。這也不斷啓示我們在研究中要始終心懷一份虔誠，一份敬畏，要保留一份文人的情懷。

近年來，陳平原對知識分子的人格操守、道德底線等問題的關注和闡釋，直接表露了一種對於社會和現實人生的關切。當內心深處對當下時弊無可忍受的情感噴薄而出時，作為一名有良知、有道德、有温情的“述學者”，陳平原直面問題並明確指出讀書人的有所為與有所不為，這是他的人間情懷，更是他的學人本色。這種學人本色延續到他的學術研究中，即是對規範的恪守與超越。學術史三部曲所討論的問題非常專深，看似難以打入公眾視野並引發廣泛討論，可實際上卻與當下的社會現實息息相關。《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中談及引用問題，表面上是在考察晚清及五四那代學人“引經據典”的演變過程，實則滲透着對當下學術規範的思考與探討。回顧歷史細節是一種研究方法，而對現實的觀照才是他的落腳點。就如同陳平原“不斷與五四對話”一樣，對新文化傳統的接納、反思、批評、重構，是因為它更貼近當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更有可能為國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一份重要的思想資源。

總體來説，思想、譜系與情懷是學術史本身及其研究的三個最核心，也是最鮮明的特點，真正有價值的研究往往是從思想的高點出發，在不斷深入的過程中自覺呈現出一種譜系，最終指向人間情懷。正是因為既有理性的思考，也有温暖的情懷，研究者才能夠自覺地接續並承擔了人文社會科學最根本、最寶貴的傳統和價值，即用思想引領文化啓蒙，用思想引領社會發展。“思想”不是一種所謂純學術的理念，而是真正地介入歷史、介入現實，甚至能夠引領未來發展的精神指向；“譜系”也不僅僅是縱橫交錯的勾連，而是建構一個完整的、能夠不斷生髮的動態系統；“情懷”也不是一腔熱血的瞬間爆發，而是在理性思辨與現實體悟基礎上的温潤但又異常堅定的期許。

與會專家合影